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京都大學的敦煌學研究 

【內容提要】本文主要是闡述了敦煌學在日本京都大學的發展史略，特別針對京都學派的第一代學者狩野直喜到現代著名的敦煌學家高田時雄的敦煌學發展軌跡進行了簡明扼要的敘述和評價，為中外敦煌學大的交流和研究提供一點借鑑。 

【關鍵詞】京都大學、敦煌學、日本漢學 


根據嚴紹璗教授在《日本中國學史稿》一書中的調查： 

“日本國內首次報道敦煌文物的發現，是在《燕塵》第二卷十一期之後第二天，即1909年11月12日，東京和大阪兩地的《朝日新聞》，皆以《敦煌石室的發見物》為題，作了隆重報道”。 

嚴先生並推斷此文的作者應該就是內藤湖南。這一推斷是合理的。因為隨後的幾天中，內藤就連續刊發了《敦煌發見之古書》長文。由此預示着內藤湖南有資格作為日本敦煌學的最早的新聞報道人。但是，京都學派的敦煌學研究的開創者應該是狩野直喜博士。 

晚清時期敦煌文書的發現，在中外學術界成了和甲骨文發現同等重要的事情。在日本的內藤湖南博士通過羅振玉得知了這一消息後，立刻上報日本文部省和京都帝國大學，請求派出特別考察隊，前往北京，進行學術調查。於是，1910 年 8 月，京都帝國大學立即派遣內藤湖南教授與狩野直喜教授、小川琢治教授、濱田耕作和富岡謙藏兩位講師五人來京，調查保存在學部的敦煌文書。高田時雄在《京都文科大學清國派遣員北京訪書始末》一文中也分析說： 

“1910 年，第三次大谷探險隊正在從事有關調查活動。毫無疑問，大谷探險隊的活動也促使京都學者的敦煌熱日益升溫。就在京都的敦煌遺書熱潮日益高漲之時，京都文科大學獲悉殘存於敦煌的寫本已被全部送往北京這一信息後，隨即匆匆將五位教官派往北京。由此可以推測，校方對此行寄予了極大的期望。反之也可以充分認為，在北京的羅振玉、李盛鐸等人的熱心推動下，京都學術界對敦煌遺書關心的驟然高漲，也為敦促清朝政府對此加以重視而發揮了一臂之力。” 

回國後，小川琢治發表了《北支那旅行概報附敦煌石室遺書》一文，向日本學術界正式報告了這次調查活動的經過和敦煌文書的情況。有關記載，還可以見尹雁《日本敦煌學史》一文： 

“1912年2月11——12日，京都大學特地舉行盛大報告會，請五 人作訪書講演報告，同時還展出了五人在京訪書時拍下的寫本和文物照片。事後，內藤湖南執筆寫出了《清國派遣教授學術視察報告展覽號》，刊載於1911年 12月5日的《朝日新聞》，對此行及調查結果作了詳細解說”。 

狩野直喜從1909年開始，他先後到北京、法國、英國、俄羅斯等地的大學和博物館、圖書館中，去實地考察和抄錄所能看到的敦煌文獻，親自核對從羅振玉那裡得到的文獻抄本、照片與英法等國收藏實物之間的文字差異。將這些文獻利用到對古代文學史的考證上。並且，還在日本學術界舉行“敦煌發掘物視察談”、“關於敦煌遺書”等專題學術報告。實地考察、核對文字和文學史研究三項工作，基本上就劃定了敦煌文獻的研究方法和學術價值的定位。他從敦煌發現的唐代寫本唱本《唐太宗入冥記》、《秋胡變文》、《伍子胥變文》、《董永變文》等直接找到了宋元演義類和雜劇類戲曲故事的前身，正式提出了“唐末或者五代已經明顯看出是俗文學的盟芽”的觀點，把元代戲曲文學的誕生直接推到了晚唐五代時期。 

尹雁在《日本敦煌學史》一文中說： 

“從此，日本學術界特別是以京都地區為中心，開始了敦煌學的研 究工作。1909年11月28日——29日，京都大學史學會在岡崎圖書館召開了第二屆總會，會上展出了內藤和狩野從北京獲得的敦煌遺書、雕刻和繪畫等照 片，並且，他們還分別發表了演講。其中，小川琢治以“中亞探險與伯希和敦煌之行”為題，介紹了敦煌地理；狩野直喜介紹了〈〈老子化胡經〉〉；桑原騭藏講 〈〈景教三威蒙度贊〉〉；羽田亨解說〈〈摩尼經〉〉殘卷，內藤湖南講述〈〈西州志〉〉殘卷。” 

