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離開儒家講道德（外五篇）
道德不能空談，不能脫離實踐；也不能泛泛而講，不能離開儒家文化去講。不同的文化體系對道德有不同的理解和標準。各種學派宗派也講道德，或輕或重都有問題。重則或偽或邪，背道而馳，不是真正的道德；輕則出偏出差，東倒西歪，道德度不高。離開儒家講道德，即使講得不錯，正確性也有限，往往似是而非，毫釐千里。

例如道學。《易傳?說卦》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道就是仁義之道，何其平平坦坦正正蕩蕩，老子偏要將仁義與道德割裂開來對立起來，要以反仁義、反禮制、反常道的方式去追求道德。老子說：“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大道平坦，民眾卻喜歡抄小路。這句話用在他自己身上特別恰當。

我說過，除了儒學，佛道兩家是最好的道德學。但與儒學相比，差距就大了。唯有儒家，對道德理解證悟最為全面正確，真正執得大象。

講道德必須落實到仁義，講仁義必須落實到五常五倫，在政治上落實到王道和禮制。正如《禮記?曲禮》所說：“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祭祀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禮的核心是三大制度：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教育制度，可謂禮之大者，其中政治制度又是大中之大，核心的核心。制度非禮是最大的非禮。所謂制度非禮，意謂制度違反了禮制精神，即違反了仁義原則和天理天道。《禮運》有“禮必本於大一”、“禮必本於天”、“禮本於義”、“仁者，義之本”等說法，將大一、天、仁、義、禮統一起來了。禮本於義，義本於仁，仁和太一，即性與天道。

所以，要將仁義道德講正確，非深入儒家登堂入室不可。儒學即仁義之學，儒教即仁義之教，儒門即仁義之門，孔孟之道、中庸之道、聖賢君子之道即仁義之道。仁義是儒家的核心原則，儒家是仁義的最高標準。2019-10-25


禮主敬，樂主和
統而言之，禮樂是文物典章制度的統稱。周公制禮作樂，就是製作、建設禮樂制度，簡稱禮制，作用是營造既有序又和諧的人際關係。

分而言之，禮樂作用和精神有所區別，禮重在敬，表達內心的恭敬，維護秩序的良好；樂重在和，體現關係的和諧，營造情感的融洽。小康社會側重於禮，未來大同時代側重於樂。

《禮記?樂記》說：“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禮者，天地之序也，樂者，天地之和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則禮行矣。”

《荀子?樂論》說：“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2019-10-27


何謂行道
聖賢自有踐履功夫，在日常生活中踐行中道，所言所行都在道上。是亦行道，然作為個人修養和內聖功夫，一般不稱為行道。所謂行道，特指建設仁政，推行王道，將中道文化付諸於政治實踐。《論語?公冶長》：“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

顏之推 《顏氏家訓?終制》：“然則君子應世行道，亦有不守墳墓之時，況為事際所逼也。”王禹偁 《孫府君墓志銘》：“公即評事之次子，少孤力學，舉進士不第，退而修經世之務，欲以布衣干天子，取顯位而行道。”王安石《答錢公輔學士書》：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苟不能行道，適足以為父母之羞。”這些“行道”都指政治實踐。

行道，即“達則兼濟天下”(孟子)、“明明德於天下”，即“行義以達其道”。《論語?季氏》說：“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朱熹註：“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

《孝經?開宗明義》：“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這裡的行道包括孝道實踐，但立足於政治實踐。儒家以孝治天下，把實踐和弘揚孝道視為實現王道政治的關鍵。《孝經》前面說：“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這裡的道，或理解為孝道，明皇註：“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或理解為禮樂，即王道之制。鄭註：“至德，孝悌也。要道，禮樂也。”我以為鄭注更為準確。2019-10-26


何謂行道（二）
傳道和行道都是修身之法，然兩者有別。有道就可以為師，為師就可以傳道，而行道必須為政，為政必須得位。不得位無以行道是儒家共識。

《論語憲問》記載：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孔子將道之行廢付之於天命，是一種盡人事而聽天命的達觀。公伯寮決定不了道之行廢。道不自行，有賴於君子行道。君子行道，必須擁有相應的權位。君子沒有權位，道之將廢就是邏輯的必然。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公孫丑上》）朱熹註：“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強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

