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正清教授

到哈佛念中國近代史，主要的目的就是跟隨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我當年亦有此想，但很快就發現自已的興趣更接近思想史，所以後來拜史華慈教授為業師，然而在考博士口試時仍請費教授主考我的中國近代史，以示對他的尊重，其實我並沒有選修他太多的課，大多是旁聽。

費教授是當年美國漢學界的“太上皇”，此乃舉世公認，我們學生私下也常用他中間的名字—King為綽號。他為哈佛本科生開的兩門課最為叫座：一為“近代東亞文化”（俗稱“稻田課”：Rise Paddies），一為“中國近代史”；前者是和當年日本研究的泰斗（後任美國駐日大使）賴肖和教授（Edwin Reischauer）合開的，兩人為此課所寫的兩本教科書：《東亞：大傳統》（East Asia：The Great Tradition）和《東亞：現代的轉化》（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xxxxation）也是我們當年研究生必讀的“聖經”；前者為“舊約”，後者為“新約”，可見其內容之詳盡。尤其是後者，我們都把它當“史實”來讀；所謂“historical facts"，當時我們確信不疑，所以事無巨細，我們都讀得滾瓜爛熟，甚至連費教授的簡單有力的文體也背下來了：譬如講到一八七O年“天津教案”的一段中，就說（大意如此）：“英國領事舉槍向暴民射擊，不中，再射一槍，擊斃……”，當時我最欣賞的就是這“不中”一語，英文只有一個字：“Missed”，傳神之至。

這類歷史細節是費教授的特長，他授課也是如此，語調乾枯而細緻，面孔毫無表情，上課開講先來一句："Ladies and Gentlemen”，立刻進人正題，毫不浪費時間，更沒有廢話或“轉彎”（digression，這一點和史華慈教授恰恰相反）。據聞他第一次開“東亞文化”大班課的時候，為了引發低班學生的興趣，日寸常輔以幻燈片，他在第一堂課放的第張幻燈片就是一張中國的稻田，然後他不動聲色地說：“女士們，先生們，這是一塊稻田，這是一頭水牛……”，學生們因此把此課叫作“稻田課”，是哈佛有史以來持續最久（從五十年代直到現今）的課程之一。

費教授教的“中國近代史”當然更加仔細，由中心以傳教士的活動以及晚清自“同治中興”（大概想要與日本的明治維新比美）以後的改革運動最為詳盡，所以學界往往把費氏的理論歸納為“西方影響與中國反應’（Western Impact and Chinese Response)的模式，後來引起小少批評．不必我在此贅言。他的這個模式，顯然得自當年社會科學卜極為流行的“現代化” （Modernization）理論，也許受了韋伯（Max Weber）的影響，特重製度上的“合理化”和“效率化”，而沒有“人味”；換言之，他沒有把人的因素和文化的複雜性列人考慮和討論，所以他的書讀來乾燥無味。所幸他的英文文筆甚佳因此我竟然把他的教科書作我的“英語讀本”，配以史華慈的名著《富強的追求：嚴復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一簡一繁，相得益彰。我的英文學術文體，在有意無意之間，都是從這兩位老師的文體學習衍變而來的。後來又加上夏濟安和夏志清二師的文學筆法，經我多番吸引磨鍊以後，都成了我的寫作文體。有人說我的英文寫得不錯，其實都是苦練—背誦、摹仿和吸取—出來的，如果有跡可尋的話，這條線也許可以從台大外文系課上學來的蘭姆（Charles Lamb）和丘吉爾（大四選曾約農先生的翻譯課，以丘翁的演說澤為教材），拉到在美留學期間的漢學界巨擘、再引到後來讀過的一批人文氣息、較濃的批評家如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巴贊（Jacques Barzun）和史丹納（George Steiner）等人，我往往把他們的書翻來覆去地讀，逐漸體會其行文和推理的妙處，然後再據為己有。我的學習語文心得是：只要下苦功，文本甚至一知半解都要死背，日久就會見效。看來這一代的年輕學了比我聰明多了，不肯下這個死功夫。

