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因：岁月留痕--一个老移民的故事

送交者: 空因 2013年05月23日06:59:46 于 [加国移民] 发送悄悄话

岁月留痕 文/空因     父亲在温哥华的一个好友和同乡 – 陈功炎伯伯，最近写了一本自传体的书，叫《岁月留痕》。他送了一本给我们，并嘱咐我，“这书等你爸从中国回来给他看好了。你太年轻，大约是没有时间和耐性看的。”     陈伯伯星期五说这话时，星期六我已经将差不多300页的整本书都拜读完了。本想打电话告诉他我的读后感，可是，想想还不如就在我的博客上写好了，这样，我的父亲可以读到，陈伯伯的朋友们也可以读到，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一举两得。     首先，我很佩服陈伯伯孜孜不倦的精神。80岁的老人了，还是那么充满朝气和活力。他不但写书，还携着夫人，全世界到处旅行。尽管英文并不是很好，他们也无所畏惧。他们也并不是很有钱的人，在温哥华住的也是普通人住的公寓，可是，他们永远是那样乐观、无畏、善良、宽容、知足。有这样的前辈做鞭策，怎能不是我的福气！     其次，我很被陈伯伯书里面的那些亲身经历所感动。他以讲故事的方式，将童年的经历娓娓道来。他小时候生长的地方是湘潭，离我父亲的老家湘乡很近，我读起来当然更有亲切感。有意思的是，陈伯伯跟我所敬慕的彭德怀是同乡，他们之间还有过一些交情；而我的祖父家则跟父亲所敬仰的曾国藩的老家隔得很近。父亲说，他们家屋子上的门匾还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所亲笔题写的。     陈伯伯在书里面提到的一些乡下的民俗，也是我父亲常常向我提到的，比如做年糕啦，做坛子菜啦，酿酒啦等等。尤其是解放前乡下那纯朴的民风和带些田园风光的景色让我的父亲津津乐道。以前我还怀疑这是因为父亲思乡情切才美化了故乡，现在读陈伯伯的书，才知道那些都是真的。     陈伯伯家虽然是佃农出身，可是他们一家都充满了人文主义精神，一个个敬老爱幼，乐天知命，忠厚苦干，勤奋好上。一个大家庭其乐融融，似乎全然没有那种“被压在三座大山之下”的痛苦感觉。令人可嗟可叹的是，陈伯伯的父亲，那样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在万恶的旧社会好像还过得挺幸福，但在“三年困难时期”却活活饿死了！     “那时候人们的生活也过得很拮据，可是，为什么他们的心地那么纯朴呢？”我记得我问过父亲。     “他们虽然没有什么宗教信仰，可是，中国几千来的传统文化潜移默化了他们，让他们多多少少对‘良心’对‘鬼神’感到敬畏。自从灭了四旧以后，这些都变得荡然无存了，”父亲这样叹息着。     陈伯伯书里面写到的一个镜头很感动我：他陪母亲去城里，父亲跟在她的轿子后面依依不舍，跟了一程又一程，不停地说，“我过些时候就会去接你回来的。”可是，谁知道，这次竟是他的父亲和母亲之间的永别！     这个小情景让我联想到了父亲去城里读书时，被划为地主婆的母亲在后面殷殷相送的场面。它也让我想起另外一个湖南老乡 -谢冰莹， 所写的书。我记得她在其中一篇散文中写她从家里逃婚出来后，几年后回到家乡，余怒未消的母亲不肯理她，可是，当谢冰莹深夜熟睡时，母亲提着油灯在灯下看着女儿的脸，一面流着泪叹息，“怎么瘦了这么多呢？怎么瘦了这么多呢？”啊，亲人之间的这种拳拳之心，怎不让人动容，怎不让人永远记在心上？     顺便说一句，如果你没有读过谢冰莹的回忆文章，我建议你不妨读一下。她这个人，可以用“侠”、“真”、“爽”三个字来概括。典型的湘女性格。我有时候觉得自己的性格跟她挺相似的 ——豁出去了，就奋不顾身了，绝对不是那种瞻前顾后的人。谢冰莹后来定居美国，跟我在温哥华的恩师冯冯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友。啊，这个世界的那些千丝万缕的联系，岂是我们常人所能理解的？     话说回来，陈伯伯幼年的经历跟我的父亲很相似：求学、逃难、家庭变迁、社会动荡……可是，到了成年以后，他就幸运多了。他后来的经历不说是青云直上，至少算是一帆风顺吧。这当然跟他聪颖的天资和出类拔萃的成绩有绝对关系。另外，可幸的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是佃农子弟出身，可以报考兵工学校，也可以被北京调去工作。而我的父亲，却因为出身于大资本家和大地主家，从此注定被压在生活的最底层。啊，这就是所谓的命运吧。     而最难得的是，陈伯伯身居高层以后，还是保持了那善良淳朴的性格。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他在北京偶遇到一个同乡，叫刘锡民，此人出身不好，是要被“镇反”的对象。他偷偷潜逃到了北京，在一个菜市卖豆腐。陈伯伯碰见了他，本可以将他检举出来，让他遣送回乡。这样，陈伯伯必然因此而立功得奖。在当时，谁不想多捞点政治资本呢？不说是为了往上爬，至少可以让自己的处境变得更安全一点呀。可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陈伯伯决定放过这个可怜的人。在家乡，陈伯伯曾亲眼目睹那些无辜的地主、富农们遭到无情的毒打、镇压，他担心，这个畏罪潜逃的流窜犯如果被遣送回乡也难逃厄运。就是那良心一现，让陈伯伯保持了缄默。在那个疯狂变态的年代，又有几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我记得我的父亲也曾说过，文革中，单位里斗那些走资派、右派什么的，大家都得站起来谴责对方，揭他们的老底。不说也得说。可是，父亲总是尽量说些无关痛痒的话，说什么这个人不太礼貌啦，不太注意卫生啦等等。任何敏感的事情，父亲就算知道，也绝对不提。这样当然保护了朋友，而父亲自己呢，最后反而被指责为右倾。聪慧饱学的父亲，这辈子虽然怀才不遇，但在这么些年的政治风雨中，他自始至终没有害过一个人。“我的良心是安宁的，”他总是这样宽慰地说。     唉，要是中国多一些父亲和陈伯伯这样的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就好了。也许那些政治运动就不会搞得那么轰轰烈烈了？也许很多中国的精英分子会得以保存下来？     一个善良的人，必然是有善报的。陈伯伯的一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那些残酷毒打地主土豪们的人如今安在？那些在运动中将人往死里整最后还要踏上一脚的人如今安在？那些血雨腥风，那些刀光剑影，除了留下一段恶缘，还能留下什么？     陈伯伯，很幸运地在温哥华认识您。也很幸运地读到您的书。正是有您，我的父亲，邵燕祥，章怡和等等这样的真正的知识分子，让我对人性、人生和自己的根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我也因此悟出了一个道理：人生如此多幻，卑微的我们也许并不能够改变什么掌控什么，可是，有一样东西，也许是我们能够掌控能够改变的。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我们可以尽量让它出污泥而不染。     往事虽然如烟，但岁月依然留痕。那个痕，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对人的爱，对人生的爱，对宇宙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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