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社科學術圈
導讀
抄襲造假、虛假引進、學術亂倫、買賣論文等學術腐敗在中國學界盛行，監督約束機制在權力和市場的扭曲下失效，大學沒有自由的精神，學者沒有獨立的思想，反而沉淪墮落，喪失基本的學術道德和倫理，導致學者不重學術重權術，大學不重教學重創收。儘管中國學術經費上升，但由於根本體制不變，成效並不顯着。必須防止學術競爭力繼續削弱，以免動搖中國發展根基。
中國的國家競爭力正被猖獗的學術腐敗快速腐蝕。在全球化競爭日益激烈的當今社會，以求真為靈魂的學術研究與創新更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生存發展的關鍵所在，學術競爭力也成為一個國家綜合競爭力的關鍵要素。因此，當韓國的黃禹錫涉嫌造假時，韓國當局毫不猶豫地進行了嚴肅的調查處理，而與此同時發生在中國的學術造假事件──上海交通大學“漢芯一號”造假事件卻被中國低調處理。一如既往，中國公眾對此沒有更多的知情權和話語權，也沒有表現出更多的激憤，因為學術腐敗早已像癌細胞一樣，滲透到中國學術界各個器官甚至大腦神經，不但直接損害了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創新能力，而且影響到中華民族的發展根基。
2005年底，有人在網上舉報，上海交通大學微電子學院院長、漢芯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陳進等人涉嫌造假，指出“漢芯一號”芯片是陳進從國外購買帶回，僱請民工打磨掉MOTO標誌後，再烙上“漢芯”標誌，然後作為重大科技成果申報，騙取中國政府1億1000萬元人民幣（約1370萬美元）的科研經費（到帳6000多萬元）。芯片研發是中國科研關注重點，造假舉報震動了上海交大和科技部。幾個月的調查之後，上海交大在今年5月12日證實陳進嚴重造假，並決定撤銷陳進上海交大微電子學院院長職務，有關部委也開始追繳相關經費。
相對於“黃禹錫事件”而言，如此處理不過是輕輕帶過，但對造假成風的中國來說，卻足以敷衍公眾。無論是上海交大乃至科技部、國家發展改革委，還是該項目的監定專家，沒有人出來向公眾道歉，更沒有人在其中汲取教訓，追問一下：為什麼民工打磨出來的東西可以從上海交大一直騙到國家部委？為什麼從學校到科技部的多次監定不能發現問題？原因其實很簡單，中國學術體制從上到下早已被弄虛作假、權錢交易、關係評審等腐化行為蛀空，重權術而輕學術，而監督約束機制在權力和市場的扭曲下早已失效，因而無論在社會科學界還是在人文科學領域，學術腐敗俯拾皆是：
2002年1月，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學術委員會委員王銘銘的《想像的異邦》一書，被查實抄襲；2003年1月，南京東南大學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顧冠群與學生合着論文被爆剽竊；2004年1月，北京大學英文系副教授黃宗英的《艾略特──不滅的詩魂》被證實74%抄襲，黃宗英被院方解聘；2005年12月，汕頭大學長江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胡興榮的《中國傳媒業呼喚權威型經理人》被指嚴重抄襲，胡興榮主動請辭並公開道歉；2006年3月10日，清華大學醫學院院長助理劉輝被證實個人履歷作假，學術成果材料存在嚴重不實，把姓名拼音縮寫相同的人的論文作為自己的成績；6月，上海同濟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楊傑因申報評獎材料中將他人論文列入自己的成果清單，被取消教授資格，並終止聘用合同；等等。
