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野直喜和東洋史學京都學派 

(一) 生平簡介 

狩野直喜博士，生於1868年2月11日，熊本縣人。字子溫，號君山，又號半農人、葵圓。曾祖父狩野直清，祖父狩野直溫，父親狩野直恆。狩野直清以前譜系記載，間有殘缺，不能連貫。狩野直喜是狩野直恆的第三子。11歲開始在當地新建的同心學舍上小學。1884年，他考入東京地區的神田共立學校（相當於中學），主修外語。兩年後，又考入大學預科（相當於高中）。這時開始，他和日後著名的中國歷史地理學家小川琢治博士、中國文學史家古城貞吉博士等人是同窗好友。 
狩野直喜博士 

1892年，他正式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漢學科，在著名漢學家島田重禮博士、根本通明博士、竹添進一郎博士等人指導下學習。當時他的同學中，就有日後著名的漢學家藤田豐八博士。正是在島田重禮博士的直接指導之下，他開始接觸到了清朝乾嘉考證學派。 
京都帝國大學支那哲學史第一講座教授高瀬武次郎博士曾經評價說： 
狩野博士的學術體系來自清朝考證學派。在日本學術界繼承了大田錦城—海保漁村—島田重禮這一學術體系的，是接受過島田先生親自教導的狩野和我等人。 
京都帝國大學支那哲學史第一講座第二任講座教授小島祐馬博士，（他本來曾經是狩野直喜博士在京都法政專門學校工作時期的學生。）他也主張： 
在東京帝國大學中接受過島田先生指導的人有很多，但是真正繼承了他所傳授的清朝考證學的傳統並發揚光大的人，除了狩野先生就再也找不出別人了。 
大學畢業後，他先後在正則中學、東京外國語學校等地任教。 
1900年開始，他到北京留學。因遭遇義和團運動而歸國，就任京都帝國大學法科大學（即法學院）講師。1901年再次留學中國。1903年歸國後，他和加藤繁一起編篡《清國行政法》一書，後在京都法政專門學校短期任教。 
京都帝國大學成立後，他成為那裡的教授。一直負責支那哲學史、支那語學和支那文學等講座的課程教學。 
根據狩野直禎博士的《狩野直喜》一文中的介紹，對狩野直喜的教授任命是早在他來中國留學之前的1899年就已經內定了。因為京都帝國大學的第一代校長木下廣次和他是同鄉，至今木下家族的墓地和狩野家族的墓地，也是並排的出現在京都的光明寺中的。 
1907年，狩野直喜博士取得文學博士學位。1910年，狩野直喜博士帶領着京都帝國大學教授內藤湖南博士和小川琢治博士、以及講師濱田耕作博士和富岡謙藏博士四人，再次來到北京，調查剛發現並運到北京的敦煌文書。辛亥革命期間，他在羅振玉和王國維的直接影響之下，對敦煌文物和宋元戲劇保持着長久不衰的興趣，也開始了他對這些問題的研究。（狩野直喜博士本人的相關記載可參見狩野直喜《支那學論叢》：“大約明治43年前後，敦煌發現的遺書被送往前清朝廷的學部，法國的伯希和氏和英國的斯坦因氏劫後殘餘的遺書妥為安置保管。聞之，我與京都大學的內藤、小川、濱田、富岡諸君共同奉命出差北京調查有關遺書。當時，羅叔韞君任京都大學堂農科大學校長，前述的藤田博士在其手下任教，故為遺書調查提供了極大方便。當時身為農科大學教員的王靜安君亦為我等一行提供了諸多方便。……當時大阪《朝日新聞》報社因計劃南極探險而正為世間注目，故與小川博士晤面之支那人皆言必及南極北極；而我與王君探討支那戲曲問題而論及南曲北曲，所以滯留北京的我等周圍的支那人將南北極與南北曲相比，成為一大笑談。”みすず 書房，1973年。）1912年開始，他前往歐州留學，目的之一就是親自調查被當時掠奪並保存在英法俄等國的敦煌文物，這使他的研究興趣迅速集中在經學和俗文學方面。從歐洲回到日本後，他先後舉行了“敦煌發掘物視察談”和“關於敦煌的遺書”等專題學術報告會，並且發表了以研究唐代變文為核心的《支那俗文學史研究的材料》這篇重要的敦煌學論文。