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兒點評：現在網絡流行着各種千奇百怪的APP(英文縮寫)——應用程序(中文名稱)，越來越多地吸引人們在移動設備上花掉大量的時間。尤其是青少年們，隨着手指的不停地滑動，APP在不知不覺之中讓他/她們的青春寶貴時光消耗得乾乾淨淨。

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然而人的欲望卻是無限的。無論社會、學校和家長們如何憂慮，在移動設備的猛烈推動下，“六十分萬歲”的時代已經來臨！

莘莘學子們以60分為在校學習的終極考試目標，可以自由支配餘下的40分的精力和時間。如果這部分餘下的時間用於在移動設備上不停地滑動手指，人的大腦必然會跟着發生改變——最終改變人腦的運作方式。也無法避免地給人類的子孫後代遺傳產生潛在的巨大影響，

誠然，在校考試滿分100的學生，並非從學校畢業之後就必然有一個成功的人生和職業生涯。

試問：成功的人生，誰主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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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澎湃新聞 2015-09-27

中國教育為何如此重視學霸？

斯巴達VS雅典：中國基礎教育打敗西方了嗎？

騰訊思享會上周發布了華東師範大學許紀霖、劉擎教授和人文公益講壇創始人樊陽，圍繞中國教育現狀展開的對談精選。

許紀霖認為最典型的中國式教育，是毛坦廠中學、衡水二中這類“高考工廠”，奉行集中營式的軍事化管理，上廁所都要掐秒表的。他把這種基礎教育，形容為斯巴達模式。在古希臘，斯巴達是高度軍事化的集權國家；而雅典模式，是為求知而求知，尊重人的個性，注重公民的德性。一旦進入競爭，看一時之輸贏，雅典就不是斯巴達的對手。不過他思考的是：誰笑到了最後？

並且，這樣的基礎教育，他發現只有50%是真正有用的知識，另外50%只是為了打敗別人而已。“中國現在的小孩子，反覆地習題操練，有一點像體操運動員。為了保證不失誤，同一個動作，每天幾十遍、幾百遍地操練，最後操練得爐火純青。”

由此，許紀霖歸納中式教育培養的是適應性人才。對已有的知識、社會既成的規則，爛熟於心，並且懂得如何在這些既成規則中獲得自己的利益。北大的錢理群教授稱這些學生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中式教育就是讓這些利己主義者精緻些、更精緻些。

劉擎則指出，中國教育有“遵從主義”的傾向，即特別強調有一個現成的標準，這個標準是權威性的，學習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找到這個現成的標準，去遵從它、與它相一致。相對而言，西方教育特別鼓勵有想象力和創造力，要求獨立思考，有叛逆的、挑戰的和批評的精神，提倡一種非遵從性的氣質和態度。然而後者常常很難用一個標準程序來評判，需要在具體情境中做出的具體判斷，這就要求一個更為複雜和困難的評價方式。但現在中國教育系統中，個人判斷不太讓人放心，人是信不過的，所以我們特別依賴標準化的程序。

然而哪怕從狹隘的“成功”目標來說，這種鼓勵遵從主義的教育方式效益如何恐怕也需要反思。一開始好像很成功，“贏在起跑線上”，但最終的創造性卻嚴重不足，在終點好像沒有贏。劉擎認為“這種教育方式讓我們贏在了起跑線上，但卻輸在了終點。”

樊陽的觀點很能代表一線實踐者的態度。他認為儘管整個教育機制很難一下改變，但個人還是可以有所為的。首先需要每個人能認識到這個問題，然後在某些領域爭取個人的主動性，做出更好的選擇。“即使在我們的公立學校裡面，每一堂課，老師還是有一定主動性的。不同追求的老師、不同素養的老師，給學生帶來的肯定 是不一樣的。”

對談還提及有趣的“第十名現象”——五十人的班級，後來比較有出息的人通常在班中排在十名上下。這些學生只用70%的精力考到了第十名，30%精力就去玩自己喜歡玩的，最終憑着優良的學習基本功+學霸們沒有的獨特興趣和專長，成為創造性人才。許紀霖覺得比較起狀元和學霸，他們才是最後的勝利者。“我們這個社會太追求成功，太相信學霸，結果成不了一個創新性國家。”

劉擎把“第十名現象”或“80分現象”，概括為精力與時間的分配問題。因為80分到100分的最後那20分，已經不是這個學科或這門知識的主幹內容，而是那些細枝末節的部分或者解題的技巧，或者熟練的程度。同樣一個人如果把用在最後20分的那些時間精力用在別的學習和活動中，視野就更加開闊，靈活變通的能力也更強。“所以素質教育的關鍵在於讓同學的時間精力投入形成一個合理的分配結構，這對長遠是合理的和有益的，但對高考的競爭力是不利的。”

君子斷交，不出惡言？

上周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孫家洲一封公開信在網上熱傳，引發激辯。他在信中斥責自己的碩士生郝相赫“在微信上屢屢發表攻擊他人的言論”，“無端嘲諷”學界前輩如閻步克、韓樹峰等，讓他“忍無可忍”，宣布斷絕與郝相赫的師生關係。之後，郝相赫先發布“情況說明”，為自己的言行辯護，隨後又發表“道歉信”，懇請導師“能夠繼續容留”。

有人認為孫家洲是維護師道尊嚴；也有人質疑他的做法會嚴重影響郝同學的未來，過於激進，完全可以採取比較溫和的方式，畢竟“君子斷交，不出惡言”；還有人討論他是否有權單方面斷絕師生關係，畢竟作為導師，他要履行相應職責。

