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沉思錄（27）

“講真話”是小說家巴金先生的名言，似乎此名言比巴金先生任何一部小說都更有名。但文學與真話從根本上無關。說真話是道德，再多的真話卻堆砌不出文學傑作。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這是顧城先生的名句。黑夜不可能真的把黑色的眼睛給我，我的黑色的眼睛只能來源於我的父母，是由某種基因決定了的，總之，“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是一句假話，但這樣的假話沒有帶來藝術上的瑕疵。

藝術無所謂真假，而只有平庸與傑出之分。

“枯藤老樹昏鴉”，這是馬致遠小令《天淨沙·秋思》的首句。句中有三種事物。“昏鴉”必須被放置在末尾——這是押韻的需要,因為下一句是“小橋流水人家”，“老樹”必須被放置在中間——這是平仄格律上的需要，“枯藤”必須被放置在開頭，因為再沒有其他的位置了。

文學有自己的嚴密，越是傑作，就越是不存在隨意。

有一個歷史時期，龍和鳳凰都是中國大地上的圖騰。只是到了後來，龍才一枝獨秀。如果當年有人徵求孔子的意見，應該把龍和鳳凰中的何者確立為中華民族的圖騰，孔子會選中鳳凰。如果孔子生活在今天，他不會自稱為龍的傳人，而是鳳凰的傳人。《論語》中的孔子，沒有提及龍，卻因為鳳凰沒有降臨人間而悲傷。

鳳凰是偶爾飛來人間一回，龍卻是常年盤踞在這個世界上。龍也有偉大的飛行能力，卻沒有遠遊的衝動，在紅塵中賴着不走。即使是一條小泥鰍，一旦擁有了這樣的飛行能力，也會想到太陽系之外去看一看，不能滿足於只在太平洋興風作浪、稱王稱霸。

“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這是陸游的名句。為了聽春雨而整個晚上都不睡覺，沒有幾個人能做到這一點。名句是大自然對這種人的獎賞。

沒有不同凡俗的趣味，就沒有出類拔萃的作品。

性格決定命運，這是西方格言。此格言是二流小說家虛構故事時遵循的原則。

人生的真相或許是：命運決定性格。冥冥中的天意，決定着每個人的命運，為了使這些命運成為現實，天意賦予每個人某一性格。

《紅樓夢》裡林黛玉被註定了的命運是“淚盡而死”，所以，她就有了多愁善感的性格。正因為《紅樓夢》裡性格與命運的關係是這樣，《紅樓夢》就只能是一流小說，充滿神秘意味。

埃及的金字塔和英國的巨石陣，都是用巨大的石頭壘成。中國歷史上似乎沒有出現過類似的東西，這或許是因為：中國境內有多處丹霞地貌，它們是大自然的作品，面對這些奇蹟，中國古人用巨大的石頭來創造奇觀的衝動，自然容易被壓抑下去，否則就是不自量力了。

但對巨大石頭的喜愛是人類的一種本性。中國古人沒有用巨石去堆砌出傑作，就把自己對巨石的喜愛之情投入到文學想象之中：《西遊記》和《紅樓夢》這些著名的作品中，巨大的石頭都占據着顯赫的位置，《紅樓夢》原本的名字是《石頭記》。

丹霞地貌中的那些巨石，似乎是從地下生長出來的，這一點也影響了中國古人：人們把一座小山雕琢成了著名的樂山大佛，樂山大佛似乎是從地下生長出來的。

魯迅先生似乎為自己一輩子沒有寫出一部長篇小說而遺憾，更感覺遺憾的是魯迅作品的一些愛好者。

我們從中看見了人們對長篇小說的偏愛。

在我看來，直到今天為止，勉勉強強算得上真正的長篇小說的，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和《卡拉馬佐夫兄弟》，其他貌似長篇小說的東西其實都是一些短篇小說集，《紅樓夢》實質上也是一部短篇小說集。把《紅樓夢》作為長篇小說來研究，是“紅學”長期地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

人們是用眼睛而不是用自己的智慧，造出“長篇小說”這個名詞。“長篇小說”還遠不是一個科學名詞，因為我們對“短篇小說”也沒有科學定義，更因為我們還不了解文學的本質。

滿天烏雲翻滾，接着就下雨了——這是平庸的文學作品遵循的敘事法則，亞里士多德認為《俄底浦斯王》是作者按照這樣的法則製作出來的；上帝想要下雨，於是促成滿天的烏雲翻滾——這是一切天才作品的隱秘結構，只不過，上帝在這些作品中總是晦暗不明的。詩學的最高任務，是把捉這個上帝，給這個上帝下定義。

天才作品中沒有因果關係，只有目的與手段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