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風吹，雪花飄，雪花飄飄年來到。即便是“躲債七天”的楊白勞，也得“回家來”，並且雖然“錢少不能買”，也要“扯上二尺紅頭繩，給我喜兒紮起來”。過年對於中國人而言究竟有怎樣的魔力，以至於躲債的楊白勞甘冒被抓的風險也一定要回家來？其實，楊白勞不但欠黃世仁的債，他同樣還欠“年”一個“債”。前一個債務

是有形的，可以量化，亦是能夠暫且欠一欠、躲一躲的；後一個無形的債務則既不可量化，又不能拖欠和躲避。非獨楊白勞，幾乎所有的中國人（或曰華人）都欠“年”一個“債”。這個“債”是老祖宗留下來的。

儘管春節至今仍然是中國人最重要的節日，但是年味卻顯見地越來越淡，不但過年的內容和形式都起了不小的變化，就是內心那種憧憬與期盼也無從撿拾了。比起春節，其他同樣延續了幾千年的中國傳統節日就更顯頹落了。雖然我們依然會在元宵節吃元宵、端午節包粽子，但是參與的熱情卻與日俱減，更不要說“人勝”、“中和”、“上巳”這些幾近消失的節日了。

而另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一些舶來的“洋節”卻是越過越紅火，青年人尤其是都市裡的青年人在聖誕節、情人節間迸發出的熱情，也足以燃起“冬天裡的一把火”。

這是一些顯見的現象，由來也不止一年了，而在過去的一年中，由於有“韓國申報端午節為文化遺產”和“將春節改期”的專家提議，使得“傳統節日民俗保護”的討論格外熱火，看得出，“中國節情結”在社會上還是普遍存在的。

一、中國傳統節日的根源

中國重要的傳統節日，其中大部之形成莫不跟歷制有關。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李露露女士的新著《中國節———圖說民間傳統節日》（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將中國較重要的傳統節日統計歸納為20個，其中來自日月時令交會的，或與之有關係的有16個：春節、立春、元宵節、中和節（二月二日）、上巳節（三月三日）、清明節、天貺節（六月六日）、夏至節、七夕節、中秋節、重陽節、冬至節，都與時氣節奏大有關係；幾個表面上與時氣無關的，比如端午節、臘八節（十二月初八）、祭灶節（十二月二十三日）、除夕節，細查古制，也有時令的講究。民間信仰認為五月為毒月，初五又是毒日，有五毒，即蛇、蜈蚣、蠍子、蜥蜴、癩蛤蟆。此月多災多難，甚至生孩子都會夭折，因此必須採取各種方法預防，避五毒乃是過“端午”之初衷。臘八、祭灶以及除夕節，均是春節的“伴節”，自然也是與時氣相關的。而其餘四節正月初七的“人勝節”、四月初八日的“浴佛節（釋迦牟尼生日）”、七月十五的“中元節（鬼節）”和十月十五日的“下元節（水官大帝誕辰）”則來源於傳說、神話和宗教。

在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裡面，人該與自然節奏和天地韻律沆瀣一氣，追求“與宇宙合一”（金岳霖語），既然“節”是天地時氣的交合之處，是“天”、“地”的節奏，自然也該是“人”的節奏，是連通自然節奏與人生命運的“節點”。這使節日對於古人又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升華。

曆法主要是農業文明的產物，由曆法而起源的節日，無論性質還是形式，自然也是主要為農業生產服務的。這一點似無太多疑義，無需引經據典再來論述。

而當中國農業文明發展到一定時期之後，傳統節日則又從性質到形式，開始為儒家倫理學說支撐的家族制度而服務。

有關家族制度（或曰宗法制度），馮友蘭先生的論述很是精要，他在《中國哲學簡史》中稱，“家族制度過去是中國的社會制度。傳統的五種社會關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其中有三種是家族關係。其餘兩種，雖然不是家族關係，也可以按照家族來理解。”“儒家學說大部分是論證這種社會制度合理，或者是這種制度的理論說明。經濟條件打下了它的基礎，儒家學說說明了它的倫理意義。由於這種社會制度是一定的經濟條件的產物，而這些條件又是其地理環境的產物，所以對於中華民族來說，這種制度及其理論說明，都是很自然的。因此，儒家學說自然而然成為正統哲學，這種局面一直保持到現代歐美的工業化侵入，改變了中國生活的經濟基礎為止。”