1928年從京都帝國大學退休後，第二年成為新組建的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所長。在狩野直喜博士就任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所長期間，他多次指示要重點購入以清朝考證學為中心的各類中國古今學術著作，奠定了今天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書的基礎。1947年12月13日，狩野直喜博士因病逝世。 
狩野直喜博士是東洋史學京都學派和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院的開創者之一，是日本中國學中的實證主義先驅者和奠基者之一，是“京都支那學”的三大創始人之一。他先後寫下了《中國哲學史》、《兩漢學術考》、《魏晉學術考》、《支那文學史》、《清朝的制度和文學》、《支那小說戲曲史》、《論語孟子研究》、《支那學文藪》等漢學研究名作，還留下了大量漢文古體詩。 
據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高田時雄博士介紹，狩野直喜博士生平最喜歡使用的印章是一枚刻有“戊辰年生”四字的篆文印。這一年正是明治元年。高田先生認為這反映了他強烈的時代意識。 

(二) 主要學術成就和學術觀點 

狩野直喜博士的研究範圍主要集中在明清小說和戲曲的研究、敦煌文學研究、支那學術史三個方面。因為本書的研究範圍集中在東洋史學，所以只集中在和“史”相關的問題，這樣以來，我們將以對他的史學研究的範圍為主，附帶介紹一下他的敦煌文學、明清小說和戲曲的研究情況。 
一般學者更多的把狩野直喜博士看成是一位中國古代文學的專家。實際上，他更是一位學術史家。他在京都帝國大學開設的講義，後來基本上全成書出版。按照講義的時間先後順序，如：1908年的《清朝の學術》、1910年的《清朝の經學》、1912年的《清朝の文學》（1912年）、1924年的《兩漢學術考》、1926年的《魏晉學術考》等。實際上，這些已經是比較系統的清朝學術史、清朝經學史、清朝文學史、兩漢學術史、魏晉學術史了。 
並且，他後來正式定稿出版了狩野系列六大史學著作《中國哲學史》、《兩漢學術考》、《魏晉學術考》、《支那文學史》、《清朝の制度と文學》、《支那小說戲曲史》。當然，狩野直喜博士也是喜歡述而不作的人，這些著作也幾乎是在整理學生聽課筆記的基礎上而成的。 
在對史料的使用上面，狩野直喜博士對古代文獻和新發現的敦煌文獻雙重並用原則，尤其是後者，和內藤湖南博士的使用新出甲骨史料考證上古史一起，他的使用新發現敦煌史料考證中古文學史的實踐，構成了東洋史學京都學派在中國古代史（特別史專門史）研究上的新的史學研究模式。 
受當時章學誠史學思想的影響，狩野直喜博士主張，中國哲學史本質上是對中國古代經典學術研究的歷史。因此之故，從漢唐訓詁學到宋明理學，從孔孟儒學到諸子百家，都被他列為“支那哲學史”的當然範圍之列。 
根據他對中國古典思想發展和變化的了解，他把中國哲學史劃分為五個時期：孔子以前時期、春秋戰國時期、漢唐時期、宋元明時期、清代。如果我們把前兩個時期看成上古的話，漢唐的中古和宋元明的近世劃分問題，在狩野史學那裡可以說是雖不曾明言，也是“英雄所見略同”的。那麼他和內藤史學的斷代差異首先出現在“清代”獨立於“宋元明時期之外”這一顯著特徵。古典學包括了對古典的考證學，基於這樣一種觀念，狩野直喜博士的中國哲學史研究，給清代以特殊的意義和地位，學術史成了哲學史的集中表現。而考證學作為經學的輔助，成為哲學史的研究範疇。 