從費正清的治學轉到他的文體，似乎和我的主題風馬牛不相及，其實這恰是我的主題。從在哈佛第一二年向費正清教授求學的經驗，我逐漸悟以另一個“真理”：其實歷史也是寫出來的，一個學者的寫法往往和他寫的“史實”之間有密切關係。（後來讀到Havden White的“後設史學”理論，講的正是這個道理。）費正清的文體是從“史實”的敘述出發，或將之放在“前景”，而在史實的背後襯以“現代化” （Modernization）的理論。如果他讀過韋伯，也是為了學以致用，而沒有一看到韋伯“現代化”理論的另一面—所謂文化上的 “disenchantment”—一種傳統世界觀的“去魅”，這是個極大的危機，但費氏在堅固的史實敘述中沒有把這種危機感表現出來，這是我讀完他的論著後不滿的原因之一。另一個理由是他把制度的改革置於“人情”之上，西方的制度進人中國以後，產生的反響也是相應的制度，譬如他大書特書的清朝外交“朝貢”制度和西方之不合、以及同治中興以後因應而生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和海關，皆是明顯的例子，後者的總監Robert Hart最後甚至成了費氏心目中的偉人。

我的這種思想上的不滿情緒，和費教授的政治立場無關。我似乎早己把我的外交官夢忘得一乾二淨，甚至對於中美關係的問題也不聞不問。我領悟到的費教授其實是清史專家，而不是外交顧問（雖然他以其地位之尊不得不扮演這個角色），而他的學問是在給研究生上的“清史檔案”一課上才展露無遺，因為他可以從這批大量的檔案中探究清代統治階層對付西方列強的方法。可惜我自己沒有選這門課，如今思之懊悔莫及，否則我大可細讀這些“文本”，而從清人文體形式中去體會當時的政治思想。至今我們仍然認為治中國近代史的史家對於“文體”不夠重視，也許這又是我的文學細胞在腦中作祟吧。

我終於忍不住向費教授發炮了。在他開的一門閱讀課中我大膽地藉義和團為題發表我的謬論：為什麼費氏的書中關於義和團的論述基本上都從西方傳教士的立場出發？為什麼義和團的“奉民”都是沒有嘴臉的暴徒？這批低下層人物的“心靈世界”（mental world）如何描述？他們的入教儀式（和太平天國一樣）是否值得仔細研究？換言之，文化人類學這門學科怎麼沒有進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領域，而只是一味抄襲西方“現代化”的理論？最後我竟大言不慚地說：“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中人在哪裡？！”此語一出，班上的同學都很驚愕，覺得我這個後生小子竟然敢在太歲頭上動土！然而費教授聽後，非但不以為憐，而且還露出他罕見的笑容對我說：他也感覺到這個缺點，所以正想說動史華慈教授和他合作，另寫一本教科書。

從此之後——大概是我人學後的第三年——我和費教授的關係開始接近起來。他公開稱我是一個“放蕩不羈者”（free spirit），可能指的是我在為學上的自由心態吧，我從此也更以此自居，逐漸在思想卜獨立起來，不再完全相信老師說的話都是至理名言。而費教授似乎也對我另眼相看，非但請我（當然也有其他人）到他家的茶會——每周三下午定時舉行，我也因此認得他的夫人費慰梅女士（Wilma Fairbank）——而且不止一次請我和少數研究生在周末到他的避暑山莊（在附近新罕普舍州的弗蘭克林）去小住，因此也認識他夫婦收養的兩個女兒，使我深深體會到費教授人情味的一面：對她的女兒平易可親（其時他已六十多歲，而他的兩個女兒尚未成年），而對他的夫人和老母更是敬愛有加，在這一方面他是典型的正人君子。因為他出身寒微，所以自少養就生活樸素的習慣。我們幾個學生初抵山莊不久，他就帶着我們去砍柴，體力勞動數小時，有一次他還率先跳進一個泥濘的小池塘中，要我們先洗一個“自然澡”。勞動過後，簡單的晚餐吃得也格外開心，晚餐後閒談一陣（往往是他夫人的話多），他就及早就寢了。第二天清晨他一早起身，立刻到他的小書房（在住屋附近）去工作，整天除三餐外不出雷池半步，據說是數十年如一日。而費教授在周末以外的工作日生活更是嚴謹，每天及早起身，大概在六時左右，七時不到——甚至在漱洗時——就開始一一打電話給他指導的研究生：論文寫得怎麼樣？什麼時候寫完？有什麼問題？我個人後來寫博士論文時也有此經驗，他的學生無一倖免。上午四個小時他絕不上課或見人，而是獨自躲到他在懷特納總圖書館（Widner Library）中的書房中去看書，每天下午才去上課、上班和處理勞務。他的住所——Winthrop街四十一號——距離圖書館僅數百步之遙，散步不到五分鐘就到了。後來他對我說：“幾十年來我省下不少時間！”又諄諄告誡似地說：“以後你們教書忙起來，每天能抽出兩三個小時讀書就夠了！”我至今奉為金科玉律，但讀起書來恐怕沒有他那麼專心。