學術評審要公正客觀
着名數學家、哈佛大學客座教授丘成桐對亞洲周刊說：“美國學術界看重公平的原則，學術評審的標準是絕對公正客觀的，因此學術成果能精益求精。為什麼哈佛、普林斯頓、史丹福大學能有一流的學術成就？因為他們的學術環境自由、競爭公平、有能力就有龐大的資源支撐，這樣公正的環境才能吸引世界各地的尖子，成為了世界的學術中心。相反中國院士為了不損害既有的利益，以人治方式進行評審，那永遠不會有好的學術成就。”
近年來丘成桐不斷批評中國學術界，指出了中國學術的命脈所在。沒有學術自由，沒有獨立精神和公平競爭，就不可能有一流的學術和領先的科技。已去世的國學大師陳寅恪當年說：“我以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有自主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大學不僅是學術科研的中心，也是學術精神的承載地。民國時期的北大，秉承蔡元培“兼容並蓄”的辦學思想，開創了一個學術自由、思想活躍的輝煌時期。
中國曾有世界一流大學
有人說，中國歷史上曾有過世界一流的大學，那就是抗戰時期由北大、清華和南開轉遷雲南組成的西南聯合大學，那裡走出了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和楊振寧，以及其他一大批一流學者如殷海光等。在抗戰的艱苦時期，中國知識界頂住外界壓力，選擇了集體遷移的方式，無非是為中國的長遠發展保留火種。
儘管中國在九十年代末提出了“科教興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口號，但是目前看來，中國距離這些目標越來越遠，因為在現行的專權體制和扭曲的市場機制下，大學沒有自由的精神，學者沒有獨立的思想，反而沉淪墮落，喪失基本的學術道德和倫理，抄襲造假成風。
2005年8月至10月，丘成桐曾因為在中國媒體上點名批評北京大學學風日下、虛假引進人才，以及點名批評北大數學系教授田剛而引發了一場聲勢頗為浩大的“丘田之爭”。丘成桐批評北京大學向國家要巨資聘請海外人才，而引進回來的教授卻極少能完成工作時量，極少給學生上課，也沒有顯着的學術貢獻，是一種嚴重的資源浪費。丘批評田剛同時在多所國內外大學兼職，未達合約工作量，卻拿數百萬年薪，並指責田剛有學術剽竊的嫌疑。
隨着與丘成桐的交鋒升級，作為中國大學象徵和旗幟的北京大學的每一個舉措和發言，都受到媒體和公眾的矚目。北大數學院教授丁偉岳、項武義等公開答辯，回應丘的批評，同時指責丘是出於“名利爭鬥”與曾經的學生田剛為難，指責丘破壞了北京大學的聲譽。雙方來來回回激辯一年多，但北京大學始終迴避丘成桐說的“引進教授拿錢但是不做事”，以及北大學術壟斷、“學霸”的指責。網絡上的民意也一邊倒地支持丘成桐，相信丘成桐的網友超過85%，而支持北京大學的卻還不到5%。
年年以最高的高考錄取分數招取中國最好的學生的北京大學，擁有幾乎最強的師資、最優厚學術資源以及“第一學府”的美譽，也令自己成了人們關注的“出頭鳥”。2002年北大教授王銘銘抄襲事件，2003年北京大學人事制度改革，都引發了全國學術制度的一系列批判討論。此次丘成桐直接激烈的點名批評，在媒體公開後，反響可想而知。而與網上的民意不同的是，亞洲周刊訪問了中國大陸幾所重點大學的教授，以及來自北京大學的在讀研究人員，得到的回應頗有些不以為然。上海交通大學一位博士生導師說：“中國學術環境怎麼樣，學術腐敗也好，作假也好，功利也好，這些大家都心知肚明，這是體制問題，不是哪一個大學單獨的問題。”