1919年，小川琢治又發表了《中國本草學的起源與神農本草經》一文，這是中外學術界第一篇研究敦煌中醫藥學的專業研究論文。本來，1908年的大谷光瑞探險隊來華，就已經從敦煌石室中獲得了一種《本草經集注》的捲軸殘卷本。在內容上，它和保存在日本的古卷子本殘卷十分接近。而新發現的敦煌卷子《本草經集注》在最後一行留有“本草集注第一序錄華陽陶隱居撰”一段文字，可以斷定當是陶弘景的《本草經集注》。於是，小川琢治博士從對版本的比較研究開始，寫出了上述研究敦煌中醫藥學的論文。 

於是，敦煌學在日本京都學派正式生根。就連研究中國哲學的小島祐馬，在1928年也編輯出版了敦煌的著作《沙州諸子二十六種》一書。當時的著名學者松本文三郎和羽田亨也開始了敦煌學的研究。 

尹雁在《日本敦煌學史》一文中說： 

“松本本是京都大學的佛教學者，曾參加大谷收集品的整理工作，後有5件收集品的佛典斷片歸他所有，這5 件佛典裱成4卷，即《妙法蓮花經》、《摩訶般若波羅蜜優婆提娑》、《大智度論》、《大品經》和《優婆塞經》，已由松本文三郎編入《東山草堂古經圖錄》 （1929）和《佛教關係古寫古版本目錄》（1932）。” 

“羽田亨與伯希和合編了《敦煌遺書》活字本和影印本各一集，雖然收錄的文書不多但都是與歷史文化有關的重要資料，羽田亨的簡要解題，涉及到了不少新問題。 

神田喜一郎1897年10月16日生於京都市上京區。號鬯盦，書房名為佞古書屋。他的祖父和父親皆為儒商，和王國維與很好的私人友誼。祖父神田香岩，擅長撰寫漢詩且長於書畫鑑賞，嗜好收藏中、日古籍，曾任京都博物館學藝委員。父神田喜左衛門，為京都著名之儒商。當時一直住在京都市上京區室町通今出川上ル築山北半町。1914年，他小學畢業後考入京都府立第一中學。1917年，他從京都市著名的第三高中畢業考入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史學科。1921年3月，他大學畢業後考入大學院東洋史學研究科，師從內藤湖南。1923年4月，他碩士研究生畢業後就任大谷大學教授。1926年3月，他轉任日本政府宮內省圖書寥（即日本皇家圖書館）編輯，主要負責那裡收藏的珍貴古籍的編目和解題工作，分別出版了《帝室和漢圖書目錄》、《増加帝室和漢圖書目錄》、《圖書寮漢籍善本目錄》。1929年4月，他轉任台北帝國大學副教授。1934年11月，他晉升為教授。1934年12月至1936年8月，他前往法國和英國留學，專心研究敦煌寫本。日本戰敗後的1945年12月，他被免除台北帝國大學教授之職，回到了日本。1946年5月，他再任大谷大學教授。1948年11月，他轉任大阪商科大學教授。1949年4月，他出任大阪市立大學教授。1950年1月，他以論文《支那訓詁學上より見たる日本書紀古訓考證》獲得文學博士學位。1952年5月，他出任京都國立博物館館長。1972年11月，他當選為日本學士院院士。1984年4月10日因病逝世。主要著作有：《東洋學說林》、《敦煌學五十年》、兩卷本《敦煌秘籍留真新編》、兩卷本《日本における中國文學——日本填詞史話》、《墨林閒話》、《畫禪室隨筆講義》、《藝林談叢》、《中國書道史》等,有全十巻《神田喜一郎全集》出版。《敦煌學五十年》一書成了他的成名作。 

