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謙是我移民加拿大後認識的朋友，多倫多一個著名華人商場的老總，在國內時是一家大公司的會計。

　　廖謙的英語，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臭到九霄雲外去”。所以，只好在中國人的公司里打工。洗過碗，當過門衛，炒過菜，踩過縫紉機，割過豬耳朵。

　　一個男子漢去踩縫紉機，我是頭次聽說;割豬耳朵，更是聞所未聞;就讓他把這兩個故事給我講講。

　　踩縫紉機的故事

　　2000年登陸的時候，身上才揣着幾百加幣，放下行囊就找工作去了。那時安省的最低工資才六塊上下。去了許多地方， 工資給得最高的是一個香港人開的襪子廠，每小時七塊五。他們大量缺人，老闆娘待人友好和善。我面試完畢就直奔車間參加培訓了。

　　車間裡全是娘子軍，突然來個“黨代表”，大家都覺得新鮮，不斷拿我開些善意的玩笑。剛學的時候，狀況百出。一會兒把縫紉機踩得倒着轉，一會兒卡機，一會兒斷線，培訓我的姑娘忙得暈頭轉向。老闆娘皺着眉頭，一個勁的勸我另謀高職。娘子軍們卻因有我的存在而無比的開心，車間裡總是笑聲陣陣。我也不想輕易放棄那來之不易的每小時七塊五。

　　不多久，在大家的笑聲中，無論從數量還是質量上，我都已經遙遙領先。後來，組長請產假了，老闆娘看我是可塑之才，大家又都喜歡，乾脆就讓我當了組長。在我當組長的半年時間裡，產量比以前幾乎翻倍。官升了，產量上去了，老闆娘高興了，我的工資卻一點沒變，還是每小時七塊五。經過多次與老闆娘交涉無果後，我決定辭去這“黨代表”的工作了。

　　飛翔的耳朵

　　離開襪子廠那天，娘子軍們問我又到哪兒去戰鬥，我說還沒找到戰場。大家稱為陳嫂的女工給了我一個電話號碼，說她老公在那裡做，現在正招人，工資也不錯，讓我試試。

　　回到家我就迫不及待的打了陳嫂給的電話。那是一家凍肉廠，有兩個工種可選，包裝線和分割線。包裝線是計時工，每小時七塊八，比當“黨代表”稍好而已，我不感興趣。分割線是計件工，獨缺一人割豬耳朵，每割一隻耳朵賺兩毛五分錢。我的會計腦子一轉，一隻$0.25，十隻$2.5，一百隻$25，一千隻那就是$250!假若每天割它一千隻，每星期工作五天，就有$1250，一個月下來，那就是$5000! 乖乖，移民加拿大真TNND移對了，我老廖在加拿大要發了。

　　再說，割豬耳朵這種想着都覺得好笑的工作，不是什麼人都能碰上的。要是錯過了，一定會遺憾終身的。我於是堅定不移的領了這份工作。誰知上班的第一天，我美妙的發財夢就被自己擊碎了。

　　一走進到車間，看着那一排排倒掛着的肥豬們，我都心驚膽顫，頭暈目眩。 穿上沉厚的工作服，掛上口罩，戴上安全鏡，舉起屠刀，才割了不到十隻耳朵，就累得直想趴下不幹了。那“砍一刀濺一片血”的慘烈場景，讓我像剛剛有喜的孕婦，不停的嘔不斷的吐。每天下班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用大量的香皂，從頭到腳，使勁的搓，沒命的擦。希望把那滿身的豬味血味徹底的沖洗乾淨。

　　為了實現月賺五千加幣之夢，我警告自己一定要堅持。每天咬着牙，割下一隻豬耳朵，就在心裡喊一聲兩毛五。越割越快，越數越來勁。從第一天的一百五十隻，到後來的六百隻，甚至有一天還差點割到了一千隻。老婆高興的數着可愛的加幣，我頑強的數着噁心的豬耳朵。整整三個月，我沒敢吃過一塊肉，什麼肉都不敢吃，見到肉就想吐。

　　因為長期呆在冰冷的分割庫里，幾個月後，我開始頭痛了，腳關節痛了，雙手久不久抽筋了。最後，身體的右邊，整個的都動彈不了，床起不來，連飯都吃不了。我終於不得不放棄了這份人生中最有挑戰最值得回味的工作。

　　現在每天西裝革履的廖總說，十幾年過去了，晚上他還常常做噩夢。夢見自己獨自在寒冷的分割庫里，穿着笨重的工作服，舉着屠刀，對着一隻只的豬耳朵狠勁的砍。一刀一隻，一刀一隻。那些被砍下的豬耳朵落地後，又一個一個的飛起來，繞着自己不斷的飛翔着，飛翔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