北京大學電子系研究生劉琨告訴亞洲周刊，北大校內學生對這件事情感覺“很冤”：“北大一定會有問題，但每個大學都有問題，這是中國的大環境。把大環境的問題讓北大一個去承擔，很冤。”剛從北大國際關係專業畢業的施雨岑說：“說學術腐敗，我告訴你，如果北大黑，黑得像煤的話，那其他大學一定連炭都不如！”
丘成桐教授不斷地用激烈言辭評論學術界，與其說他針對某個大學，不如說他所想警醒的根本，是深入到全中國每個科研院所、每個大學的學術腐敗。而中國的學術腐敗，如同任何一種腐敗形式一樣，其根源，離不開兩個字：權，錢。丘成桐更直言不諱：“在中國，他們搞的根本不是學術，而是權術！”
院士制度遭到質疑
所有被訪的教授都毫不諱言地承認，中國學術界存在一個權力系統。這個系統包括兩層權力，一層是行政權力，第二層是由此產生的人際影響力。前者的主體是院士。“院士”在中國學術界，是個皇帝般的字眼。作為法定的“最高學術權威”，他們掌握着絕大多數學術資源的分配，包括科研經費、研究基金的發放、學術獎項的評審等等。中國傳媒大學一位教授說：“院士的榮譽是終身的，而且沒有監督，任人唯親是一定的。誰與院士關係好，誰的項目就能批下來而獲得經費。這也是為什麼北京的高校總是比地方院校擁有多得多的科研經費。”
做學術要講權力和人情
這位教授所說到的，就是院士的行政權力進而帶來的人際影響力，這層無形的權力通過各個校長、院長、所長、會長擴散，逐漸形成一個完整的權力系統。由於政治中心、學術中心的特殊地位，北京也成為這個權力系統的中心。上海交大一位博士生導師向亞洲周刊講述了與北京高校爭奪經費和項目的不易，“做學術也要講人情，實力不是唯一的標準。如果實力差不多，那就看個人關係了。北京的資源多，提拔親信也就多。每年教育部撥款的科研經費，北大清華一定是拿了大頭，其他學校加起來也就只能吃點剩飯。缺少經費，科研項目就少，科研能力就弱，下一年爭取經費就更難。這是惡性循環啊，想要跳出來，捷徑就是人際關係”。
這個龐大而直接的權力系統，具備產生腐敗最根本的條件：缺乏監督。院士是終身榮譽，並沒有監督委員會這樣的機構去驗證院士們的決定。那麼，既然做學術離不開資源，取得資源離不開權力系統的點頭，正如丘成桐所言，學術，往往就簡化，或者複雜化成了權術。
中國的學術生態正陷入惡性循環之中。着名教育家、前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認為：現在培養的十多萬基本上不合格和學風不佳的博士，將會充實到大學和科學研究機構，由這些不合格的博士再培養出更多不合格的博士。所以，我預計二十年以後，我國的教育和科學水平還要下降，與世界先進水平的距離還要拉大
學術上也有派系鬥爭
始終不願公開姓名的上海交大教授說：“在中國，政治鬥爭、派系鬥爭是很可怕的，我們這一代人經歷過，我們知道。我只想安安靜靜做學問，不想被卷進這些鬥爭，也不想得罪人。”
近年來，隨着中國大學的逐年改革，大學教授、研究人員基本都以合同制與學校簽約。而每年教師們也必須通過一些考核，才能與學校續簽合同。對教師的考核通常包括在規定時間內在國家核心期刊發表論文數、完成的教學任務如何、每年完成多少個課題項目等等。這些考核項目也直接與工資掛鈎。
以北大為例，北京大學正教授的基本工資是5000元，但據大學內部人說，多數教授的每月收入有至少五萬元。“現在大學老師的基本工資都不高，主要收入都來自發表論文，或者拿到項目的經濟獎勵。在核心期刊上發表論文，獎金可以高到幾萬，甚至十幾萬。如果自己的課題申請到了科研經費，收入也會很可觀。原則上，申請到的經費應該投入科研，但普遍現象是，教授跟國家申請的經費要比實際需要的多百分之十五左右，多下來的這部分可以補貼實驗室，也可以當作自己的收入。但是，如果沒有項目和論文，那麼不但沒有收入，嚴重的話連自己的實驗室都養不活，甚至還會被降職。”