費教授辦事效率之高，到了驚人的地步。他的女秘書親口對我說：他每天要口述錄音數十封信，由她打字後當天或次日一定簽名寄出，而且有信必覆，我後來也和他通過信，並從他的覆信中學習他如何造詞用字。他辦事條理井然，而且事無巨細一定親自料理。後來我畢業前任教時發生在美居留問題，他竟然為這小事親自打長途電話為我向華盛頓的官員求救，解決了我的問題，更勿論學生的就業、求職或申請研究費等等雜事了。他的學生甚多，結果每人都順利找到工作，獨我例外，因為我不想找工作，後來還是因別人不能到任而被逼去附近的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一去教書。記得我當時論文尚未寫就，百般無奈，竟要求先到歐洲去“遊學”半年，並找尋寫論文的“靈感”，然後才去教書。費教授非但欣然答應，而且還為我弄到兩千美元的獎學金去歐洲各國遊歷。記得我成行前去見他致謝，他給我三封信，要我在適當時機交給他的三位歐洲漢學界的朋友。其中一位是當年在倫敦執教的Stuart Schram教授（後以研究毛澤東享譽學界），記得我把費教授的信拿給他，他看後大笑說：“看來費教授要我帶你到酒吧去喝酒，他說你是一個free spirit！”

我並非費教授的及門弟子，但他卻處處不忘提拔我，他的夫人費慰梅（我一直叫她慰瑪）更是如此。緣由之一是我的博士論文，我想研究至少五六位“五四”時期作家的浪漫心態，而費教授只要我研究徐志摩，當然我又沒有聽他的話。在寫論文的過程中，我才得知費氏夫婦年輕時曾是梁思成和林徽音的摯友，我甚至猜測連費正清也和當年仰慕林徽音的幾位中國知識分子一樣，拜倒在她“石榴裙下”。慰瑪更是林徽音的閨中密友，兩人數十年間一直有書信來往，後來慰瑪以這些書信為基礎寫成一本書，就叫作《梁與林》。後來我受慰瑪之託聯繫中文譯本的事，因此幾乎每周日都會去拜訪她，那時（千禧年前後）費教授已經逝世，慰瑪把他的照片和著作放在床邊，不時拿來看看，令我十分感動。更從慰瑪的點點滴滴的口述中，感受到這位我一直不敢直呼其名的大教授人情味的一面。他的兩個收養女兒更是對他的恩情念念不忘，她們二人（Laura和Holly）一直事父母至孝。大女兒學護士，二女兒學舞蹈。作父親的特別為二女兒在他們的農莊建了一間面積頗大的練舞室。大女兒後來也子女成群，住在附近，時而和我見面，我因此也逐漸把慰瑪視為母親，甚至比對我自己的母親更親。

