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5-10                                                 劉正                                                 考古暨歷史語言通訊                         考古暨歷史語言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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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暨歷史語言學會常務會長劉正教授

科學出版社最近出版了著名考古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研究生院教授、倫敦大學考古學博士唐際根教授的大作《考古與文化遺產論集》一書，我雖治商周彝銘研究有年，然才疏學淺加之缺乏田野考古實踐，所以至今也不敢歸隊到專業考古學科研人員行列之中。蒙唐兄不棄，使我有機會在第一時間內就得到了他的贈書。通讀之下，多有振聾發聵、耳目一新之感，骨鯁在喉，欲吐之而快，因成是文！

該書收錄了唐際根教授從事商代考古學專題研究的學術論文共33篇，從內容上看，作者先後分為考古學理論與方法、商研究、鐵器與冶金術、文化遺產四個部分。其中，“考古學理論與方法”收論文9篇，“商研究”收論文18篇，“鐵器與冶金術”收論文3篇，“文化遺產”收論文3篇。內容上雖然分為四個部分，但是全部論文皆為圍繞殷墟考古和商代編年的考古學實證這一核心而來，可說主題集中。從時間上看，本論文集所收最早的一篇論文是1993年6月發表在《考古》上的《中國冶金術的起源問題》一文，到此論文集出版時最新發表的《殷墟早期田野工作的得失》等6篇論文，時間跨度雖然長達16年，但卻是作者從1982年開始走進考古學研究領域至今27年學習和研究的結晶。

考古暨歷史語言學會副會長唐際根教授

近現代西方學術界對商代史進行專業化的研究和著述，始自1885年比利時漢學家M.de Harlea博士出版的《商帝國史》（Shang Thsing tsingking）一書，並以1908年出版的德裔美籍漢學家Friedrich  Hirth博士的《中國上古史》（The Ancient History :to the End of Chou Dynasty）一書為其早期大成。當然，他們只是利用西方史學理論和漢學成果，對《史記·殷本紀》、《尚書》、《竹書紀年》等傳世經典進行重新分析和整理----雖然近代考古學誕生在西方，但是在甲骨文字發現前後的整個西方學術界，他們所能做的也只能如此了。Friedrich Hirth博士在大作中已經注意到了當時西方學術界有關日食、月食等問題所做的天文考古學研究成果對解讀中國古典文獻中所記載的夏、商歷史年代的驗證具有重大的學術參考價值。也許，這是西方學術界把考古學引入商史編年研究的起點吧。但是真正實現了這一研究模式並取得重大突破的卻是始自史學大師王國維先生。今天，這已經是盡人皆知的學術史常識了。

因為在東西雙方的中國史研究學界一直具有着對商史進行準確編年這樣一種學術共識和研究傳統，所以，借鑑西方現、當代考古學的理論和方法對夏、商、周的歷史進行科學和準確的考證學研究與歷史編年成了從李濟、夏鼐等先生一直到今天的考古研究所各位職業考古學家們幾代人的夢想和工作的核心所在。畏友唐際根教授，以及該所的著名學者杜金鵬、許宏、徐良高、何弩、印群等諸學兄就是工作在第一線並取得讓中外學術界有目共睹的豐碩科研成果的商周考古學家。

我之所以特別道明這一點，正是因為看到了唐際根教授在此書編排順序上特地把 “考古學理論與方法”所收9篇相關論文作為第一部分這一特點。熟悉唐際根教授的論文寫作方法的人一定和我有這樣一個同感，那就是：他的每一篇考古論文都蘊涵着比較厚重的西方考古學理論與方法，有時是表現在引文中，有時則是隱藏於字裡行間。該部分中不論是在《歐美考古學理論的發展與所謂“理論流派”》和《考古學、民族主義、證史傾向》二文中，還是在《傅斯年與中國早期考古學》、《殷墟早期田野工作的得失》、《文明起源研究的核心問題與中國文明進展的基本估計》三文中，為了從考古學角度重新建構商代歷史編年，作為一名經受現代西方考古學理論薰陶下的田野考古學家，他首先對西方考古學理論和以往中國殷墟考古實踐相結合的歷史過程進行了總結和回顧，而這一鋪墊工作更多的是已經暗含着對新史學中表現出來的那種以考古學服務於古史研究這一主觀傾向證史傳統的不滿。雖然，我還沒有明顯地看出他對新史學方法論中視為經典的“二重證據法”的直接批評，但是，他在文中很明確地主張在考古史料和文獻史料並存的情況下，一名現代考古學家應該採取的理性態度是：“兩種知識，各自表述，相機整合”。在這裡，他並沒有完全贊同貝格雷（Robert W.Bagley）教授在《劍橋中國史·商代考古》一書中對新史學證史傳統的猛烈抨擊，不過，卻也旗幟鮮明地表明：“如果冷靜地看待70餘年中國考古學的歷史，貝格雷教授等西方學者說中國考古學有民族主義傾向，的確沒有冤枉中國學者”。

