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兗州興隆寺之名最早見於隋代仁壽二年（602），名為“普樂寺“，是隋文帝詔令第二批在全國建塔安置佛舍利的五十三（一說“五十一”）個州寺之一。該寺院於唐中宗神龍元年（705）二月改名為“中興寺”。於神龍三年（707）二月復改名為“龍興寺”，是該寺院沿用時間最長的寺名。自此，該寺與全國八十一州所置“龍興寺”一道，成為該州地方官府於國忌日舉行行道散齋等宗教活動的場所。該寺院在元代初年曾經因兵亂被焚毀。明代初年該寺院重建之時，因政治原因改名為“興隆寺”。在明代，該寺院仍然是當地寺院和僧侶管理機構“僧綱司”所在的重要寺院。該寺寺塔首度修建於隋代仁壽二年，以安置朝廷頒送的佛舍利。現存之塔基與唐代咸通十一年（870）十月所造立之“朱常慶等《陀羅尼經》幢”之間有一定關係，故其基座甚至基座之上的若干層塔身，也可能是唐代甚至更早的遺物。現仍保存在兗州市博物館的五代後梁乾化二年（912）正月龍興寺殘碑中亦提及寺塔，故可以推斷，唐至五代時期，該寺院始終存在着寺塔。宋代嘉祐八年（1063）再次建塔。該寺塔於清康熙年間因地震被毀，在對基本保持完好的下部七層稍作修整後，再於其上修建石欄和六層子塔，形成現在所見寺塔之形制。

萬里教授 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所長

 兗州興隆寺因其寺塔中發掘出佛骨舍利及許多重要文物而重新受到世人的關注。在歷史上，該寺曾經有過普樂寺、中興寺、龍興寺、興隆寺等寺名。然而，這些名稱分別是在什麼歷史時期出現？因何而改名？該寺院之寺塔歷代修建情況及其形制狀況如何？史籍記載簡略、混亂且相互矛盾。筆者以為，弄清楚這一問題，不僅對廓清該寺的歷史很有必要，而且對將來進行該寺的修復工作時予以命名，也很有意義。
 
一、普樂寺考

關於兗州興隆寺的建置年代，隋代之前因史料記載闕如，姑置勿論，但至遲在隋代初年該寺即已存在。

《隋書》云：“仁壽元年……六月……頒舍利於諸州。”據唐·釋道世撰《法苑珠林》記載，這批受頒舍利的共有二十八州，分別是“雍州仙遊寺、岐州鳳泉寺、華州思覺寺、同州大興國寺、涇州大興國寺、蒲州棲岩寺、泰州岱嶽寺、并州無量壽寺、定州恆岳寺、嵩州閒居寺、相州大慈寺、廓州連雲岳寺、衡州衡岳寺、襄州大興國寺、牟州巨神山寺、呉州大禹寺、蘇州虎丘山寺（原注云：右此十七州寺起塔，出打剎物及正庫物造。）、秦州、瓜州、揚州、益州、亳州、桂州、交州、汝州、番州、蔣州、鄭州（原注云：右此十一州隨逐山水州縣寺等清淨之處起塔，出物同前也。）”。這一批頒送舍利之諸州共為二十八個州，其中有十七個州列出了具體的寺院名；另外十一個州則只列出了州名而未列具體的寺院，只是要求“隨逐山水州縣寺等清淨之處起塔”。在上述頒送舍利諸州名單前之“隋文帝立佛舍利塔”文題下，有“二十八州起塔，五十三州感瑞”注語，正與名單所列二十八州相互印證。

但是，另有文獻記載，這次首批頒送舍利的州實為三十個州。隋文帝《立舍利塔詔》云：

門下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群生津梁庶品，朕歸依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之內一切人民俱發菩提，共修福業，使當今見在，爰及來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宜請沙門三十人諳解法相兼堪倡導者，各將侍者二人，並散官各一人，薰陸香一百二十斤，馬五疋，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諸州起塔。其未注寺者，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舊無山者，於當州內清靜寺處建立其塔。所司造樣，送往當州。僧多者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百二十人。若僧少者，盡見僧為。朕、皇后、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及內外官人、一切民庶、幽顯生靈，各七日行道並懺悔。起行道日打剎，莫問同州異州，任人布施，錢限止十文已下，不得過十文，所施之錢以供營塔。若少不充，役正丁及用庫物。率土諸州僧尼普為舍利設齋，限十月十五日午時同下入石函。總管、刺史已下，縣尉已上，自非軍機，停常務七日。専檢校行道及打剎等事，務盡誠敬，副朕意焉。主者施行。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內史令豫章王臣暕宣。

詔文中所謂“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諸州起塔。其未注寺，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舊無寺者，於本州內清淨寺處建立其塔”，指的是：列出了寺院名的州，即在所列出之州寺建塔；未註明寺院的州，即在該州有山水處的寺院建塔；如該州山水風景宜人之處原來沒有寺院，便在州域內清淨之處的寺院內建塔。由此可以看出，選擇安置供奉佛舍利的寺院，不是考慮其規模大小、歷史短長以及是否有名僧主持等因素，而是注重其“有山水處”或“清淨之處”，故所選寺院的規模不一定龐大。並且作為中央政府的朝廷沒有附帶提供建塔專項經費，而是收取民間信眾自願施捨之每人不超過十文錢的布施，不夠時再動用各州府庫的財物以作補充；加之為全國統一部署的工程，所給予的時間不是很長，故所建佛塔規制不一定十分龐大。

又隋·王劭《舍利感應記》亦云：

皇帝以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御仁壽宮之仁壽殿，本降生之日也。歲歲於此日深心永念修營福善，追報父母之恩，故延諸大德沙門與論至道，將於海內諸州選髙爽清靜三十處各起舍利塔。皇帝於是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於御坐之案，與諸沙門燒香禮拜，願弟子常以正法護持三寶，救度一切眾生。乃取金瓶、琉璃各三十，以琉璃盛金瓶，置舍利於其內，熏陸香為泥，塗其蓋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於銅函石函，一時起塔。諸沙門各以精舍奉舍利而行。……皇帝曰：今佛法重興，必有感應。其後處處表奏，皆如所言。

值得注意的是，安置舍利，“乃取金瓶、琉璃各三十，以琉璃盛金瓶，置舍利於其內……入於銅函石函”，表明所有的佛舍利在供奉安置於塔內時，都是用了琉璃器皿和金瓶盛裝，再安置於銅函和石函內。後世修建佛塔、安置舍利，一般都是運用這些器物和採取類似的安置方式。

又隋·安徳王雄等撰《慶舍利感應表》云：“……去夏六月，爰發詔㫖延請沙門奉送舍利於三十州，以十月十五日同時起塔。”隋·王劭《舍利感應記》及隋·安徳王雄等撰《慶舍利感應表》均列出了三十個州的州名，與《法苑珠林》所載兩相比較，增加了青州和隋州。為何有此差異？因與本文所討論的問題無關，姑置勿論。但正是由於“二十八州起塔，五十三州感瑞”，印證了隋·王劭《舍利感應記》中所云之“皇帝曰：今佛法重興，必有感應。其後處處表奏，皆如所言”，故於次年，即“仁壽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復分布五十三州建立靈塔，令總管、刺史已下，縣尉以上，廢常務七日，請僧行道，教化打剎，施錢十文，一如前式。期用四月八日午時，合國化內同下舍利，封入石函。所感瑞應者別録如左……”。

兗州即在這第二批頒送舍利五十三個州的名單中。正是依據前述“於本州島內清淨寺處建立其塔”的原則，故“兗州表云：敕書分送起塔，以瑕丘縣普樂寺最為清淨，即於其所奉安舍利。以去三月二十五日，謹即經營，以為函蓋。初磨之時，體唯青質，及其功就，變同瑪瑙，五色相雜，紋彩煥然。復於其裡間生白玉，內外通徹，照物如水，表里洞朗，鑒人等鏡”。

