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的轉變: 台灣政黨政治之發展經驗

郝 望 博士

一, 導論

台灣政治近年來發生急劇變遷。人們都注意到台灣政治的民主化轉變。而台灣民主化的一重要表現是國民黨面臨並接受了反對黨民進黨的競爭。很少有學者預測到這一巨變, 因為人們很難想象具有列寧主義背景的國民黨會發生轉變。 本文正是要研究國民黨在台灣如何從一個極權的政黨轉變為競爭型的政黨。

對此問題, 許多學者提出不同的見解。白魯恂(Lucian Pye)認為台灣可能是現代化理論的最好明證, 因為它證實了經濟發展必然帶來多元化和政治民主。1 自民進黨發展壯大以後, 有學者將台灣的政治轉型歸功於反對黨的出現。 也有學者將台灣的政治轉型歸功於蔣經國, 中產階級的興起, 或國際壓力等因素。

上述解釋各有利弊。筆者認為任何單一的解釋都不能說明台灣的政治轉型。 筆者在承認上述解釋的貢獻的同時, 試圖強調國民黨在台灣的政治轉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筆者認為如果沒有國民黨的主動引導, 適應挑戰和妥協, 政治轉型將十分困難或充滿暴力。國民黨的轉變經驗不僅對理解第三世界的政黨政治之發展, 而且對充實政黨政治之理論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將比較國民黨在三個時期的表現: 硬威權統治時期 (1950-70), 軟威權統治時期 (1971-85), 競爭民主時期 (1986--)。2 本文着重探討兩個方面: 國民黨對反對黨的政策, 及國民黨內派別鬥爭和黨內民主化。在探討國民黨的發展之前, 讓我們先介紹一些有關政黨政治的理論。

二, 相關理論

關於政黨政治與政治發展的理論相當豐富。薩托里 (Giovani Sartori)為我們提供了政黨政治體系的分類。亨廷頓 (Samuel Huntington) 則專門對一黨制的發展提出理論。麥克弗森 (C. B. Macpherson) 提出一黨制下黨內民主的假設。薩氏將政黨制度劃分為兩大類: 非競爭型與競爭型。非競爭型包括極權的, 威權的和實用主義的一黨制。競爭型包括一黨獨大制, 兩黨制和多黨制。他認為由非競爭型過渡到競爭型政黨制度是十分困難的。一黨制難於自我轉變, 也難於和平地轉變為競爭型政黨制度。3

亨廷頓認為, 革命的一黨制會隨着政權的穩固而轉變為成熟的一黨制。成熟的一黨制有以下特點: 1/ 意識形態的重要性降低; 2/ 政治領導趨向官僚化和制度化; 3/ 知識分子批評政治, 而不參與政治。他也認為一黨制難於自我轉變。4

在大陸和台灣都有人認為黨內民主會帶來國家政治的民主化。但是關於黨內民主的理論較少。有學者認為黨內民主可以減輕一黨制的負面影響。5 麥克弗森認為, 列寧主義式的黨國體制本身是非民主的, 但是一黨制在三條件下可成為民主制: 1/ 充分的黨內民主; 2/ 任何人都可作黨員; 3/ 黨內參與的要求不至於過高。如果具備了這三個條件, 即使是一黨的政治體制也可以稱之為民主制。6

上述政黨政治理論有助於我們理解台灣的政黨政治發展; 而以下各節將顯示,台灣的政黨政治發展經驗也將豐富政黨政治理論。

三, 硬威權統治時期 (1950-70)

國民黨的組織體制與其成立時的淵源有緊密聯繫。在1920年代國民黨建黨之初, 蘇聯顧問在黨的革新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之後, 國民黨與共產國際保持聯繫。 國民黨在組織體系上成為一列寧主義式的政黨。這一體系是一等級制, 其基礎是地方組織, 然後有區, 縣, 省組織, 最後是全國總部。地方黨代會選出中央領導機構, 但實權則在中央委員會的常委會。常委會以黨的總裁或主席為首。蔣介石自1938年始任國民黨的總裁直至其於1975年逝世時為止。

蔣介石認為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原因是自身組織的渙散。所以國民黨到台灣伊始便進行了改造。1949年5月, 蔣任命10名親信組成臨時小組, 研究黨的改造措施。蔣所規定的改造原則為: 國民黨為一革命民主政黨。實行民主集中制。

