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樂山：蘇格拉底的審判和I.F.斯東

西方文明史上，除了對耶穌的審判和處死以外，沒有任何其他人的審判和處死，像對蘇格拉底的審判和處死一樣，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了。這兩次審判有許多共同之處；兩者當時都沒有法院案宗或任何其他正式紀錄。起訴方面沒有正式的訴狀留下。有關審判的全部情況都是他們兩人的忠實弟子後來所轉述的。除此之外，我們沒有他們的同時代人關於他們受審和處死情況的獨立和客觀的記述，甚至連一鱗半爪的暗示也沒有。

所不同的是，在蘇格拉底的案件上，我們在他弟子柏拉圖所記的他的自辯詞中，看到了他轉述的起訴書。但是裡面寥寥數語，既沒有具體的罪名，也不知道是根據哪一項或哪幾項法律提出控告的。

但不管怎麼樣，耶穌和蘇格拉底都因殺身成仁而名垂青史了。對基督教神學來說，耶穌在十字架上的受難完成了神的使命，可謂死而無憾。不過在蘇格拉底身上，即使飲雞自盡，但殺身是否成仁，仍然留下疑問。他是為了什麼而犧牲的？為了他的學說，還是為了他的信仰？蘇格拉底沒有留下他的著作。在他的許多弟子中間，留下著作的也只有柏拉圖和色諾芬兩人。多虧他們的記述，後來才有蘇格拉底的事跡和學說傳世。但是即使在這兩個親炙弟子的筆下蘇格拉底也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人物。

如果當初只有色諾芬一人的回憶蘇格拉底言行的記述流傳下來，那麼甚至最後一杯毒酒也不足以使他名垂千古的。因為在色諾芬的筆下，蘇格拉底俗不可耐，完全是個市井人物，出言陳腐庸俗，有時簡直是個十足的市儈。他甚至可以向雅典的一個著名蕩婦開玩笑地自薦為她拉皮條！要是當初蘇格拉底申辯生效，被判無罪釋放，安度晚年，壽終正寢，說不定我們如今只記得他是雅典一個不起眼的怪人而已，至多是喜劇詩人所喜歡取笑的對象，就像阿里斯多芬喜劇中出現的那樣。

後人心目中的蘇格拉底的哲人形象大部分是柏拉圖所創造出來的。直到今天，我們無法知曉，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有多少是歷史上的蘇格拉底，有多少是柏拉圖妙筆生花的結果。柏拉圖原來是想從事戲劇創作的，但在一見到蘇格拉底之後就拜倒在這個老頭子的腳下，轉而從事哲學的探討；為了表示決心，還燒掉了所寫的悲劇詩作。可是他並沒有丟棄他的文學才華。正是靠柏拉圖的文學才華，蘇格拉底才得以在西方文明史上占據不朽聖人的地位；但是也是靠蘇格拉底如簧之舌，柏拉圖的著作才得以世代傳誦。他是世界上唯一能夠把抽象的形而上學寫成富有戲劇性對話的哲學家。

沒有人會把康德或者黑格爾的著作當作文學作品來讀的。他記述蘇格拉底受審和處死經過的四部對話錄都可以作為悲劇作品而流傳下來。它們的文學價值不下於哲學價值。凡是讀到《斐多篇》中蘇格拉底心平氣和地向他的弟子們告別時的人，很難不掉眼淚的。我們也無不為蘇格拉底在《自辯詞》中向法官陳述的最後幾句話深受感動，不論我們已經讀了多少遍。柏拉圖的記載達到了戲劇造詣的頂峰。蘇格拉底像俄狄浦斯或哈姆雷特一樣成了悲劇英雄。

但是，我們的問題仍舊是，他究竟是為了什麼而從容赴死的？

除了柏拉圖和色諾芬以外，蘇格拉底同時代的人為他畫的形象就只有喜劇詩人阿里斯托芬了。他為蘇格拉底寫了一部喜劇《雲》，還在其他的幾部喜劇中讓他出場。阿里斯托芬是蘇格拉底的朋友，但是作為喜劇詩人，他對蘇格拉底作了無情的嘲弄。在舞台上出現的蘇格拉底成了一個丑角式的人物，實在有損這位哲人的尊嚴。至於亞里士多德著作中有關蘇格拉底的一鱗半爪，已是相隔兩代以後寫的了。也許時間的間隔，使亞里士多德具有了歷史的眼光，不像他的老師柏拉圖那樣五體投地拜倒於太老師的腳下。但更多的原因恐怕還是他在哲學根本問題上同他的老師有分歧，所謂“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說真的，把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放在一起參照來讀，仿佛是旁聽一場針鋒相對的哲學和政治辯論。亞里士多德提到蘇格拉底的話不多，而且散見各處，但對於我們了解蘇格拉底不無幫助，因為亞里士多德同當時的蘇格拉底崇拜保持了一定的距離，以一種極為嚴格的態度來看待蘇格拉底對哲學的貢獻。

