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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楓:從安柳流落街頭到耿朝輝墜樓
送交者: 林楓 2004年07月04日16:28:32 於 [加國移民] 發送悄悄話

來自中國西安36歲的耿朝輝,選擇6月28日,也就是加拿大聯邦大選投票日墜樓,遺下孤妻幼兒,令華人社區震驚。這些天來,不斷有讀者打電話給星星生活編輯部,講述他們的感受,比較傾向的意見是:耿朝輝太傻。

從某個角度看,耿朝輝確實是傻。加拿大是個具寬容性的國家,失業者、生活困難者完全可通過多種渠道得到社會的援助。像通過政府社會福利部門、還有“活賢社”(Woodgreen Community Centre)、華咨處以及各種專業協會尋求幫助。就如屬耿朝輝選區的國會議員詹嘉禮所嘆息的,若耿朝輝生前長時間沒有工作,生活方面面臨困難,其實可以到議員辦公室找他,他會盡力去幫耿的忙。

也許有讀者會認為,在事件發生之後,大家當然會這樣說啦。持這種看法的人是不公平的。別的不說,光看張東嶽失蹤,以及前一段媒體報導的來自中國重慶的技術移民安柳流落街頭事件牽動華裔社區的關注與支持,我們還是應該相信“人間自有真情在。”

記得數月前,2000年移民加國,畢業於重慶某大學土木工程系的安柳在中區唐人街流落街頭被媒體曝光後,來自社會各界馬上向安柳伸出了援助之手。包括有社團願意為他提供住房;有公司願意吸收他為員工,以解決無米之炊;更有網友聞說安柳無錢購買機票回國而願意捐贈路資;像加華移民留學中心總裁官國榮,當他聞知安柳的遭遇後,為鼓勵他振作起來面對自己和社會,走出人生的低谷,特意拿出一筆錢無償贈送給安柳,用他的話說,“我們每一個人都不能保證,自己永遠不需要別人的幫助。今天在我有能力向有需要幫助的同胞伸出援助之手,我不會猶豫;如果拿出一點錢能幫安柳度過難關,我心甘情願去做。”

華人社區如官國榮等人的“心甘情願”不是少數,而是多數。從這點看,我們應該相信我們這個社會,相信社區,相信我們的同胞。令人惋惜的,這樣顯淺的道理,不是人人都懂。比如安柳就不懂,耿朝輝更是不懂。

在華咨處擔任安居輔導員的王成龍,面對身無分文的安柳不肯去食品庫領食品,不去庇護所暫時棲身,也不去申領社會福利金的做法相當無奈,他在多次說服安柳無效後感慨道:“要說服一個固執的人改變他的觀點確實太難了。”

王成龍所說的“難”,是因為他數次提出幫助安柳時,都被安柳所拒絕。當王成龍希望安柳就他的拒絕能給他一個解釋的理由時,受過高等教育的安柳的答覆是:食品庫、庇護所的飯“吃得不舒服”。安柳還說他也曾到過一些社區服務機構,諮詢過申請政府救助事宜,接待者讓他填寫一些表格讓他感到不舒服,唯恐此舉在名下留下不光彩紀錄,影響今後的發展。儘管王雲龍很耐心地向安柳解釋政府福利金發放的對象和目的,以期消除安柳的顧慮,但安柳給王雲龍的感覺是,身處逆境的安柳,很多時候不能集中自己的注意力,不能保持正常的思維。

由安柳的“不能保持正常的思維”,我們想到了耿朝輝。

根據熟悉耿朝輝的友人或鄰居介紹,同是2000年移民加拿大的耿朝輝,在移民路上走得相當的“順”。比如憑着他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知識,以及他出國前在西安著名的XX製藥有限公司工作的經驗,抵加後他很快就在懷雅遜大學及後來在某醫藥實驗室找到工作,期間還生下兩名天真可愛的幼女。按道理,這樣的遭遇比起今天許多移民來說,不但不過不失、且頗讓人羨慕。耿朝輝的不“順”,據報緣於一年多前,因工作觀點不同被公司解僱,之後在長達一年多的時間裡失業在家,而在墜樓前的一周里,耿已流露出厭倦人生的逃避態度,其時帶着一名不夠三歲、另一名不足三個月的孩子的耿妻,為了幫助丈夫走過這關,不但陪他到教堂參加聚會祈禱,還請來了朋友、牧師為他開解,甚至採取不讓他獨自一人處在房間的辦法阻止耿朝輝尋短見。但最終,去者決意不悔,也是“不能維持正常思維的”耿朝輝一句“爸爸走了”,瞬間就將這個原本美好的家庭破碎了。從這點看,作為一個男人,作為四口之家的一家之長,耿朝輝是不負責任的。