3. 國民黨對全社會實行政治領導。 4. 黨員須信仰三民主義, 服從黨的紀律, 執行黨的政策。 5. 黨員應包括農民, 工人, 青年和知識分子等各階層人士。7

改造後的國民黨有三萬個基層組織。黨組織深入到台灣的村落, 政府單位, 學校, 企業和軍隊。農會, 工會, 商會和反共青年團都由國民黨控制。在軍隊中還實行了政委制。1952年10月10日, 國民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布結束黨的改造, 並選出蔣介石推薦的中常委。中常委中無一人是台灣本省人。蔣本人身兼總裁, 總統和三軍總司令。經過改造, 國民黨享有了對台灣社會的全面控制。國民黨公開實行一黨政策。1949年生效的臨時條款實際上剝奪了反對黨的生存權。隨國民黨到台灣的中國青年黨和民主社會黨成為國民黨的傀儡。新的政黨不得成立。1950年代末, 一些知識分子和國民黨內有自由主義思想的人士出版了 自由中國評論, 鼓吹台灣的民主憲政。1960年, 其核心成員雷震企圖成立中國民主黨, 遭到國民黨的鎮壓。雷震本人被判刑十年。8 其後, 島上有組織的政治反對運動銷聲匿跡達10多年。黨外無黨, 黨內無派。大陸時期的派別有的未跟隨蔣去台灣, 有的被蔣介石在黨的改造過程中統統消滅, 如CC系。蔣介石除了排除異己之外, 還刻意提拔其子蔣經國出任各種要職, 以加強控制國民黨, 青年團和軍隊。國民黨的高壓政治使這一時期的台灣顯得格外沉靜。

儘管這是一個政治極權的時期, 但是國民黨具有的其他一些特徵決定了它日後的發展。首先, 國民黨擁護私有制。其次, 國民黨至少口頭上不擁護階級專政。再次, 此時的國民黨實行了地方自治。最後, 權力集中及正確的政策帶來高速經濟增長, 為以後的民主化奠定社會經濟基礎。

四, 軟威權統治時期 (1971-85)

1960和1970年代, 台灣經濟快速增長。台灣中產階級隨着經濟發展而興起。地方選舉造就一批台灣本省人的政治家。面對參與的壓力, 國民黨在蔣經國的領導下兼用鎮壓與政治收買和自由化的手法。

反對國民黨的聲音首先出現於1971年的保釣運動。這一最初反對美日勾結出賣我國領土的運動發展為批評國民黨對外軟弱對內專制的運動。國民黨對此採取了容忍的政策。在七十年代的後半期, 美麗島雜誌成為反對派的中心。反對派成立了黨外選舉後援團。1979年12月10日, 美麗島雜誌在高雄組織示威遊行, 引起騷亂。國民黨逮捕美麗島雜誌的主要領導人, 並處以較重的刑罰。 但是, 另外一方面, 國民黨開始實行政治自由化政策, 擴大民主選舉。9

在1980年的選舉中, 國民黨與黨外在幕後達成協議, 國民黨將尊重反對派, 而反對派答應不公開宣揚敏感問題(台獨)。10 黨外的候選人在競選中要求更大的個人自由, 結社自由和主要行政職位的直接選舉。黨外運動為反對派的組織化作出一系列的努力。在1985年的地方選舉中, 國民黨與黨外又有默契。 但是國民黨仍不允許反對黨的正式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 國民黨內發生重要變化。派別活動仍不允許。蔣經國的用人標準之一是所用之人缺乏派別背景。李登輝被蔣經國提拔為副總統就是因為李在台藉精英中是唯一沒有派別色彩的。國民黨內的重要變化在於該黨的本土化。蔣經國對於國民黨的本土化起了重要作用。就國民黨中央常會的名單來看, 10屆4中全會產生的中常委中, 台籍的中常委有謝東閔, 徐慶鍾和林挺生三人, 11屆1 中全會增加蔡鴻文一人, 11屆4中全會增加林洋港, 邱創煥, 林金生, 李登輝, 洪壽南等人, 成為9人, 占27位中常委的三分之一。11 越來越多的本土人和年輕人被提升到領導崗位。自1970年始, 越來越多的台籍黨員主持地方黨部, 到1977年, 縣市黨部主任委員中近一半為台籍人士。蔣經國的親信李煥在主管國民黨組織部期間提拔了大批年輕, 有學識和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人才。這批人中因有許多海外歸國的學人, 因此被稱為洋務派。此派可以陳履安, 關中, 鄭心雄為代表。1987年, 李被任命為國民黨秘書長, 預示着國民黨內開明勢力的壯大。12