費正清教授逝世前數年曾有一次心臟病，幸而康復，他痊癒後發給每人一封公開信，內中敘述他大難不死的經過，備極幽默，妙趣橫生，對於家人更是親情畢露。他逝世前一個禮拜才剛完成一本書的稿子，據慰瑪說：他親自把稿遞交哈佛出版社後就平靜地過去了，似乎大功已經告成，了無牽掛。前年慰瑪以九十餘歲高齡去世時亦是如此，據Laura告訴我說：慰瑪飽受病床之苦，有一天她把兩個女兒和她們的家人都叫到身邊宣布說，再活下去已沒有意義，於是當晚就平靜地過世了。

當時我身在香港，後來她的追思會我又未及參加，所以特別寫了一篇祭文，表示追悼之意。費教授在世時曾寫過一本自傳，書名叫China Bound（《歸於中國》），據說出版後他的學生都紛紛在書後查詢有無自己的名字。我當然無此非分之想，只是覺得對費教授多年的提攜和照顧感到一份歉意。據說在他葬禮的時候，大部分的學生都來了，我又缺席。也許，在他面前我總有一份靦腆，不像和慰瑪相處那麼自然。

史華慈教授

想起我的老師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往往有一種欲哭無淚的感覺。我曾寫過文章紀念他，也在另一本對話集中談到他，但總覺得不能得其全貌。也許，我記憶中的史華慈都是一些細節和碎片，無法串連在一起變成一個整體。此文亦然。

我曾經說過史華慈是一位偉大的狐狸型的老師，因為“他從來不相信任何一個系統，或一種獨一無二的思想標準。他非常懷疑，懷疑這種那種系統的可讀性，或者某種系統放之四海而皆準”。所以他講中國歷史的時候，也從來不把中國的思想孤立成一個系統來看，而將之放在一個比較文化的框架中講出來—也許不能用“框架”這個約束的字眼，而應該用“脈絡”（context）這個意義更廣的多眼，它至少有兩層涵意：一是思想背後的歷史和文化環境（包括思想家），一是某種思想和同一時空或不同時空中的其它思想間所構成的關係。史華慈教授往往兼顧這兩個層面，所以他的學問也博大精深，然而乍聽起來卻似乎雜亂無章，竟無頭緒。

我就喜歡他的這種“天馬行空”的論述方法，而且多年來把它作為我個人教書的“商標”，甚至有時故意把想法打亂，搞得更複雜，以刺激更深t層的思想探討。後來我把這一套功夫放在文本的分析卜，更覺得舒暢萬分。然而，從某種嚴格的方法論立場看來，就有點“不成樣子”了。我也不能把我的老師的思想方法庸俗地簡化為雜亂尤章，其實他是自有章法的。他的章法之一就是他所有學生都很熟悉的“雙方面”辯證法：分析、個問題必會“從一方面看”（on the one hand),再從“另一方面看”（on the other hand），如此雙方面互相辯證下去，越挖越深，卻從來沒有結論，而是把問題演變成“問題組”（problematique）。絕非“正反合”式的庸俗黑格爾辯證法所能概括。有人說這種方法出自猶太文化的傳統，我只能姑且聽之，但我自己並非猶太人，我也懷疑任何民族有其固有的思想方式。

走筆至此，已近一千字，卻還沒有進人我敘述的主題。其實這也是我故意引用我的業師方法來向他致敬，因為他每在開講或論文開始就會把個問題反覆辯證澄清，然後才進人主題。

我第一次仁史華慈的課，是在我人學哈佛的第一個學期，課程似乎是“中國中古思想史”，還記得他在堂仁帶着一本湯用彤的學術專著，但在課上從未翻閱。然而，史華慈上課，從哪個時期開始講並無所謂，他可以在十分鐘之內把問題“扯開”了，到更廣更深的層次。他這一招就把我鎮住了，原來中國思想史可以這麼講！原來中國思想的蘊涵如此豐富！（當時我在“下意識”之間還是有點瞧不起中國思想，甚至看完全套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也並不佩服。）史華慈在一節課四十五分鐘之內就為我展示了一個知識的“新大陸”，而這個新大陸就是中國的文化傳統。從此之後，我拋棄了來美國念中國研究是占使宜的想法，而把中國研究作為一個探討所有學問的新開端。