同為唐·釋道宣所撰之《續高僧傳》記載了奉勅送舍利至兗州瑕丘縣普樂寺建塔安置之“諳解法相兼堪倡導者”的僧人為釋法性。該書卷第二十六云：

正在興建中的兗州興隆文化園舞台部分效果圖

釋法性，兗州人。少習禪學，精厲行道。少欲頭陀孤游海曲，時復入俗形骸所資，終潛林阜沈隱為任。開皇十四年，文帝東巡，搜訪岩穴，因召入京住勝光寺。仁壽之年，敕召送舍利於本州普樂寺。初營外函得一青石，錯磨始了，將欲鎣飾，變成馬瑙，五色相雜，文彩分明。函內斑剝，雜生白玉，凝潤光淨。函之內外，光如水鏡，洞照無障。當入函時，正當基上白鳥一雙翱翔緩飛，繞塔而轉。塔西奈樹枝葉並變為真金色。及文帝既崩，置大禪定延住供養，遂卒於寺，八十餘矣。

又元·夢堂曇噩撰《新修科分六學僧傳》云：

隋法性，兗人。少習禪學。孤游海上，雖以分衛，時入聚落，然於聲名勢利之地，一跡未嘗踐也。文帝東巡，搜訪岩穴，因詔入京，住勝光寺。仁壽置塔，又送舍利於州之普樂寺焉。大禪定者，帝於末年特為性造也。後果終於此寺。

至此，兗州普樂寺便與佛舍利塔結下跨越千年的不解之緣。非常清楚的是，所有早期文獻的記載均表明，在建塔供奉佛舍利之前，兗州普樂寺便早已存在。然而，後世文獻中關於兗州普樂寺的創建年代，記載卻非常混亂，而且大多將普樂寺的寺院創建時間與佛舍利塔的創建時間混同起來。如謂其創建於隋代開皇年間，明萬曆年間（1573）《兗州府志》載：“興隆塔寺在府治東北隅，隋開皇間（581-600）建，高十三層，中虛，可登頂巔，有尉遲公修建年月。”此乃誤讀了一些文獻中之關於隋代開皇年間隋文帝信奉佛教並崇奉佛舍利的記載，毋庸贅言，而“尉遲公修建”之說乃民間附會，下文將予論及。又謂其創建於隋代仁壽二年，如明萬曆二十四年（1596）于慎行《兗州府志》卷之三十五載：興隆寺“在北門內大東街，舊名普樂，隋文帝仁壽二年（602）建。太平興國七年（982）改為興隆，王禹稱有記（《重建興隆寺三門記》）。殿廡門階，規制恢宏，古塔十三級，隋時物也。今府縣朝賀，肄禮其中，僧綱司在焉”。明代萬曆年間朱泰等纂修之《兗州府志》載：“興隆寺，在府治東北。按本寺舊名普樂，隋文帝仁壽二年建，宋太平興國七年（982）改為興隆。”《大清一統志》載：“興隆寺，在滋陽縣北門內，仁壽二年建，舊名普樂，宋太平興國元年改名。王禹偁有記。有古塔十三級，髙峻入雲，隋時物也。”清《（雍正）山東通志》卷二十一載：兗州府……滋陽縣，“興隆寺，在府治東北，本名普樂，隋仁壽二年建。浮圖高十三級，宋太平興國七年改今名，有王禹偁記”。更有將其誤載為唐代所建者，如明·李賢等撰《明一統志》卷二十三載：“興隆寺，在府城東北隅。唐建，舊名普樂，本朝改今名。”這些文獻中關於瑕丘普樂寺（兗州龍興寺、興隆寺）的創建時間、寺院及寺塔名稱的演變等記載雖然各有舛誤，但部分記載對考證該寺院名稱及寺塔修建在後世的發展和演變卻頗有價值，後文將進行討論。

順便提及，作為隋代官方指令建塔供奉佛舍利的寺院之一，兗州普樂寺在教界的地位乃至社會地位肯定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以致於普樂寺所在的地名都因該寺之名而更改，並延續到後世。撰刻於唐代咸通十四年（873）的《來佐本墓志銘》載：“來氏……享年春秋七十有二，終於兗州。……以咸通十四年歲在癸巳□月廿九日，於兗州瑕丘縣普樂鄉臨泗城陰村郡城東北六里平原禮葬。

二、龍興寺考

1960年兗州興隆塔下讀書的女生

歷史上，兗州的該寺院主要經歷了“普樂寺”、“龍興寺”至“興隆寺”的名稱演變。那麼，“龍興寺”一名究竟在何時出現、因何而改名、該名稱延續到何時才更改為“興隆寺”呢？

前述文獻均記載，後世所出現之“興隆寺”一名，為隋代“普樂寺”名的直接更改，甚至將宋代初年著名文士王禹偁（954—1001）所撰之《大宋兗州龍興寺新修三門記》篡改為《重建興隆寺三門記》，以削足適履，誤導後人。

王禹偁所撰之記文，原碑文收錄於清乾嘉間畢沅與阮元合編的《山左金石志》卷十五，題為“《大宋兗州龍興寺新修三門記》，前鄉貢進士王禹偁撰，翰林待詔朝請大夫太子中舍同正司徒儼書並篆額”，落款為“皇宋太平興國七年十三月廿三日記”。《山左金石志》之編者在記文前識語中稱：“《龍興寺三門記》碑，太平興國七年十三月立，行書，篆額。碑高六尺五寸，廣二尺六寸五分，厚一尺二寸。在兗州府龍興寺。‘大宋兗州龍興寺新修三門記’，額四行，字徑三寸。”又在記文之末識云：“右碑凡二十一行，字徑一寸。王禹偁撰文。禹偁字元之，鉅野人。九歲能文。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咸平四年出守蘄州。卒年四十八。此碑立於太平興國七年，是未第時所作。而文之華贍若此，洵可觀矣。文內‘處太平之代’，誤作‘伐持’；‘直心於覺路’，‘心’下脫‘於’字；‘牙’乃‘互’字之訛。末行題‘皇宋太平興國七年十三月廿三日記’，案是年閏十二月，故云十三月也。碑側列寺僧、施主姓名，凡四十五人，皆不錄。”遺憾的是，被《山左金石志》編者認為並不重要而“皆不錄”之“碑側列寺僧、施主姓名，凡四十五人”的名錄，恰恰是研究龍興寺歷史的重要資料。該記文所述“龍興寺者，東兗招提之甲也”等文字，正與碑題《大宋兗州龍興寺新修三門記》相印證。此外，清·孫星衍《寰宇訪碑錄》卷六亦收錄此碑，稱：“《龍興寺新修三門記》，王禹偁撰，司徒儼行書。太平興國七年十三月。按是年閏十二月，故云十三月也。山東滋陽。”

清·顧炎武撰《金石文字記》中也談到了王禹偁的《兗州龍興寺修三門記》這通碑文，該書卷二云：“《淤泥禪寺心經》，正書，貞觀二十二年三月。今在京師城內西南隅秀峰寺，其末曰：大唐貞觀二十二年三月吉日建立，誤作‘三十二’以‘三’字改成‘弍’字。按貞觀止於二十三年，此碑疑是後人偽刻。然予見《兗州龍興寺修三門記》，宋太平興國七年刻，亦以‘八’字改成‘七’字。古人碑碣之文亦有草率若此者。此碑又曰：‘宮官張功謹、敬徳監造。’今山東、河北寺院多雲創自敬徳，或謂是尉遲敬徳，非也。敬徳名恭。考許敬宗所作神道碑及本傳，並無鎮幽州事，亦不當列於宮官之下也。又史言尉遲敬徳晚年閒居，學延年術，修飾池台，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交通賓客凡十六年，而不聞其事佛。”顧炎武所言“亦以‘八’字改成‘七’字”，顯然是搞錯了，因為只有太平興國七年有閏十二月，次年沒有閏月。但是，顧氏所言“今山東、河北寺院多雲創自敬徳，或謂是尉遲敬徳，非也。……尉遲敬徳晚年閒居，學延年術，修飾池台，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交通賓客凡十六年，而不聞其事佛”，以證前述明代萬曆年間（1573）《兗州府志》之“興隆塔寺在府治東北隅，隋開皇間（581-600）建，……有尉遲公修建年月”的記載是有問題的。因為尉遲恭（敬徳）的生卒年為隋開皇五年（585）至唐顯慶三年（658），即使到了開皇年間之末，他還只是一個15歲的少年，並且他在晚年信奉道教，“學延年術”，“而不聞其事佛”，決不可能在開皇年間或者其後某一時間參與甚至主持修建佛教寺院。《兗州府志》中之“尉遲公”的稱謂，顯然出自民間附會，此“公”非“恭”字誤刻，而是民間對尉遲恭（敬徳）的尊稱。估計這與後世河北、山東一帶民間俗信尉遲恭（敬徳）和秦瓊（秦叔寶）為辟邪鎮宅之神靈的信仰有關，謂其所監建之寺院或其他建築物，有了他們的名號，可以百邪不侵。傳世金石碑刻中似此記載經常見到，因偏於本文題旨，略過不贅。