五, 競爭民主時期 (1985年以後)

七十年代以來的政治自由化終於帶來了1986年的民主突破。與其傳統的鎮壓與收買的手法相反, 國民黨開始主導台灣的民主化進程。

1986年3月, 蔣經國在國民黨12屆3中全會上宣布, 台灣實行憲政民主的時機到了。他任命12位中常委, 審查主要政治問題並草擬改革方案。為了使黨外合法化,蔣總統亦指導國民黨與黨外領導人展開對話。

為了搶在國民黨的前面, 135位黨外領導人於1986年9月28 日單方面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這一作法與憲法臨時條款相牴觸。司法部對民主進步黨提出指控, 政治危機一觸即發。但此時蔣經國宣布, 戒嚴和黨禁即將解除; 只要政黨不違反中華民國憲法, 不擁護共產主義和不搞台獨, 就可以成立。民進黨遂於11月召開代表大會並通過黨章。13

1986年12月, 民主進步黨與國民黨作為兩大主要政黨同時參加全國大選。民進黨贏得立法院12個席位和國大的11個席位。國民黨分別贏得59和68席。1986年的選舉顯示, 以國民黨為主導的競爭型政黨制度開始在台灣成形。

1989年底的大選是解除戒嚴後的第一次選舉。民進黨取得合法的政黨地位。許多海外的台獨分子返回台灣試圖參加競選。民進黨公開舉出台獨的旗幟作為競選口號。民進黨的競選策略是使選民相信要使台灣民主化, 就要支持民進黨。民進黨強調要建立建基於民主自由之上的政治秩序, 要建立真正的民主, 保障公民的權利。此外, 民進黨把工作重點放在基層, 試圖以"地方包圍中央"的策略贏得選戰的勝利。國民黨的選舉策略則着重於宣傳國民黨對台灣經濟奇蹟的貢獻。選舉結果, 在立法院方面, 國民黨得72席, 民進黨得21席, 其他黨派和獨立人士得8席; 在省議會方面, 國民黨得54席, 民進黨得16席, 其他7席; 在縣市長選舉方面, 國民黨贏得14個, 民進黨贏得6個, 其他1個。國民黨雖然仍贏得多數, 但卻是40年來得票率最低的一次。民進黨則獲得明顯進步。尤其是在立法院方面, 民進黨比1986 年多得9席, 達21席。 這對民進黨來說是一重大突破, 因為在立法院提出議案需要20席的基數。國民黨承認選舉結果, 並試圖總結經驗教訓。此次選舉顯示, 競爭型政黨制度在台灣得到確立。 1992年底的選舉繼承了台灣近年來政治發展的大趨勢。它再次顯示台灣競爭型政黨制度趨於成熟。國民黨的優勢地位受到民進党進一步的嚴重威脅。民進黨的選舉策略趨於務實。台灣民主制度已成為明顯的事實。

與此同時, 國民黨內也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蔣經國於1988年逝世後, 強人政治結束。黨內民主呼聲高漲, 派別鬥爭表面化。起初, 派別鬥爭表現為新老代際與保守與革新派之爭。黨內老人疑懼民主改革, 害怕國民黨失去其統治地位。其代言人是蔣介石的遺孀宋美玲。保守派試圖剝奪李登輝的政治繼承權。 改革派則積極推動民主改革, 並以此主張爭取在黨內的更大權力。在國民黨13全上, 以李登輝為首的新生代與革新派獲得明顯成果。李登輝獲選為國民黨主席。保守派的得票率低落。許多革新派人士進入中委會。中委會平均年齡為58到60歲。其中44%具有博士或碩士學位。14