在指出了中國新史學的證史傳統和西方考古學理論之間的矛盾和差異之後，唐際根教授很巧妙地提出了史學取向（historical orientation）和證史偏向（the trend ofvindicating textualrecords）這兩個為西方歷史學、考古學界所認可的概念,將新史學證史傳統的部分合理的觀點歸結為只是一種表現在方法論上的史學取向（historical orientation）而已。而這樣的史學取向（historical orientation）卻是建構科學的商史編年的一個必然出現的過程。當然，他也坦誠地看到：“真正應該擔憂的倒是中國考古學中存在的‘證史偏向’問題，即簡單地‘以考古資料證明某些文獻記錄’。在這一點上，貝格雷教授是正確的。中國學者中確實存在一批‘證史學家’”。在此基礎上，他大膽地提出了“20世紀80年代以前，中國考古學的時空框架尚未完全建立起來”這樣一個結論，同時也對貝格雷（Robert W. Bagley）教授在《劍橋中國史·商代考古》一書中表現出的武斷地割斷了商周考古資料和傳世文獻資料之間的所有聯繫的作法進行了毫不客氣的批判。

考古暨歷史語言學會常務會長劉正教授

上述論述和總結對於在“商研究”部分中“中商”概念的提出和考古學商史編年的重構，具有重要的意義。這一部分的論文是該書的核心，也是唐際根教授最近二十幾年田野考古和科研的精華所在。

在唐際根教授對20世紀30年代的考古工作進行審查時，他經常敏銳地發現當時工作的失誤和疏漏之處。比如在《殷墟一期文化及其相關問題》一文中，當時的考古學者們主張：灰坑YH158打破了乙十一基址前期，而乙十一基址前期又分別疊壓水溝和墓葬YM222。唐際根教授經過實地考察後，首先認為：“發掘者說YH158打破了乙十一基址。我們認為應是地層搞錯了”。他給出的理由是：“查YH158所出器物，一為直口折肩尊，一為淺口圜地盆。兩類器物均不見於殷墟一期晚段及以後殷墟文化各期，相反卻與殷墟一期早段的同類器形制相同。如直口折肩尊見於YH331，淺腹圜底盆見於87AXTH1。這樣的灰坑在地層上明顯不可能晚於YM222和水溝”。首先提出這一問題的正是當年發掘者之一、大名鼎鼎的考古學家石璋如先生。他自己已經發現了“礎石與層位弄不出一個清楚的關係”這樣一個遺留課題。直到另一位著名考古學家杜金鵬教授《殷墟乙十一組基址研究》一文的出現，才可以說基本上已經梳理出一個比較清晰的地層關係。

而唐際根教授對殷墟一期文化的考古研究，目的是想證明殷墟成為王都，應該是開始於殷墟一期。以歷史文獻來解釋的話，那就是傳統的盤庚遷殷說可能不妥，真正遷殷的人可能是武丁。這一結論的提出，很顯然是他一貫主張的“兩種知識，各自表述，相機整合”的表現。發表《殷墟一期文化及其相關問題》這篇論文是1993年，可見那時他已經開始考慮考古建立真實可信的考古學商史編年這一大問題了。而真正開始他的這一科研工作見諸於《豫北冀南地區的中商遺存與盤庚以先的商都遷移》、《中商文化研究》、《洹北商城的發現與初步勘察》、《商王朝考古學編年的建立》等篇論文和與此相應的三篇考古發掘報告：《1977年安陽洹北花園莊遺址發掘簡報》、《洹河流域區域考古研究初步報告》、《洹北商城宮殿區1號基址發掘簡報》。他的“中商”概念說的核心觀點在《中商文化研究》和《商王朝考古學編年的建立》兩篇論文中已經得到了集中表述。

在上述論文中，唐際根教授發現：傳統的“二里崗期商文化與殷墟時期商文化並不構成商文化的完整序例，二者之間還存在一定的時間缺環”。這一時間缺環，他在重新梳理考古資料的基礎上提出了“取‘中商’一詞指代上述‘缺環’階段”的觀點。其實，發現早商到晚商之間的缺環，中外學者或許是英雄所見略同：從貝格雷（Robert W.Bagley）教授、鄒衡教授到羅伯特教授（Robert Thorp）、孫華教授、孫慶偉教授等先生已經先後注意到這一問題，但是卻苦無證據，直到唐際根教授的中商文化說的提出和洹北商城的發現，才使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取得了決定性進展！