在該書中，作者對敦煌學五十年做了簡明的論述,並介紹了當前敦煌學研究取得的最新成果和前沿課題。而兩卷本《敦煌秘籍留真新編》一書是作者在法國和英國留學時所拍攝了大量的敦煌文獻照片，並選擇其中精善者影印成的。晚年，他還為日本東京永青文庫所藏的敦煌本《文選注》寫卷的影印出版，親自撰寫《解說》。 

那波利貞1890年8月1日生於徳島市。號誠軒。祖上數代人皆為是江戸時代著名的儒學世家。他八歲時喪父，生父那波韋，字緩卿，號蜆北。從此開始接受母方的多賀氏家族的傳統儒家經學教育。1909年，他從德島中學畢業後考入著名的京都第三高中。1912年7月，他高中畢業考入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史學科。1915年，他大學畢業後考入大學院東洋史學研究科。1920年，他從京都帝國大學結束了博士研究生課程學習。1921年3月，他就任京都第三高中教授。1929年，他轉任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副教授。1931年開始，他作為文部省在外研究員，來到法國，考察那裡所藏敦煌文獻。1933年底，他回到日本。1938年，他晉升為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第一講座教授。同年，他以論文《唐の開元?天保初期の交が時世の一變轉期たるの考證並に主として敦煌發見史科に據る天寶以後唐末に至る期間の庶民に關する二三の研究》獲得文學博士學位。1953年8月，他從京都大學退休。同年9月，他轉任京都女子大學教授。幾年後，他又轉人甲南大學教授。1970年10月20日因病逝世。主要著作有：《燕吳載筆》、《唐代社會文化史研究》等。主要論文有：《中晚唐時代に於けゐ敦煌地方佛教寺院の碾磑經營に就きて（上、中、下）》、《中晚唐時代に於けゐ偽濫僧に關する――根本史料の研究》、《唐天寶時代の河西道邊防軍に關する經濟史料》等。那波利貞的研究專業主要是敦煌學，他是敦煌文書研究の開拓者。 

竺沙雅章曾經為此寫有《那波利貞先生の敦煌文書研究》一文加以評價。 特別是關於唐代社會經濟史和敦煌寺院經濟狀況的研究論文，如《梁戶考（上、中、下）》、《唐代社邑研究》、《敦煌地方佛教寺院の碾磑經營に就きて》、《唐天寶時代の河西道邊防軍に關する經濟史料》，對於了解唐代的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他擅長書法，經常落款為“西都國子博士誠軒迂老那波利貞”，而且用印也很中國化，他最喜歡的印是“臣利貞”。 

1926年，鈴木虎雄發表了《敦煌本文心雕龍校刊記》一文，已經把敦煌文獻和《文心雕龍》的研究結合起來。 

藤枝晃1911年8月3日生於大阪市住之江區粉浜村。1927年，他中學畢業後考入大阪高中。1930年，他高中畢業後考入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史學科。1934年，他大學畢業後成為文學部的助手。在羽田亨指導下，從事《滿和辭典》的編篡。1937年，他轉任東方文化研究所圖書管理員，後晉升為副研究員。主要負責《東洋史研究文獻類目》的編輯。1944年至1945年之間，他作為日本西北研究所的研究員，多次往來中國內蒙古各地進行考古調查活動。1948年，他轉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副教授。1951年開始，他加入了以森鹿三為課題組長的居延漢簡共同研究班。1959年，他因為參加對居庸關的共同研究而一起獲得日本學士院獎。1962年，他以論文《吐蕃——歸義軍期の敦煌》獲得文學博士學位。1968年，他晉升為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1972年，他獲得法蘭西學士院頒發的儒蓮漢學獎。1975年，他又獲得法國政府頒發的教育學術功勞獎。1975年，他從京都大學退休。1982年，他獲得日本政府頒發的勛三等旭日章。1988年，他就任美國加洲大學伯克利分校客座教授。1998年7月23日因病去世。 

藤枝晃是日本京都學派和整個日本漢學界研究敦煌學及其西域出土的古寫本文獻研究的第一人。1972年，他因為在《學術月報》上發表了著名論文《敦煌寫本の編年研究》後，建立了被人稱為“敦煌藤枝學”的敦煌古寫本年代研究和考證方法，其實他主要是採用從書籍史角度與文書學角度研究敦煌寫本的斷代研究方法。比如，他指出標準式樣的敦煌寫經用紙的長和寬應該是26x39cm，部分寫本是26x52cm。這就從書籍史角度與文書學角度為古寫本的研究奠定了物質基礎。 