大會的另一特點是黨內民主得到加強。首先, 在出席大會的代表的選擇上, 國民黨做了民主的努力。中央試圖儘量反映地方黨組的願望。國民黨組工會要求代表的選擇過程要比以往更民主和更具有代表性, 並要求大多數代表要由選舉產生。組工會還鼓勵黨員主動競選。其次, 傳統上, 國民黨主席獨自提名中委會候選人; 而在此次大會上黨主席提名180人, 普通黨員也可提名180人。 參加會議者享有較大的發言權。 贏得對保守派的勝利後, 革新派分化為鬆散的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主流派以李登輝和宋楚瑜為首。非主流派包括各種不滿李登輝的人物, 主要成員有蔣緯國, 郝柏村, 李煥, 林洋港等。主流派將主要任務定位於穩固自己的權力; 非主流派則堅持黨內民主的口號, 企圖以此分享主流派的權力。兩派在1990年2 月的臨時中央全會上圍繞着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的選舉方式而發生激烈衝突。 主流派主張舉手表決。非主流派堅持票選。非主流派指責秘書長宋楚瑜操縱選舉。最後雖以舉手表決的方式以99對77票通過候選人名單, 非主流派顯示出強大實力。15

國民黨的分化還表現在各種基金會的成立上。國民黨內有實力的政治家紛紛成立基金會, 以支持自己的政治事業。主要的基金會有與李登輝關繫緊密的國策中心; 以前任省議會議長高育仁為首的二十一世紀基金會; 及魏鏞創立的前瞻基金會。而各種基金會中最具有派別色彩和政治功能的則為1990年11月10日成立的民主基金會。該基金會網羅了一批具有新保守主義思想的政治家, 知識分子和企業家。基金會主席為國民黨前副秘書長和組工會主任關中。他因承擔國民黨在1989年選舉中受挫的責任而被主流派排擠出政治中心。在基金會1381位發起人中, 有53人是議員,270人擁有博士學位, 261人擁有碩士學位。此外, 該基金會還與工商界有廣泛聯繫。16

為了整合黨內, 李登輝不得不對非主流派做出一定的讓步。因此, 郝柏村被任命為行政院長。然而, 兩派的較力並沒有結束。府院之爭萌生。1993年初, 國民黨內又因大選後內閣是否進行總辭而發生政爭。雖然李登輝提名的新閣揆連戰獲得黨內接受, 李本人卻受到泛非主流的挑戰。立法院內的新國民黨連線決組政團, 角逐國民黨主席的職位。國民黨內的分化使民進黨的勢力愈行見大。

六, 國民黨的作用

國民黨經過三個時期的發展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它已不再是一個能嚴密控制社會和本黨黨員的極權政黨, 而成為一個黨外有黨和黨內有派的競爭型民主政黨。如何解釋國民黨的轉變呢? 社經因素和內外壓力確實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從國民黨在台灣的發展史中可以看出, 國民黨本身對於黨的轉變和政治民主化作出了努力。事實上, 國民黨的許多自由化和民主化的措施經常搶在反對黨的前面, 而使之無用武之地。國民黨13全以後的多次民意調查顯示, 台灣多數民眾並不是嫌民主化進程過慢, 而是嫌過快。當然, 之所以近期發生轉變過快的情形是因為國民黨在經濟發展的早期未能做因時適宜的政治轉變。

國民黨官方認為, 台灣的民主化是國民黨一貫堅持憲政民主建設的結果。雖然事實不盡如此, 國民黨的意識形態(三民主義)確實便利了台灣的民主化。民主價值已為國民黨所接受。例如, 蔣經國在1984年就承認台灣應當多元化, 民應當享有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蔣逝世後, 台灣雖然呈現亂象, 國民黨卻未重新實行戒嚴。內已形成共識, 認為暴力示威和社會緊張只不過是民主誕生時的陣痛。國民黨已把自己識為一普通的政黨, 並樂於與其他黨競爭。