在考古學文化遺存的劃分上，提出新的劃分觀點是很容易的。但是，要給出豐厚的考古學實物證據和不同地區的體現出相同文化類型的遺址則就不是如提出觀點那麼簡單了。而有着多年田野考古實踐的唐際根教授，在《豫北冀南地區的中商遺存與盤庚以先的商都遷移》一文中一下子就推出了遍布河北、河南兩省的可以明確判定的中商文化遺址三十二處，另外還有可例入中商文化遺址範圍的四處、尚待判定的約二十二處。有了如此豐富的考古學證據和材料，他先對上述中商文化遺址的四處進行了分期研究，即安陽洹北花園遺址、小屯遺址、邢臺曹演莊遺址、藁城台西遺址。之所以選取此四處是因為上述四遺址可以明顯地分為早晚兩期，而且文化特徵表現突出。

對考古遺址進行分期研究後，唐際根教授就開始了考古和文獻的“相機結合”的研究；尋找商代在盤庚之前的歷次遷移都城的所在地，即對古籍中所謂的河亶甲遷相、祖乙遷邢等說的考古學實證研究。其意義將把實證的商代史從晚商的殷墟，上推到了中商的相、邢等地。力圖從考古學還原“殷人屢遷，前八後五”的真實歷史。一旦這一問題得到解決，那麼對夏、商交界和夏代的考古研究、乃至於確定夏王朝都城的活動範圍也就指日可待了！特別是在東西方考古學界素有的那種只肯定晚商文明而至今懷疑夏王朝存在的真實性某些學者們來說，他們很清楚地知道中商文化遺存的解決將是打響夏王朝考古學實證研究的前期戰役這一戰略意義。因此，一旦唐際根教授的中商文化說得以確立和驗證，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都將大步進軍到夏、商交界處！唐際根教授在文中也很清楚這一點：“‘早商文化’之前應該還存在一支具有國家形態的文化，這一文化與‘早商文化’關係密切，地望正好與文獻中的‘夏’的地望相合，而且其衰落與‘商文化’的興起相關聯”。如此說來，中商文化說及其考古活動還真有幾分華山論劍誰與爭鋒的感覺呢！儘管唐際根教授的中商文化說遭到了另一位著名商周考古學家、畏友張國碩教授的反對，但是張國碩教授並不否認隨着權威的《中國考古學·夏商卷》一書的出版，中商文化說的影響正在日益擴大這樣一個事實。我們也注意到了唐際根教授的“中商”概念和固有的諸多有關早商文化、殷墟文化概念之間的劃分和整合等問題，還有待於“中商”概念說的創建者進一步加以完善和解決。為此，我們期待着雙方就這一問題今後展開真正意義上深入的交鋒和探討。

考古學的研究，無論成果和結論如何，肯定要面對古代文獻中記載的真實的歷史。這是中外考古學家誰也避免不了的工作。在提出並證明中商文化遺存之後，最為核心的就是從考古學角度對商代歷史進行重新編年。毫無疑問，《商王朝考古學編年的建立》一文應該說是唐際根教授中商考古研究的標地所在了！

目前，在考古學界已經具有了歐美學者沃特森教授（1961年）、張光直教授（1963年）、張光直教授（1968年）、中國學者鄒衡教授（1980年）幾種商代編年模式。唐際根教授在二十幾年考古實踐的基礎上，提出了中商文化說，相應的在商代編年上也提出了自己的體系：早商：二里岡/偃師（又可細分早商1、2、3期）、中商：小雙橋/洹北商城（又可細分中商1、2、3期）、晚商：殷墟（又可細分晚商1、2、3、4期）在提出了上述編年之後，唐際根教授十分清醒地意識到：“真正重要的還是反映商王朝歷史的考古遺存的序列的建立。沒有這一序列，絕對年代是沒有意義的”。但是，建立這一考古遺存的序列並不是想獨立於文獻記載之外，而是希望它能夠和文獻記載相互印證。作者為了避免出現西方學界所指責的中國歷史學界中的那種證史主義傾向和傳統，他特地在這裡進一步說明如下：“特別是有關都邑遷徙的年代、地望的記載與考古發現的大遺址之間的意想不到的契合關係”，並且，他再次重伸這是“用考古資料證明了（至少是提高了）文獻的可信度”。

