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西清古鑒》解題 

(清)梁詩正撰。 
梁詩正，1697～1763，浙江錢塘人，字養仲，號薌林。曾任東閣大學士、吏部尚書。 
四函二十四冊。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編號：2103/18。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登錄編號：539482～539505。雙魚尾。版心上部刻書名。四周雙邊。白口。寬15.4厘米，高25.5厘米。 
上海圖書館古籍部收藏此書，索書號為：線普301306-329、線普301330-353。 
書名頁題字用篆文：“欽定西清古鑒四十卷，附：錢錄十六卷”，無落款，有私印一枚。有書牌頁：“光緒十四年秋，上海鴻文書局印行”。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初七日奉上旨而作。文中言道： 
爰命尚書梁詩正、蔣溥、汪由敦，率同內廷翰林仿《博古圖》遺式，精繪形模，備摹款識，為《西清古鑒》一編。 
此書在《諸臣職名》後有 “鍾寶泉印”和“養止” 兩枚印，或系收藏者之印。所收多為三代青銅器銘文。有器形圖，有尺寸說明，有釋文，有簡單考證文字。卷二第十七頁有半頁缺損。卷五第六頁上部有“同典榮”三字硃砂印，系造紙作坊名號。 
林鈞《石廬金石書志》卷八如是評價此書： 
案器為圖，因圖系說，詳其方圓、圍徑之制，高廣、輕重之等，並鈎勒款識，各為釋文。據《四庫提要》載其體例。雖仿《考古》《博古》二圖，而摹繪精審，毫釐不差則非二圖所及。其考證雖兼取歐陽修、董逌、黃伯思、宋代薛尚功諸家之說，而援據經史正誤析疑，亦非修等所及。 
此書另有乾隆十六年武英殿內府刻本、光緒十四年邁宋書館銅版本、以及光緒三十四年集成圖書公司石印本、民國十五年雲華居廬石印小本。 
所謂“西清四鑒”是指清代乾隆時期由官方主持編纂的四部著錄內府藏器的著作，即《西清古鑒》四十卷（收唐以前青銅器1529器）、《甯壽鑑古》十六卷（收唐以前青銅器600器）、《西清續鑒甲編》二十卷（收唐以前青銅器944器）與《西清續鑒乙編》二十卷（收唐以前青銅器900器），合計四部書，舊稱“西清四鑒”，因為全部編纂於乾隆朝，故此也可以稱為“乾隆四鑒”。 
“西清四鑒”的重要參與人中就有彭元瑞，見《清史稿•彭元瑞》中的記載： 
內廷著錄藏書及書畫、彝鼎，輯《秘殿珠林》、《石渠寶笈》、《西清古鑒》、《甯壽鑑古》、《天祿琳琅》諸書，元瑞無役不與。 
另一個就是金德瑛。根據陸心源《金石學錄補》的記載： 
敕修《西清古鑒》，其間鼎、彝、尊、卣各銅器，德瑛援據經、史、百家文集，訂正為多。
還有一個是陳孝泳。根據陸心源《金石學錄補》的記載： 
陳孝泳，字賡言。江蘇婁縣人。博雅工篆隸，長於鑑別。……乾隆十年，詔修《西清古鑒》，求能識古文奇字者參與討論。吏部尚書汪由敦以孝泳名薦入齋宮，校閱昕暮，趨直鈎考，審視不爽毫髮。 
而且，根據該書的記載，到了後來，則是“內廷儲藏法書、名畫、鐘鼎、法物，詔下詞臣審復者，皆得孝泳一言為定論者。謂其考訂之精可與郭恕先、黃長睿相伯仲”。 
根據《西清古鑒》卷前的提示，可以知道實際參與編篡此書的人有梁詩正、蔣溥、汪由敦、嵇璜、裘月修、金德瑛、觀保、于敏中、董邦達、王際華、錢維城十一人。但是，顧頡剛在《當代中國史學》中評述說： 
其所著錄的銅器固甚豐富，然刻則頗失真，在考古學上的價值不高[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勝利出版公司，1949年，23頁。]。 
在“西清四鑒”中，涉及到每部書的分類方法是一定的，全以《西清古鑒》為核心。即有如下： 