但這仍無補於我們揭開蘇格拉底為了什麼殉道之謎。

後人要解決這個謎，直接的紀錄既告闕如，間接的證據又極其有限，所能做到的只有從這些有限的二、三手資料，根據我們對歷史的一些極不完整和極不確切的了解，來做一番常識性的推測，難免以今擬古，穿鑿附會。但話又說回來，歷史上有多少事情完全是原來的面目而沒有後人的穿鑿附會的成分呢？甚至近在我們在世之年發生的事尚且如此，何況二、三千年前的古人！尤其是像蘇格拉底那樣人物的生平、學說、審判、殉道的有關著作多如牛毛，浩如煙海，當然其中不乏嚴謹之作，但穿鑿附會者亦大有人在，久而久之，就很難辨別真偽了。

近年來在這“蘇學”門下又添了一位半途出家的老將：著名左派老報人I．F．斯東。他在一九八九年以八十一高齡去世之前，剛剛出版了生前最後絕響《蘇格拉底的審判》，不僅以其嚴謹的治學態度贏得了學術界的尊敬和欽佩，就是從其內容引人入勝，趣味盎然來說，也使這部本來是枯燥乏味的學術著作躍居暢銷書目。這在出版界實在是件難得的事。尤有甚者，作者從言論自由的角度，剖析蘇格拉底的反民主立場和雅典民主政體之不足，更是令人折服。I.F．斯東不愧是獨立新聞從業者的楷模。可惜的是國人對他可說是一無所知，我們只知美國有個寫名人傳記的歐文•斯東，卻不知還有個無畏的新聞鬥士I.F.斯東，而在他身後，他還將以“蘇學家”之名傳世。

在美國新聞史上，不乏聲譽昭著的新聞從業者：其中有在新聞事業的開拓和發展上大有建樹的發行人如普利策、赫斯特、魯斯等，也有在新聞的採訪和報道上獨具特色的記者如斯蒂芬斯、派爾、莫羅等；更有因撰寫評論時局的專欄而見重於當道的專欄作家如李普曼、艾爾索普、賴斯頓等。但是夠得上新聞從業者典範的，恐怕只有I.F．斯東一人而已，不論別人的名聲是多麼煊赫，事業是多麼龐大，影響是多麼深遠。因為只有斯東所追求的不是個人事業的成就，而是他始終堅信的新聞自由和獨立的原則。因為只有他具有一個新聞從業者應該具有的社會責任感和良心。

斯東畢生從事新聞工作凡六十五年，先後曾為美國八家報刊（主要是中間偏左的報刊）工作，擔任過記者、編輯，撰寫過社論。冷戰期間，這些報刊相繼停刊，斯東的名字雖然沒有上麥卡錫的黑名單，但沒有一家主流報刊敢雇用他，使他面臨失業的困境。但他並沒有因此而屈服；這反而激發了他蓄願已久的獨力辦報的念頭。他以六千五百元的資金（其中三千五是他領到的遣散費）創辦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I.F．斯東周刊》，一不靠廣告收入，二不靠財團資助，一人身兼發行人、主編、記者、校對數職，居然維持了十九年之久，訂戶從五千增至七萬，最後只因創辦人健康欠佳才忍痛停刊。這在美國甚至世界新聞史上都堪稱奇蹟。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數十年如一日，孜孜追求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不畏強權，致力於揭露當政者見不得人的政治隱秘，成為美國新聞界唯一的荒野呼聲。他不僅不容於當道，而且在主流同行中也被側目而視，但他們也不由得欽佩他人格的高尚，認為他不愧是那種為蘇格拉底所自況卻又沒有做到的牛虻。（他的長期訂戶名單讀起來仿佛是一本思想學術界名人錄，其中有愛因斯坦、羅素、羅斯福夫人、吳丹„„甚至瑪麗琳•夢露有感於該刊對政府所起的輿論監督作用私人出資為全體國會議員每人訂閱一份，供他們免費閱讀。）