正確記載王禹偁記文名為《龍興寺新修三門記》的文獻還有清代《欽定續通志》，該書卷一百六十八稱：“《龍興寺新修三門記》，王禹俑撰，司徒儼書，行書。太平興國元年。滋陽。”只不過將“王禹偁”之“偁”字誤作“俑”，將“太平興國七年”誤作“太平興國元年”。

就筆者所見資料，最早留下篡改王禹偁記文痕跡的是明代朱泰等篡修之《（萬曆）兗州府志》。該志書卷四十八“寺觀·滋陽縣·興隆寺”下載錄了王禹偁的記文，沒有標題，但文中將“龍興寺者，東兗招提之甲也”改為“興隆寺者，東兗招提之甲也”。為何要改動以及改動的依據是什麼？因無記載，不得而知，但肯定是有原因的，下文將予以討論。此後，清《(雍正)山東通志》亦載錄此文，題為《興隆寺記》，文中相應文字亦改作“興隆者，東兗招提之甲也”。清《(雍正)山東通志》晚出於《（萬曆）兗州府志》，前者似乃根據後者而來。此後所出之文獻，以訛傳訛，大都承襲於此。追溯始作俑者，在未找到更早的材料之前，恐怕就是這部《（萬曆）兗州府志》編纂者。至於誤改的原因，則似與前述明代以降之文獻中大都認為興隆寺乃普樂寺直接改名而來有關。這些文獻的舛誤，誤導了對王禹偁記文的更改，而王禹偁記文的被更改又反過來“證實”了在北宋初年“興隆寺”一名就已經出現。相互“誤證”的結果，便是將該寺在自唐代至明初很長一段歷史時期中被稱為“龍興寺”的事實掩蓋下來而湮沒無聞。

兗州興隆寺塔地宮中所出之題刻於宋嘉祐八年（1063）十月六日的“安葬舍利”碑文，以及現仍保存在該塔第六層西廊內壁之嘉祐八年三月□的建塔題名刻石，證實了至遲在北宋中期，該寺仍然名為“龍興寺”。往前追溯，王禹偁的記文則將“龍興寺”之名的年代前推到宋代初年。

《太平廣記》卷三百五十四“楊瑊”條載：

兗州龍興寺西南廊第一院有經藏。有法寶大師者，常於靈神佛堂之前見一白衣叟，如此者數日，怪而詰之。叟曰：‘余非人，乃楊書記宅之土地。’僧曰：‘何為至此？’叟曰：‘彼公愎戾，興造不輟，致某無容身之地也。’僧曰：‘何不禍之？’答曰：‘彼福壽未衰，無奈之何！’言畢不見。後數年，朱瑾棄城而遁，軍亂，一家皆遇害。楊名瑊，累舉不第，為朱瑾書記。出《玉堂閒話》。

《玉堂閒話》為唐末五代人王仁裕所撰，該書亡佚於宋元之際。此條筆記所載之神鬼之說姑妄言之、姑妄聽之，但可表明，在唐末五代時期，兗州龍興寺之名已經存在，而且，當時的兗州龍興寺還是一個有着多院落之比較大型的寺院，才有“第一院”乃至可能有更多以數碼排序的院落建築。此外，樊英民先生著錄一塊五代後梁時期的龍興寺乾化殘碑，上面亦有“龍興寺”字樣，可與《玉堂閒話》所載相互印證。這塊殘碑，可能就是晚清滋陽縣歲貢生周元英撰《滋陽縣鄉土志》卷四所載之於“（清代）道光初得之西關土中，移置東南隅文昌閣內”的那通“殘碑”。清·孫星衍《寰宇訪碑錄》卷四著錄有兩通關於兗州（滋陽）龍興寺的唐代碑文，分別是：“《龍興寺尊勝經幢》，正書，咸通六年（865）四月。山東滋陽。”“《龍興寺陀羅尼經並序》，正書，朱長慶等造，咸通十一年（870）十月。山東滋陽。”這兩通碑均收錄於清·畢沅等編《山左金石志》中：

龍興寺陀羅尼經幢，咸通六年四月立，正書，凡八面。石高四尺二寸，周廣四尺八寸。在兗州龍興寺大殿後。右幢末二面刻記文，首題“維大唐咸通六年四月十八日龍□□住法師鳳霄發願立佛頂尊勝陀羅尼幢壹所”云云，後列施主姓名，餘六面皆經文。每面之首尚有佛象一軀。題名中有衙前兵馬使、副兵馬使、同正將討擊副使等銜。

朱常慶等陀羅尼經幢，咸通十一年十月立，正書。幢高五尺八寸，凡八面，每面闊七寸五分。在兗州府龍興寺塔右。《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序》（原註：經文不錄）。《尊勝陀羅尼幢贊並序》：“最勝殊妙，甘露行門。佛秘密心，大揔持印。入三昧之樞轄，會萬法之要機，陀羅尼之微旨也。佛頂尊勝者，佛陀波利自天竺以來傳，誓睹文殊，入清涼而不返，因流梵唱，大布寰中。其有豎幢，剎於四衢，飾芳辭於百寶。塵霑影觸，罪□銷泮於朝陽；心誦目□，福海潛盈於夜注。清信士朱常慶等卅餘人，並英髦間代，禮樂超倫，家流敬誠，門光善瑞，從居浮幼，不染塵囂。雖服儒冠，□□□戒。共輸金□，合建洪因，立貞石以刊真文，樹良□而雕相好。追琢將就，爰命紀時。乃為贊曰：佛頂章句，微妙難名。梯航萬匯，福利群生。雕鐫翠炎，聳立於庭。霑風度影，垢滅塵輕。琢玉字以光煥，鎮寶彩以晶熒。期劫石而將朽，斯巨祉而無□。院主僧□□。”右幢文七面，凡五十六行，字徑五分。末一面上刻序贊八行，下刻年月及施主姓名七行。序稱“樹良□而雕相好”，是幢間尚有佛像也。

上述兩通碑文，將兗州”龍興寺”一名出現的年代前推到唐懿宗李漼咸通年間。然而，《寰宇訪碑錄》卷三又收錄有“《興隆寺僧九定等造象》，正書，先天二年（713）九月。山東滋陽。”另清·趙之謙《補寰宇訪碑錄》卷三亦著錄有：“《僧九定造浮圖記》，正書，景雲二年（711），山東滋陽”。羅振玉《補寰宇訪碑錄刊誤》稱：“《僧九定造浮圖記》，正書，景雲二年。振玉案：此碑已見孫（星衍）錄，列先天二年，復出，當刪。”表明羅氏認為《興隆寺僧九定等造象（記）》與《僧九定造浮圖記》為重出之同一碑記，然而，他未能解釋為何兩碑之標署年代不一的原因。筆者以為，造象與造浮圖（佛塔）是明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加之所署時間不同，應該不是指的同一件事情（功德）。但是，《興隆寺僧九定等造象（記）》比《僧九定造浮圖記》在功德主之前多了“興隆寺”三字。如果此三字確實為原碑文所有，那麼在唐玄宗先天二年（713），亦即唐懿宗李漼咸通年間之前的一百五十餘年前，就已經出現了“興隆寺”之名，這便很難解釋該寺院之名稱從普樂寺到龍興寺到興隆寺的歷史演變事實。清·畢沅等編《山左金石志》著錄有此碑，稱：“《僧九定等造象記》，先天二年九月刻，正書，石高八寸五分，廣一尺二寸。在兗州府興隆寺大殿壁間。右石中鑿為龕，刻佛象五軀，四周題‘大唐先天二年九月十二日僧九定等造象記’。”據此可知，該造象記題名實為“大唐先天二年九月十二日僧九定等造象記”，前面並無“興隆寺”字樣，這幾個字是《山左金石志》的編者於清代在山東訪碑時，在當時“兗州府興隆寺大殿壁間”見到，因該碑出自（所在地）於此，故清·孫星衍編纂《寰宇訪碑錄》時，在該碑文題前加上了“興隆寺”字樣，以致可能產生誤導。

