廖谦是我移民加拿大后认识的朋友，多伦多一个著名华人商场的老总，在国内时是一家大公司的会计。

　　廖谦的英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臭到九霄云外去”。所以，只好在中国人的公司里打工。洗过碗，当过门卫，炒过菜，踩过缝纫机，割过猪耳朵。

　　一个男子汉去踩缝纫机，我是头次听说;割猪耳朵，更是闻所未闻;就让他把这两个故事给我讲讲。

　　踩缝纫机的故事

　　2000年登陆的时候，身上才揣着几百加币，放下行囊就找工作去了。那时安省的最低工资才六块上下。去了许多地方， 工资给得最高的是一个香港人开的袜子厂，每小时七块五。他们大量缺人，老板娘待人友好和善。我面试完毕就直奔车间参加培训了。

　　车间里全是娘子军，突然来个“党代表”，大家都觉得新鲜，不断拿我开些善意的玩笑。刚学的时候，状况百出。一会儿把缝纫机踩得倒着转，一会儿卡机，一会儿断线，培训我的姑娘忙得晕头转向。老板娘皱着眉头，一个劲的劝我另谋高职。娘子军们却因有我的存在而无比的开心，车间里总是笑声阵阵。我也不想轻易放弃那来之不易的每小时七块五。

　　不多久，在大家的笑声中，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我都已经遥遥领先。后来，组长请产假了，老板娘看我是可塑之才，大家又都喜欢，干脆就让我当了组长。在我当组长的半年时间里，产量比以前几乎翻倍。官升了，产量上去了，老板娘高兴了，我的工资却一点没变，还是每小时七块五。经过多次与老板娘交涉无果后，我决定辞去这“党代表”的工作了。

　　飞翔的耳朵

　　离开袜子厂那天，娘子军们问我又到哪儿去战斗，我说还没找到战场。大家称为陈嫂的女工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说她老公在那里做，现在正招人，工资也不错，让我试试。

　　回到家我就迫不及待的打了陈嫂给的电话。那是一家冻肉厂，有两个工种可选，包装线和分割线。包装线是计时工，每小时七块八，比当“党代表”稍好而已，我不感兴趣。分割线是计件工，独缺一人割猪耳朵，每割一只耳朵赚两毛五分钱。我的会计脑子一转，一只$0.25，十只$2.5，一百只$25，一千只那就是$250!假若每天割它一千只，每星期工作五天，就有$1250，一个月下来，那就是$5000! 乖乖，移民加拿大真TNND移对了，我老廖在加拿大要发了。

　　再说，割猪耳朵这种想着都觉得好笑的工作，不是什么人都能碰上的。要是错过了，一定会遗憾终身的。我于是坚定不移的领了这份工作。谁知上班的第一天，我美妙的发财梦就被自己击碎了。

　　一走进到车间，看着那一排排倒挂着的肥猪们，我都心惊胆颤，头晕目眩。 穿上沉厚的工作服，挂上口罩，戴上安全镜，举起屠刀，才割了不到十只耳朵，就累得直想趴下不干了。那“砍一刀溅一片血”的惨烈场景，让我像刚刚有喜的孕妇，不停的呕不断的吐。每天下班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用大量的香皂，从头到脚，使劲的搓，没命的擦。希望把那满身的猪味血味彻底的冲洗干净。

　　为了实现月赚五千加币之梦，我警告自己一定要坚持。每天咬着牙，割下一只猪耳朵，就在心里喊一声两毛五。越割越快，越数越来劲。从第一天的一百五十只，到后来的六百只，甚至有一天还差点割到了一千只。老婆高兴的数着可爱的加币，我顽强的数着恶心的猪耳朵。整整三个月，我没敢吃过一块肉，什么肉都不敢吃，见到肉就想吐。

　　因为长期呆在冰冷的分割库里，几个月后，我开始头痛了，脚关节痛了，双手久不久抽筋了。最后，身体的右边，整个的都动弹不了，床起不来，连饭都吃不了。我终于不得不放弃了这份人生中最有挑战最值得回味的工作。

　　现在每天西装革履的廖总说，十几年过去了，晚上他还常常做噩梦。梦见自己独自在寒冷的分割库里，穿着笨重的工作服，举着屠刀，对着一只只的猪耳朵狠劲的砍。一刀一只，一刀一只。那些被砍下的猪耳朵落地后，又一个一个的飞起来，绕着自己不断的飞翔着，飞翔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