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沉思录（34）

驱动中国多数教授们前进的力量，不是发现真理的快乐和荣誉，而是各种身份，“博士生导师”，简称“博导”，就是这样的身份之一。即使自己指导出来的博士没什么了不起，那也不减少博导资格的含金量，也不影响博导们在公众场合亮明自己这一身份的兴致。

博导意味着培养博士生的责任。在中国文化看来，责任首先不是责任，而是荣誉。实际上，“博导”是责任，只有“优秀的博导”才是荣誉。

关心身份，而不关心真正的荣誉，这是中国文化的一项弱点。中国的教授人数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各国教授人数的总和，但中国并没有由此而成为科学文化强国。

在健全的社会里，荣誉带来资格；在不健全的社会里，资格被当做荣誉。

今天，中国的大学每年都要统计教师们的“科研成果”。成果的意思是成熟的果实。搞科研不一定就会出成果。大量的所谓成果，其实连青涩的果实都算不上。这样的统计似乎会无限地继续下去。

一个妇女统计自己一辈子生的孩子时，把自己流产的次数也加进去。如果流产的是双胞胎，那还得算两个孩子。

中国的文学理论家们说：应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这肯定不是什么好点子，如果是好点子，这些理论家们就会偷偷地、快马加鞭地去实践这个点子，实现这个点子指向的目标，否则就是泄密，就像是把一张藏宝图公之于世。

“实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转换”，也是这样性质的点子。

在中国学术界，“填补了学术空白”是一种褒奖之辞。填补空白实质上是消灭空白，相当于把一个空瓶子给填满，至于用来填满空瓶子的是醇酒还是水，那是无关紧要的。对于填补空白来说，重要的是去寻找空白，也就是去寻找一些学术方面的空瓶子。寻找空白和寻找真理，都是寻找，怪不得中国学术界这么看好“填补了学术空白”。如果你根本就不相信世界上有真理，那么，空白就会更有意义。

知识就是力量，这是培根的名言。中国学者编写的各种“西方哲学史”中，都对这个培根表现出了亲切之感。这应该与培根此名言有关。培根此名言体现了对于知识的实用主义态度：如果知识与力量无关，人们就不会去追求知识了。

培根身后，西方知识大爆炸，这与培根的名言是什么关系？有人研究西方知识史之后得出结论：一个又一个的大师，都不是培根此名言的信徒，他们是反其道而行之——为知识而知识。

让中国人感觉亲切的西方人就不怎么像是西方人，而是有几分像是中国人。

近年以来，人们批评政府对基础科学研究不重视，投入不足。这是在解释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缺少成果的事实。基础科学研究最需要的，不是资金，而是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 

牛顿和达尔文是科学巨匠，又都是英国乡村贵族出身。

或许，乡村贵族与科学有不解之缘。乡村贵族身份意味着：衣食无忧、足够寂寞、与活生生的自然界亲密接触。

让人感觉最稳定的几何图形，是三角形。西方人发明了政治制度上的三权分立，保证了社会的长期稳定。

达尔文进化论的原理之一是：造物主为每一个物种的利益而工作。我以为，有些物种从造物主那里得到的好处格外地多。老虎、狮子，还有豹子，这些大型猫科动物，有着一流的进攻能力，它们的防卫能力更加让人不可思议：一只豹子被另一只强大的豹子咬住了身体，被咬住的那块皮肉很容易就会从整个身体上脱落，被咬住的豹子也就脱身了。

人类格外欣赏那些大型猫科动物，自有其道理。它们是造物主的宠儿。

一个糖尿病患者得了其他的病，需要截掉一段小肠，手术后意外地发现自己的糖尿病痊愈了，然后把这件事说了出去，更多的糖尿病人也被截掉了一段小肠，他们的糖尿病也痊愈了，于是，治疗糖尿病的一种新方法问世了。

“意外”是发明的引信。常人对于意外只是感觉意外。对于发明家，意外是大可发掘的宝藏。其实，让人感觉意外，是一切发明的共同特点。

葡萄是美味食品。一般人知道葡萄是美味食品之后，满足于去品尝葡萄的美味。有的西方人却要思考：葡萄为什么美味？结果是发现了一种被命名为葡萄糖的物质，继而明白了糖尿病和低血糖这两种疾病的实质，进而找到了对这两种疾病的处置方法。

西方文化建立在“好奇”的基础上。

牛顿和爱因斯坦等人，在自己的领域有了发现之后，长期地沉浸在对上帝（造物主）伟大神通的想象之中。中国学者难以有这样的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