考古暨歷史語言學會副會長唐際根教授

這麼說也許是有點隱晦。那麼，文獻記載給考古學提出的重大任務究竟是什麼呢？用唐際根教授文中的話來說，即：

按文獻記載，商王朝最初由奠基者“湯”設都邑於“亳”，延續5世紀後開始頻繁遷都。經歷了“仲丁遷隞”、“河亶甲居相”、“祖乙居邢”、“南庚遷奄”，最後才由商王盤庚將都邑定於“殷”。假定這些記載能夠成立，那麼商文化自早而晚應該包括5處具有都邑規模的遺址，其中最早的遺址必須是都邑，而其後諸都邑的遺址之間的年代間隔應符合文獻記載的遷都商王朝之間的時間或世次。不僅如此，每一個大遺址的地望也應與文獻的有關記載相一致。

看起來，考古學所承受的任務頗大，難點太多！或許是無法完成的大任了。從這一角度來說，中商文化說及其相關考古遺址的發掘，已經是打響上述上述重大攻尖戰所必須的前期排雷性工作了。

在對晚商文化的研究上，長期在安陽從事考古發掘工作的唐際根教授也時有新見解出現。比如關於殷墟IV5段普遍出現的仿銅陶器、明器銅禮器的現象。他就敏銳地提出：“殷墟四期IV5段大量出現仿銅陶器或明器銅禮器現象，當與‘殷紂亡國’有關。武王克商以後，殷墟鑄銅作坊中的銅料發生危機，特別是隨後發生的遷殷移民，很可能將諸如苗圃北地鑄銅作坊一類的工業遷至了洛陽，在這種情況下，殷人上層貴族死後也只能以仿銅陶器隨葬”。

本書的《殷墟家族墓地初探》、《殷墟商代墓葬出土海貝的統計學分析》、《殷商時期的‘落葬禮’》三篇文章，是很典型的運用現代西方考古學中的墓葬理論來研究晚商社會組織結構的論文。唐際根教授通過對墓葬的考古學分類和排列研究，透視商代的婚姻制度和家族結構，開啟了商代社會史和禮制史研究的新模式。只是可惜舉例分析稍嫌少了一些。這應該是值得專門寫一本專著來加以深入研究的模式和課題，誠懇希望唐際根教授能利用現代西方考古學中的墓葬理論，對此晚商社會組織結構進行精細的專業化研究。

通讀了這部有着濃厚的西方考古學理論基礎的殷墟考古學研究論文集之後，有三點拙見想提出來和唐際根教授商討：

、

第一 唐際根教授在《中商文化研究》一文“中商文化遺存的分布與類型”一章中提出了如下十種地方文化類型：白家莊類型、曹演莊類型、台西類型、大辛莊類型、潘廟類型、高皇廟類型、大城墩類型、盤龍城類型、北村類型、小神類型。這一划分的基礎正如作者文中所說是按照地域表現“暫可歸納”的。作者給出了除高皇廟類型之外的其他九種共117件陶器文化遺存的陶器類型圖。這一划分的地域性色彩很大，似乎還有進一步加以整合的必要。張國碩教授在《商文化階段劃分探索》一文中也特別注意到了中商文化說在“早商文化與中商文化、中商文化與晚商文化無法截然區分開”這一問題。

第二 唐際根教授在《殷墟玉器的發現與整理》一文中注意到了“殷墟玉器許多出自墓葬主人的口中。這類玉被稱為‘琀’。……如何理解商人用‘琀’的宗教意義？……所有這些都是新課題”。有關商人用“琀”的宗教意義，日本中國考古學界探討頗多，考古學京都學派創始人濱田耕作博士的《支那古玉概說》一書對這一問題有專門研究，其科研成果幾乎接近定論。或許，對西方考古學理論和方法的精通是唐際根教授的強項，而對日本中國考古學理論和成就（其中又有京都學派和東京學派的不同）的陌生就成了他的短項？我注意到了他在《二十世紀英文刊著中的“商研究”》一文中對日本著名考古學家林已奈夫先生（京都學派濱田耕作博士再傳弟子）和松丸道雄先生（東京學派）家中藏書的描述：“當我看到如此豐富的有關中國考古學的日文出版物時，仍愕然不已”。看起來，他已經注意到了這一短項。我希望一個精通東西方考古學理論和科研成果的商代考古學大師級學者唐際根教授的出現！他目前有這個能力和機遇，更有這個年齡資源！