我和同在哈佛攻讀中國思想史的張灝和杜維明不同，他們本來就是歷史系或中文系出身，根底本來就厚；我卻是個道地的半途出家的門外漢，本來學的是外文，而且大學四年也從來沒有想到念中國思想史。然而，興趣往往是不自知的，現在回想起來，我對思想史的興趣早在芝大聽摩根索教授的課上就“隱現”了——當時是一種對於外交學或政治學的反抗—我想挖掘浮面政治形態背後的文化背景和思想源泉，這就和文化史與思想史搭上了線。我的中西文化認同危機雖是留學期間多年困擾的問題，但史華慈的課也早已為我打下另一個“認同”的基礎：其實我不必區分中西，因為這兩個觀念都不簡單，而史師處處不忘提醒我們：所謂“西方” （the West）這個名詞只是為了方便才用的，在思想史上沒有單一的“西方”而只有幾個不同但相關的文化傳統，最重要的當然就是希伯來的基督教傳統和希臘羅馬的古典傳統，而這兩個傳統和中國傳統之間並無所謂“影響和反應”的關係，而是某種對等或對稱，可以互相“照明”，所以史師常在堂上提到所謂“Axial Age”的問題：指的是中西雙方在上古都經歷過一個思想上的輝煌時代（關於這個問題，後來張瀕曾為文發揚光大）。

《�翍�愣�年我灾O愀劭萍即笱Э妥�，室曤张灏为同蕯n�晤U鞘背Ｌ傅轎頤塹摹鞍嗬鮮Α保˙enjamin的舊稱是Ben）—這個名字我也是一直不敢當面稱呼他，但經他再三勸誘之下，直到我也在哈佛任教之後才敢稱他為Ben，因此也更拉近感情上的距離。我當了教授以後，每次見到這位班老師，都有一種向他傾訴 —甚至“告解”—的衝動：恨不得把腦海中的聽思所感都告訴他，請他指點迷津。其實這種感覺早在學生時代就有了，開始時不敢接近他，因為覺得自己很不足，對問題的理解不夠全面也不夠深人。後來選他專為研究生開的“研討班”（seminars），逐漸可以和他作近距離的討論了，但仍然經過一番周折。

記得我選的第一門研討課就是史華慈和另一位教授林伯克（John Lindbeck）合開的“當代中共政治”（史教授身兼歷史和政治兩年，也在兩系開課）。第一堂上課就由兩位教授開講，林伯克教授只能淡談研究資料，而史華慈卻把整個中共政治作為個大問題來談，和講思想史一樣有深度，也一樣複雜，對我這個來自台灣對中共無所知的人（除了在芝大課上所得到的一鱗半爪之外），真是大開眼界。然而這堂課又和芝大的研討課不同，兩位老師並沒有指定看什麼書，第一堂完了就解散，由學生各自找資料研究，直到學期快完了才又聚在堂上報告。這種教法也是我一生罕見，現在是行不通的。記得我於課後一片茫然，寫什麼題目呢？只好硬着頭皮去見史教授，他聽說我是外文系出身，似乎對中共文學有點興趣（當時我在台大的業師夏濟安先生也剛開始作中共文學的研究，偶有書信往來），就漫不經心地提到延安文藝整風問題，內中有個有關作家蕭軍的個案，於是我立刻到圖書館去找蕭軍的資料，不但提交論文而且後來把論文改寫成博十論文的一章。我用的角度很特別：不把蕭軍視為政治整風的一節，而把他的思想行為作為一種左翼文人的浪漫心態，由此而和黨的整風政策衝突。這個獨特的觀點，竟然得到兩位教授的激賞，從此奠定我研究當代作家的興趣。

