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義勇為變殺人犯，此判決錯誤





2012年8月16日下午，劉佳飛發現有人正在偷東西，和幾個工友合力將將小偷制服後，打算將其送到派出所。小偷一聽害怕了，再三懇求幾個人給他一條生路，並答應補償劉佳飛等人的損失，小偷提出帶他們到家裡找人，劉佳飛和幾個工友答應下來。





　　在路上，小偷掙脫開來，撒腿就跑。劉佳飛追了上去，小偷跳進路邊的河裡。劉佳飛不會游泳，返身往回走。小偷也是個旱鴨子，高喊救命。聽到呼救，岸上的劉佳飛不知所措。趕上來的兩個工友也不習水性，幾分鐘後，小偷便喪身水底。





　　辦理此案的檢察官認為，雖然並非故意，但劉佳飛的緊追不捨與小偷的死有着直接的聯繫。小偷在水中呼救時，劉佳飛負有救助的義務，卻未採取任何措施，因此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劉佳飛涉嫌過失致人死亡罪，被漣水縣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





李揚不是法學專家，也沒從事司法工作，只是個基層公安警察。但根據李揚的法律常識看，此案的起訴和判決，明顯存在爭議和誤區。





目前中國大陸還沒有制定《見義勇為法》，但全國有20多個省份出台了見義勇為方面的地方性法規或規章。這說明中國大陸鼓勵人民見義勇為，而不是相反。所以在見義勇為的行為中，一旦存在過當行為時，中國大陸的法律就顯得界定模糊，而地方法院在判決此類案件時，也容易出現失誤。





2011年10月27日，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聞發布會上，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信春鷹，在回答提問時表示：

法律的基本精神就是要在分清事實、分清是非的基礎上，弘揚正氣、匡扶正義。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李飛，在發布會上說：

作為公民個人、社會組織和單位，都有見義勇為、救死扶傷的義務和責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三條規定，對四種類型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處理，其中就有“正在實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後即時被發覺的”。它是法律賦予公民同犯罪行為作鬥爭的一種權利和手段，有利於司法機關及時制止和查獲犯罪分子，體現刑事訴訟中專門機關和群眾相結合的原則。明確規定，對正在實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後即時被發覺的，公民可以行使扭送的權利。





所以小偷盜竊被發覺後，雖然主動扔掉贓物，並尋機逃跑，但劉佳飛等人，仍然有追捕小偷的法律權利。此事件過程中，並沒有因為小偷的犯罪中止，而導致劉佳飛的追捕過當，更談不上劉佳飛違法。李揚認為劉佳飛在看到小偷跳河後，沒有進行必要的救助，並不應該接受法律的責罰。





有些法律工作者認為，劉佳飛等人對小偷有救助的義務，明顯是對法律的理解存在歧義。雖然小偷是因為劉佳飛等人的追捕，才跳河溺亡，但劉佳飛等人在事前，並沒有毆打、威脅小偷，事件過程中，也沒有拿着器械要追打小偷，所以他們不對小偷的死亡存在過錯。至於沒有救助溺水小偷，李揚不認為不會游泳的幾人，必須要下河救助小偷。





實際上，就算劉佳飛幾個擅長游泳，李揚認為根據法律精神，他們也沒有救助小偷的義務。因為任何具備搶救溺水人常識的，都知道，溺水的人一旦抓住救他的人，就會緊抱不放。這種情況下，往往導致溺水的人和來救的人，一起溺亡。所以任何國家法律，都沒有規定，會游泳的人，必須下水救助溺水的人。





至於小偷溺亡，是因為劉佳飛追捕的結果，那是劉佳飛等人的法律權利，所以依據法律不對小偷溺亡負責。如果劉佳飛等人，手拿石頭、木棒、刀斧之類追趕，那麼小偷因此跳河溺亡，則劉佳飛等人要負一定責任。因為小偷手無寸鐵，在逃跑過程中，並不能對追捕者構成威脅，而追捕者手拿的器械，則明顯導致小偷會誤判：

一旦被抓住可能被打死，只有跳河逃跑了。





如果小偷手持兇器，在逃跑過程中，確實能夠對追捕者構成安全威脅，則劉佳飛等人手持器械追捕，導致小偷過於害怕而跳河逃跑，因此溺亡了，則劉佳飛等人不對此負法律責任。那麼手持兇器的小偷，在逃跑過程中，扔掉了兇器呢，則劉佳飛等人手持器械追捕，導致小偷跳溺亡，那麼劉佳飛等人要負一部分法律責任。但他們負的法律責任，李揚認為應比手持器械追捕，致赤手小偷跳河溺亡的法律責任要輕得多。這就是法律精神。





不過李揚也注意到一個細節：

“小偷答應補償劉佳飛等人的損失，提出帶他們到家裡找人，劉佳飛和幾個工友答應下來”。

這個案件細節，表明劉佳飛等人追捕小偷，是存在個人利益的，這種情況下，是不是屬於見義勇為，恐怕法律界會有不同看法。李揚不敢判斷，劉佳飛等人是否屬於敲詐勒索，如果法律界比較一致地認定，他們存在敲詐嫌疑；那麼劉佳飛等人追捕小偷，導致小偷跳河溺亡，就不是見義勇為了，確實有可能是“過失致人死亡罪”。

大連市西崗區公安分局治安大隊 李揚

2014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