如前所述，“龍興寺’一名出現的年代已經從北宋中期追溯至了晚唐時期。該寺院之名的出現時間實為唐中宗神龍年間。神龍元年（705）二月，唐中宗復國，但仍然沿用武則天的“神龍”年號不改。由於李氏子孫認為，國柄從武周手中奪回，仍號為“唐”，是為“中興”，故於中宗復辟之神龍元年二月，於天下諸州各置一大唐中興寺（佛教寺院）、觀（道教宮觀），以式標昌運，光贊鴻名。然而，有人對此做法提出了質疑，認為不妥，宜以“龍興為名”，“以歸事實”。此事之原委見於宋·王溥撰《唐會要》卷四十八：

龍興寺在（東京）寧仁坊，貞觀七年立，為眾香寺。至神龍元年二月改為中興寺。右補闕張景佚上疏曰：伏見天下諸州各置一大唐中興寺、觀，固以式標昌運，光贊鴻名，竊有未安，芻言是獻。至如永昌、登封創之為縣名者，是先聖受圖勒名之所，陛下思而奉之，不令更改。今聖善、報慈題之為閣者，是陛下深仁至孝之徳，古先帝代未之前聞。況唐運自崇，周親撫政，母子成業，周替唐興，雖有三朝，而化侔一統，況承顧復非，謂中興夫？言中興者，中有阻間，不承統歷，既奉成周之業，實揚先聖之資。君親臨之，厚莫之重。中興立號，未益前規。以臣愚見，所置大唐中興寺、觀，及圖史並出制誥，咸請除中興之名。直以臣愚見，所置大唐中興寺，龍興為名，庶望前後君親俱承正統，周、唐寶曆共葉神聽。上納之，因降敇曰：文叔之起舂陵，少康之因陶正。中興之號，理異於茲。思革前非，以歸事實，自今以後，不得言中興之號，其天下大唐中興寺、觀，諸如此例，並即令改。

唐中宗為此於神龍三年（707）二月頒布了《不許言中興勅》：

敕：朕承天宰物，光宅中區。嗣祖宗之丕基，承聖善之洪業。向明冕扆，實奉成規。往自永淳至於天授，奸臣稱亂，鼎運不安，則天大聖皇后思顧托之隆，審變通之數，忘己濟物，從權御宇，四海由其率順，萬姓所以咸寧。唐、周之號暫殊，社稷之祚斯永。天寶實固，所由於茲。朕所以撫璇璣，握金鏡，事惟繼體，義即纉戎，豈若文叔之起舂陵，少康之因陶正。中興之號，理異於茲，宜革前非，以歸事實。自今已後，更不得言中興。其天下大唐中興寺、觀，宜改為龍興寺、觀。諸如此例，並即令改。

前述《唐會要》所載唐中宗神龍元年二月“於天下諸州各置一大唐中興寺、觀”，以及唐中宗《不許言中興勅》之“天下大唐中興寺、觀，宜改為龍興寺、觀”等文字表明，當時天下各州所置名為“中興”的不止是佛教寺院，還有道教宮觀。何謂“置”？就是在各州各選擇一所現存的佛教寺院和道教宮觀賜以名額。兗州普樂寺就在這批被選擇命名的寺院、宮觀之列。據此，兗州這所寺院應該在神龍元年二月至神龍三年二月短短的兩年之間，還一度名為“中興寺”，而後改名為“龍興寺”。雖然並無直接的史料記載，但可以從當時其他地方類似之寺院、宮觀的改名中予以佐證。

宋·施宿等撰《會稽志》巻七載：“龍興寺，宋太始元年建，號香嚴寺。唐神龍元年改為中興寺。神龍二年改為龍興寺。初，五王既誅張昌宗兄弟，中宗反正，復唐室，稱中興，故寺、觀有名中興者。已而武三思用事，五王及禍，遂以為母子相繼不得言中興，凡名號有中興者皆改易如此寺是也。”會稽龍興寺經歷了由原本之“香嚴寺”到“中興寺”再到“龍興寺”的寺名演變。又《唐會要》卷五十載：“龍興觀在崇教坊，貞觀五年太子承乾有疾，勑道士秦英祈禱得愈，遂立為西華觀。垂拱三年改為金台觀。神龍元年又改為中興觀，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復改為龍興觀。”京都龍興觀經歷了由原本之“西華觀”、“金台觀”到“中興觀”再到“龍興觀”觀名演變。

各州龍興寺以及龍興觀被國家行為納入全國統一的賜額命名之列後，便被賦予一種統一的職能，即在國忌日舉行行道散齋等宗教活動。《唐會要》卷五十載：“（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勅：祠部奏：諸州縣行道散齋觀、寺準式，以同、華等八十一州郭下僧尼、道士女冠等，國忌日各就龍興寺觀行道散齋，復請改就開元觀、寺。勅旨：京兆河南府宜依舊觀、寺為定。唯千秋節及三元行道設齋，宜就開元觀、寺，余依至正元五年八月十三日處州刺史齊黃奏，當州不在行香之數，伏乞同衢、婺等州行香。勅旨：依其天下諸上州未有行香處，並宜准此，仍為恆式。”由此可見，兗州龍興寺與全國的龍興寺、觀一道，自唐中宗神龍三年（707）至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739）的三十餘年的時間內，都必須參與和組織已經成為“恆式”之於國忌日舉行的行道散齋等宗教活動。當然，這對該寺在教界乃至社會上地位的提升和發展不無助益。

在筆者所見文獻中，兗州龍興寺的名稱一直到元朝初年還曾經出現。元好問（1190—1257）於元憲宗七年丁巳（1257）夏五月二十五日所撰寫的《告山贇禪師塔銘》中，記述了兗州籍僧人告山法贇禪師及其弟子龍興（寺）汴禪師事跡，其中述及：“汴落髮於告山贇公，承事五六年，始避兵而南。北歸，贇公去世已久。師生於正隆初，而歿於興定之末年，年過六十。但以喪亂之後，時輩凋喪，師之行事無從考案，至於卒葬時日，亦不能知。今所知者，特某甲未南渡時事耳。呈子嘗試聽之。師諱法贇，出於兗州侯氏，自幼出家，事嵫陽明首座。大定間，以誦經通得僧服，即以義理之學從事。根性穎利，同學者少所及。游參扣詰，洞見深秘。得法於告山明和尚，嗣法靈岩才師，即大名曾孫也。出世住告山。方世路清夷，禪林軌則未改，師道風藹然，為諸方所重。再往兗州之普照。州倅信都路公宣叔，文翰之外兼涉內典，與師為淘汰之友。師開堂，宣叔具文疏，朝服施敬，繼為先大夫薦冥福，禮有加焉。其為中朝名勝所推服如此。……不肖交於汴公者三十餘年矣，汴南遷後，嗣法虛明亨公，在法兄弟最後蒙印可於臨濟一枝，亭亭直上，不為震風凌雨之所摧偃。龍興焚盪之餘，破屋數椽，日與殘僧三四輩灌園自給，不輕傍時貴之門。予嘗以五言贈之，有‘大道疑高謇，禪枯耐寂寥。蓋頭茅一把，繞腹篾三條’之句，意其孤峻自拔如此，必有所從來。循流測源，乃今知所自矣”。