中國傳統文化的寬容與諒解,總是偏於支持弱者,同情失敗者。耿朝輝已去,一切已不可挽救,我們再抱怨,再指責,都不能改變已成的事實。加上,假若我們有到過耿家,看到耿妻疲倦的雙眼,以及耿朝輝原是天真活潑的大女兒Grace驚恐的目光,還有無法安睡的小女兒Ruth,相信每一個有良知的人,都會將更多的心思,放在如何幫助耿家妻女走出痛苦,重建安康生活的信心。而這也是星星生活、星網連日來關注耿朝輝墜樓的目的。

當然,耿朝輝墜樓事件的發生,凸現了比找工買房子更為迫切的問題,就是作為移民家庭中的每一個人,在遠離故鄉,遠離傳統的文化背景,也遠離以往熟悉的生活狀態的境況下,如何在物質,以及精神上,尋求更健康的立足,這是關繫到整個家庭的建設與發展,關繫到人生意義主題的確立。

耿朝輝墜樓事件起碼可以給我們以下三方面的啟示。

其一. 當新移民決定遠離故土,遠足他鄉安居立業時,其人生價值觀念取向也應作相適應的調整。

其實,“流落街頭”或“放棄生命”並不是移民才有,安柳或者耿朝輝事件放在任何地方任何族裔都不會是獨特的個案。但是,正如一些網友所說的,如果耿朝輝僅是因為工作不順、失業或者家庭生活困難,那麼比耿朝輝困難的人還很多,為什麼有些人可以咬牙度過,而有些人卻以放棄人生來面對呢?這就是人生價值觀念取向的不同。

有些新移民,由於在原居地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在學習、工作上頗有成績,生活也相當穩定,自然精神上就能得到極大的滿足。但出國後,一切從零開始,且因文化背景的改變,社會地位一下子由原來的主流轉變為少數族裔,受重視程度遠不如前,此時,如果不作適當的調整,特別是人生價值觀念取向的修正,很容易就會跌入失落與放棄的邊緣。

一位筆名為DOGGY的網人在論壇談及“耿朝輝墜樓事件”時這樣說:“我有一位新移民朋友,也是三年前登陸多倫多,夫妻都是國內著名大學畢業,先生還曾是國內某中美合資企業的總經理。登陸多倫多發現找不到專業工作,一尋思生存才是硬道理,立馬先生到西人工廠打Labour工,太太到製衣廠燙衣服,到現在先生還在做兩份工作,房子也買了,車也有兩部,先生還準備做自己的生意呢。我曾問他們是不是後悔到加拿大來,他們說路是走出來的,是靠家庭成員攙扶着走出來的。”

從某中美合資企業的總經理到工廠的Labour工,這位太太到製衣廠做燙衣工、自己兼兩份工的新移民,如今之所以能買房買車且將自己做生意,成功的原因在於他懂得了“生存才是硬道理”、“路是靠家庭成員攙扶着走出來的”的秘訣,這就是人生價值官適時的轉變。這種轉變符合新的生活環境,所以是健康的,充滿活力的。

之所以有人以乘飛機旅遊坐豪華郵輪度假吃山珍海味夜夜笙歌為樂,也有人以合家團聚、周末到一些稍遠的小鎮去逛逛,或在安大略湖邊騎騎自行車,或參加一些社團的燒烤派對為幸福,所謂不同的人生價值取向,滿足程度不一樣,幸福與快樂的要求自然也不同,關鍵看你如何定位。

俗語說:知足常樂。知足不是遠不可及,而在於如何把握。

其二. 愛雖不是萬能,但真愛可以讓生活充滿意義。

DOGGY在談到他(她)的朋友成功的秘訣時有一句話很重要,這就是“路是靠家庭成員攙扶着走出來的。”

