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籀史》解题
《籀史》,(元)翟耆年撰。
翟耆年,生卒年不详,湖北丹阳人,字伯涛,号黄鹤山人。
一函一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编号:51/3。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登录编号:95328。无鱼尾。版心中部刻书名。上下单边,左右双边。上下粗黑口。宽16.5厘米,高10厘米。
上海图书馆古籍部收藏此书,索书号为:线善798829、线善T11930-45、线普长333409-535、
此书系守山阁丛书之一。无书名页。有书牌页:“光绪己丑年寿平月,鸿文书局石印”。所收为宋代研究青铜器铭文书目题要。其中,缺此书下卷。无器形图,无尺寸说明,无释文,对书目有考证文字。
据李遇孙《金石学录》中的记载:“具采金石遗文,各种之下,皆附论说,括其梗概,其书不能如薛尚功之备载篆文,而考述原委,较薛为详”。
林钧《石庐金石书志》卷十九如是评价此书:
盖南宋初所作,本上下二卷,岁久散佚。惟嘉兴曹溶家尚有抄本,然已仅存上卷,今藏弆家所著录,皆自曹本传写者也。王士祯尝载其目于《居易录》,欲以访其下卷。卒未之获。知无完本久矣。其以籀名史,特因所载多金石款识篆隶之体为多,实非专述籀文。所录各种之后,皆附论说,括其梗概。
此书另有静圆丛书本、西泠印社本。
此书实际上是元明之间最重要的一部专题学术史性质的著作。林钧所谓“盖南宋初所作”之说,不知所本。
又见李遇孙《金石学录》中的有关评价:
其书不能如宋代薛尚功之备。载篆文而考述原委,较薛为详。惟于歧阳石鼓,不深信为史籀作。则其识见不如尚功耳。
翟氏此书,在保存宋代金文学术研究文献史料上贡献颇大,虽然该书的下卷早已经失传,但是仅就上卷,依然可以看出此书的见识和学术品位。
从现存的上下两卷目录来看,作者收录了对以下各书的述评和介绍:
上卷十九种:《徽宗圣文仁德显孝皇帝宣和博古图》三十卷、《徽宗皇帝祀圜丘方泽太庙明堂礼器款识》三卷、《徽宗皇帝政和四年夏祭方泽礼器款识》一卷、《比干墓铜盘记》、《周穆王东巡题名》一卷、《周宣王吉日癸巳碑》一卷、《石鼓碑》一卷、《先圣篆延陵季子墓碑》一卷、《徐铉古钲铭碑》一卷、《皇佑三馆古器图》、《胡俛古器图》、《李伯时考古图》五卷、《李伯时周鉴图》一卷、《吕与叔考古图》二十卷、《刘原父先秦古器图碑》一卷、《周秦古器铭碑》一卷、《朱氏史章训古》一卷、《赵明诚古器物铭碑》十五卷、《晏氏鼎彝谱》一卷。
下卷十五种:《安州古器图》一卷、《赵九成着吕氏考古图释》、《石公弼维扬燕衎堂古器铭》一卷、《黄氏古器款字》一卷、《广川董氏古文集类》十卷、《赵氏获古厣记》一卷、《洛阳安氏牧敦图》一卷、《赵州刻漏铭》一卷、《梓州蜼彝记》、《青州古器古五图》一卷、《严真观古器图》一卷、《蔡氏古器款识》三卷、《荣氏考古录》十五卷、《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翟氏三代钟鼎款识》三卷。
其中上卷中《皇佑三馆古器图》、《胡俛古器图》、《李伯时考古图》、《吕与叔考古图》、《刘原父先秦古器图碑》等书都是宋代金文学术研究的名著。而下卷的《赵九成着吕氏考古图释》和《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书也宋代名著,《广川董氏古文集类》不知道是否就是《广川书跋》?实际上,翟氏此书上卷就已经是该书学术精华所在了。
《四库全书总目》中评价说:
耆年字伯寿,参政汝文之子,别号黄鹤山人。是书首载《宣和博古图》,有“绍兴十有二年二月帝命臣耆年”云云,盖南宋初所作。本上下二卷,岁久散佚。惟嘉兴曹溶家尚有钞本,然巳仅存上卷。今藏弆家所著录,皆自曹本传写者也。王士祯尝载其目于《居易录》,欲以访求其下卷,卒未之获,知无完本久矣。其以籀名史,特因所载多金石款识,篆隶之体为多,实非专述籀文。所录各种之后,皆附论说,括其梗概。于岐阳石鼓,不深信为史籀之作,与唐代所传特异。亦各存所见,然未至如金马定国坚执为宇文周所作也。所录不及薛尚功《钟鼎彝器款识》备载篆文,而所述源委则较薛为详。二书相辅而行,固未可以偏废。其中所云赵明诚《古器物铭碑》十五卷,称“商器三卷,周器十卷,秦汉器二卷。河间刘跂序,洛阳王寿卿篆。”据其所说,则十五卷皆古器物铭,而无石刻。当于《金石录》之外别为一书。而士祯以为即《金石录》者,其说殊误。岂士祯偶未检《金石录》欤?
《籀史》一书,写于宋高宗绍兴十二年,因为该书中翟耆年曾感叹赵明诚“无子能保其遗余,每为之叹息也”。该书准确地记载了宋代金文学术研究的历史,具有很高的、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根据《籀史》中的所载,宋代著录金文学术研究著作,已经多达三十几家,而南宋以后各家之作,尚未计算在内。由此可以知道宋代金文学术研究的大盛。
他的书中关于吕大临的文字最多,可见他对此书的重视。在文章一开始,他先对吕氏金文学术研究的学术价值进行了总结:“其辩证字学,用意深远”。并引用了吕氏对“宣榭”、对《散季肇敦》、对爵等铭文和功能的考证,他都给予了吕氏的观点以极高的评价:“其讨论深远,博而合经,非寡闻浅学所能窥识”。
他在对《刘原父先秦古器图碑》一书的考证中,引用刘敞对历法问题进行的解说:
按《商已酉尊》云“十九月”者,《兄癸酉卣》云“十九月”,《南宫鼎》云“十有三月”,《周牧敦》云“惟王十年十有四月既生霸”,《上雝鼎》云“十有四月”,古者,嗣君继世,踰年行继位之礼,然后改元。今曰十有三月、十有四月、十有九月者,疑嗣王继世虽踰年,未及改元,但以月数也。
此书的错误之处也不少。如《考古图》一书,《籀史》中目录和标题皆作“吕与叔《考古图》二十卷”,而该书内容则作“《考古图》三十卷”,如此不一,殊为可笑。今案《考古图》当以十卷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