這一事件所呈現的議題多聚焦在學術倫理、品行風度、微信朋友圈裡的私人言論能否被公開傳播，以及導師制中的師生關係。

復旦大學英文系教師朱績崧分析此事之所以引起如此廣泛的關注，原因有二：一是網絡傳播令事態擴張；二是我們對“大學”、“教師”、“學生”這些概念，傳統上存在很高的“道德”附加值。如果你認為學術與道德可以涇渭分明，你自然覺得為學術罵幾句娘也未嘗不可。如果你覺得學術與道德必須如膠似漆，你勢必無法容忍學生輕蔑師輩。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建偉認為，孫教授以公開信形式表達對郝同學的不滿，並宣布斷絕師生關係，並不符合現行的教育制度。這種不能容忍挑戰權威的壓製做法，造成的惡果只能是人才不振。過度的控制只會扼制一個人實現自我的動力，也就“謀殺”了促成獨立學術探索的心理機制。“大學教授對於一些出格言論，有更多一點寬容，才有希望破除當下一個大學的困境：為什麼我們多年來就培養不出學術大師呢?”

新京報書評發表署名張彰的文章，着眼於祖師崇拜與中國師徒的差序格局。我國將老師比作父親由來已久。荀子的“天地君親師”的觀點，就將師與天、地、父並列，賦予了教師權威的地位。這是因為老師傳道授業，教會了學生吃飯的本事，恩同再造。而學生也繼承了老師的學問，並在此基礎上將之傳播下去，往大了說這是“為往聖繼絕學”，往小了說這是繼承老師的道統。“而這一套邏輯今天依然存在，並非全是腐朽思想作祟。”作者認為在學界金字塔結構中，要獲得更好的資源，提高自己的地位，都必須付出艱辛的努力，拉幫結派、不對稱互惠的師生關係、尊老維親等現象，無疑都是在客觀的生態下不得已而做出的行為選擇。

教育學者熊丙奇認為此事凸顯出，我國現代教育體系有必要建立導師和學生持續互選機制。他認為不能簡單用導師職權來要求導師不要淘汰學生，也不能用學生要“尊敬師長”來限制學生更換導師，而應該從尊重學生的選擇權和導師的自主權出發，設計雙向選擇的機制。

連人民日報也發文參與談論。“大家談”欄目以《如何看待“師生斷交”事件》為題，刊發了三篇出自不同作者的短文。其中，題為《我們還能愉快聊天嗎》一文指出，無論在“朋友圈”還是飯桌上發言，必然要承擔被截圖、評論和傳播的收益和風險。網絡社會，常常戾氣橫行。要化解日益“坐大”的戾氣，需要個體文明素養的提升和社會的共同努力。《學術討論，絕非謾罵攻擊》一文則表示，無論在公共場所還是隱私空間，學術討論都不能以過激言論進行攻擊謾罵，否則只會抹殺學術問題本身的意義而陷入是非之爭。

中國婚姻變化，並非西化的結果

《文匯讀書周報》上周發表了對美國耶魯大學社會學教授黛博拉·戴維斯的訪談，談當代中國的婚姻變化。她和人類學者薩拉·弗里德曼編著的《妻子、丈夫與情人們：香港、台灣與大陸城市的性與婚姻》，為揭示中國當前婚姻變化的不同趨勢提供了難得的他者視角。

戴維斯認為，這過往三十年，歐美婚姻制度最大變化是：結婚不再是為人父母的必要條件了，人們不再覺得必須通過結婚來成為成年人、成為父母。

而中國婚姻的變化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孩子只能出生於已婚的夫婦，非婚生育是非法的（美國和西歐並非如此）。這意味着要成為父母、傳宗接代就必須結婚。因此婚姻變得格外重要，是建立家庭的基石。其次，依據1980年和2001年的婚姻法，離婚變得容易而且便宜——恐怕也是全世界最容易、最便宜的了。第三，1949年以前，親子關係要強於夫妻關係，後來財產所有權規則的改變和婚姻法的出台，削弱了父母與已婚兒子間的縱軸聯繫，強化了年輕夫妻間的橫軸。但父母對女兒的投資和將來都特別看重。這是中國大陸的新趨勢。

她的書名中的“情人”是指所有類型的性關係，包括婚內、婚前和婚外的，以及男男和女女等同性之間的性關係。書中討論了上海的情況：很大比例的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他們相信愛情，但不是奔着婚姻而去的，有驚人比例的人看重的是當下的快樂，以後結婚還是不結婚不一定。這是很大的變化。

與十年前相比，中國各種情人受到的指摘似乎不那麼公開了，社會輿論對相關現象也似乎變得越來越寬容了。戴維斯認為這兩種趨勢都是婚姻私人化和國家減少了對私人生活的管控帶來的結果。

她不認為中國婚姻的變化是西方化的結果。美國和歐洲在經濟和法律方面差不多，但是家庭的意識、文化的差異很多，也就造成了婚姻體制的差異。所以，要分析婚姻的變化，要看本土的情況。中國婚姻的變化要看中國的國情，要看法律、政策、文化、宗教、人口等的綜合的情況。

“我願意猜想，你們的下一代‘80後’‘90後’，他們想要幸福的生活；因為互聯網，他們與世界的聯繫不一樣了，他們在搜索什麼，他們一定會有不同的經驗，下一代的價值觀一定會變化，我們真不知道以後會怎麼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