孟子引《傳》之言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因為行道必須出仕，“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權位是君子行道的工具，就像農夫耕種需要工具一樣。無君意味着沒有權位，沒有權位意味着道不能行，故孔子皇皇如也。（《孟子?滕文公下》）孔子說：“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這是孔子形容自己期待行道機會的迫切。

孟子說：“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滕文公下》）“不得志，脩身見於世”就是“窮則獨善其身”，就是修身守道。“得志澤加於民”就是“達則兼善天下”，就是替天行道。

明何瑭說：“瑭惟古之聖賢，得位行道則不暇著書，其著書者大抵多出於窮居困阨之士，蓋其學問識見既足以經濟天下，而目前之事又有以感觸其心，欲起而治之不可得，故不得已而寓於著述之間，使後世有能信而行之者，則施設之權雖不自我出，而道固已行矣。孔子之作春秋，朱子之作綱目，皆此意也。”（《栢齋集-通鑑綱目前編序》）

《文史通義》說：“若夫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跡，而非托於空言。故以夫子之聖，猶且述而不作。”又：“或曰：文王拘幽，未嘗得位行道，豈得謂之作《易》以垂政典歟？曰：八卦為三《易》所同，文王自就八卦而系之辭，商道之衰，文王與民同其憂患，故反覆於處憂患之道而要於無咎，非創製也。周武既定天下，遂名《周易》，而立一代之典教，非文王初意所計及也。”

《段正元文集》中有如是一段問答：“問：道即孔子，孔子即道，道原無所不能。而春秋之作，能誅亂臣賊子既往，而不能得位行道，誅亂臣賊子於當時，是何故也。答：孔子如得位行道，則亂臣賊子不敢動作，一有動作，必懲之。小懲大誡，此小人之福也，而生民亦受其福。無奈小人功德淺薄，罪惡貫盈，必至殺身亡家。生民罪孽亦深，應遭塗炭。故孔子之不得位，非道之厄窮，由斯人無福以載之也，於孔子何損，於道何尤。”

以上所論都是關於得位與行道的因果關係。

或問：“不從政，是否就沒有了行道的機會？”東海答：從政也未必就有行道的機會，還必須大權在握才行。孔孟都曾從政，但都未能行道，就是因為未能掌握大權。故他們只能守死善道和努力傳道。

注意，行道這個詞有正寬二義。正常而言，實踐王道才是行道。這是行道的正義和儒家習慣用法。寬泛而言，日常生活中踐行中道，也可稱為行道。就像為政，一般都指治理國家，執掌國政。但孔子也說：“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雲，說居家孝友也是為政---其實兩者終究有別。東海學舌曰：“守死善道，傳道授業，施於天下後世，是亦行道。”然守道傳道終究與行道有別。2019-10-26


為己、無私和自利
為己與無私相輔相成，同歸於仁，唯側重點有所不同。為己側重於內聖範疇，學習實踐是為了成就自己的德性；無私側重於外王領域，強調的是為政公道，王道無私。

孔子三無私是就政治道德而言。《禮記?孔子閒居》載：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

奉三無私以勞天下，意謂象天地日月那樣公道地對待和管理人民。《洪範》說：“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這就是王德無私、王道無私最好的說明。

為己是文化道德層面的利己，利己是物質、利益層面的利己。利己和無私亦無矛盾。
儒家強調見利思義，道義掛帥，反對利益掛帥，反對貨悖而入和不義之財，但不反對合情合理合法的利己行為。

而且，維護民眾合情合理合法的權利和利益，正是王道題中應有之義。“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被儒家視為政治之恥。黃宗羲說：“後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明夷待訪錄-原君》）

把天下視為私產，“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這是君本位思想，與“三無私”精神背道而馳，受到黃宗羲的嚴厲批判。2019-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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