鼎、尊、彝、舟、卣、瓶、壺、爵、斝、觚、觶、角、勺、敦、簠、簋、豆、鋪、甗、錠、鬲、鍑、盉、冰鑒、匜、盤、鋗、洗、盂、瓿、缶、鐸、戚、鐃、鐓、鍾、刀、劍、匕首三十九類。“西清四鑒”對尺寸、器形、文字三者的考證頗為精簡，青銅器的著錄按照殷先周后的順序編排，然後還有部分為漢唐之間銅器。全部67類1529器。 
各卷內容如下：卷一～七，鼎二百三十三器。卷八～十一，尊一百五十八器。卷十二，罍十七器。卷十三～四，彝六十七器、舟五器。卷十五～十七，卣九十五器。卷十八，瓶十九器。卷十九～二十二，壺一百七十三器。卷二十三，爵四器、斝十三器、觚二十九器。卷二十四～五，觚八十七器。卷二十六，觶四十二器、角三器、斗二器、勺一器、卮二器。卷二十七～八，敦四十九器。卷二十九，簠十六器、簋七器、豆十七器、鋪一器、鏊一器。卷三十，甗二十四器、錠二器、鐙一器。卷三十一，鬲十六器、馥十二器、益二十九器、冰鑒四器。卷三十三，匜三十一器、盤十七器、鋗一器。卷三十三，洗四十器、盂十四器、盆一器。卷三十四，量一器、區一器、鍾四器、斗一器、瓿三十器、缶一器。卷三十五，盦六器、鐎斗九器、奩七器、罐三器、臼一器。卷三十六，鍾四十二器、鐸四器、鈴二器。卷三十七，錞四器、戚六器、鐃十器、鼓十四器。卷三十八，刀一器、劍三器、弩機二器、符一器、鑺二器、槓頭三器、儀器飾五器、仗頭一器、鐓七器、鳩車一器、表座三器、硯滴六器、書鎮三器、糊斗三器、鑪十五器、匕首一器。卷三十九～四十，鑒九十五器。（這裡面有很多是漢唐銅器。） 
對於清代中期出現的以銘文中的人名來比附商周時代歷史人物的現象, “西清四鑒”的作者保持了比較冷靜的頭腦，反對這種盲目比附的觀點。如，《西清古鑒》在對《周虎丁鼎》銘文的考證中，該書作者就指出： 
兩亞形中一字，據薛尚功讀作“虎”。周以“虎”名者甚眾，不必泥“召虎”以附會也。 
林鈞《石廬金石書志》卷八如是評價《西清古鑒》一書： 
案器為圖，因圖系說，詳其方圓、圍徑之制，高廣、輕重之等，並鈎勒款識，各為釋文。據《四庫提要》載其體例。雖仿《考古》《博古》二圖，而摹繪精審，毫釐不差則非二圖所及。其考證雖兼取歐陽修、董逌、黃伯思、薛尚功諸家之說，而援據經史正誤析疑，亦非修等所及。 
有的銅器，宋人定為商器，而《西清古鑒》卻定為周器。如，《周亥鼎》銘文中有“用之協相”一語，薛尚功在《歷代鐘鼎彝器款識》一書中以為是商器，而《西清古鑒》針對“協相”一語考證說： 
按《周書》、《洪範》有“協相厥居”語，銘曰“協相”，應與《書》詞同義，此語出武王，亦未見必為商器也。 
可見，《西清古鑒》的作者有着比較成熟的以對銘文的文字考證來進行青銅器斷代的研究方法。 
近現代金文學界有些學者對西清四鑒非議頗多。這是有些言重的。吳大澂在《說文古籀補》序中就指出：“我朝乾隆以後，士大夫詁經之學兼及鐘鼎彝器款識，考文辨俗，引義博聞。”因此，它的開創意義和史料價值是不容忽視的。 
首先，西清四鑒對銅器有詳細很直觀的考古繪圖。並且配備了銘文拓片和釋文。甚至蓋和器分開繪圖，十分形象。這應該說是它的獨到之處。見如下： 
其次，西清四鑒對於收集的每一件銅器力求說明其詳細尺寸，雖然缺乏對銘文的精湛和詳細的考證，但是它所提供的考古學資料是非常有意義的。如，該書對《周師寏敦》及其銘文的介紹和考證如下： 
蓋：師寏父乍叔 
姞寶尊敦。 
器：師寏父乍叔 
姞寶尊敦。 
右通蓋高六寸五分，深三寸一分，口徑五寸四分，腹圍二尺二寸六分，重一百二十九兩。兩耳有珥，《博古圖》有《師寏父鼎》，《鐘鼎款識》有《師寏父簋》。舊說具以師為官名、姞為姓。而鼎銘所載曰“季姞”、此曰“叔姞”，殆一時器也。 
這裡，可貴的只是銅器的尺寸：“通蓋高六寸五分，深三寸一分，口徑五寸四分，腹圍二尺二寸六分，重一百二十九兩。”而且也考慮到了著錄問題：“《博古圖》有《師寏父鼎》，《鐘鼎款識》有《師寏父簋》”。但是，對於這裡出現的“叔姞”和別處的“季姞”，作者並沒有給出合理而清晰的解釋和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