第三 唐際根教授在《文明起源研究的核心問題與中國文明進展的基本估計》一文主張：“儘管文明起源的常見‘物化表現’形式包括了城市、文字、冶金術、禮儀性建築等，但我們決不能將這幾種常見的‘物化形式’視為文明的‘要素’。”然後，作者以埃及文明、瑪雅文明、克里特島文明等地區的考古發現和文明程度為例，加以說明並重伸自己的上述觀點。而在我看來，城市、文字、青銅器和宮殿四者是判斷文明程度的重要標準。至少在商周考古、甚至在夏代考古上也是適用的。唐際根教授對上述“物化形式”的否定，一時間頗使我迷茫。但是，他在該文中對西方考古學中墓葬和社會組織之關係理論的介紹，還是讓我倍感欣喜。至少，我可以在城市、文字、青銅器和宮殿四者之外，再加上一個墓葬制度作為衡量商周文明異同及其先進程度的五項標準，這或許是可行的。

科學出版社在出版考古著作上一向是精益求精的，尤其在校對工作上。但是，我也不得不遺憾地指出以下四處明顯的校對失誤：第10頁第19行出現的第一個句號，按照文意，顯然應該是逗號。第219頁第6行“其相鄰遺址幾乎都的西周時期的”，正確的文本顯然應該是：“其相鄰遺址幾乎都是西周時期的”。第297頁倒數第4行“無論是中國還是西學者”，正確的文本顯然應該是：“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學者”。第360頁文章最後遺漏“本文系首次發表”說明。以上四處，是我粗讀之下發現的。在一部長達60萬字的考古學論文集中出現上述四處校對失誤，或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日本考古學界對出版專著的失誤許可標準卻是必須在三個字之內！

當然，對於一個為了研究商周金文而特地在留學期間僅僅選修了一學年的埃及考古學專業課程的我來說，完全理解和客觀評價唐際根教授這部凝結了現代西方考古學理論和基礎的殷墟考古學專業論文集的成就和不足，還真是倍感吃力、處處捉襟見肘。因此，對我而言，寫評論的過程實際上是我認真學習和補課的過程。非常感謝唐際根教授贈送的大作使我對商代考古和編年的諸多問題有了一次很好的學習和補課的機會！匆匆草成此文如上，如有誤解。責任在我。最後，作七律一首贈唐際根教授：

江西才俊顯聰光，為學曾驚兩大洋。

洹水一城全盛業，安陽十載鑄輝煌。

中商文化桌前論，殷人傳說鏟下藏。

祖甲盤庚人已渺，尋書不若問君詳。

【特別介紹】：劉正，漢族。籍貫北京市。清代學術世家傳人。

日本大阪市立大學文學博士、日本京都大學博士後。曾任日本愛知學院大學、日本京都大學、武漢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華東師範大學教授、研究員等。是中外多所大學的兼職教授和客座教授。是國際易經學會、國際中國哲學學會、國際東方學會、歐美同學會、日本中國學會、日本中國出土資料研究學會、京都大學洛友會、日本同學會、北京作家協會會員等。是中國殷商文化學會理事、中國文字博物館學術委員、中國國際易學研究中心理事、美國漢納國際作家協會理事、考古暨歷史語言學會常務理事等。迄今為止在國內外發表學術論文160餘篇。

另有學術專著：《周易通說》、《中國易學》、《周易通說講義》（台）、《周易發生學》、《西藏密教：對儀軌和法理的研究》（台）、《海外漢學研究：20世紀卷》（入選武漢大學學術叢書）、《金文氏族研究》、《金文廟制研究》、《圖說漢學史：19世紀以前卷》、《京都學派》、《商周彝銘學研究史》、《京都學派漢學史稿》、《京都大學所藏抄本水經註疏》、《周易考古研究》、《赤壁古戰場的歷史地理》、《商周圖像文字研究》、《青銅兵器文字》、《金文學術史》（入選上海文化發展基金會特別資助學術著作叢書）、兩卷本《漢學通史》、《民國名人張璧評傳》、《陳寅恪史事索隱》、《閒話陳寅恪》、《陳寅恪書信集422封編年考釋》、《陳寅恪別傳》、兩卷本《中國彝銘學》等三十幾部專著總篇幅達到1000餘萬字在海峽兩岸出版。論文《從觀象繫辭說到乾卦之取象》獲中國中青年哲學工作者最新成果交流會優秀論文獎，《筮短龜長說的成立史研究》獲馬來西亞主辦第12屆國際易學大會優秀論文獎，博士學位論文《東西方漢學発展史の研究（日文）》獲得日本國大阪市立大學優秀博士畢業生“總代”稱號（等同於中國的優秀博士畢業生）等。多篇學術論文被譯為英、日等文字在海外發表。2015年夏移民美國，當選為中華書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2016年夏當選為美國漢納國際作家協會副會長。2017年4月當選為考古暨歷史語言學會常務會長。

（本文刊載於《殷都學刊》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