從此我和這位業師也結了緣，我變成了他手下的“文學愛好者”，他每次在班上提到文學藝術都要向我望一眼。後來我膽子也大了，待到再選他的另一門研討的課“中國近代思想史”時，就決定研究林紓（林琴南），原因是要和業師分庭抗拒：他研究嚴復—一個晚清思想界的翻譯家，我當然要研究林紓個晚清文學界的翻譯家。沒想到四十年後，我的研究又回到這個老題目！林紓生前譯了不下一百多本小說，我哪裡找得全？更讀不完，只好以瞎子摸象的方法摸到林譯的兩個英國作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和葛德（Rider Haggard），以此代表近代西方文化上的兩股思潮，一文一武，相得益彰，我寫來也十分得自應手，其實並沒有下過太大功夫掌握林纖的資料也沒有討論他的古文文體。不料班老師閱後大為激賞甚至在圖書館甲見到我，也當面贊之不絕，令我有點無地自容。因此這一篇論文也進人我的博土論文成為一章。後來為了“搭配”林紓，我又加上一章論蘇曼殊，把二人作為五四浪漫文人的“先行者”。此是後話。

業師研究嚴復多年，最後終於出朽，名曰《尋求富強：嚴復和西方》，篇首是他的同事哈慈（Louis Hartz）特別寫的一篇序言，內中指出此書非但對中國近代思想史大有貢獻，而且更重要的是經由嚴復翻譯的研究使得西方自由主義的傳統得到一種嶄新的闡釋。換言之，史華慈用中國思想的例子“照明”了西方思想。最近有人重新研究嚴復的譯文，發現在許多支節上嚴復可能是故意誤譯的，因此也再次證明了班老師的真知灼見，特別是在該書討論嚴復譯赫胥黎和斯賓塞的兩章，嚴復在晚清追求“富強”的思潮影響下，把西方個人和集體的關係“曲解”，而認為前者是後者的基本元素，以之構成國家富強之本（大意如此，可能因目前身邊無此書而有所簡化）。我當時讀來興奮異常，把買來的硬裝本讀之又讀，密密麻麻地注了又注，圈之又圈，還用紅藍兩種筆畫線，把幾段重要章節幾乎背了出來。所以我在上章中說，我的英文文體脫胎於對於兩位業師的摹仿：費正清的文筆言簡而意賅，史華慈的文筆則散出一股哲學性的華麗。非但句子甚長，而且還用了不少“大字”，法文（ressentiment），德文（weltanschaung）和拉丁文皆有。後來我才悟到倒不是老師賣弄文字，而是他的語言背景本來就是如此：年少時在波士頓丘“拉丁中學”（是一間名校）就開始會拉丁文，在哈佛作本科生時專修的是法國哲學，二戰服役時間又學了中文和日文，而他的德文和希伯萊文則有猶太人的家學淵源。除了法語文外，他又兼及西班牙和意大利文，據聞有一次他到意大利開會，早晨打開報紙看後大談中國新聞，別人都目瞪口呆，原來該地沒有英文報紙，他看的是意大利文報紙，竟無知覺。多年後有一次我到他家拜訪，親見他和夫人吵架，原來鬧的原因是他到底懂得幾種語言，她夫人說他至少懂十國語言，他堅持只懂六七種！我也看到他桌面上擺着剛從圖書館借來的不少德文書。那時（大約五年前）他己退休，但仍然每天讀書工作不懈，從他的住所走路上班，到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他的辦公室僅須十分鐘，他這種孜孜不倦的精神，和費正清一樣，也是數十年如一日。我有時去費正清中心吃午餐，就是為了坐在他那一桌，和眾人一起聽他高談闊論，針砭時事。其實他的看法比那些“中國通”（所謂China Watchers）學者更深人，而且料事如神，往往事後證明他是對的，而研究中國政治多年的“中國通”反而錯了。

我至今仍然認為史教授和那些“中國通”在一起是浪費他的寶貴時間，他卻從來不介意。他的辦公室的門永遠都是開的，任何人都可以敲門而入，他也和任何人都可以談，只要你提出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我多次和他單獨見面之前，都要想出一兩個問題，有時想不出來則不敢見他，後來他卻反過來時常向我提出問題。我在哈佛任教時，常在課外主持會議或工作坊，他每清必到，甚至不請自來，事後也會向我說：“你的工作坊比別的有意思，我可以學到一點新東西。”這是我任教花十年最感榮幸的事。我因此也奉從他這種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不過沒有他那麼勤奮。記得他在自己的退休會上說：多年來在哈佛任教，他感到很幸運，可以從來來往往的各地學者學到不少東西。這也許是謙詞，也許真是他的一貫作風，然而我又懷疑：這些來來往往的訪問學者中又有多少人的學問可以和他匹敵？