他對敦煌文獻的研究和搜集整理工作一直堅持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見《四海覓珍》一文中的一段記載： 

“1964年春，藤枝晃聽說京都立命館大學與蘇聯東方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交換教授，專攻日本史的蘇聯學者芭洛洛娃來到了京都。藤枝晃隨即找到她，向她了解列寧格勒藏品的情況。十多年後，藤枝晃回憶說：‘第二天，當她把孟列夫所著的《影印敦煌贊文譯註》給我看時，我驚駭得幾乎要肝膽俱裂了。’藤枝晃立刻寫信給孟列夫。孟列夫隨即寄來他自己着的《維摩變之研究》，之後又寄來了列寧格勒藏品目錄的第一卷。藤枝晃再也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與不安了。當時，藤枝晃作為文部省的在外研究員，正計劃遍訪歐洲敦煌藏品。於是他立即改變計劃，首先就是前往列寧格勒。調查的結果，藤枝晃發現了上萬號的敦煌遺書，而且得知在艾爾米塔什博物館還有大量的敦煌壁畫和塑像。摸清了列寧格勒藏品的底細之後，藤枝晃繼續進行他的歐洲之旅。藤枝晃相繼看過了列寧格勒奧登堡搜集品、斯德哥爾摩斯文赫定搜集品、倫敦斯坦因搜集品和巴黎伯希和搜集品等。特別在倫敦，藤枝晃在庫房裡看到了被拍成縮微膠捲（6980號）以後未經整理的幾千號斯坦因搜集品，雖然它們都是些碎片，但對於藤枝晃來說，卻別有一番意義。因為他親眼看到了這些藏品，親手撫摩了這些碎片，並感覺到了它們的價值所在。此後，藤枝晃又連續數次前往歐洲查閱敦煌遺書原件，幾乎走遍了全世界所有敦煌吐魯番文書的收藏地。” 

在《敦煌吐魯番研究》第四卷上，曾有北京大學榮新江教授的《藤枝晃教授與敦煌學研究》一文，對他的敦煌學研究進行評價。主要著作有：《文字の文化史》、《ペリオ蒐集敦煌寫本選影假目錄》、《ペリオ蒐集敦煌寫本選影》、《敦煌學とその周辺》、《征服王朝》、《トルファン出土佛典の研究》等。合著有；《蒙古研究文獻目錄》等。主要論文有：《敦煌寫本の編年研究》、《吐蕃支配期の敦煌》、《敦煌の僧尼籍》、《敦煌千佛洞の中興――張氏諸窟を中心としれ九世紀の佛窟造營》、《歸義軍始末》等。其中，《文字の文化史》一書成為他研究中國古代文字學和版本的名著。饒宗頤先生為此書的中譯本撰寫了《前言》。 

在《吐蕃支配期の敦煌》一文中，他主張認為吐蕃占領敦煌時間是在781至848年間，而法國敦煌學者們則主張始自787年。關於敦煌藏經洞的性質問題，他就主張“廢棄說”，也就是說那些寫本是當時寺院的廢棄之物，即當時印刷佛經流行之後，此前的寫本捲軸於是廢棄。這就和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的“避難說”或稱“圖書館說”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著名考古學家水野清一也沒有忘記對敦煌學的研究。1958年，他發表了《敦煌石窟藝術》一文。當時，對敦煌藝術的研究已經成為熱門課題。見尹雁《日本敦煌學史》一文中對當時幾位考古學家的敦煌研究進行了介紹如下： 

“在這一階段 日本敦煌學研究的內容也發生了變化，即不僅研究敦煌遺書，而且還研究敦煌石窟藝術。1956年，長廣敏雄發表了《最近敦煌石窟的研究》，岡崎敬則在親訪敦 煌千佛洞的基礎上寫成《大谷探險隊和敦煌千佛洞》，通口隆康的《敦煌石窟系譜》（《敦煌研究》90年第四期），小山滿的《敦煌第六十一窟〈五台山圖〉研 究》（《敦煌學輯刊》90年第一期）。1958年，水野清一發表了《敦煌石窟藝術》，這是一篇優秀的研究著作，此外，日本的敦煌學研究者還對千佛洞石窟進 行了編年研究，如福田敏男的《試論敦煌石窟的編年》，水野清一的《敦煌石窟筆記》等。” 