在個人思想傾向上，狩野直喜博士一貫以“儒臣”自稱。他也多次進宮為天皇講授孔孟思想。狩野直喜博士把孟子的思想放在孔子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的地位上，孔子講仁，孟子發展為仁義。孔子講性，孟子則發展成性善論。孔子主義到了民的力量，孟子就提出了民本主義思想，等等。以至於王國維先生讚嘆他是日本的當代“儒宗”。狩野直喜博士在肯定漢代學術接近上古之時，又提出了漢代思想的時代性質，這樣就為他對宋代思想和清代思想的肯定留下了時代性質的對等評價基礎。 
如果說內藤湖南博士喜歡讀趙翼，那麼狩野直喜博士更傾向於崔述。後來，他還將在北京購買的《崔東壁遺書》贈送給好友那珂通世博士。但是，崔述的疑古思想只是成為他堅定了在學術研究中貫徹清朝考證學的一個依據。因此，他在《中國哲學史》一書中就特別表明了他對崔東壁的批判： 
在崔述的觀點中有非常有趣味的內容。今天我們很公正地考察他的學術價值的話，畢竟在中國經典並不是個可以隨便懷疑的對象。而他卻能脫離這一傳統，以獨立而自由的觀點，對經典進行顛覆，這對於學術的發展功不可沒。……但是，借鑑考古學的研究成果是十分必要的，顯然這是他的不足之處。 
其實，從對懷疑論的肯定走向實證的考證學，這兩者之間的距離並不遠，可是卻有着方法論上的本質差別。在這一點上，也許狩野直喜博士在超越了崔述之後才決定把崔述的著作送出？這表明了他對疑古思想的重視，也顯示了他走向實證的選擇。 
在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史時，狩野直喜博士時刻注意利用新發現的文獻與古籍版本的相互校刊性研究，與此相關，我們可以看出他的考證學功夫。如，他在《舊鈔本毛詩殘卷跋》一文中，就利用了日本抄本、敦煌抄本和傳世善本之間的校證，見如下： 
古舊鈔本《毛詩》，自《唐風·蟋蟀》起，至《鴇羽》止，凡為詩八篇，共一百十三行，字體遒雅，其為奈良朝人士手寫無疑。今校以唐石經、宋小字本、相台本，異同甚多，不遑枚舉。於《七經孟子考》文所引古本互相對勘，亦有合有不合。……夫隋唐經傳之存於我邦者，固不為少。即如足利之藏，其資助考鏡，裨益學術，世所共知。然以此校彼，短長互見，究不如此本之佳。豈惟千歲古香。夸美藝林而已哉。此本舊藏山城鳴瀧常樂院，今歸東京和田氏，頃者借得，影印數部，以餉內外學者，及還之，為撰考語，以明此本之所以可貴者。……予跋此書，因思敦煌石室遺書中，亦有《毛詩》殘卷，試取對校，若“綢繆”，經文“邂逅”，敦煌本作“解覯”。“羔裘”，《毛傳》：“祛袂也。”敦煌本作“祛袂末也”。綢繆，《鄭箋》“斥嫁取者”。敦煌本無“嫁”字。由是則此舊鈔本與敦煌鈔本，兩書正同，可見唐時鈔本，往往如此。敦煌遺本，書體拙陋，有類童蒙鈔寫，偽奪互見，年代亦稍後於此書。而長處究不可沒。 
從這裡可以看出：利用新發現的文獻，結合已有的古籍文獻，在訓詁學的基礎上進行版本校勘的研究，這是狩野直喜博士重要的研究方法。 
曾有學者認為：“狩野直喜是第一位對中國文學進行具有近代科學意義的研究的學者”。此說可能缺乏具體的參照物。因為，在國際漢學史上，“第一位對中國文學進行具有近代科學意義的研究的學者”是俄羅斯漢學家王西里教士在1873年出版的《中國文學史》一書。但是，在日本漢學界，狩野直喜肯定“是第一位對中國文學進行具有近代科學意義的研究的學者”。比如他在研究中國文學史時注意到了對俗文學的研究，結合敦煌學文獻資料，從說唱文學和雜劇入手，用實證的方法考證了《水滸傳》形成。而王國維先生則立刻對此擊節嘆賞，稱讚說“其言甚確，若《三國演義》則尤有明證，足佐博士之說”。這篇名為《水滸傳與中國的戲劇》的論文寫成後，刊發在1910年的《藝文》雜誌上。 
為此，嚴紹璗先生在《日本中國學史》一書中評價說： 