這種建立在農業經濟基礎上的以父家長為中心的家族制度，正是中國傳統文化所依託的社會結構，並對民間風俗產生了長期的、重大的影響。於是我們看到在傳統節日中，“農事”、“祈福”、“驅邪”等主題爾外，又添加了“祭祖”、“團圓”等“孝親”元素。

也就是說，中國傳統節日之產生乃至傳承發展的根源在於千年的農耕文明，具體的支撐又表現在三個方面，服務於農業生產的中國農曆曆法為其刻劃出具體的時令節點；中國人至為推崇的“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排除了這些時令節點之於古人的外在性和偶然性，並賦予它們更多形而上意義；為封建社會歷代統治階級所尊崇利用的儒家倫理學說豐富了節日的社會基礎和實用意義以及實施形式。

二、中國節斷裂現狀

我國現有的法定節日有10個，分別是：新年（西曆1月1日）、春節、國際勞動婦女節（3月8日）、植樹節（3月12日）、國際勞動節（5月1日）、五四青年節（5月4日）、國際兒童節（6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節（8月1日）、教師節（9月10日）、國慶節（10月1日）。其中只有春節屬於傳統文化節日。其他節日，或來源於重要的歷史事件（如國慶節），或與國家、政府的行政設定有關，有的則是採用國際公例，總之多是近、現代發展形成的歷史產物。

這是中國傳統節慶文化出現斷裂很重要的一個表現。

我們再把時間上推，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孫中山政府取消了農曆紀年而改為國際通行的公曆紀年。同時，民國政府還想把中國的傳統節日改為公曆日期慶祝，甚至為此採取了很多極端的做法，“當時的所出現的行政措施嚴重到這種程度———賣年貨就要把店鋪砸爛”，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民間文學論壇》雜誌主編劉魁立先生介紹說。儘管當時的民眾並不買帳，依舊按照農曆慶祝傳統節日，但是公曆紀年卻由此確立下來。“更何況胡適大概在1921年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所有這些對傳統文化的不關愛，變成了一種特殊的行政干預的強硬方式，到1929年甚至把農曆全都廢掉了。”“由於這樣一種原因，導致我們自己對傳統節日變得很淡漠了，相反卻對國外的一些東西趨之若鶩。比如說現在的年輕人心中，就有了所謂的‘個性解放’的需求，他們把過去傾注在以家庭、宗族為主的節日身上的熱情，轉向個人節日，於是像什麼情人節啊，愚人節啊就開始在城市裡面流行起來。”

“現在年輕人也不是不過傳統節日，但是他們不明白怎麼回事，一問全不知道”。李露露說。在談及新作的創作以及出版情況時她表示，新書《中國節》是在10多年前自己與同事的舊著《中國古代節日文化》的基礎上重新增補、修訂完成的，目睹十幾年來中國傳統節日的變遷她深有感觸：“隨着我們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發展，以及全球一體化進程的加劇，我國民間節日文化受到了很大的衝擊，有的甚至正在面臨消失。傳統節日也在不斷淡化，外來節日則逐漸抬頭，在這種情況下，我感覺搶救中國傳統節日文化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文化界當中，這一呼聲也很高。”

劉魁立把中國傳統節慶文化出現斷裂定義自辛亥革命以及新文化運動後始，李露露強調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發展，以及經濟全球化對傳統節日文化構成強勢衝擊。實際上，人們在節慶期間（包括傳統節日與外來節日）衣、食、住、行等消費生活觀念、方式上的具體改變，直接反映了中國民眾正經歷一場世界觀的巨大轉變。

三、斷裂反映觀念的轉變

北京大學哲學系的張祥龍教授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危機》一文中，在回答“自新文化運動、‘文化革命’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傳統文化遭遇了什麼異變”一問題時稱：“她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橫行而來的西方文化頂替掉了，而且其殘存的部分也正在被全球化過程進一步掃蕩”，“以儒家為主的中國傳統文化已陷入了生存危機，可說是‘文命危淺，朝不慮夕’。”

傳統文化開始“禮崩樂壞”，導致節日禮俗逐漸喪失精神基礎；新中國建國後自覺要向建設現代工業國家邁進，這是符合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的，但同時也使農業生產不再是社會生產的主導形式，傳統節日文化的社會基礎也開始大規模淪陷。

