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5-03                                                 唐際根                                                 考古暨歷史語言通訊                         考古暨歷史語言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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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暨歷史語言學會副會長唐際根教授

[作者介紹]:唐際根，男，1964年出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

先後就讀於北京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

2004年獲英國倫敦大學博士學位，

2008年在美國波士頓大學完成世界文化遺產管理課程。

2017年4月當選為考古暨歷史語言學會學術副會長。

代表作品：

《中國考古學·夏商卷》

社會兼職：

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文字博物館副館長、安陽殷墟博物館副館長、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站站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學理論研究中心副主任、北大資源學院文物專業教授等職。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人類與社會學系客座教授、台灣台南藝術大學客座教授、北大資源學院客座教授、安陽師範學院首位“殷都學者”。

主要作品：

近年來，在國內外出版專著14部，發表論文90多篇，主持或參與國家社科基金和中國社科院重大項目多項，在國內外做專場學術報告30多場次，得到學術界同行的廣泛認可。

唐際根博士發表學術論文80餘篇。著有《考古與文化遺產論集》、《中國古代礦冶簡史》，合編《多維視域——商王朝與中國早期文明研究》、《安陽殷墟出土玉器》，合譯《另一種古史：青銅器紋飾、徽識與圖像解讀》，又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夏鼐考古學獎”一等獎專著《中國考古學·夏商卷》主要執筆之一。

《殷墟：一個王朝的背影》是唐際根博士以專家身份撰寫的首部通俗考古讀物。

        2003年8月8日，筆者與一名考古學家和兩名地質學家同行，前往太行山東麓河南境內的丘陵地帶調查。在安陽市西北約45公里處的漳河岸邊，我們找到一個名叫漁洋的小村莊，依水臨峰，風景秀麗，現有人口約3200人。 
　　我們駕駛的切諾基從南往北向村莊靠近。首先進入視野的是一片紅磚砌的房舍，多數是兩層建築。一些尚在建設過程中。正在轟鳴的攪拌機和停靠在一旁的摩托車展示出當代社會的生機。一堵尚未拆除的舊院牆上，朱紅色的標語“毛澤東思想萬歲”還留着“文革”歲月的痕跡。
　　汽車穿過狹窄的小路將這片房舍拋在後面，前面忽然出現一座拱形門洞。平臥疊砌的青磚和門洞上的粗大老樹足以說明這不是當代建築。在門洞旁，我們找到一方嵌在青磚中的石碑。上面清晰地刻有“乾隆五十五年”字樣。細閱碑文，獲知拱形門洞最初是明代所建。這樣的拱形門原有四個，分別建在村莊的東、南、西、北。 
　　我們將汽車泊在拱形門洞外徒步進入了村莊。儘管村中的“美容美髮”廣告不斷提醒大家如今已是2003年，但腳下的石板路卻將我們導向了愛新覺羅氏時代和朱明王朝。我們來到村莊的東部。這裡有大片青磚瓦房。有的早已坍塌成為殘垣斷壁，有的年久失修，少數幾間還住着人。複雜的結構和雕梁畫棟記錄着原來主人的身世。嵌砌在一截斷垣中的兩方拴馬石足見主人原是村中的大戶人家。幾處門楣上，留有“致中和”、“耕且讀”的字樣。字跡飽滿遒勁，似乎暗示這片房舍或許也出過讀書人。 

　　沿途有村民好奇地打聽我們的身份。當知道是考古隊時，一名村民很快抱出一件醬色的金元時代的瓷罐打算出售。在村莊的北部，我偶然發現地下埋藏着幾片白瓷片。用手鏟(marshalltown)挑出來仔細一看，原來是宋代的遺物。 

最讓人吃驚的發現在村後。 

　　一處長滿荊棘的地點，同事們發現地層斷面上隱約有紅色的燒土出露。用鐵鍬鏟開荊棘，“嘩啦”一聲掉出兩塊大黑瓦。這種黑瓦無論質地還是造型，都與隔河相望的河北臨漳縣出土的東魏北齊都城遺址中的黑瓦完全一樣。 
　　漢代的遺蹟也從路旁暴露出來。我們沒費什麼力氣便採集到幾塊巨大的漢代印紋陶缸殘片。在附近撿到的還有兩件典型的戰國高柄豆。這兩件灰色的陶豆可能是被人從不遠處的戰國地層中帶到這裡的。僅僅只有幾步之遙，我們又從斷崖上找到兩件典型的晚商袋足鬲。這一發現證明3000年前這裡是商王朝轄地。 
　　然而商代陶鬲遠不是本地年代最早的文物。漳河岸邊採集的標本還有帶花邊口的下七垣文化陶罐殘片，底部有密集箅孔的龍山文化陶甑片以及典型的仰韶文化陶片。這些遺址無一例外地分布在村西北，與當代漁洋村渾然一體。 
　　整個漁洋村調查只有一天。步履從當代開始，途經清、明、元、宋、東魏、北齊、漢、戰國、商、下七垣、龍山時代，最終止於仰韶時代。 