狩野氏的論文列舉了明清兩代戲曲譜錄中有關水滸的戲，總結了它們的一般特點後，以《雙獻頭》、《燕青情魚》、《還牢末》、《爭報恩》和《李逵負荊》五出雜劇為例，他指出這些“水滸戲”中的情節，與《水滸傳》中的相比較，顯得粗糙，甚至幼稚，今本《水滸傳》中有許多精采的情節在戲中沒有被採用。如果小說早於雜劇，這種情況便是不可思議的了。……小說的情節應該是由類似的戲曲發展來的，……在今本大《水滸傳》形成之前，一定存在着許多的“小水滸”，以梁山英雄為題材的雜劇，便是“小水滸”的一個類別，現在流傳的《水滸傳》當是在此眾多的“小水滸”上形成的，“它大概是在元代之後，明代的初期出現的。”這一見解，現在已為治中國文學史的中外學人所接受。 
接着，他斷定：“從敦煌文書的這些殘本察看，可以斷言，中國俗文學之萌芽，已顯現於唐末五代，至宋而漸推廣，至元則更獲一大發展。”特別是他在敦煌文獻中發現了崔子玉之名，並判定其為《西遊記》中的崔珏之原型，至今已經成為定論，也是《西遊記》也有個形成過程，取法唐代故事的證據。 
今天，繼承了他的這些研究傳統的學者很多，在他的後代子孫中也又人繼承並發展着他的漢學研究傳統。狩野直禎博士，曾任日本京都女子大學校長，文學部教授，文學博士，狩野直喜博士之孫，日本《三國志》研究會會長。研究專業是明清小說和儒家思想。 

(三) 與中國學術界的交往 

和內藤湖南博士一樣，狩野直喜博士也和很多晚清和民初學者有着深厚的友誼和多年交往。狩野直喜博士一生中，多次訪問中國。最為中國學者所熟悉的大概是他和羅振玉、王國維等人的交往了。 
1900年，狩野直喜作為日本文部省公派留學生，第一次到北京留學。當時，日本人一般多喜歡到歐美留學，所以到當時的“清國”留學者人數是極其稀少的。哪怕是研究漢學的學生和學者。 
日後名滿天下的服部宇之吉博士，當時作為東京帝國大學的副教授，比他早到了將近一年。
留學期間，狩野直喜博士的活動主要集中在搜求古籍和拜訪當時在世的學者這兩件事上。比如，他親自去拜訪當時著名的國學大師俞樾，而且還親自寫下了《俞曲園的哲學》一文發表，得到了俞曲園老先生的讚許。俞樾老先生曾經應日本學者岸田國華之邀，編注過四十卷的《東瀛詩選》，或者可以看成是他對日本漢學一個肯定。 
北京爆發義和團運動時，歐美洋教士和日本使館中的日籍人員井上陳政的被殺，直接導致了在京外國使館人員和義和團的正面武裝衝突。留學生的狩野直喜此時卻是拿起了槍，成了日本使館衛隊隊長柴五郎手下的一名衛兵。學生時代的狩野直喜博士的這此短暫的自動從軍經歷和選擇，為日後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部分學者和學生們直接參加侵華戰爭，成為所謂“筆部隊”和“戰利品部隊”的一員，開創了先例。根據狩野直喜博士的孫子狩野直禎博士的陳述，當時一同被困在北京外國使館中的還有日後飲譽世界的著名漢學大師伯希和。顯然，這段回憶肯定是來自狩野直喜博士留學歐洲期間親自拜訪伯希和時才得知的。 
作為八國聯軍之一日軍的一名成員，在八國聯軍撤出北京後，狩野直喜博士回到了日本，向文部省匯報了在京留學的情況，然後就任京都帝國大學的法學講師。短暫教學和休息幾個月後，他再次來到中國，繼續留學。這此他選擇的地點卻是當時南方的商業都市上海。在那裡，有他在東京帝國大學時代的同學藤田豐八博士。在藤田豐八博士的介紹下，他第一次認識了晚清國學大師羅振玉。更有意義的是，根據狩野直禎博士的陳述，狩野直喜博士那時經常到英國皇家亞洲協會北中國支部的圖書館去讀書和查找中西交通史和傳教史方面的資料。該圖書館成立於1869年，藏書上萬種，其中收有漢籍二千餘冊，其餘皆為西文著作和雜誌。在內容上幾乎全是和中國有關的西方各種文字的著作。這使懂英文和法文的狩野直喜博士得到了了解西方漢學研究狀況的難得的機會。正是在圖書館中，他結識了一些當時在上海的同樣來圖書館讀書和查找資料的歐洲漢學家。而且，當時那裡還定期舉行有關中國歷史和文化的學術講座，在他留學上海期間就先後有佛爾克、李摩提太、福開森等人在那裡舉行中國哲學和社會思想方面的公開的學術演講。 