但是斯東最令人欽佩的是他在七十高齡之後，為了繼續從事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理論探索，居然重新揀起大學時代的希臘文學習，以求能夠不必依靠譯文而直接閱讀希臘哲學的經典著作。把言論自由起源探索到希臘古典文明時代，是因為斯東認為“古代雅典是思想及其表達的自由空前發達的最早社會，在它以後也很少有可以與之相媲美的。”但是他越是學習希臘文，希臘詩歌和文學，“越是愛上了希臘人，蘇格拉底在法官面前受審的景越是教我痛心。作為一個民權自由派，我對此感到震驚„„這是雅典和它所象徵的自由的污點。在這麼一個自由的社會裡，怎麼可能發生對蘇格拉底的審判呢？雅典怎麼會這麼不忠實於自己﹝的原則﹞呢？”

為了解答這個痛苦的謎，斯東窮十年之功（不要忘記這是從他七十歲到八十歲的十年），遍讀了希臘文學和經典著作原文，其間還參考對照了各種各樣的英、德文譯本，終於寫出了《蘇格拉底的審判》，自稱“這本書就是這個痛苦折磨的結果”。他在書中對蘇格拉底被判死刑的原因問題上長期以來已為學術界普遍接受的柏拉圖的解釋提出了質疑並且也提出了他自己的解釋：蘇洛拉底和雅典民主政體發生矛盾的起因是他在哲學的三個根本問題（人類社會群體的性質、什麼是美德和知識、個人與政治關係）上與大多數雅典同胞乃至古代希臘人有着深刻的分歧。

這些分歧不是抽象的哲學概念的分歧，而是牽涉到雅典人當時所享有的民主和自治的權利的基礎本身。蘇格拉底所宣教的“知者統治、別人服從”的極端蔑視民主和自治的學說都是與這種權利背道而馳的。在平時的情況下，寬容的民主制度可以允許這位哲學家在市場上大放厥詞，甚至可以把他當作笑料，但是一旦當雅典民主政體本身的存在受到威脅的時候，像公元前四一一年、四0四年、四0一年兩次被獨裁專政所推翻和一次有被推翻之虞的時候，雅典的民主派不免慌了手腳。尤其是在獨裁專政政權的領導人中不乏蘇格拉底的得意門生如克里底亞斯之流。因比即使在獨裁專政被推翻，民主政體得以恢復之後，看到蘇格拉底依然糾集一批年輕狂妄的富家子弟於他門下宣揚反民主的學說，老笑話就不再可笑，惱羞成怒的雅典民主派就再也坐不住了，由三個公民出面，對他提出了控告。

根據柏拉圖的《自辯詞》中所引的蘇格拉底自辯詞，蘇格拉底自稱控告他的起訴書“大致如下：它說蘇格拉底是個做壞事的人，因為他腐蝕了青年，不相信國家（城市）所信奉的神祗，而相信其他新的精神存在。”色諾芬的《言行回憶錄》裡說得更簡略，只說蘇格拉底被控“教導他的年輕朋友蔑視現行制度，使得他們狂暴起來。”這大概可以作為柏拉圖版本所說“腐蝕了青年”的內容：不相信國家（城市）所信奉的神祗和蔑視現行制度。

我們且來看看雅典所信奉的是什麼神祗。古代希臘的人民除了信奉奧林匹克山上的神祗以外，各個城邦還信奉自己專有的神祗。在雅典是“說服”女神倍多和議會之神宙斯阿戈拉奧斯。這是雅典民主的象徵。蘇格拉底不信奉這兩個神祗是出於他對雅典民眾和議會制度的蔑視。公元前四0四年獨裁專政領導人克里底亞斯的主要副手查爾米德斯是柏拉圖的叔（舅），也是蘇格拉底的學生。他曾表示在議會上講話有些膽怯。

蘇格拉底教訓他道：“最有智慧的人也不會使你害羞，然而你卻不好意思在一批笨蛋和傻瓜面前講話！”然後他一一列舉這些笨蛋和傻瓜是“漂洗羊毛的、做鞋的、蓋房的、打鐵的、種田的、做買賣的、或者在市場上倒賣的，他們除了低價買進高價賣出以外什麼也不想……而你卻對這些……人講話感到膽怯？”而最足以表達他的“知者統治、別人服從”的政治哲學的一段話莫過於說雅典議會要處理建築工程時會請建築者提意見，要擴充海軍會請造船者，議會在這些專門問題上依靠有訓練的專家，如有非專家想發表意見，開會的市民便會“一笑置之，不去理他”。唯獨在討論政府基本問題時，“站起來向他們提供意見的，卻可能是個鐵匠、鞋匠、商人、船長、富人、窮人、出身好的、不好的，沒有人想到責備他”對正在討論中的問題沒有受過訓練。