　　這是穿越歷史之旅。 
　　我們用一天的時間，觸摸和感受了一部非文字形式的村落史。 
　　當考古學者忙於繪圖、記錄、收集標本的時候，同行的兩名地理學家卻試圖尋找一個問題的答案：為什麼千百年來始終有人鍾情於這方土地?我卻總想從總體上來把握這座村莊的歷史地位。比方說，這個不起眼的村莊在華北平原不同時期的社會體系(比如說商朝)中分別充當過什麼樣的角色呢?提出這樣的問題，顯然來自各自的學術習慣。 
　　然而對於當地村民龍振山來說，卻沒有這般冷靜和理性。他對這部穿越時空的活歷史充滿深情和眷戀。 
　　在龍振山的家中，我們看到他早年花一百元收購的本村清代私塾的牌匾。他將這件牌匾珍藏在家裡的一間上房中。他告訴我們，他絕不會出售這件牌匾。龍振山還從自己的床板底下和兒媳婦的床板底下尋出十餘個硬紙包裝箱。箱中裝的全都是他歷年來收集的本村文物。有明代青花、北齊泥像、漢代耳杯、戰國鼎壺、商代陶鬲、龍山卜骨和仰韶石器。龍先生能隨口說出所有這些文物的採集地點。比如卜骨出自本村“某某家的地里”，玉器出自“某某家屋後”。他說如有可能，他要搞一個“村史博物館”。 

　　在我看來，龍振山的樸實語言觸及了“如何編撰歷史”的學術問題。 
　　歷史記錄似乎可以分為兩類：基於文獻的歷史記錄和基於考古實物的歷史記錄。 
　　第一類可舉出二十五史為例。這種記錄所展示的歷史的系統性是不可比擬的。但這種記錄存在“扭曲”歷史的可能，因而它從一開始就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客觀歷史”。這一點已為諸多學者指出。由於其載體是文字形式，這種記錄註定只能被“閱讀”(本文的閱讀一詞取其本義，與後過程主義考古學者使用的“read”一詞不完全相同)。讀者從中獲取的歷史知識既受本人素養和知識背景的影響，同時也受“歷史編撰者”的影響。 

　　第二類歷史記錄，漁洋遺址可以作為一個例子。與文獻歷史記錄不同，漁洋式的“歷史記錄”常常沒有文字資料備查。這種歷史記錄是零碎的、片斷的，但卻是鮮活的。在被考古學家進行“整理”並納入“系統的歷史知識”之前，它是客觀存在，資料本身並不存在對歷史的“扭曲”。公眾對這種歷史的最直接的認識方式不是“閱讀”，而是通過感觀去觀察甚至“觸摸”。只有在考古學家“整理研究”後，這種歷史才轉化為可以“被閱讀的歷史”。 
　　根據兩種歷史記錄的特性，我們試着討論與“歷史編撰”學相關的兩個要點。 

　　一、作為公眾與歷史知識的中介的“歷史編撰學” 

　　“歷史編撰學”其實是一種處理歷史記錄的方式，並且只是方式之一。對於文字式歷史記錄，“歷史編撰學”需要甄別史料(所謂去偽存真、去粗取精)。按照後過程主義考古學警示，當然也要不斷反省研究者的背景以及所建構的歷史知識體系本身。對於“漁洋式歷史記錄”，歷史編撰學常常要由考古學家做先期工作，或乾脆由考古學家直接代勞。 
　　“歷史編撰學”是重要的，它的作用是公眾與歷史資料之間的中介。大多數情況下，公眾通過歷史學家“編撰的歷史”與歷史記錄或資料發生關係。必須指出的是，“歷史編撰學”並不能完全替代公眾去與歷史發生關係。考古學家整理遺址和遺物之前，人們仍然可以通過感觀認識歷史。龍振山式的“歷史觀”不建立在任何歷史學家的知識體系之上。除了考古學編年知識外，他對歷史的理解並未藉助於“歷史編撰學”。他對漁洋村的歷史資料所浸透的情感更是“歷史編撰者”不能提供的。 
　　因此歷史編撰學不是萬能的。讓公眾自己從歷史資料中求解答案和尋找個人的體驗，應該同樣被尊重。這一做法保留了解讀歷史記錄的豐富性。 

　　二、兩種歷史記錄的整合 

　　對於許多考古學家來說，考古學可以提供獨立的知識體系，即考古學可以獨立於歷史學之外。比如編撰史前史的任務基本上劃歸給了考古學家。歷史學家通常是不參預的(到底應該不應該參預和什麼時候、在何種話題參預也是需要討論的問題)。 