——特別重要的是：根據我的考證和調查，狩野直喜博士在1902年還正式加入了在上海的英國皇家亞洲協會北中國分會，是普通會員，會員資格一直到1920年。正是在這裡，他經常出席這裡舉行的各種講座活動，開始接觸到了歐洲的漢學研究傳統和學術經典。 
通過狩野直喜博士《憶王靜安君》一文的記載，我們得知，在上海時代，他一直沒有機會和當時年青的王國維見面。只是他的同學、王國維的日文老師藤田豐八博士告訴他，王國維“頭腦極明晰。善讀日文，英文亦巧，且對西洋哲學研究深感興趣，其前途大可屬望”。直到1910年時，狩野直喜博士在北京才和王國維先生多次見面，並一起探討學術。在以後的日子裡，王國維先生和狩野直喜博士之間相互往來書信甚多，他們之間探討的問題從敦煌學、戲曲到唐宋文學。當狩野直喜博士遠赴歐洲留學前，王國維先生還寫詩相贈。而狩野直喜博士也深知王國維先生的學術研究價值所在，認為是大凡中國的老一代大儒才能做的事他都做了，並且他研究過外國學問並把它利用來研究中國的學問。 
1925年，狩野直喜博士最後一次和王國維先生見面。見《王德毅年譜》中的記載狩野直喜博士的回憶： 
東方文化事業總會在北京開會，我赴中國，在北京郊外西山的清華學校會見他。受到他的熱情招待。我很希望王靜安君參加東方文化事業總會，屢向我當局提及此事，也對中國委員說過：東方文化事業，如果要研究學問，，首先非要請王君參加不可。雙方都表示了贊成之意。今日中國，因為政治上意見相異和思想混亂，所以不一定大家都會與王君在思想上有共鳴。然對於王君的學問，因其學識超越時代……只要對中國學問有了解的人，沒有一個不推崇他的。 
和王國維先生的學術交流，使他們雙方全得到了好處。王國維先生的《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一文所使用的資料，就有狩野直喜博士直接從歐洲抄錄回來提供給他的。這一點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狩野直喜博士提供的是他個人的手抄本，其中有些字當時他無法判斷是何字，就大致畫出，後來回國後卻怎麼也不明是什麼字了。這些字到了王國維先生那裡都成了可以辨識之字。王國維使狩野直喜博士的手抄資料變成了可以利用的信史，這是對雙方全大有裨益的事情。 
而王國維先生的《宋元戲曲史》一書，也使日本漢學界一時間競相研究中國古代戲曲文學，至今，對元雜劇的研究仍然是京都學派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看家學問之一。王國維先生通過狩野直喜博士的論文中引用的“內庫燒為錦繍灰,天街踏盡公卿骨”兩句古詩，根據《北夢瑣言》中的引文，立刻判定出這是韋莊的《秦婦吟》一詩。並且由此而來寫下了《唐寫本韋莊秦婦吟》、《唐寫本殘小說跋》、《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等論文。 
榮新江先生在《狩野直喜與王國維》一文中曾經評價說： 
王國維對日本學術，特別是京都的中國學發展給予深遠的影響。我們可以在王國維自殺後，京都學人的紀念活動和紀念文章中感到這種影響。即使是狩野直喜的學生輩，仍然感受到這種影響力的存在。倉石武四郎氏曾說：“我去了京都以後，卻能強烈地感受到王國維先生和羅振玉先生的影響。還有敦煌的出土文物，這在東京雖然也有一些，但還沒有達到一定影響的程度。”日本學術界曾大力收集王國維的研究成果，比如他研究詞曲的抄校本二十多種，即經羅振玉家和文求堂主人田中慶太郎手，歸東京東洋文庫收藏。 