史華慈曾是費正清的及門弟子，但費教授就曾公開承認學問（特別在思想史方一面）不如他。我又親眼看到或讀到他和其他頂尖學者“較量”的例子。有一次我旁聽他和另外兩位名教授開的一門研討課：“西方思想在他國”，討論的是俄國、中國和中東思想的比較，主講俄國史的派普斯（Richard Pipes）也是一位名教授，但整個課中主章所有論述的卻是史華慈，我相信他也懂俄文和俄國史，而派普斯對中文卻一竅不通。還有一次，哈佛幾位教授為反越戰而聯合舉辦演講會，史教授繼另一位俄國教授發言，幾句話就推翻了他的論點。他還寫過一篇名文，公開批評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這位海德格的女弟子、當年數一數二的歐陸思想家——就以中國傳統為例，指出阿倫特太過偏愛古希臘的“公共”生活（所謂vita activa），並認為此一模式不能行之於四海而皆準。我在芝大任教時，有一次請他來演講，他又公開批評當時紅得發紫的名教授布魯姆（Alan Bloom），認為他對尼采的解釋有問題。諸如此類的例子，舉不勝舉。然而史華慈絕不是一個好勝或好出風頭的學者，可能他真的服膺學術上的節操和真理而真理當然是愈辯愈明的。

我把史華慈視為我的師長甚至我的“替代父親”（surrogate father），這種“情結”當然在師徒關係上很普遍，正因為如此，我偶爾也會不自覺地“反抗”他。畢業後我為了教學而研究西方文學理論，而兼及文化思想理論，其時可能受了一種“業障”，覺得我的老師的論點不夠“理論性”，特別是德里達解構之風襲卷美國學府之後，我又覺得吾師在此方面無以教我。不料在他逝世前幾年．有一次在路上碰到他他劈頭就問我一句：“Read any Derrida lately?”（最近看過德里達的書嗎？），我一時不知所措。後來讀他晚年的文章，內中不但引了德里達，而且也兼及薩依德（Edward Said）和其他理淪家。班老師深知近年來學術界的這種“理論轉向”，但他精研理論後卻不為所動，堅持他的中國文化本位。這一種執着，應該使那些在美教中國文化卻處處炫耀西方理論的年輕一輩（多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汗顏吧。我當年對於吾師的下意識間的反抗何嘗不也是這種潛在的“西方優勢論”在作祟？而吾師晚年真正達到的境界，至少我只有登高彌止而仰嘆。我曾在一篇追悼他的短文中寫道：最後一次去他的寓所看他，他已因癌症復發而臥病在床，醫生早已束手無策，事實上他在等死，但卻十分寧靜，他像慈父一樣向我和玉瑩（當時我們尚未結婚）問候生活情況，眼光慈祥，我頓時感動起來，向他報告說：想提早退休，如此可以多一點時間過一種“靜思型生活”，我當時不自覺地用了他批評阿倫特的那篇文章中的兩個字眼，竟然把“靜思生活”的拉丁文說成“vita contemplata”，他聽後不置可否，但立即糾正了我的語言錯誤：“不是contemplata，是contemplativa！當年我是念過拉丁文的。”最後這句話在大陸版《世紀末的反思》中出了一個小錯，被置於引號之外，變成了我當年讀過拉丁文！這個“我”的光圈不是我的，榮耀應歸還我的業師。在該文最後，我提到他正在聽巴哈的音樂。“每一次聽都覺得內涵很深。”我現在寫此文時，也不自覺地在聽巴哈的音樂，尤其是那首Cantata Bwv 82號中的詠11又調，心中又湧起一股衝動：真想把這張由女中音Lorraine Hunt Liberson主唱的唱碟送給他，又怕他的在天之靈早已聽過了。

不知道我的老師的中文姓名是誰起的，但確是恰如其人：史（歷史）—華（中華）—慈（仁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