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6月28日訊】（英文大紀元記者Joshua Philipp報導/戴安編譯）在西方，共產主義的推廣並未在“共產主義”的名義下進行。事實上，它打着“後現代主義”的旗號潛入社會，以期通過馬克思主義所宣稱的、知識和真理皆為社會建構的觀點，來改變我們社會的價值觀和信仰。

在後現代主義的作用下，新一波的懷疑論衝擊著西方社會基礎的哲學、文化、歷史以及所有的信仰和機構。

Jordan Peterson是加拿大臨床心理學家、多倫多大學的心理學教授。他介紹了後現代主義興起的背景。他說：“當古典馬克思主義，尤其是經濟論受到徹底的質疑後，當時的情況是：除非一個人絕對墮落，否則沒有人敢於公開表態支持。上世紀70年代，後現代哲學興起並成為時尚。”

Peterson說，若要了解當前社會的情況，必須探討後現代主義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因為從許多方面來看，特別是在政治領域，後現代主義，實質是舊式馬克思主義的一件新衣” 。

“在上世紀60年代末，就連法國知識分子也不得不承認，共產主義是個壞東西。”自那時起，共產主義者便變換了手法，將他們的學說更名，披上了“後現代的偽裝”。

Peterson說：“所謂的‘身份政治’學說就是從那裡衍生而出。”自那以後，後現代主義如“野火般傳播”，通過耶魯大學的英語系，從法國傳到了美國，再傳到各地。“馬克思主義的教義是：自然與經濟景觀是所謂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戰鬥。它認為，經濟制度將奴役人們，讓他們受到壓迫。”

事實不斷證明，共產主義只能讓事情變得更糟。在20世紀，共產主義在世界的許多地方被付諸實踐，“結果是絕對的兇殘可怖”。Peterson說：“我認為，共產主義是人類迄今發明的最具破壞力的經濟和政治學說。”在不到一個世紀裡，在共產主義的系統謀殺下，有一億多民眾慘遭殺害，這比阿道夫．希特勒的恐怖有過之而無不及。

Peterson教授表示，在學校，對於共產主義災難的全景，學生們鮮有認知。“有關蘇聯在1919年到1959年期間斯大林和列寧的統治情況，我的學生們幾乎一無所知。他們也不知道，那個政權殺害了數以百萬計、千萬計的人，而且折磨和殘害了更大數量的民眾。至於毛澤東（的暴政），就更不用提了。”

到了60年代末，一些法國知識分子，比如讓−保羅．薩特，都不得不承認：共產主義實驗──無論是馬克思主義、斯大林主義、毛主義，還是別的變種──都是“絕對的災難性的失敗”。

然而，共產主義者並未拋棄他們的理念，而是給它冠以新名、描繪了新面孔。“他們都是馬克思主義者，只不過，他們不再自稱‘馬克思主義者’，因為在60年代末，你不能既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同時還稱自己為人。”

Peterson指，後現代主義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學說之上。“他們換了個手法，不再挑動無產階級、工人階級去對抗資本家，而是鼓動受壓迫者反抗壓迫者。這樣一來，需要識別‘受壓者’和‘壓迫者’，然後在新的名稱下繼續走那條老路。”

他說：“後現代主義不再只關注經濟學，而是在乎權力。對於後現代主義者而言，一切都關乎權力，因此他們才十分危險。如果某人只相信權力，那麼他（們）所感興趣的就是獲得權力，除此以外，還有什麼？沒有邏輯，沒有調查，沒有協商、對話或討論。不去交流想法、達成共識。只有權力。”

“自從70年代以來，在後現代主義的偽裝下，我們看到了‘身份政治’在大學裡的快速擴展，現在它已經支配了所有的人文科學──我可以說，人文科學已經死亡──而那占據了社會科學的絕大比例。”

“我們一直在公開地資助那些極端激進的後現代主義左派思想家，他們一門心思地想要瓦解西方文明的最基礎的架構。這可不是偏執的妄想，這是他們自己承認的目標。”Peterson說，他們的哲學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法國哲學家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的理念。他認為，德里達“研究出一套尖銳的反西方的哲理，為激進的左派所追捧鑽研”。

“這種激進的、後現代、共產主義的學說標榜身份的重要性，例如種族身份、性身份、性別身份或其它某種群體身份。信奉此種學說的人已經控制了大多數下層到中層官僚機構以及許多政府部門。”“即使在美國，大多數政府機構已經轉而傾向共和黨一邊，但後現代主義仍然滲透了中層至上層的官僚機構。”

Peterson總結說：（後現代主義）的危害極大，怎麼說都不誇張，“而且，它已經滲透到我們的文化里，程度之深，絕非危言聳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