王國維先生自殺後，狩野直喜博士首先在日本京都袋中庵發起了悼念活動，“乃擇於本日設位京都東山之袋中庵哭之，又延法隆寺貫主胤公虔修懺法以祈冥福”。他對王國維先生的評價是：“支那現代之完人，學界之耆宿”、“學問淵博，踐履篤實”。《追悼會小啟》：“敬啟者：清朝遺臣王靜安徵君國維於本月二日午前十時在北京郊外萬壽山昆明湖殉節。公為支那現代之完人，學界之耆宿，竟完大節，無任慟惜。同人等協商，因請法隆寺貫首佐伯定胤師在下列地點唪經追悼。屆時光臨參拜為荷，特此通知，敬請台安。場所：京都東山線五條坂袋中庵。日期：六月二十五日午後一時。昭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狩野直喜、內藤湖南、鈴木虎雄、神田喜一郎。”見《王忠愨公哀輓錄》，貽安堂，1927年。這些活動，特別是請法師做法事，在日本當然要花費很大一筆錢！我不知道這些開銷是由誰支出的？ 
而狩野直喜博士和羅振玉也一直保持着長久的友誼。他曾經從羅振玉的藏書中借來《古今雜劇三十種》影印出版，豐富了日本漢學界的研究資料。 

(四) 影響及學術評價 

狩野直喜博士的學術貢獻主要表現在敦煌學、古代戲曲史、中國思想史和文學史的研究等方面。 
首先是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影響。 
狩野直喜博士親自調查和收集敦煌文獻，開啟了日本東洋史學界對敦煌學的研究和實地考察的先河。從1909年他知道敦煌文物的發現開始，他先後到北京、法國、英國、俄羅斯等地的大學和博物館、圖書館中，去實地考察和抄錄所能看到的敦煌文獻，親自核對從羅振玉那裡得到的文獻抄本、照片與英法等國收藏實物之間的文字差異。將這些文獻利用到對古代文學史的考證上。並且，還在日本學術界舉行“敦煌發掘物視察談”、“關於敦煌遺書”等專題學術報告。實地考察、核對文字和文學史研究三項工作，基本上就劃定了敦煌文獻的研究方法和學術價值的定位。他從敦煌發現的唐代寫本唱本中（如《唐太宗入冥記》、《秋胡變文》、《伍子胥變文》、《董永變文》等）直接找到了宋元演義類和雜劇類戲曲故事的前身，正式提出了“唐末或者五代已經明顯看出是俗文學的盟芽”的觀點，把元代戲曲文學的誕生直接推到了晚唐五代時期。 
不僅如此，他還在京都帝國大學專門開設“中國戲曲史”課程與講座，匯成《中國戲曲史》講稿,油印散發。於是，《漢宮秋》、《竇娥冤》等古典名作被正式引入到日本。在教學中，狩野直喜博士還把當時通行的漢文訓讀法引入戲曲研究和教學中，教學中按照《北曲譜》、《中原音韻》，一字一句的正確地讀解曲文，打破了中國學術界的戲曲唱詞不能訓詁和考證的傳統。 
正是因為有了王國維先生和狩野直喜博士之間的學術交流，他們二人共同成為敦煌學和中國文學史上俗文學和戲曲文學研究的開創者。 
狩野直喜博士的戲曲研究，後來影響到了考古學教授濱田耕作博士。匯文堂書店在1918年出版的《品梅記》一書中，就有濱田耕作博士在北京觀看梅蘭芳戲曲演出而寫的評論文章。在他的影響下，久保天隨、西村天囚、金井保三、宮原民平、鈴木虎雄等人也都對元曲研究表現出濃厚的興趣，繼承了他的這一研究的當推狩野直喜博士的學生、京都帝國大學教授、著名中國戲曲史學者青木正兒博士。他在《君山（狩野直喜）先生與元曲和我》一文中曾經評價說狩野直喜“實為我國元曲研究的鼻祖”。青木正兒博士的代表作是《中國近世戲曲史》、《南北戲曲源流考》。從此以後，京都大學對中國戲曲文學的研究成為該學派的一個傳統。青木正兒博士之外，吉川幸次郎博士、田中謙二博士等中國戲曲史研究大家的出現，不能不說是狩野直喜博士的首創之功。 