依照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前所長陳樂民先生在《歐洲文明的進程》一書中論述的觀點，當19世紀中國的大門稍稍打開一點，遇到了吹進來的“西風”的時候，中國社會便開始發生變化了，傳統文化抵擋不住這不期而至的歐美風雨。“西方文明的衝擊力量，自然不是孔學倫理所能抵擋的。”至此，中國文明史的“自然進程”被打亂了。

“自然進程”被打亂，接下來便當然是“不自然進程”了。

“從近十多年的民俗文化動勢考察，呈現在民俗文化學者眼前的當代中國民俗文化，還沒有形成一種有整體系統的文化合成物。因為，我們觀察到的恰是一幅從過去到現在、再走向未來的前後很不連貫甚至矛盾和破綻百出的民俗文化圖像。”國際著名民俗學家、中國民俗學會副理事長、中國民俗語言學會名譽會長、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專家委員會副主任、文化部中國民族民間文化遺產保護工程專家委員會委員烏丙安先生的這段概括，足以形象地描述出中國當代民俗文化的整合動勢。

可以說，中國傳統節日文化在近幾十年來表現出的變化，超過了以往幾千年變化的總和。這一變化的實質，是中國民眾舊的世界觀斷裂、正向新世界觀轉變的具體表現，這樣的表現在生活中還有很多。劉魁立稱：“現在大家見了聖誕節穿紅衣服的白鬍子外國小老頭，就感到某種親切，而對於我們自己的許多傳統的東西，感覺到好像是已經落伍了，這樣一種觀念，在某種意義上來講，是被強勢文化浸染之後的態度。”這能夠代表一部分民俗學家的觀點。

四、保護傳統節日文化的意義

“我們不能數典忘宗，不能忘掉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文化，其中也有許多精彩的文化內容。它對提高人們的文化素質，維護社會公德，增強民族凝聚力，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等方面的作用決不可低估。”李露露這樣表示自己對保護傳統節日文化意義的理解。

劉魁立則從文化的民族性角度，強調說：“為什麼一個民族必須要有自己的傳統節日呢？每一個民族在一定的自然環境中生存，要有自己的獨特的自然的視角，而這個獨特的自然的視角和獨特適應自然（利用自然）的方式，是各個不同的。就像我們所有的人都走路，但是每一個人走路的姿勢也不盡相同；所有人都說話，說話的聲音不同，所使用的詞彙也不同。而這都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民族性的。”

中國民俗學會副會長宋兆麟先生談的更加細緻：“第一，節日是民間文化的重要載體，我們說牽牛要牽牛鼻子，研究民間文化抓住節日，就可以帶出一系列的問題，比如民間文學、民間神話傳說等等，具有很重要的學術研究價值。第二，節日也是處於變化之中的，我們要考慮如何因勢利導，好的保留，壞的剔除，以使它更好地發展。比如春節的一些禮儀形式，我就認為作揖要比西方的握手禮好，能夠保持距離。再比如鞭炮，儘管可以營造節日氣氛，但是污染嚴重，而且存在隱患，如果能夠製造出改良的品種，只有聲響和光電，沒有煙塵和爆炸，不是兩全其美嗎？第三，節日對於社會安定、人民和睦和增強民族凝聚力也很重要。過節期間一方面家庭和睦，甚至平日不來往的樓上樓下、街坊鄰居見了面也會很禮貌地問好祝福，整個社會洋溢着安定祥和的氛圍，另一方面，犯罪率恐怕是最低的。再有，中國人無論走到哪裡，春節是一定要過的，這就是我們民族的凝聚力。”

五、兩種文化傾向

烏丙安把當前節日民俗文化劇變中，表現出的文化傾向歸納為兩種：

一是繼續堅持遵循古老的傳統民俗生活方式，或不能改變固有的生活方式和觀念，對文化的急劇變遷持某種排斥態度，對古老的民俗文化傳統經常表示出特殊的尊重，面對着眼前的文化劇變，產生了許許多多困惑，特別是對外來的西方文化難以認同。