所謂“爭項目”，也就是教授提到的“申請經費”，中山大學的一位陳姓研究生這樣告訴亞洲周刊：“我的導師大部分時間都用來申請項目，其實項目最終能不能做成對老師來說不重要，重要的是拿到經費。有時，導師會把一個完整的實驗系列拆分成很多塊，為了申請到不同的項目，拿多幾份經費。有時，會請某個名機構來這個項目掛恥，叫做合作，但實際只是掛個名，越是掛恥上有名氣的人，拿到經費的可能性就越大。其中有些利益交換，導師的人脈越廣，掛靠名人的機會和拿到經費的可能性也越大。”
人們常批評學術界風氣浮躁，心態功利，在丘成桐看來，正是由於這些利益的爭奪造成的。“我曾經跟北京的幾個教授建議過做龐加萊猜想，它有價值，值得付出學術努力。但他們一直不做，原因很簡單，這是基礎命題，費時、費力，而且賺不了什麼錢。所以現在中國，教授都跑去做應用課題，基礎科學無人問津。這對中國未來的學術發展有極壞的影響。”丘成桐說。
博士生炒博導魷魚
教授們正職爭項目，副職賺外快，真正做學問的越來越少。“我讀研究生以前不知道，原來做學問真的像做生意一樣。我們跟老師做研究，但博士生導師每天做的事情也就是請客、吃飯，我們要做的也就是陪吃、陪酒。一個接一個的飯局，然後就有一個接一個的項目。”南京大學一位二年級的研究生透露，自己每月幫導師做項目，可以拿到一千來元的生活費。但有的導師利用所帶的研究生做項目，卻不顧基本的教學和科研。2004年上海交大九名博士生炒掉了導師王永成教授，因為他們不滿為導師打工而荒廢了自己的博士學業。
權力缺乏監督，經濟利益至上，兩相作用，學術腐敗蔚然成風。最臭名昭着的腐敗手段，要數學術作假。當研究經費缺乏，爭取項目面對壓力，許多學者在沒有成果的時候只能靠編造成果，湊論文數量，保住自己的項目和職位。不少粗製濫造、拚湊甚至編造的論文因此得以發表；學術作假，因此有了土壤。
2006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常委公布了一個調查，在接受調查的180位博士學位獲得者當中，百分之六十的人承認他們曾經花錢在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相近比例的人承認曾抄襲過其他學者的成果。真正的研究，需要長時間的艱苦努力。但是成果壓力和經濟利益的雙重驅動下，沒有多少人願意十年寒窗熬出一個成果；也沒有多少大學，給學者這樣的空間去做學問。造假，成了一步登天的手段，而且很顯然，屢試不爽。
學術環境惡化，最受害的，是在大師講台下接受教誨的學生們，而他們，恰恰是中國學術未來的希望。丘成桐說：“中國的大學教育距離發達國家還有相當的距離。在中國的大學我看到好多奇特的東西，一個導師竟然可以帶三十個學生！中國不缺人才，缺的是培訓人才的機制。而且即使他們中的一些出來了，也沒有公平的競爭機制給他們發展。你能見到好多人才，都是跑去美國，才做出了很大的成就。”
但是，中國的學術生態正陷入惡性循環之中。着名教育家、前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認為：“現在培養的十多萬基本上不合格和學風不佳的博士，他們有一個博士的桂冠，所以他們將會充實到大學和科學研究機構，由這些不合格的博士再培養出更多不合格的博士，這就是一個惡性的循環怪圈。所以，我預計二十年以後，我國的教育和科學水平還要下降，與世界先進水平的距離還要拉大。”
