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史料匯編中出現的低級錯誤 
——從《陳寅恪集·書信集》談起 

三聯書店出版的《陳寅恪集》是時下很受學者和讀者歡迎、喜愛和收藏的出版物，它的及時出現對於國內最近幾十年持久不衰的陳寅恪熱，啟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特別是《陳寅恪集·書信集》的出現，堪稱近現代思想史、學術史上的重大史料匯編。相信隨着對陳寅恪研究的深入，該書將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但是，無庸諱言。該書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出現了很多不可避免的錯誤。再加上陳氏本人寫信習慣於不加標點、不分段。因此，給編輯此書的人製造了不少困難。 

比如，對於陳寅恪書信寫作時間上出現的斷代錯誤。《陳寅恪集·書信集》第36頁收錄的編號陳寅恪致傅斯年信第16號，就在註解中和編排中將此信定為“約1929年10月3日”。如此以定，則完全無法解釋該信中的“西北之行”和“林、范諸人”的準確含義問題。當然，該書編輯者們很快發現了這一問題。於是，2001年9月，《陳寅恪集》編者曾在《讀書》上刊發《<陳寅恪集·書信集>補正》一文加以糾正：“（一）此函應寫於1944年10月3日，《書信集》中誤作約1929年10月3日。（二）第36頁：‘將有西北之行’應加注文為：‘此指1944年9月15日重慶國民參政會提議傅斯年、冷遹等參政員組團視察延安。’傅斯年等六位參政員事實上至次年七月初成行。” 

根據我們著述的《陳寅恪書信（422封）編年考釋》一書的發現，《陳寅恪集·書信集》中出現這樣斷代的錯誤還不只這一封。當然，這可以稱之為該書的高級錯誤。它需要學術界扎紮實實地從事陳寅恪生平史事的考證性研究，而不是如時下亂鬨鬨地滿足於熱議他的“獨立之精神”上。 

但是，也有些錯誤卻是不可原諒的，因為那些錯誤明顯屬於低級錯誤。 

比如，《陳寅恪集·書信集》中的“致傅斯年（77通）”，就是出現了一個很明顯的低級錯誤。見該書第23頁收錄的陳寅恪致傅斯年信編號第22號，實際上該信居然是陳寅恪致陳純的信，收信人根本不是傅斯年。見照片1。 

再如，《陳寅恪集·書信集》中該書第94頁收錄的陳寅恪致傅斯年信編號第56號，根據我們所掌握的該信原始材料來看，該信的收信人也根本不是傅斯年，而是葉企孫。見照片2和3。兩信對比，除了台端不同，內容全一樣。對於重大史料匯編中出現的如此張冠李戴的低級錯誤，實在讓我們目瞪口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