一是迅速調適新的生活方式，去努力改變生存環境，隨時隨地尋求新的發展機會；甚至早在文化變遷之前，就已經先期接受了新事物、新觀念，適應了新的經濟衝擊和社會新潮流；同時很快接受了民俗文化的新變遷，比較習慣於選用其他民族的或外來的風俗習慣，並對古老的傳統民俗文化不表示什麼特別的尊重。

他分析稱，“前一種傾向反映了傳統文化心理取向，它代表了一種傳統的謀求民族生存的文化策略。而後一種傾向顯示出融合新舊民俗文化的巨大適應能力……主動接受新文化，把對傳統民俗文化的重整再造和快速適應變遷做為最佳的求民族生存的文化策略。”（《論當代中國民俗文化的劇變》）

當然這兩種文化傾向，往深處說，依然是反映了兩種認識觀的區別。一味謂嘆“人心不古”、“背棄傳統就是敗家”，或是“覺今是而昨非”聲言“傳統文化不能適應時代要求”，恐怕都不是客觀的論斷。前者固然失之迂腐，後者也很值得警惕。

陳樂民稱：文明是人創造的，必是可以傳播的。處於優勢或強勢地位的文明的影響比較大，比較能夠反映自然規律因而能促進社會進步的文明產生的影響也比較深遠。而且“文明必定有優勝劣汰”。同時“要廓清世界政治史和世界文明史的區別。從長遠距離看，文明的品格是前進的、開放的和融合的。‘全球化’問題更多地應屬於人類文明發展必然性的問題”。

偷換一個概念，在對待傳統節日變遷的問題上，也應該廓清“政治觀”和“文化觀”的區別。

六、如何保護傳統節日文化

宋兆麟認為，保護傳統節日文化的首要工作是進行記錄：“我們這代人要把我們看到的記錄下來，因為過很多年它還是要變，就不是這個樣子了，特別是現在手段更多，可以用文字記錄也可以錄像，這裡有很多歷史價值。但是搶救要注意一個問題，就是要保持連續性。不是說今天記錄完了就完了，明天還是一樣得記錄。”

單純的記錄更多隻適用“過去時”，“保護”與“發展”並重，才是更大意義上的“保護”。

每4年舉辦一屆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已成為全世界各族人民最為關愛的當代文化盛事，眾所周知，它起源於公元前776年左右，古希臘人為祭祀雷電大神宙斯而舉辦奧林匹克競技大會的風俗。歷經2800多年斷斷續續的發展演變而至今日之氣象，烏丙安評價它“為發揮古代民俗文化資源的現代化效應樹立了最高典範”。

烏丙安認為，要認識並發揮傳統文化的“現代化效應”，就必須首先對其進行現代性認定，即對其在現代生活中的存在價值進行認定。在此基礎上“對傳統民俗文化遺產作出選擇，以便認定某些文化資源本身潛在的現代性價值，使其中許多民俗事象不再是‘古化石’或‘歷史殘留物’，而是把過去引向未來的文化財富。”他還談到了許多具體措施，比如推動文化保護立法、建立專業協會和專門的民俗文化博物館等等。

有關傳統節日文化保護的話題，還會繼續下去。記者以為，似應把“傳承傳統”和“吸納先進”結合得更緊密才好。

不同於多數青年，記者喜歡聽京劇，但僅限於部分曲目。同時我很清楚自己的這種喜歡不是出於自覺，不是因為京劇是國粹而聽眾日稀就主動去“盡義務”，而是出於自發，我認為許多京劇選段確實非常“好聽”。可以說，是京劇自身具有的魅力感染了我，而不是籠罩在它身上的“傳統文化精粹”等諸如此類的光環。在我看來，用“危機”或是“尷尬”來形容京劇目前所面臨的形勢和處境，是帶有感情色彩和主觀傾向的。實際上京劇只是不如以前輝煌，它在特定的時期歸到應有的位置上了。而在這一過程中，京劇損失的是以往的地位，真正的審美魅力和藝術價值則並未消損。基於這一判斷，我不認為京劇會消亡———至少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而那些該送進博物館的部分，只管送進去就好了。

傳統節日———或者說它裡面蘊含的核心價值也不會消亡，這是我的看法。對部分“洋節”，我也相當歡迎並樂在其中。“洋節”里體現出的先進的文化，比如“以人為本”的思想，有什麼必要去排斥呢？

(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