　　“漁洋式歷史記錄”與“史前遺址”仍然有一定區別。純粹的史前考古遺址作為研究“史前史”的基本資料不僅沒有文獻記錄相印證，甚至沒有“歷史參照體系”。“漁洋式歷史記錄”包括一部分歷史時期的遺存。歷史時段的遺址雖然資料本身也是獨立的，但他們具有一個由文獻記錄提供的“背景”。因此“漁洋遺址”是一部比較完整的“地方史”的資料，它的一些內容可能放在文獻歷史的大背景下來理解。 
　　從理論上說，當同一歷史事件既有文獻記錄，又有考古記錄的時候，二者的“解釋”應該是一致的。然而由於文獻資料和考古資料的特性，兩種解釋常常表現出不一致性。這就涉及到兩種歷史解釋之間的“整合”問題。 
　　兩種歷史知識能不能整合受資料限制。多年來，考古學深入研究過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由於發現多處宮殿基址，而且發現了宮城，可以確認二里頭遺址所代表的是具有國家形態的高度發達的“複雜社會”。按文獻記載，與二里頭文化年代和地域相當的是中國最古老的夏王朝。因而有的學者試圖將二者“對號入座”。但多數人認為，以目前的資料，將二者等同起來為時尚早(儘管這種可能性是很大的)。我們完全同意這一謹慎的態度。在條件尚不具備的情況下，對兩種解釋不加“整合”，讓考古學和歷史學“各自表述”這一時段的歷史是適當的。一方面，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在沒有歷史定位之前，仍然充滿懸念和魅力。作為“被感知的歷史”，人們可以自由參觀，自由體驗。它可以由本地人帶着無限的深情去“感知”(如同龍振山一樣)，也可以由學者冷靜地觀察。真實的歷史存在赤裸地暴露在大眾面前，遠比“知識的整合”更為重要。 
　　但“整合”作為一種求解真實歷史的願望從來沒有被抹殺。考古學誕生以後，歷史學和考古學兩個領域的學者一直嘗試將兩種答案有機地糅在一起。學者們肩負着責任。沒有學者的參與，公眾可能沒有基本的年代框架知識。 

　　問題在於如何“整合”。 
　　回顧學術史，有兩種傾向：一是認為“文獻記錄”應該成為主導，考古資料的解釋從屬於“歷史記錄”；二是認為考古資料提供獨立的“歷史知識”，它比“文獻記錄”更為客觀，因此後者應該從屬於前者。

　　三、我的觀點是：“兩種知識，各自表述，相機整合。” 

　　“兩種知識，各自表述”指考古學和歷史學各自依據實物資料和文獻資料，使用分離的概念做出解釋，獨立地獲取歷史知識或描述歷史。所謂“相機整合”，指特定條件下將考古學概念翻譯成歷史學語言，使兩種歷史知識融為一體。通常情況下，能夠成功融為一體的解釋，應該最接近於歷史的真相。 

　　按過去的經驗，秦漢以後的兩種歷史知識比較易於“整合”。例如漢長安城的長樂宮、未央宮，既有文獻記錄，又有實物證據。特定的遺蹟可以與特定的歷史名詞聯繫起來。 
　　難以“整合”的是先秦歷史。由於相信文獻記錄的關係，歷史學家往往比考古學家更為大膽地討論問題。考古學家保守得多。面對缺少文獻“對證”的遺蹟和出土文物，他們慎於將考古資料與文獻提供的歷史事件聯繫起來，甚至寧肯犧牲文獻資料中的有用信息。 

　　考古學家的這種慎重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考古學中的許多概念與歷史學概念不可以“對譯”。比方說，“考古學文化”這一概念的背後，是創造這種文化的人類或種族。一定情況下，“考古學文化”可以與歷史上存在過的某人類共同體聯繫起來。基於這一認識，有時候某一支考古學文化被直接冠以“某族考古學文化”的命名，如“商文化”。但“商文化”本質上仍然是“考古學文化”，它僅僅告訴我們這是一種“與商人、商族或商王朝有關”的“遺蹟或遺物的總體”。其分布範圍，既不代表商王朝的範圍，也不代表商族的範圍，更不代表“商國”的範圍。它只告訴我們“商文化”與“商人”、“商族”、“商國”或“商王朝”一定是有關係的。究竟是怎樣的關係，則要視具體情況而言。這已經不是“考古學文化”概念本身的研究所能解決的問題。如果不明白這一點，就會出現混亂。無論將“商文化”直接與“商族”、“商人”、“商國”或“商王朝”等同起來都是危險的。 
　　然而，近來一些考古學家的表現有過於保守的嫌疑，表現在整合過程中有意無意“排斥”文獻歷史記錄。比如說商王朝的考古學，實物資料(包括遺蹟和遺物)通過甲骨文這一特定途徑，已經可以與文獻記錄所提供的歷史信息對譯，因而編撰商王朝歷史時，完全可以使用歷史學語言。 

《讀書》 2004年第10期

【本學會消息】：

1、經學會常務理事會全體討論，接受陝西師範大學金文研究中心為本學會團體常務理事和科研基地。

2、祝賀該中心主任、著名歷史學家王暉教授當選為本學會常務理事。

3、祝賀王暉教授當選為本學會學術副會長（歷史語言學）。

4、四川文博和考古研究院為本學會科研基地，且為團體常務理事。

5、經中國文字博物館領導審批：中國文字博物館已經明確接受作為本學會科研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