相信有一點大家都是同意的,即大凡自殺者,都是不負責任的。世界上沒有什麼比生命更值得珍惜的。一個人,從出生到成長,到學有所成,到安家立業,為人夫為人父,中間沁透了多少人關愛的心血,有父母的,有兄弟姐妹的,有朋友的,有老師的,有同事的,還有最心愛的人的。當人生遇到挫折的時候,一句“爸爸走了”,就將數十年的關愛,將家庭親人的期待輕易拋於身後,這是多麼的不負責。先不說對別人,就算對自己,都是不公道的。

耿朝輝是自私的,他的自私首先表現在他不珍惜自己,其次表現在他對愛妻幼兒的不負責。他的走,不但不能給他的家庭絲毫的幫助,而且還給親人留下了一生一世無可治癒的傷痛。這種傷害的根由,是他太不珍惜上天對他的厚愛,不珍惜妻子對他的關懷,以及孩子對他的期待。

所以,當我們遠離故土,立足他鄉時,最應珍惜與愛護的,是家。

一個人,無論工作再忙,體力再不支,時間再不夠,精神再疲倦,都不應忽略給家人予愛。

如果說,一個家像一艘航行在大海中的輪船的話,那麼愛,是這艘船的發動系統的潤滑劑。

珍惜愛,應該從付出中收穫。一個只愛自己的人,不是個完整的人。因為愛是無私的,不懂得關心別人的人,將無法獲得真愛的意義。

耿朝輝事件給我們最大的教訓,就是無論是順利或者不堪,關愛家人、關愛社會的信念都不能變。

第三. 與安居立業同樣重要的,是移民應該注重身心健康的維護。

從安柳到耿朝輝,有一點我們應該承認的,就是當他們選擇放棄時,他們的家人、朋友、教會、社區等從沒有放棄過對他們的幫助,但無論勸說再三,他們內心所堅守着的抵抗意志都很堅強,外力無法輕易改變他們。

像安柳,雖然有華咨處擔任安居輔導員的王成龍緊追着他不放,但最後都不得不感慨“要說服一個固執的人改變他的觀點確實太難”。而對耿朝輝,從6月26日開始,他的家人、朋友以及教會裡的牧師,都竭力在做他的思想工作,但正如一直對耿朝輝予以幫助的神召活水堂北區教會的高梓良牧師所說的:“表面安靜的耿先生決意要走”,最後無可阻攔。

安柳與耿朝輝的固執,或者是傻,或者是抵抗外力幫助,早已很鮮明地體現在性格以外。也就是說,這種表現並非性格所為。試想,受過高等教育的耿朝輝,假如他拒絕接受道理,拒絕客觀而冷靜地面對自己,拒絕一切外來的幫助,這樣的表現,能說是一種健康的思想行為嗎?

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耿朝輝從一個比較“順”的移民走到今天這個結果,心病應已早結。

一個人,從嚮往生活到沮喪,最後到決意放棄,決不是一時半載所致。為此提出兩個相關的論題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一個是如何認識與重視心理困惑,也就是屬於精神病範疇內的心理疾病。另一個就是心結如何解?

在西方,心理病已越來越受到社會的廣泛重視,特別是處於現代生活節奏的高度壓力下求生存的都市人,其內心承受着的壓力一方面愈來愈大,另方面排解與發泄的空間愈來愈狹隘,在這雙重壓力下,心累成疾已變得相當普遍。而令我們擔憂的,是於西方人看着很正常的看心理醫生,於華人來說,或是不屑,或是羞澀,很多人甚至會將看心理醫生簡單理解為得了精神病,這種觀念確有必要迅速改變。

所謂心結心解,“心解”指的是導入現代醫學範疇的心理醫治。雖然我們不能肯定,假若一個星期前,或一個月前,或一年前讓耿朝輝接受心理醫生的醫治,就一定可阻止耿朝輝墜樓,但畢竟這是一種努力,而且是集合現代科學技術優勢的一種努力,如果可能,耿朝輝為何不去嘗試,不去接受呢?

耿朝輝事件應該警醒我們:無論是家庭、還是華人社區,或者是我們自己本人,應該重視心理健康的維護。相信現代科學,利用現代科學將心結打開,所關乎到的,不僅是一個人的幸福,而且還包括一個家庭,以及整個社會。

逝者已去,糾纏於過去確已無意義。我們能做的,是手牽着手,給予耿家更多的關懷與愛護,讓她們走出傷痛,重建安康的生活,這才是最具實際意義的。 ((林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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