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縣新出青銅器展觀展記
2003年1月19日這一天，陝西眉縣楊家村的五位農民在取土勞動中的意外發現，揭開了21世紀中國考古學的新篇章：27件鑄刻有銘文的西周青銅器的出土，向西周史研究、向夏商周斷代工程、向上古社會歷史和文化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戰。這讓我們想起了清代金石學家們喜歡說的那句“地不愛寶”的話，最近幾年，我們時常還可以聽到李學勤先生四處宣講這句話。
一、走進西周時代
2003年3月10日，署名為“盛世吉金：中國寶雞21世紀重大考古發現首展”的展覽在北京世紀壇正式開幕。3月12日，在接受了多位值勤民警的嚴格安全檢測之後，我碰巧趕上和正在京參加“兩會”的眾多陝西籍代表一同走進了展覽大廳。於是，為“兩會”代表講解銘文內容就成了我的臨時工作。在國外生活多年又看過多種世界頂級展覽的我，也被眼前的安保措施和絕世國寶所震驚！
這27件青銅器銘文，有鑄有刻，極為清晰。其內容又是圍繞着西周王朝中的單氏族而來。在兩周歷史上，單氏族可謂大名鼎鼎！依據史料記載，從西周到東周這一家族就出了二位“伯”和八位“公”，數百年間二十幾代先後為官，單氏族居然長期不倒，權傾一朝。在西周時代，“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位制度，為西周官制的建設，提供了嚴格的品位基礎。單氏族就成了這一品位制度的典型代表。先說這八位“公”，他們是單襄公、單傾公、單靖公、單獻公、單成公、單穆公、單武公、單平公。兩位“伯”的名字一直是個歷史謎案。因為《左傳》等先秦史書中只說是“單伯”，沒有提到具體的名字。但是，在以前出土的《單伯鍾》和《單伯鬲》銘文中明確說明了一位單伯叫“單（伯）昊生”，一位單伯叫“單（伯）原父”。所以這也就解決了兩個單伯的名字之謎。王國維所主張的“二重證據”說又一次得到了驗證。
看過《國語·周語》的人一定會有這種感覺：怎麼《周語》中對單穆公的描寫遠遠多於周天子呢？周景王要鑄大錢被他反對、要鑄大鐘也被他反對。足見單氏族在周王朝的特殊地位。這一現象終於引起了眾怒，於是在《左傳·魯昭公二十六年》，他被王子朝指責為“剝亂天下”。
在我所收集到的銘文中記載的有關單氏族內容的銅器，在這27件眉縣青銅器發現之前，已經先後出土了40件。加上現在的27件，就已經有將近70件了。如果再加上建國以來楊家村前四次出土的單氏家族的青銅器，就有將近90件了。
二、挑戰學術定論
在這近90件單氏族青銅器銘文中，其內容足以夠成向古今學術界定論發起重大挑戰的是以下幾項內容：
第一是對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挑戰！
在此次出土的《四十三年逨鼎》銘文中有個史官叫“史淢”。他同時又出現在《寰盤》銘文中。夏商周斷代工程定《寰盤》為“西周晚期厲王前後器”。《寰盤》的製作時間是“佳廿又八年五月既望庚寅”，即厲王二十八年。而《四十三年逨鼎》的製作時間是“佳又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即厲王四十三年。而夏商周斷代工程定厲王在位為37年（源出《史記·周本紀》）。現在，《四十三年逨鼎》的製作時間“佳又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和銘文中的史官“史淢”的存在，向厲王在位37年說提出了挑戰！所以，在眉縣青銅器出土後，李學勤先生和李伯謙先生等人就公開宣稱《四十三年逨鼎》的製作時間是宣王晚期（即宣王43年，見2月24日《北京晚報》報道）。因為他們定宣王在位為46年。如果真是那樣的話，“史淢”的年齡可能就要超過一百多歲了！
而且，按照夏商周斷代工程所公布的西周金文歷譜，公布了宣王時代的十件標準器。如果《四十三年逨鼎》的製作時間是宣王43年的話，按照夏商周斷代工程所公布的《伊簋》銘文中的“佳王廿又七年正月既望丁亥”為“正月庚申朔，丁丑十八日”的話，那麼到了“佳又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日就是“癸未”（初十）日，和“既生霸”有一定時間距離差。而且, 更重要的是《四十二年逨鼎》的製作時間和《四十三年逨鼎》的製作時間並不能前後銜接。因此，必須解決夏商周斷代工程所公布的《伊簋》銘文中的宣王（“佳王廿又七年正月既望丁亥”）27年元月十八日和這裡的宣王43年六月十日之間的對應關係。而《伊簋》銘文中的作器時間“佳王廿又七年正月既望丁亥”正是被夏商周斷代工程所修改銘文的地方！他們修改為：“佳王廿又七年正月既望丁丑”。
有意思的是：按照夏商周斷代工程所公布的夏代年表，則夏代少康的在位年限就超過了120年！
眾所周知，夏商周斷代工程所公布的歷史年表，遭到了以美國芝加哥大學終身教授Edward Shaughnesy教授和日本東京大學平勢隆郎教授等人為代表的國際著名先秦史家的反對。為此，以著名歷史學家、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學勤先生為首的四人專家組專程到美國，和Edward Shaughnesy教授等人展開面對面的對話。《中國文物報》第1015期上為此曾經專門刊發了一整版的有關報道。對話以李學勤先生的提前告退回國而中斷。