作為國民黨的主席, 蔣經國先生對於國民黨的轉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蔣經國平易近人。他經常到台灣基層去視察。 他青年時代在蘇聯共產制度下所受的痛苦經歷對他的思想也有影響。這些因素使他的頭腦比較開放。因此, 當台灣經濟已經發達, 黨內外民主呼聲開始高漲之時, 他便能順應時事, 主導民主化改革。他認為國民黨應當隨着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其個人威望和權力使之能夠阻止保守派對民主化的阻撓。他提拔的一批受過西方教育和務實的革新派對於國民黨的轉變起了重要的作用。例如, 畢業於哈佛大學法學院的馬英九便受到蔣經國的重用。李登輝也是由蔣經國一手提拔起來的。台灣民主化進程的持續不斷也與李登輝主席的堅定的民主信念分不開, 儘管他的政治手法經常被黨內的反對派批評為不民主。

就民主程序而言, 國民黨逐漸實行了制度化。國民黨就公職候選人, 黨代表大會的代表和一些領導職位的選拔和任命作出一系列的規定。提名已不僅是自上而下的了, 而是要基於初選的結果。17 在這方面, 黨內民主派起了很大作用。國民黨的決策已越來越依賴議會黨團的支持。新國民黨連線的存在是對黨主席的有效制約。

除了國民黨黨內民主的程序化之外, 台灣整體民主政治制度亦逐步實現了程序化。 這一點突出地反映在選舉制度的建立和建全上。自50年代初便開始實行的地方自治使一大批台灣本地人進入政治舞台。反對派的勢力也循着選舉的途徑被納入合法的政治軌道。國民黨和民進黨都因積累了幾十年的選舉經驗而能順利地進行相互競爭。

當然, 國民黨樂於轉變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可以繼續其統治。有長期統治經驗的國民黨無論在組織上還是在人員和物力上都占有絕對優勢。國民黨也因其對台灣經濟發展的貢獻而享有很高的聲望。相反, 民進黨當時沒有執政的希望, 因為它內部的派別鬥爭嚴重地削弱了它的競爭力。在這種情況下, 國民黨樂於向世界昭示它是一個民主政黨, 而又不會喪失其執政地位。這也正是國民黨敢於開放政黨政治的原因。

七, 理論反思

台灣政黨政治的發展經驗突顯出有關政黨政治理論的缺陷。薩托利的分類便利了我們對國民黨從非競爭型向競爭型政黨過渡的認識。按照他的分類,台灣現在的政黨體制當為一黨獨大制。這種體制從根本上來說已是一種競爭型的民主政黨政治體制。只是執政黨仍擁有反對黨所尚未具有的巨大實力。但是反對黨享有合法的政治權利和地位, 及通過選舉擊敗執政黨並取而代之的可能。但是, 與薩托利的論斷相反, 台灣政黨體制在由非競爭型向競爭型的轉變過程中並沒有經歷政治崩潰; 除了表面的亂象以外, 整體的轉變過程是和平的; 並且, 這一轉變是由執政黨國民黨主導的。這說明一黨制在一定情況下是能夠進行自我轉變的。筆者並進而認為, 在由執政黨主導的政治轉型與轉型的和平和成功之間, 存在着很強的關聯。也就是說, 如果執政黨能夠進行自我轉變的話, 整體的政治轉型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將會是和平和成功的。 台灣的這一經驗為第三世界的政治發展樹立了榜樣, 為那裡的政黨政治的和平轉變帶來新的希望。

台灣經驗也與亨廷頓關於一黨制的分析略有出入。在台灣, 雖然意識形態的作用下降了, 但我們也注意到實用和民主的意識形態獲得民眾和精英的普遍接受。其次, 在成熟的一黨制下統治者並不一定象亨氏所說的那樣頑固。台灣的統治階層能夠適應時代的發展而變得開明起來並容忍反對派的存在。執政黨的開明與否端賴其內部的組成份子是否受過西方的教育和是否接受民主思潮。再次, 台灣的知識分子不是只論政不參政。他們中的許多人加入黨, 並盡力在黨內改革國民黨。另有一些人加入了反對派, 為民主作出直接貢獻。

