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我十九歲，大學放暑假了，我也得到了夢寐以求的中國簽證。

     可是，臨出發前，我卻有點擔心了。"到了中國，晚上我該怎麼辦呢?" 真是沒出息，我竟為這事兒哭了起來。

     這個問題聽起來很傻，但那會兒我真的不知道共產黨晚上幹些什麼。我已經把齊腰長的頭髮剪掉了，因為媽媽警告我，中國沒有熱水淋浴。我抓緊時間複習了在麥吉爾大學一年級中文課上學會的幾百個漢字。我已經把我的手提箱塞滿了衛生紙、彩色幻燈膠片和空白日記本。就在即將啟程離開蒙特利爾的前一天晚上，我卻慌了神兒。聽起來很好笑，我覺得獨自一人打發白天的時光沒問題，可是晚上怎麼辦呢？

     我爸爸開了幾家中國餐館，九個月前他曾和我媽媽一起去中國旅遊。這時他正坐在地下室的地板上玩撲克牌遊戲。他抬頭看着我，猛抽了一口古巴雪茄，皺起了眉頭，心裡盤算着我這趟旅行他得花多少錢：機票、 酒店，還有一個夏天在中國的伙食費。他喊道，"別去了！"

     這句話還真管用。那時的我正處於青春叛逆期，總是處處跟父母對着幹。他們讓我往東，我偏往西；他們不讓我幹什麼，我偏要幹什麼。於是，第二天我便登上一架飛往香港的航班。

     香港在當時實際上是通往中國的唯一門戶。在一家只出售大陸貨的商場，我花了15 元買了兩雙黑布鞋、 兩條寬鬆的灰色褲子和三件花格子上衣。在酒店裡，我端詳着鏡子裡自己這身地道的革命行頭，心裡頗為得意。觀察中國的最佳方法莫過於把自己變成地地道道的中國人，你說是不是？

     1972 年，中國獨領世界革命風騷；北京是人類希望的燈塔；毛澤東魅力無窮。在越戰抗議浪潮洶湧澎湃的叛逆的 60 年代長大的我，對西方失去了信心。我的美國同齡朋友正被徵召送往東南亞叢林，美其名曰為了保衛國家安全。他們中不少人為逃避服兵役紛紛逃到加拿大，宣布他們反對戰爭。數以百萬計的民眾參加和平遊行。對我來說，轉折點出現在 1970 年，那年我十七歲，還是一名蒙特利爾的大學一年級學生。就在那一年，俄亥俄州國民警衛隊在肯特州立大學開槍射殺了四個學生抗議者，並打傷九人。

     在我們這一代看來，美國政府和我自己的加拿大政府一樣，其公信力已降到了歷史最低點。華盛頓在有關越南戰爭的幾乎所有事情上都在撒謊，從秘密轟炸柬埔寨，五角大樓文件，到米萊大屠殺，無不如此。美國國務院不厭其煩地引用所謂的多米諾骨牌理論，胡說什麼假如西貢陷落，整個亞洲都會成為共產主義者的天下，我們自己的生活方式也將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威脅，等等，不一而足。與此同時，毛澤東號召"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在加拿大，我們這一代中有很多人認為我們自己的國家正是美帝國主義的一條走狗。

     那時的我對於世界一無所知，以為西方社會糟糕透了，種族主義、消費主義和剝削的問題難以解決。但人的內心深處有一種自然衝動，總是希望相信，問題的答案終究能夠找到。我用天真幼稚的邏輯推斷，如果我們自己的政府對我們撒謊，那麼他們的敵人肯定是在講真話。既然中國是多米諾骨牌中最大的那一個，那麼中國講的話肯定最真實。在我的想象中，中國的一切都是和諧而完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