考慮到蘇格拉底對雅典議會中這些手工匠和生意人的蔑視，控訴他的三個人中主要一個是皮匠師傅也就不足為奇了。蘇格拉底對雅典民主制度的蔑視還表現在他在兩次獨裁專政期間都沒有隨民主派外出流亡，也沒有出力協助恢復民主政體，而且在當時這些關係重大的衝突中，他沒有站在民眾的一邊。雅典最喜歡說話的人在雅典最需要他說話的時候，卻保持了緘默。這表明他對民眾的權利和社會的公正都漠不關心。難怪尼采要說“耶穌曾為耶路撒冷哭泣，而蘇格拉底從未為雅典掉過一滴眼淚。”

蘇格拉底不僅蔑視雅典的民主制度，而且也蔑視雅典的司法制度。雅典審判蘇格拉底的法庭是由五百名來自社會各階層民眾的陪審員組成。這類刑事審判一般投兩次票。第一次是要表決是否有罪；如果判定有罪，陪審團還要在量刑上再投一次票。如果正反票數相等，表決按有利於被告的方式解決，應該說這種判決辦法是相當寬容的。蘇格拉底的最親近的弟子赫爾摩奇尼斯求他準備一份雄辯有力的辯護詞，因為陪審員很容易為口才所折服。但是蘇格拉底卻拒絕這麼做，反而口出狂言，自稱不同常人，有自己個人的神靈指導，還說神諭說他是世界上最賢明的人，而所有別人，不論多麼出名，不論是政治家還是詩人，都是一些笨蛋。他的狂妄自大態度兩次引起全場人群譁然，這可不是爭取無罪開釋的辦法，以致第一次投票以二百八十票對二百二十票表決他有罪。

據蘇格拉底告赫爾摩奇尼斯，他所以不願為自己辯護，是因為指導他的神靈叫他不要這麼做，認為還是現在死去為好，免得老年為疾病所困：“如果我將來眼看着自己衰老下去，而且總是感到病痛，我活着還有什麼樂趣？”因此，死是他的選擇，他只有從生氣的陪審團那裡弄到手，這就是他為什麼在為自己辯護時發言狂妄自大，有意激怒陪審團的緣故。

但是陪審團還是相當寬容的，第一次表決票數相差不大，而且按雅典慣例，第二次量刑表決是在起訴方面和被告方面提出的兩個建議中作一選擇（不是折中）。鑑於第一次表決票數相差不大，起訴方面又提出要求判他飲鴿自盡。這很可能會引起陪審團對被告的同情，因此只要蘇格拉底提出自願流放（這是當時常見的一種僅次於死刑的最重刑罰）或者付一筆為數足以滿足猶豫不決、內心不安的陪審團的罰金，死刑是完全可以免的。

然而在這個節骨眼上，蘇格拉底又以他的實際行動表示了對法庭的蔑視而更進一步地激怒了陪審團。他先是拒絕提出反建議，認為“提出任何刑罰一舉本身就是承認有罪。”繼而他又狂妄地建議的刑罰是宣布他是公民英雄，在今後餘生中由市政廳免費供他一日三餐！而按慣例，只有值班的市政會議成員、外國使節、公民領袖、奧林匹克優勝者和保衛城市和民主的功臣才享有可以在市政廳免費用餐的殊榮。這是個荒唐的玩笑，蘇格拉底也覺不妙，便馬上收回，但已晚了，反感已經造成。但他仍不思補救，竟而又提出為數只有一塊錢的象徵性罰款！他的弟子們都大吃一驚，後雖在他們央求之下他才改為三十塊錢（並由眾弟子們作保，可見為數也不算少），但他原先一再反覆提出的荒謬建議，一定使得陪審團覺得他是有意在開他們玩笑，以表示對這次審判的蔑視，以致以三百六十票比一百四十票判他死刑。換句話說原來判他無罪的人中竟有八十個轉而投了他的死刑票。看來好像是蘇格拉底有意自己把鴆酒送到唇邊。