元好問在撰寫該塔銘後不久的同年即元憲宗七年（1257）九月初四日去世。元好問《告山贇禪師塔銘》中之“龍興焚盪之餘”，在明代僧人明河所撰之《補續高僧傳》卷第十二《法贇傳》中，被改成了“當龍興禁盪之餘”。究竟是“焚盪”還是“禁盪”，是“焚”“禁”二字形近致訛，還是發生了某種導致龍興寺被焚毀的事情（事件），尚待進行考察。但元好問的另一首《寄汴禪師》七律詩中隱隱顯露了些許端倪。該詩題下有註：“師舊隱濟源。”詩云：“白頭歲月坐詩窮，止有相逢一笑同。齋粥空巰刖�仕|�拐V硎樟捕ㄋ�公。梦魂历历山紴^罰�世事悠迂汑外芳嫞见藬滁泉好薇蕨，草虖洩我是林X獺！備檬�原注：“时汰柱樛老家甚急，挂曅‘巾怪o樟病�之句。”[39]“龍興焚盪之餘”、“汰逐釋老家甚急”，不論是政治迫害還是宗教迫害，已經明示了寺院被毀、僧人被汰逐而顛沛流離的悲慘狀況。當時兗州遭受法難被毀的寺院不止是龍興寺，還有與龍興寺一樣歷史悠久的唐宋古寺、汴禪師的師父告山法贇禪師長期住持講法之處所普照寺。元好問《汴禪師自斲普照瓦為研以詩見餉為和二首》云：“寺廢瓦不毀，研竒功亦多。巳知良斵少，更奈苦心何。挺挺剛無敵，津津潤可呵。羽陽陵谷變，冰井字書訛。贈比黃金璞，辭慚紫石歌。遙知玉音在，洗耳俟研磨。（原註：長吉有《紫石硯歌》）”“㸃化鉛仍見，堅凝鐵易穿。何年埋朽壤，此日睹青天。古色秋煙重，哀音夜雨懸。有刀堪切玉，是鏡不名磚。佛蔭淪空劫，書林結後緣。禪河一勺水，更擬就師傳。”當汴禪師用焚毀之餘的普照寺殘瓦製作了一方研台並寫詩相告於元好問後，元氏便回贈了這兩首五言律詩。元好問自天興二年（1233）四月被蒙古兵俘虜，押赴山東聊城羈管軟禁，到元太宗窩闊台十年（1238）八月49歲時結束羈繫生活，作為囚徒，他與家人輾轉於山東聊城、冠氏之間。正因為元氏與兗州龍興寺和普照寺的僧人們有着相似的遭遇，故與這些被汰逐的僧人同病相憐，過從甚密，相交三十餘年，經常詩文往返。如元氏《留別龍興（寺）汴禪師、普照（寺）鑒禪師》詩云：“十年不見木庵師，二老相從又一時。俚曲只知無白雪，遺音誰謂有朱絲。書難盡信何如黙，人各為家枉自私。三月春風滿桃李，青青留看歲寒枝。”又《贈汴禪師》詩云：“道重疑髙謇，禪枯耐寂寥。蓋頭茅一把，繞腹篾三條。趙子曽相問，馮公每見招。風波門外客，無事且相饒。”

元好問相關詩文中的記載說明，龍興（寺）汴禪師為躲避元兵侵入山東而南下，待時局穩定北歸回到山東兗州，其師法贇去世已久，龍興寺也已經被焚毀，唯剩“破屋數椽”，只得“日與殘僧三四輩灌園自給”。想必終元一代，在“汰逐釋老家甚急”的社會政治環境下，地處四方爭戰之地的山東兗州龍興寺（以及兗州普照寺）也難以恢復到昔日的光景。該寺院的重建恢復，應該是明代建元、經濟社會日趨穩定以後了。

另一位山東籍著名文士王旭（約公元1264年前後在世。字景初，山東東平人。元代詞人。生卒年均不詳，約元世祖至元初前後在世。與王構、王盤俱以文章有名，世稱“三王”。）也與兗州龍興寺的汴禪師有過密切交往，其《挽汴長老》詩云：“空門得法萬緣銷，龍象髙名動兩朝。筆有雷風唐智永，詩無蔬筍宋參寥。魂拋宇宙雲歸岫，會散人天海罷潮。千古龍興寺前月，夜來依舊掛青霄。”由此可見，兗州“龍興寺”一名見於元代的文獻記載遠不止一處，“興隆寺”之名應該尚未出現。而且，兗州龍興寺汴禪師所傳承的是禪宗臨濟宗法脈。

三、興隆寺考

興隆塔1938年，梁思成、林徽因考察興隆塔時拍攝

兗州興隆寺之名何時出現，是本文擬探討的第三個問題。據上述元好問《告山贇禪師塔銘》可知，該寺直至元憲宗七年（1257）時還被稱之為“兗州龍興寺”。元代文士王旭的《挽汴長老》詩中也有“千古龍興寺前月”句，故至少到約公元1264年，該寺院還是被稱之為“龍興寺”。歷史上，任何一所寺院的改名，都有着某些特定的內因或者外因，絕不會無緣無故地改名。

有人認為：“龍興寺之名直至嘉祐八年建塔之前，仍然沒有改變。故可以推斷，其改名為興隆寺，很可能就是為這次新建之塔被賜名為興隆塔後才改”的。其依據就是兗州興隆塔地宮“安葬舍利”碑文中提到“小師懷秀造下功德佛像數尊，今欲乞岱嶽□廻鑾驛，乞賜名額安置住持及教化十方，興造寶塔安葬于闐國光正大師從西天取得世尊金頂骨真身舍利”等語。然而，沒有任何直接的文字或其他證據證明，懷秀真正去過岱嶽□廻鑾驛、見到了宋真宗或其他職能官員、並且乞得了名額。因為碑文中述及的是他“今欲乞”，“欲”者，表示有此想法，但可能是一廂情願，未必真正予以實施並且獲得成功。因為，在歷史上，對佛教寺院和道教宮觀有着一套完善而又嚴密的管理制度，求賜名額也都有一整套嚴格而又繁瑣的報批程序和手續。宋真宗以帝王之尊，決不是一個普通的佛教僧侶“小師”就可以隨意見到並求得賜額的。最關鍵的是，碑文所稱小師懷秀“乞賜名額”的是“安置住持及教化十方，興造寶塔安葬于闐國光正大師從西天取得世尊金頂骨真身舍利”，說的是修建一所寺院“安置住持及教化十方”，並“興造寶塔安葬……世尊金頂骨真身舍利”，似乎不能理解是為擬所修建的寶塔乞賜名額，而應該是為“安置住持及教化十方”的寺院乞賜名額。況且，宋真宗東巡泰山封禪，為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月至十一月事，下距興隆寺塔的修建完成之嘉祐八年（1063）已有五十餘年，如果真有賜額，則兗州龍興寺在五十年前便應該已經改名，五十年前賜額至今才使用，也是不可思議的。何況該寺直至元憲宗七年時還被稱之為“兗州龍興寺”。

那麼，“興隆寺”一名究竟是何時出現的呢？要弄清楚這個問題，確實有一定的難度。筆者閱讀相關史料時，有一個百思不得其解的疑問，明清以降幾乎所有的兗州地方文獻，以及包括《明一統志》和《大清一統志》在內的官修地理總志，都記載兗州興隆寺是從隋代（有誤稱唐代者）的瑕丘（兗州）普樂寺直接改名的，完全將唐宋時期長期存在並且影響甚大的“龍興寺”一名完全抹去，對其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顯示出了“集體失語”，原因何在？要知道，兗州龍興寺並不是一所籍籍無名的小寺院，而是被朝廷賜額（登記在冊）、並必須將僧侶變動及經濟收入等情況逐年造帳呈報官府備案、在唐宋時期屢見記載、為天下各州於“國忌日舉行行道散齋”等宗教活動的場所，在明代為“……府縣朝賀，肄禮其中，僧綱司在焉”之作為當地寺院和僧侶管理機構“僧綱司”所在的重要寺院。

一所具有如此悠久歷史且被稱之為“東兗招提之甲也”的重要的寺院，寺院內一直保存着唐宋時期多通關於龍興寺的碑刻（文），以及宋代王禹偁所撰寫的《龍興寺新修三門記》碑刻（文），這些碑刻（文）在清代《山左金石志》的編纂者（親自或遣人）訪碑時還曾經見到，明清時期兗州地方志的編纂者沒有見到和不知道其存在，是完全不可能的。那麼視而不見的原因何在呢？更令人奇怪的是，宋代王禹偁所撰寫的是《大宋兗州龍興寺新修三門記》，記文中也明確有“龍興寺者，東兗招提之甲也”的文字，但在明清的相關文獻中，記文的標題和文中的“龍興寺”寺名，都被篡改成了“興隆寺”，似乎都是在試圖掩蓋什麼東西。王禹偁的這篇記文沒有被收入其文集《小畜集》，故所有見到並徵引或收錄該記文的人，都是直接看到該通碑刻的原始碑文或其拓片，而非其他的紙質傳抄文本，也就沒有一般情況下所遇到的傳抄之誤的可能。一個稍有基本文史常識和文化素質的古代文人，在從該碑刻或拓片上過錄相關文字時，絕無可能從標題到文中的文字同時都過錄錯誤。況且地方志的編纂是集體行為而非個人行為，也不可能在明清不同時期多部地方志的所有參與編纂者全都沒有看出並導致這樣重要且明顯的疏誤。

