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五點，手機準時把我“鬧”醒，我立即撥打了小凌的電話，看他是否開車過來接我。

因為要乘坐7：40的航班，我必須早早起床，趕往機場。

小凌是我在上海認識的黑車駕駛員。那天晚飯後，天下起了雨，沒帶雨傘的我正在雨中尋找出租車，一個小伙子趕過來問：用車嗎？我問車在哪兒？小伙子往一旁指了一下，一輛嶄新的黑色別克就停在那兒。我二話沒說就上了他的車。

說明了目的地，我問他多少錢？他說你放心，一定比出租車便宜，二十元。

我知道剛才乘出租車來這裡用了二十六元，明白乘這黑車的價格並不貴。從此以後，我來上海辦事，凡是乘出租車不方便的時候，就會打電話找小凌，他有求必應，服務十分周到。

聽小凌接電話的聲音，他似剛睡醒，便有些擔心地問：你開車過來的嗎？誰知他答：我早到了，就在酒店門口等你呢。

我退房上車後才知道，小凌怕耽誤了我的航班，凌晨四點鐘就把車開到我入住的酒店門口等我了。昨天晚上，我曾打電話給酒店總台，提出預約出租車的事。酒店答覆：早晨5點30分這個時間，出租車大多在交班，無法預約出租車。於是我就想起了小凌。

在去機場的路上，我又想起前年來上海的一件事。那天晚上，和一家大型國企的老總一起吃飯，席間那老總愁眉不展，問他何故？他嘆了一口氣說：他剛接手這家公司，就有幾個小混混上門討賬，說這家公司欠無錫一家企業38萬元貨款。公司財務說是有這筆欠款，但具體數字還要進一步核對。但那幫小混混不依不饒，非得立馬拿錢。這不，公司都下班了，這幫小混混還賴在公司辦公室不走，公司只好增派了幾名保安陪他們在公司“守夜”。

我說：你們報警呀！

那老總苦笑：警察說了，人家是來討賬的，他們管不着。我總不能不問青紅皂白就安排財務把款付了，欠多少錢總得對清楚不是？

這時，酒桌上的一個朋友拿起了手機，打了一個電話，如此這般說了一通，放下電話對老總說：放心，我的一個朋友半個小時就到，十分鐘搞定。來，別影響我們的好心情，乾杯！

半個小時後，朋友的朋友趕到，聽了他們的對話才知道，來者也是這一帶有名的混混。

我們一同趕到公司辦公大樓，只見此混混找到彼混混，握了一下手，互相通報了大名以及他們所屬“上級”混混的大名，對方得到了這邊一個星期後付款的承諾之後，立馬就走人了。前後也不過是五分鐘的時間。我當時心裡就十分吃驚，連如此大的國企老總遇到了事都不得不求助於“黑社會”，這真是我們“法治國家”的莫大恥辱。

前不久，聽說一個清潔工如花似玉的女兒被當地公安局相當於李剛那個級別的副局長的小舅子的小舅子給強姦了，公安機關卻說是年輕人之間戀愛行為。清潔工告狀無門，服毒自盡未果。事情被當地“黑社會”知道了，他們居然“鐵肩擔道義”，主動出手，為民除害，硬是神不知鬼不覺地把那公安局副局長的小舅子的小舅子給“做”了。

一個朋友說：當我們的紅社會所提供的公共服務產品不能滿足百姓需求的時候，“黑社會”便應運而生了。

我說：這是一個哲人的意思，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朋友說：有時候黑社會的潛規則可能就是紅社會應當遵循的公平和正義。正因為紅社會失去了公平和正義，人們才只好到黑社會裡去尋找公平和正義。

我說：黑社會也未必像你所說的那麼好，它也有極其殘忍和黑暗的一面。

朋友點點頭說：只是不知道在黑社會裡會不會發生有一點兒異見就被割喉、“被失蹤”的事。

到了虹橋機場二號航站樓，在“真功夫”快餐店吃了早餐，看看登機的時間還早，就想把這些感想寫出來。但摸遍了所有可能存放的地方，我都沒能找到我一直都隨身攜帶的筆。於是就只好用一支一般情況下都不會用的紅色水筆，在“真功夫”的餐桌上寫下了這篇文章。

就在這一刻，我望了幾頁寫滿紅字的文稿，心中不禁發笑：用紅筆寫黑社會的文章，是黑色幽默呢，還是現實里“紅黑顛倒”的寫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