京都學派敦煌學的轉機是從高田時雄等人的“新敦煌學”的出現開始的。 

高田時雄1949年6月2日生於大阪府。1965年，他考入著名的大阪府立天王寺高中。1968年，他高中畢業後考入京都大學文學部中國語學·中國文學科。1972年，他大學畢業後考入大學院，師從小川環樹。1979年，他修滿博士研究生課程學分後，到法國留學，師從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李嘉樂。1980年，他獲得法國國家博士學位。1987年，他就任京都大學教養部副教授。1991年，他轉任人文科學研究所副教授。1997年，他晉升為教授。2005年，他以論文《敦煌資料による中國語史の研究――九·十世紀の河西方言》取得文學博士學位。現為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2003年，他擔任敦煌學國際連絡委員會幹事長。主要著作有：《敦煌資料による中國語史の研究――九·十世紀の河西方言》、《敦煌?民族?語言》、《梵諦岡圖書館所藏漢籍目錄》、《梵諦岡圖書館所藏漢籍目錄補編》等。編著有：《漢字文化三千年》、《中國語史の資料と方法》、《東洋學の系譜（歐米篇）》、《西域行記索引叢刊Ⅰ大唐西域記》、《西域行記索引叢刊 II 大唐大慈恩寺三蔵法師傳》、《明清時代の音韻學》等。主要論文有：《ウイグル字音考》、《コータン文書中の漢語語彙》、《五姓を說く敦煌資料》、《慧超<往五天竺國傳>の言語と敦煌寫本の性格》、《李滂と白堅――李盛鐸舊藏敦煌寫本日本流入の背景》、《敦煌寫本研究年報》、《敦煌における五姓説について》、《內藤湖南の敦煌學》、《敦煌資料による中國語史の研究に對して》、《敦煌寫本を求めて——日本人學者のヨーロッパ訪書行》、《清野謙次蒐集敦煌寫經の行方》等。 

高田教授是在戰後日本的敦煌學研究鼎盛時期成長起來的新一代學者，他有着留法的經歷，接受了法國敦煌學的研究傳統。回國後，他與其它幾位從事西域語言和歷史研究的學者森安孝夫、熊本裕、武內紹人、吉田豐共同創立了所謂的“新敦煌學派”。這使他有別於以往的羽田亨開創的以文獻研究和歷史語言學研究為主體的傳統敦煌學派。 

我國已經翻譯出版了他撰寫的《敦煌·民族·語言》一書，中華書局於2005年12月出版，鍾翀等譯。該書內容如下： 

第一章：總說 
　　敦煌發現的多種語言文獻 
　　漢語在吐魯番---以《切韻》斷片研究為專題 
第二章：漢藏資料 
　　藏文音譯 《寒食詩》殘片 
　　藏文書寫阿彌陀經的跋文——藏漢對音資料年代考 
　　雜抄與九九表―敦煌藏文字使用的一個側面 
　　藏文社邑文書二三種 
　　有關吐蕃期敦煌寫經事業的藏文資料 
　　北京敦煌寫卷中所包含的藏文文獻 
　　吐蕃期敦煌有關受戒的藏文資料 
第三章：回鶻字音 
　　回鶻字音考 
　　回鶻字音史概述 
　　回鶻字注音的吐魯番漢文寫本殘片 
第四章：其他 
　　于闐文書中的漢語語彙 
　　敦煌本《玉篇》 
　　敦煌本《玉篇》篇·補遺 
　　五姓說之敦煌資料 
　　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之語言與敦煌寫本之性質 
　　可洪《隨凾錄》與行瑫《隨凾音疏》 
　　莫高窟北區石窟發現《排字韻》札記 

在敦煌學研究上作出貢獻的還有金文京，他利用敦煌文獻研究中國古代神話，發表了《中國民間文學和神話傳說研究——以敦煌本<前漢劉家太子傳>為例》一文，獲得學術界的好評。他通過對敦煌本《敦煌本<前漢劉家太子傳>》的分析，找出了歸義軍節度使張氏作為神話傳承人的準確身份，為唐代以前神話傳承譜系的研究提供了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