台灣經驗證實了麥克弗森關於黨內民主的重要性的論述。沒有黨內改革派的興起和國民黨的民主化, 台灣的政治轉型會難於實現, 或者轉型過程不會如此順利。其中的道理在於, 一個威權主義的執政黨很容易將黨內的專斷搬到國家上去。黨內民主做得好, 基層黨員的意見可以得到充分表達, 人才可以得到充分利用, 從而可以提高黨的競爭力。 在這方面, 國民黨有所改進, 但不可以說黨內民主已得到充分實現。另外, 我們也可以從台灣的政治發展中看到, 黨內民主化是整體政治民主化的一部分。 國家政治的民主化並不一定要通過黨內民主才能實現。黨內民主與總體的政治民主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一方面, 國民黨內的改革派促進了台灣的民主化; 另一方面, 台灣的民主化也反過來進一步促成國民黨的黨內民主和新派別的產生。民主化使選舉機關和當選的政治家的地位上升。當選的黨員在黨內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國民黨內部的團結和對派別的排斥是建基於其作為執政黨所占有的不可動搖的統治地位的。 而一旦這一統治地位受到政治民主化的動搖, 黨內的凝聚力就下降, 派別活動就會發生。 因此有學者預測, 台灣將實現日本式的民主, 即在一民主體制下, 執政黨內的不同派別輪流坐樁。18 在台灣, 國民黨的民主化與國家政治的民主化交織在一起, 形成了台灣的整體民主化。

八, 結語

總之, 國民黨在台灣已把自己從一個威權主義的黨轉變為一個競爭型的民主政黨。其勇於自我轉變的意願是台灣民主化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但筆者並不是說台灣的民主是國民黨賜予的。其他因素也決定着民主化進程。特別是台灣高速度的經濟發展為民主化創造出良好的環境。進而, 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不是直線性的, 而是也有曲折。台灣的政治體制仍然處於轉變之中。國民黨的黨內民主也尚未得到充分實現。但是總的來說台灣已邁上了民主的不歸路。台灣經驗給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政黨政治發展帶來了希望。 儘管台灣現在已跨入"新興工業化國家" (NICs) 之列, 已不再屬於第三世界, 但其由貧窮髮展為富裕, 由獨裁發展為民主之經驗, 則多少可為第三世界所學習。台灣經驗顯示, 民主化不一定導致執政黨喪失政權。相反, 主動引導民主化進程則可能為執政黨贏得威望, 儘管這種引導是一種相當複雜艱巨的政治工程。我們希望第三世界的執政黨在條件允許的時機主動致力於民主化, 以便第三世界的政治制度平穩地過渡到民主制度。

注 釋

1 Lucian Pye,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1985, p. 233.2 參見 Edwin A. Winckler,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n Taiwan: From Hard to Soft Authoritarianism? " CHINA QUARTERLY 99, September 1984. 筆者借用了他的硬, 軟權威主義的概念。但是, 關於三個時期的劃分則為筆者所為。 3 Giovani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283.4 Samuel Huntington,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One-party System", in 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Basic Books, Inc., 1970.5 Frank Belloni and Dennis Beller, ed., FACTION POLITICS: POLITICAL PARTIES AND FAC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anta Barbara, CA: ABC-Clio, Inc., 1978, p.9.6 C.B. Macpherson, THE REAL WORLD OF DEMOCR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21.7 Hung-mao Tien, THE GREAT TRANSITION: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ROC,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67.8 Simon Long, TIAWAN: CHINA'S LAST FRONTIER,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1, p.65.9 李筱峰, 台灣民主運動40年, 台北: 自立晚報出版社, 1987。10 Tun-jen Cheng, "Democratizing the Quasi-Lenenist Regime in Taiwan", WORLD POLITICS, Vol. XLI, No. 4, July 1989, p.472.11 沈衛思, "遷台以來的黨內派系分合", 見楊旭聲, 透視黨內派系, 風雲論壇出版, 1985, 頁82。12 Cal Clark, TAIWAN'S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FOR CONTENDING POLITICAL ECONOMY PARADIGMS,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9, p.132.13 Clark, 同上, p.133.14 Yu-shan Wu, "Marketization of Politics: the Taiwan Experience," ASIAN SURVEY, Vol. XXIX, No. 4, April 1989.15 林思, "台北元宵夜的最大燈謎", 九十年代, 1990年3月, 頁48。16 劉方, "李登輝面臨的三個難題", 鏡報月刊, 1990年12月, 頁68。17 參見 Cheng, 同上, 頁496-497。18 Peter R. Moody, Jr. POLITICAL CHANGE ON TAIWAN: A STUDY OF RULING PARTY ADAPTABILITY.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92, p.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