第二是對《世本》和《路史》的挑戰！
古代有兩部有關上古歷史的著名而又權威的輯佚書叫《世本》和《路史》，書中主張第一代單公是周成王封自己的少子“臻”於單地才開始的。李學勤先生以前也是這麼主張的，當然，現在他已經修改了觀點。如果第一代單公早在西周文、武王時期就已經出現，那麼，單氏族可能是加入反殷大軍的周所屬國之一，而不是什麼受封在此。誠如是，則楊家村就有可能是單氏族的發源地，而非受封地。而且，傳統的二伯八公之說明顯受到了挑戰：出現了比二伯八公還要早的真真正正的第一代單公！
第三是對“歷人”一詞定論的挑戰。
古今有不少學者主張“歷人”是“人鬲”或“櫪人”，指奴隸。但是，具體含義為何並能成定論。現在看來，通過此次的《四十三年逨鼎》中的“令女官司歷人”的銘文來看，對古今的這一定論還有繼續檢討的必要。
三、迷亂的星空
眉縣青銅器的出土，迅速震驚了國內外學術界！一些不實和外行的報道也同時出現，有的居然出自我們的專家之口！比如，有的專家在西安接受記者採訪時就聲稱因為這27件青銅器的出土“數位周王得改叫法”。理由之一是在此次出土的青銅器銘文中，厲王的名字是從“柬”從“刂”的“ ”字。我在此特地向我尊敬的這些老專家們說明一下：早在1992年陝西長安縣徐家寨村出土的《吳虎鼎》銘文中就已經使用這個從“柬”從“刂”的“ ”字來稱呼厲王了。只是當時有關學者們在釋文中把此字寫作“刺”字而已。現在看來，作“刺”字是不妥的。再如，在《四十三年逨鼎》銘文中明明白白說到“乃令女官司歷人”，可是在所有報道和現場解說詞中都大談特談逨“長期主管周王朝的林業和漁業”！
甚至在新加坡的《南華早報》和北京的《千龍新聞網》上居然說“青銅器國寶引發考古熱潮，提出從未記載的孝王”？！這一消息的作者可能連《史記》也沒讀過吧，起碼沒有學過中國通史！因為史書中對孝王存在的記載是明明白白的。請原諒我對新加坡人的中國史知識要求過高。
在現場看青銅器，唯一遺憾是沒有地方出售此次青銅器銘文的拓片。只有出自馬承源先生所認可的釋文。但是，釋文並非十分準確。如，《逨盤》銘文中“伐楚荊”的“荊”字，釋文卻寫作“ ”。類似的現象還有十幾處。
關於所謂的“列鼎制度”問題，即西周王朝規定的根據使用者身份的不同所使用鼎的數量也不同。最高是九鼎，最少是一鼎。它是周禮的一種體現。所以清代大學者阮元就曾說過“器者所以藏禮”這句話。這次卻同時發現了十二件鼎，而且也沒有以往的與鼎相配套的簋的出土（即鼎的使用和簋的使用是奇偶搭配的）。其中，十件鼎的紋飾全一樣，有的學者提出：可能說明了這十件鼎是分成兩套來使用的。但是，“列鼎制度”和“鼎簋奇偶搭配製度”是否適用在窖藏保存中就成了新問題。比如，這次出土的《逨盉》就高48厘米重12公斤，有的報道為此就提出了當時人們的酒量問題——這和西周王朝的禁酒傳統是極不相融的。在《尚書》中就有《酒誥》一篇，西周天子正式宣告“無彝酒”，即不可酗酒。因此，實際上，在西周時代，盉這種銅器至少有三種用處：盛酒壺，加水以調節酒的濃度的兌酒器，裝水的洗手器。因為盤是盥洗用器（相當於洗手洗臉的盤），所以它常和匜（相當於水瓢）或盉搭配使用。所以，此次出土的這件《逨盉》，我認為如果不是和《逨盤》搭配使用的，就是用來兌酒的，而不可能是專用來裝酒的。可惜在現場解說詞中只說明是酒器，未免有失偏頗和誤導讀者。
《逨盤》的出土，標誌着西周青銅器中“四大重盤”概念的正式出現：《散盤》、《牆盤》、《逨盤》和《白盤》。從此以後，“西周四大重盤”就成了研究中國上古歷史和思想和制度必須予以注意和解讀的史料。
大規模的鑄造青銅器的活動，使得原料來源成了一個重要問題。而當時中國最為重要的產銅基地是湖北和安徽一帶。其中又以湖北為最多。所以，相應的也就使當時湖北地區的楚國成了兵家必爭之地。在周代，甚至西周天子昭王前來征戰時就淹死在湖北的漢江。在西周青銅器銘文中，征討荊楚也就是很常見的戰事了。除了此次出土的《逨盤》之外，還有《令簋》《過伯簋》《牆盤》等幾十件。在《詩經·小雅》中甚至還有周人罵楚人的詩歌“蠢爾蠻荊，大邦為仇”。頻繁征討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為了獲取銅料。
四、結尾
在古代中國發現青銅器都被看成是吉利的徵兆。當然，也有人認為是不吉利的。最著名的故事出自《漢書·郊祀志》：當時美陽地區（今陝西扶風一帶）發現了銅鼎，大臣們多主張獻薦宗廟。但是，古文字學家張敞就解讀了銘文內容，並提出了“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之物。因此，把發現青銅器看成吉兆或凶兆都是不可取的。但是，對於我們今天來說，這類青銅器發現越多越好！不光是為我們這個時代添光加彩，還可以為傳統國學的研究、為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為西周史的研究、為中國美術史的研究、為考古學的研究，以及為上古科技史·先秦民族史·古文字學等等眾多學科的研究提供不可多得的出土實證史料。
忠心地感謝楊家村五位愛護國寶、遵守文物法的農民！在我們記住了單氏族的名字之時，也讓我們記住他們的名字吧。他們是：王寧賢、王拉乾、王明鎖、王勤寧、張勤輝。作為一名研究殷周金文和古典文獻學的專業學者，我向他們深鞠一躬，表達謝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