除此之外，1920年9月，狩野直喜博士還發起成立了《支那學》研究雜誌，一家反映京都學派風格和特點的專業漢學研究期刊。《支那學》創刊後，成了漢學研究的一個陣地，培養了大批優秀的專業漢學研究人才。小島祐馬、武內義雄、青木正兒、本田成之、神田喜一郎等第二代學者成為該刊的核心成員。 
在他肯定唐代的俗文學之時，他還對前此的魏晉文學給予了新的評價。《魏晉學術考》中列有專章對魏晉時期的文學進行研究。他和鈴木虎雄博士二人在此問題上的努力，為日本漢學界對中古文學的研究奠定了基準。 
其次，再說他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影響。 
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中國思想史研究，可以說從狩野直喜博士開始就公開地打出了繼承清朝考證學傳統的大旗，批判地借鑑了歐洲的漢學研究方法，通過對原典的訓讀和註解，進行文獻實證研究。 
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學者們在狩野直喜博士為文學部部長的帶領下，以弘揚清朝考證學的方法為己任，積極吸收歐洲漢學家的研究傳統，真正擺脫了以往受中日兩國傳統漢學研究的束縛。對中國古典的解釋，採用了一種批判的眼光和客觀的態度，實事求是的進行嚴密的考證。這一實證主義的學風對二十世紀日本乃至於國際漢學界的中國古代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狩野直喜博士研究範圍從中國上古一直到清代，研究領域則從哲學到法律制度再到文學。 
在治學特點上，他全盤繼承了島田重禮的考證學傳統，在中國哲學史研究上把漢唐訓詁、宋元義理、清代考證三者合為一體進行研究，反對當時剛流行的以西方思辯哲學的某一純粹理論框架來分析和研究中國哲學的現象。他還把在文學研究上的俗文學研究引到對中國哲學的研究上，注意到了道教作為民間信仰在中國哲學研究上的特殊地位和學術研究價值。但是，狩野直喜博士卻堅持着經學為中國哲學史的核心這樣一種信念，從他對孔孟思想的認識開始，他贊成孟子思想對孔子思想的發展，又從宋代的歷史背景下，研究孟子的民本主義思想在宋代倍受關注的原因。 
而從古典學的角度研究中國哲學史，從他開山之後，至今還是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中國哲學史研究的一個傳統。到了他的弟子小島祐馬和武內義雄、本田成之等博士那裡又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和確定。 
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本田成之博士在中國學術界也是大名鼎鼎。他的兒子就是著名易學家本田濟博士，本田濟博士是我在博士生時代導師三浦國雄博士的導師。1996年，本田濟博士以近八十歲之高齡，親自出席我在關西大學舉行的《彭と楚文化の關係に就て：馬王堆帛書周易を中心として》學術報告會。 而實在來不了的老一代著名漢學家、中國哲學史家金谷治博士親自給我寫來了賀信。老一代日本著名漢學家給與我本人的這些恩愛是永遠也無法忘記的。 
正是在他任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部長期間，甲骨文獻和歷史研究的結合、敦煌文物和文學研究結合，確立了古典文獻和考古實物相結合的實證的研究方法，促成了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迅速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