清代方志的記載錯誤系承襲於明代，不必多論。筆者以為，問題就出在明代官修地理總志和地方志編纂者的筆下。

該寺的改名應該是明代初年。《明一統志》卷二十三載：“興隆寺，在府城東北隅。唐建，舊名普樂，本朝改今名。”《明一統志》為明代李賢、彭時等奉敕修撰的官修地理總志。李賢（1408-1466）,字原德，河南鄧縣人，官至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彭時（1416-1475），字純道，江西安福人，官至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兩人都是治學嚴謹的所謂飽學之士。該書於永樂十六年（1418）明成祖詔修，歷經數朝，於明英宗天順二年（1458）命李賢、彭時等人“折衷群書，務臻精要”，進行刪補修改。於天順五年（1461）書成，明英宗親撰序文，賜名《大明一統志》刊行。如前所述，《明一統志》所謂“唐建”之說當然有誤，但“本朝改今名”之說卻有可能。這要結合有關明代開國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一段歷史來談。

出身貧寒的朱元璋為了生存，少年時，曾經去家鄉安徽鳳陽孤莊村頭的於皇寺（又稱“皇覺寺”）出家。當上皇帝后，便在鳳陽大興土木，建中都城，擴建於皇寺。他自認為能由一小沙彌成為一國之君，實乃於皇寺是潛龍暗生之寶地的緣故，故改“於皇寺”為“龍興寺”，賜名“大龍興寺”，以寓“潛龍於此處而生”之意，並親撰《龍興寺碑》文，又設僧錄官住持，頒賜“龍興寺印”。

將帝王沉潛發跡稱之為“龍興”的並非朱元璋一人，而是帝王專制時代普遍的觀念和行為，毋庸贅述。但是，心性猜忌、喜怒無常、殘忍刻薄、忌諱甚多兼而有之如朱元璋的帝王卻不是很多。又因其出身於社會下層，深知民間尤其是宗教社團及宗教場所中潛流暗涌，勢力膨脹，似其以“小和尚之身”而心懷異（大）志、藉助民間宗教勢力意圖“龍興”者大有人在，故始創國，便加強了對宗教的嚴密控制。他既然能由一小沙彌成為一國之君，將暗寓發跡之意的寺院稱之為“龍興寺”，並親撰《龍興寺碑》文大肆宣揚，便不能不使得其他一些“龍興寺”的僧人心生忌憚，更改寺名以避其鋒芒。

雖然沒有見到朱元璋直接下詔令各地龍興寺改名的文獻記載，但從其對元代建康（今南京）大龍翔集慶寺的改名，似可以看出某些端倪。

於天曆二年（1329）登基的元文宗圖貼睦爾，在泰定二年（1325）曾經以懷王身份出居建康（今南京，藩王府位於今王府巷）。登基後，他詔改建康為“集慶”，並將其原集慶（建康）之府邸（又稱潛邸、行邸、潛宮）擴建為大龍翔集慶寺。建寺緣由, 據元·虞集撰《龍翔集慶寺碑》云：“欽天統聖至徳誠功大文孝皇帝自金陵入正大統，建元天曆，以金陵為集慶寺，使傳㫖行御史台大夫阿爾斯蘭哈雅，命以潛龍之舊作龍翔集慶寺。……臣聞金陵之墟，自秦時望氣者嘗言有天子氣，……久積千餘年而有待於我聖天子之興也。不然，何淵潛之來處遂飛躍之，自茲見諸禎祥行事昭著之若此者乎！……今上建極於中，撫制萬國，顧懷昔居，勢隆望重，非我佛世尊無量之福，孰足以處乎此也。”又虞集《元廣智全悟大禪師太中大夫住大龍翔集慶寺釋教宗主兼領五山寺笑隱欣公行道記》云：“天曆初，元帥夢神龍騰空，覺而異之，作偈以識。既而天子以金陵潛邸作大龍翔集慶寺，命江南行御史台督視其成。嘗有旨曰：‘江南大剎，皆前代所為，甲乙之次，頗有定品，今日之作規制位望，宜無加焉。”

龍翔者，即“神龍騰空”之意。元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朱元璋率軍攻克集慶，隨即將“集慶”改為“應天府”，取“上應天命”之意。朱元璋對“龍翔集慶”之寺名當然非常忌諱，便於次年將其賜改為“大天界寺”。此時朱元璋尚未登基（又次年才登基）。

朱元璋將自己潛龍暗生之地的“於皇寺”賜額改名為“大龍興寺”，將前代帝王“潛龍之舊”、“神龍騰空”之“大龍翔集慶寺”賜改為“大天界寺”，其意瞭然。

然而，並非各地所有之前代名為“龍興寺”的寺院在明代都因避諱而進行了改名，甚至有些地方還出現了將其他名稱改為“龍興寺”的寺院。而兗州龍興寺之名卻不得不改，甚至在明代官方所修的各種志書中統一口徑，將自唐中宗神龍三年（707）命名後綿延六百六十餘年的兗州“龍興寺”一名及其輝煌歷史完全抹去，以“興隆寺”之名稱避去宋代“龍興寺”寺名上接隋唐時期的“普樂寺”之名稱，並且還不惜篡改王禹偁的記文，試圖掩蓋所有的痕跡，一定有着為當時人所共知、心懷恐懼但又不敢啟齒、更不敢留諸文字記載的原因。

眾所周知，朱元璋是因參加元末農民起義而起家的。在發跡後，他所依附和擁奉的傀儡是被稱之為“小明王”的韓林兒。韓林兒，元末紅巾軍領袖，亳州(今屬安徽)人，又說為欒城（今河北欒城西）人。祖輩因從事白蓮教活動被徙永年（今河北永年東南）。其父韓山童亦以白蓮教組織群眾。元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韓山童與劉福通、杜遵道等在潁上（今屬安徽）發動起義，韓山童被捕犧牲，韓林兒隨母逃往武安，劉福通等攻克潁州（今安徽阜陽）。元至正十五年（1355）春，劉福通等迎韓林兒至亳州（今安徽亳州），立為帝，稱“小明王”。因韓林兒號稱宋徽宗九世孫，故國號“大宋”，年號“龍鳳”，以迎合漢族民眾的民族感情，表示“復宋”之實現。“大宋”政權建立後，在元軍的多番攻擊下，加之部將囂張不服管制，韓林兒對政權的控制極不穩固。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二月，韓林兒受張士誠部將呂珍的圍攻，被名義上尚屬“大宋”政權的朱元璋救出，安置滁州（今安徽滁州），從此受到朱元璋的挾制。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遣廖永忠接韓林兒至應天（今江蘇南京），途經瓜步（一作“埠”，今江蘇六合縣南瓜埠），將韓林兒沉之江中，“大宋”滅亡。

朱元璋稱帝后，因性多猜忌，濫權專擅，對儒士的陳議文字動輒生疑，以為有譏訕之嫌，稍失其意，即遭刑戮，致使其專制獨裁政治超越前代，人心無所適從。清朝易代，至康、雍、乾三朝，仍然文網嚴峻，“驚弓”之餘，學者仍多諱談明朝史事、尤其是明太祖的文字獄案。