從廣州中山大學畢業到香港深造的M（化名）告訴亞洲周刊：“我本科學習的是生物，四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不斷地做實驗，泡實驗室，殺小白鼠。我成績很好，但可怕的是，很多時候我其實根本不知道為什麼要做那些實驗，這樣做、這個步驟是有什麼意義，最後為什麼要得出那些曲線（實驗結果）。我們經常做不出老師要的結果，也不知道原因，最後就自己描一張線形相關圖交給老師。本科四年，我們居然從來沒有學過統計，也從沒有老師告訴你要去做資料分析。”這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研究生說：“到港大後，我才發現，自己大學四年都是在做機器做的工作，不用設計，不用求證，只要根據老師的要求去搖試管、殺老鼠。”她的同學留在國內讀了兩年研究生，到現在依然是在幫導師幹活，“連思考的機會都沒有，甚至連基本的原理都不懂”。
沒有思考的機會也許還是幸運的，至少，沒有往歪路上思考。教授剽竊一件接着一件，幾乎所有學校都有學術作假的醜聞。如此言傳身教之下，學生的情況又是如何呢？
2005年9月的《中國青年研究》公布了一份對892名大學生進行的抽樣調查，調查中，有82.74%的大學生承認有過作弊行為，包括夾帶紙條、傳遞答案、替考、高科技舞弊等，甚至還有教授泄題。另外，2005年12月的《東方早報》稱，有近六成大學生承認從網上抄襲論文，甚至有專業的網站買賣、代寫“優秀本科畢業論文”。
六成大學生抄襲論文
所有接受訪問的教授、學生，在談到學術腐敗的時候，第一句話都是說體制。“學術腐敗根深蒂固，是體制問題！”人們所說的體制問題，是由學術權力的頂端開始的。從院士開始，權威的選舉、權力不受監督，評價體系的不透明，都是引發一連串學術腐敗現象的開端。
丘成桐說：“院士的選舉本身就不是公開的，院士選出後，他們的權力極大，又絕對缺乏監督。一個學者，從申請經費做項目，到項目完成參加評審，全都是由院士們掌控。腐敗就是從這裡滋生的。”上海交大的教授說：“怎麼評價教授實力如何？怎麼評價這個人有沒有資格獲得基金？怎麼評價他能不能評上院士？怎麼評價這個獎項該給哪位科學家？所有這些評價機制，在多數情況下，都是不透明的。學術風氣敗壞，跟這個不透明的評價體系，關係太大了。”
學術敗壞與大學精神的喪失密切相關。民國時期儘管有北洋軍閥的顢頇和國民黨的專制，但是北大依然“兼容並蓄”，但1949年後中國的大學很快地被改造為社會主義的工具，“反右”後中國知識分子幾乎喪失了自主性和獨立性。儘管如此，在政治高壓時代，中國的科技工作者還是憑理想和激情取得卓越的成就，如兩彈一星、胰島素、青蒿素、返回式衛星、雜交水稻及陳景潤對歌德巴赫猜想的貢獻。然而在經濟開放後的二三十年中，中國科研成就還比不上封閉年代。不要說像胰島素這樣可以獲諾貝爾獎的成就沒有，就是能夠在國際上產生廣泛影響的學術成果都難以說上來。神舟飛船的確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神舟飛船的核心關鍵技術早在七十年代即已掌握，即能夠準確、安全、定點地發射回收載重衛星。顯然，由於人治傳統和法治缺失，原本非常脆弱的中國學術生態在扭曲的市場機制下徹底崩潰，導致學術腐敗日益嚴重，學術水準和科研能力日趨下降，儘管中國的綜合國力不斷提升。
近年來中國加大了科技研發和高校的投入，但是成果並不顯着，中國學術競爭力有進一步惡化的趨勢。根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開發研究院（IMD）每年發布的《國際競爭力報告》，1998年中國的科技競爭力還排名第十三位，但2003年急劇降到第29位，而且近年一直在這個附近徘徊。根據中科院的統計，2004年中國發表的論文總數是世界第9位，但是平均每篇論文被引用的次數僅排在世界第124位。2006年6月9日，美國《科學》雜誌新聞聚焦，以《學術腐敗醜聞動搖中國科學》為題，稱學術腐敗的日益增多將迫使中國的科技界領袖或者選擇清理門戶，或者使學界更加混亂.
政治權力壓制學術爭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