當然，蘇格拉底有權瞧不起起訴方面和法庭，有權寧死也不援引雅典所信奉的言論自由原則，駁回起訴方面的控告，因為引用這個原則就是背叛他自己反民主反議會的立場。他如果辯護獲勝，這也不是他的勝利，而是他所蔑視的民主原則的勝利。無罪開釋只會證明雅典才是正確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蘇格拉底可說是殺身成仁，他不僅讓自己扮演成西方文明史上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第一個殉道者，而且使信奉倍多女神和阿戈拉奧斯神的雅典違反了自己的傳統精神和原則：以言論自由着稱的一個城市竟對一個除了運用言論自由以外沒有犯任何罪行的哲學家起訴、判罪、處死，給雅典的民主玷上了永遠洗不清的污點。如果這是他的目的，蘇格拉底達到了他的目的。

這就是“蘇學新秀”老報人I．F．斯東對蘇格拉底的審判和處死的原因所作的解釋。

原載《邊緣人語》

[古希臘]蘇格拉底：《申辯篇》(柏拉圖記錄)

如果換一種方式來思考，我們就會發現很有理由相信死亡是件好事；理由就在於死亡只有兩種可能性--一是虛無或者徹底無知覺的狀態，二是人們常說的靈魂從一個世界移居到另一個世界。假如你認為死亡是一種失去知覺的狀態，就像一種安詳得連夢都不會來打攪的深睡，那麼死亡就真是一種難以言說的收穫了。如果要某人將這樣一個安然無夢的夜晚，與生命中度過的其他日日夜夜相比，然後說出他一生中有多少日夜能比這樣的夜晚更加愉快，我想，任何人―且不說是平民還是國王―都無法做出回答。所以我說，如果死亡真是這麼一回事的話，那麼死亡就是一種收穫―永恆也不過就是一夜。而如果死亡像大家所說的，是所有的死者遷往另一個世界永居，那麼，我的朋友們，還有法官們，難道還有比這更妙的事情嗎？假如當這些旅行者們到達地底的世界後，就真的能夠擺脫這塵世的判官，見到據說是在那裡主持正義的法官米諾斯、拉達曼堤斯、愛考斯，以及特立普托勒摩斯以及其他一些一生公正無私的上帝之子，那麼這死亡之行就有所值了。如果有機會同奧菲士、繆薩尤斯、赫西奧德以及荷馬談話，那還有什麼代價不能付出呢？不僅如此，如果死亡真是如此，我甚至願意死了又死。我自己也很想在那裡和帕拉默底斯、忒拉蒙的兒子埃阿斯以及其他受不公平審判而死的古代英雄們碰面，和他們交談。我相信，把我自己的苦難跟他們所遭受的相比，肯定能帶給我極大的快樂和安慰。最要緊的是，我可以像在這個世界中一樣，繼續在新的世界裡進行我關於真理和謬誤的研究。我就可以知道誰是真正的智者，而誰只是自作聰明。法官們，如果可以檢驗遠征特洛伊的偉大領袖，奧德修斯、西西弗斯和其他無數的人們，不僅是男人還有女人，那麼還有什麼代價不能付出呢？與他們談話，向他們請教，將會是多麼快樂的一件事！如果傳言屬實，那兒的人們絕不會因為提出問題而被處死，他們比我們快樂得多，而且他們都將永生！

因此，法官們，為死亡歡呼吧！要相信，不管是生前還是死後，善良的人們都不會遭到惡報。他和他的人們都不會被上帝遺棄；我即將到來的死亡也絕不是偶然。但是我很清楚，我現在最好的出路就是死亡，它會把我從困境中解救出來；因此，神諭並未顯現。還是這個原因，我不會怨恨我的宣判者和控訴者；儘管他們對我不懷好意，但也沒有對我造成傷害。不過，對於他們的不懷好意，我還是心懷芥蒂。

我還有一件事要請你們幫忙。朋友們，當我的兒子們長大以後，請你們懲罰他們。如果他們把財富或者別的什麼看得比品德還重要，請給他們製造點麻煩，就像我曾經給你們製造麻煩那樣，因為他們不知道該注重什麼；如果他們一無是處卻又自命不凡，請譴責他們，就像我曾經譴責你們那樣，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是什麼。如果你們能夠做到，我和我的兒子們都會從你們手中得到公正。

分離的時刻到了，我們各自上路吧―我走向死亡，你們繼續活下去。至於生死孰優孰劣，只有上帝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