時過境遷，現代人可能難以理解明代初年“文字之禍”的恐怖和人們動輒得咎之下的無所適從。清·趙翼曾經撰專文述及：

明祖通文義，固屬天縱，然其初學問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誤殺人，亦已不少。《朝野異聞錄》：三司衛所進表箋，皆令教官為之。當時以嫌疑見法者，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為海門衛作謝增俸表，以表內“作則垂憲”誅；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為都司作萬壽表，以“垂子孫而作則”誅；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為按察使撰賀冬表，以“儀則天下”誅；桂林府學訓導蔣質為布按作正旦賀表，以“建中作則”誅；常州府學訓導蔣鎮為本府作正旦賀表，以“睿性生知”誅；澧州學正孟清為本府作賀冬表，以“聖德作則”誅；陳州學訓導周冕為本州作萬壽表，以“壽域千秋”誅；懷慶府學訓導呂睿為本府作謝賜馬表，以“遙瞻帝扉”誅；祥符縣學教諭賈翥為本縣作正旦賀表，以“取法象魏”誅；毫州訓導林云為本府作謝東宮賜宴箋，以“式君父以班爵祿”誅；尉氏縣教諭許元為本府作萬壽賀表，以“體法乾坤，藻飾太平”誅；德安府學訓導吳憲為本府作賀立太孫表，以“永紹億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門”誅。蓋“則”音嫌於“賊”也；“生知”嫌於“僧”也，“帝扉”嫌於“帝非”也，“法坤”嫌於“發髡”也，“有道”嫌於“有盜”也，“藻飾太平”嫌於“早失太平”也。《閒中今古錄》又載：杭州教授徐一夔賀表，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等語，帝覽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嘗為僧也；‘光’則剃髮也；‘則’字音近賊也。”遂斬之。禮臣大懼，因請降表式，帝乃自為文播天下。又，僧來復《謝恩詩》有“殊域及自慚，無德頌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謂我歹朱也。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我無德，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遂斬之。案：是時文字之禍，起於一言。時帝意右文，諸勛臣不平，上語之曰：“世亂用武，世治宜文，非偏也。”諸臣曰：“但文人善譏訕，如張九四厚禮文儒，及請撰名，則曰士誠。”上曰：“此名亦美”。曰：“孟子有‘士誠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覽天下章奏，動生疑忌，而文字之禍起雲。

從趙翼所述情況看，這已經不只是捕風捉影，簡直就是無中生有，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了！既然朱元璋能夠從雞蛋裡無中生有地挑出骨頭來，使人不知道隨意寫出來的哪句獻衷心的褒獎奉承之語隨時都會觸犯禁忌，惹來殺身之禍，那麼更為明顯之可能觸犯禁忌的文字，當然更不敢言之於口、書之於文了。

按照傳統觀念，朱元璋是弒殺其主、篡奪其位而登大寶的，這必然是朱元璋的心病和眾所周知的“隱私”，故其對“大宋（韓林兒國號“大宋））”、“龍興（韓林兒年號“龍鳳”）”等字眼非常忌諱，當兩者合併在一起時，必然更是無法容忍。而兗州龍興寺所在地，地近安徽和江蘇，歷史上曾經先後在與山東兗州地域南境搭界之廣陵（今江蘇省江都縣東北）、盱眙（今安徽省盱眙縣）、淮陰（今江蘇省淮陰縣南）等地多次建置“兗州”和“南兗州”（與“東兗州”即山東“兗州”相區別）。王禹偁所撰寫的記文恰恰題為“《大宋兗州龍興寺新修三門記》，在朱元璋的眼裡，很可能暗喻“大宋龍興”。有明一代，任何身為明朝官吏或子民的人，都不敢觸犯這一對個人必將惹來殺身之禍、對寺院必將惹來滅頂之災的禁忌。在不久之前的元代初年，曾經因“焚盪”或“禁盪”而遭受毀滅之災的兗州龍興寺，驚弓之餘，在重建寺院時，絕不敢再次觸犯帝王的禁忌，基於此，他們不得不更改寺名、篡改王禹偁的記文，以致出現了專制政治高壓下的“集體失語”，致使寺院僧人以及明代地方史志的編纂者在追溯兗州興隆寺的歷史淵源時，全都避開宋代，直追隋唐，稱其為“舊名普樂”，於“本朝改今名（興隆寺）”，將“龍興”諧音之“隆興”二字顛倒過來以作寺名，使得兗州“龍興寺”之名及其一段悠久而又輝煌的歷史，被掩藏在深深的歷史迷霧之中。

以上探隱索微，雖然並非直接證據，但確實在情理之中。因為，如果不是這種原因，實在無法解答明代諸多學者為何要篡改王禹偁的記文，以及龍興寺的僧侶為何要將該寺院改名為“興隆寺”。拋磚引玉於此，或許能夠對關於兗州“龍興寺”寺名在明代演變成為“興隆寺”的原因給出一種合理解答。此說如能成立，則該寺應該是明代洪武初年（1368）重建時從唐宋元兗州“龍興寺”之名改名為“興隆寺”的，從而印證《明一統志》所稱“興隆寺……本朝改今名”說之不謬。

四、寺塔考

興隆塔所處地貌晚景。外國傳教士1907年拍攝

現存興隆寺（龍興寺）塔，是一座十三層、高五十四米的巨塔。正如一些建築史家所注意的，該塔形制頗為奇特，其塔身逐層遞減，至最上之六層驟然縮減，就像將另一小塔置於未完成之塔上者。因而懷疑是修建至第七層而建築費告罄，故將上六層縮小。並將該寺塔的建築年代推斷為宋代。如羅哲文先生認為：“兗州興隆寺塔……創建於隋唐時期。寺院建築久已不存，僅有一塔屹立於遺址之中。按現存實物推斷，塔應是宋代遺物。……此塔的特點是大塔之上重疊一個小塔。下面七層塔身粗壯碩大，內部也有梯級盤旋。但自七層以上，在塔頂又建六層小塔，體形急劇收小，有如塔剎一般。這是原來建造時就如此，還是後來重修時改變，尚待進一步研究。”

如前所述，隋代仁壽年間作為政府統一行為修建舍利塔時，因受時間和經費的局限，當時修建之塔的規模不會很龐大。就目前所見塔之形制、文獻記載和地宮出土碑文等，該塔之主體建築似為宋代所修建（或重建）。但據陳靖華研究員考證，現存之塔基與唐代咸通十一年（870）十月所造立的“朱常慶等《陀羅尼經》幢”之間有着一定的關係，因而推定“現存之興隆寺塔，其基座甚至基座之上的若干層塔身，也可能是唐代甚至更早的遺物”。現仍保存在兗州市博物館的五代後梁乾化二年（912）正月龍興寺殘碑中亦提及寺塔，故可以推斷，唐至五代時期，該寺院始終存在寺塔，只是與現存之寺塔的關係如何，尚值得進一步研究。據“安葬舍利”碑文，以及現仍保存在該塔第六層西廊內壁的嘉祐八年（1063）建塔題名刻石可知，該寺塔於宋嘉祐八年再次修建。但嘉祐八年只是該塔開始修建並安置地宮舍利的時間，而非建築完成之年。

“安葬舍利”碑文稱：“有小師懷秀，……自後又為年老，無力起塔。至嘉祐八年癸卯歲，將上件功德舍利付與當寺大悲院主講經僧法語起塔供養。”碑文文末題識：“大宋第五葉嘉祐八年癸卯歲十月六日，安葬舍利金瓶一兩。”現仍保存在該塔第六層西廊內壁之建塔助緣題名刻石題識：“大宋嘉祐八年三月□碑記。”綜合這些文字可以看出，建塔之事付諸實施，是嘉祐八年的年初，建塔助緣題名刻石上的人名，便是最早或較早批次之助緣建塔的社會信眾，出資時間為嘉祐八年三月。首先是修建地宮和安置佛舍利，然後再在上面建塔，時間為“安葬舍利”碑文所稱的嘉祐八年十月。據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宋）太宗端拱二年……八月……丁巳，……先是，上遣使取杭州釋迦佛舍利塔置闕下，度開寶寺西北隅地造浮圖十一級以藏之，上下三百六十尺，所費億萬計，前後踰八年，癸亥工畢，巨麗精巧，近代所無。”該塔之修建，集國家之財力，尚且“所費億萬計，前後踰八年”。宋元時期與今之度制單位換算是，營造尺一尺等於31.2厘米。據此，北宋東京開寶寺十一級釋迦佛舍利塔的高度約為112.32米。兗州僧俗大眾以民間之力修建層級更多但規模可能稍微略小的佛塔，也決不可能在短短的一、二年時間內修建完成，故龍興寺佛塔修建完成的時間，當在此後的若干年。

兗州龍興寺佛塔修建後，歷經數百年，於清代康熙年間因地震被毀。據山東減災信息網所載資料，清代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1668年7月25日），山東郯城發生烈度超過八級的地震，有包括州志、縣誌、方志、詩文、碑刻等500多種史料記載了這次地震。震中周圍50多萬平方公里範圍內的150多個州縣遭受不同程度破壞，共壓斃5萬多人，有感半徑達800多公里。震中區北至濰坊、益都，南至江蘇省邳縣、沭陽，東至日照、膠縣，西至兗州、鄒縣，壞官民房無算，人畜死傷甚多，地裂山崩，湧水出沙。兗州興隆寺（龍興寺）塔也在這次地震中毀壞。據現仍嵌鑲保存在興隆塔第三、第六和第七層內壁上之自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三十九年（1700）、康熙五十七年（1718）至康熙五十九年（1720）的十二件（其中一通碑為《重修尊勝寺碑》）重修興隆寺塔之碑刻和題名刻石所載可知，被震毀之興隆寺、塔的重修工程持續了幾近三十年。刊刻於康熙五十九年的《重修興隆寺塔》殘碑稱：“今之興隆寺，昔之普樂寺也。寺之有浮圖久矣。……地震，塔始圮。郡之宦王□樑、劉運□者，不忍……陰金公來守茲土，利無不興，廢無不舉，急者先之……水橋一、未建之城南樓一、半成之興隆寺寶塔一，……於是鳩工庀材，興於五十三年春，初成於五十四年春，……南樓而興新焉，次乃及於塔。仍以司獄王□及鄉紳而……角，以便憑眺。石欄之內子塔六層，以壯觀瞻。塔之下……”據此碑文“……角，以便憑眺。石欄之內子塔六層，以壯觀瞻”等語，興隆寺七層上面的石欄和六層子塔，乃是此次由兗州知府金一鳳主持重修所建。據《（雍正）山東通志》記載，康熙年間，山東連年受災，具體到兗州，則在“康熙三年……六月，兗州府大旱，飛蟲蔽天，墜地如蜣螂（識之者曰：此蒼諸也，見之歲必大凶。）。四年，濟南、兗州、東昌、青州四府大旱，飢。……七年六月甲申，山東省地震，歷城縣馬山摧，蓬萊縣地裂，涌白沙黑水。九年……冬，兗州、青州、登州、萊州四府屬大雨雪，奇寒，果木皆凍死。……十七年，濟南、兗州二府屬旱。……四十一年，濟南、兗州二府大水。……六十一年，……山東省大旱，無麥”。在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下，一次受災，多年還難以恢復，何況是帶有毀滅性的地震災害和顆粒無收的水旱災害。筆者以為，地震中被毀的可能主要是塔身的上部，故對基本保持完好的下部七層稍作修整，再在上面修建石欄和六層子塔，形成現在所見之形制。沒有按照原來形制修復，則是地震後百廢待興、經濟能力不夠的緣故。

無論是清康熙年間之前的明代兗州方志，還是之後的清代兗州方志或地理總志，均記載該寺的“古塔十三級”，《大清一統志》更稱該寺塔“髙峻入雲”，證明該塔在康熙年間地震之前也是十三級，並且極高。明萬曆元年（1573）《兗州府志》則載“興隆塔寺……高十三層，中虛，可登頂巔”，表明地震之前的古塔原來可以從中虛的內部直登頂巔。明代嘉靖年間宗藩（明宗室魯王朱禮之玄孫））朱當沔《登興隆塔》詩云:“高臨斗，崢嶸直倚天。鈴聲聞十里，鶴跡閱千年。舍利前朝化，心燈午夜然。我來登絕頂，舉手挹雲煙。”其中之“我來登絕頂”，表明朱當沔還曾經親自登臨過該塔的最高層，如果只是登上了第七層，不會有“登絕頂”之說；又詩中稱該塔“高臨斗，崢嶸直倚天。……舉手挹雲煙”，清康熙舉人、嶧縣知縣仲宏道《兗州八景·興隆塔影》詩亦云“崢嶸塔與白雲齊，影落靈光古殿低”，均說明該塔確實很高。這些，均可作為現存之上層的六層子塔，確實為康熙年間地震後由金一鳳等主持重修時所建之旁證。如果確實如此，則地震之前原有之高十三層的古塔，其高度應遠遠超過現在所見之五十四公尺。要想知道大致接近古塔原貌的高度，則可以通過分別測量下面七層每層的高度，並測算出往上逐層遞減的比率，進而估算出上面六層的高度，上下相加，便可以還原出寺塔原來的大致高度。（附圖：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林徽音在興隆塔七層頂部石欄內子塔前測繪）

（附圖：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林徽音在興隆塔七層頂部石欄內子塔前測繪）

五、結  語

綜上所述，小結如下：

一、今兗州興隆寺在歷史上最早見於隋代仁壽二年（602），名為“瑕丘普樂寺“，是隋文帝詔令第二批在全國建塔安置佛舍利的五十三（一說“五十一”）個州寺之一。之所以選擇瑕丘普樂寺安置佛舍利，原因有二：其一，在第一批三十州（一說“二十八州”）建塔安置佛舍利時，包括兗州在內的另外五十三個州都有感瑞現象發生；其二，因兗州“瑕丘縣普樂寺最為清淨”，符合朝廷規定“山舊無寺者，於本州內清淨寺處建立其塔”的擇地原則。護送佛舍利來普樂寺建塔安置佛舍利的是“諳解法相兼堪倡導者”的兗州籍僧人釋法性。普樂寺自此成為該州地位最高、影響最大的寺院，並揚名遐邇。

二、普樂寺第一次改名於唐中宗神龍元年（705）二月，賜名額為“中興寺”。至神龍三年（707）二月，復改賜名額為“龍興寺”。自此，該寺院與全國八十一州所置“龍興寺”一道，成為該州地方官府於國忌日舉行行道散齋等宗教活動的場所，並見諸於唐、五代至宋各個歷史時期的諸多碑刻中，以及元代文人的詩文中，是該寺院沿用時間最長的寺名。該寺院在元代初年曾經因兵亂被焚毀，只剩下“破屋數椽”和“殘僧三四輩”。寺院的佛塔因為是磚塔，在焚毀時可能沒有受到較大程度的毀損。

三、從“龍興寺”改名為“興隆寺”是明代初年該寺院重建之時。這次改名完全基於政治原因，是為了迴避明太祖朱元璋對其故主韓林兒“大宋”國號以及潛在政治勢力“龍興”的忌諱，以免惹禍。故時人對王禹偁的《新修三門記》文字進行了篡改，並在明清諸多地方史志中將該寺曾經長期名為“龍興寺”的歷史事實完全抹去，顯示出“集體失語”，從而給後世研究者留下不解謎團。在明代，興隆寺仍然作為“……府縣朝賀，肄禮其中，僧綱司在焉”之當地寺院和僧侶管理機構“僧綱司”所在的重要寺院。

四、該寺寺塔首度修建於隋代仁壽二年，以安置朝廷頒送的佛舍利；初建時的規模可能並不龐大。現存之塔基與唐代咸通十一年（870）十月所造立的“朱常慶等《陀羅尼經》幢”之間有着一定的關係，故“現存之興隆寺塔，其基座甚至基座之上的若干層塔身，也可能是唐代甚至更早的遺物”。現仍保存在兗州市博物館的五代後梁乾化二年（912）正月龍興寺殘碑中亦提及寺塔，故可以推斷，唐至五代時期，該寺院始終存在着寺塔，只是與現存之寺塔的關係如何，尚值得進一步研究。至宋代，在兗州龍興寺僧侶的主持下，兗州社會僧俗各界人士、以及包括東京等覺禪院等多所寺院積極助緣，於嘉祐八年（1063）再次建塔，以“安葬于闐光正大師從西天取得世尊金頂骨真身舍利”。這次修建的是“髙峻入雲”、“崢嶸直倚天，……舉手挹雲煙”的十三層佛塔。該寺塔於清康熙年間因地震被毀，在對基本保持完好的下部七層稍作修整後，再於其上修建石欄和六層子塔，形成現在所見之形制。由此推測，宋代所建之寺塔，其高度應遠遠超過現在所見之五十四公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