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淚篇：東北下崗工人和岐山盜國

【公孫明按：在此呼籲：至少要把王岐山盜國的贓款追回，還我中國悲慘人民一個公道！】

最倒霉的家庭，最普通的家庭|東北林區下崗往事

松江河鎮沒有炎夏。在這裡，寒夜足夠漫長，溫暖特別短暫。
7月的一天，凌晨4點，王長麗像往常一樣穿上迷彩服、膠鞋，背上乾糧——三個酸菜餡包子，去“出大力”。穿過地圖上一片毫無標識的棚戶區，她到達鎮中心十字路口。
天還沒有亮透，一群中年男女已經在此等待雇主。他們像幽靈一樣，悄無聲息地向這個自發的勞務市場聚集，300人、500人、最多時達到1000人。按當地人的說法，這裡大部分人和王長麗一樣是吉林省撫松縣松江河林業局的下崗工人，2001年到2005年間，林業局下屬的二十多家公司和工廠，至少1萬人下崗。
近半個世紀前，這些人的父輩曾經從林海雪原里扛出最好的木頭，參與全國的工業化建設。二十多年前，他們這一代人又製造出全國第一塊實木複合地板，鋪進北京的人民大會堂。
現在，這群50歲左右的下崗工人站在路邊，等待工頭的垂青，用身體交換生計。隱藏在每個身體裡的慢性病，磨平了由車間與工裝約束出來的紀律感和傲氣。他們的額頭上多了白髮，還有多年酗酒留下的紅血絲。
7點過後，雇主少了，人也散了。路邊手機超市的員工拿出掃帚，將地上留下的劣質香煙煙頭掃乾淨，擺出播放廣告的音響。居民醒來，學生們走出漂亮的小區。商店開門營業，街頭流動着遊客。
“出大力”與這一切都沒有交集。那些下崗工人已經消失在小鎮的縫隙里。

（在勞務市場等待雇主的“出大力”們，其中很多是當地的下崗工人）

“你孫子都要結婚了吧？”

這天清晨，王長麗在勞務市場見到了大姐夫張強，他戴着一頂誇張的帽子，擋住額頭的瘢痕，那是多年在林區住帳篷留下的皮膚病疤痕。

倆人簡短地打過招呼後，各自站進不同的性別陣營里——在這裡，男人每天工費120元，女人只有80。年長女性迫於競爭壓力，還會在雨鞋裡偷偷塞上增高鞋墊，把頭髮染黑。

王長麗今年48歲，在這群人里還算有競爭力。十幾年間，她斷斷續續地來勞務市場找活，當地人俗稱“出大力”。她常被雇主選中去山裡采木耳，這種工作需要穿着厚重、不斷彎腰以及耐心。王長麗是林業學校畢業的中專生，當年也算是工廠里的“腦力工作者”，十幾年的風吹日曬和體力勞動，已經讓她的皮膚黝黑，手臂粗壯。

往年和王長麗站在這裡的還有二哥王長松、二嫂王莉。王長麗一家4個兄弟姐妹，除了在北京教書的小妹，所有人都下崗了。

像王長麗一家的這些人，曾是小鎮上令人羨慕的伐木工、鋸工、木材防腐師、精細木工、機修工……現在，他們去修車廠、開出租、作為勞務輸出去俄羅斯和加蓬繼續伐木，找不到出路的人，只能在當地“勞務市場”做苦工。

57歲的姜援生本是林區水電工，下崗後去外地跟着香港老闆幹了三個月，結果被拖欠了工錢。現在，他和妻子一起“出大力”，至少工資是按日結算。這一天，妻子跟上了采木耳的麵包車。發車前，姜援生小跑着跟上去，把包裹里的兩隻白菜包子遞給妻子。

王長麗幾天前也採過一天木耳，後來一直沒活兒，她希望找到一份持續數日的工作。

一輛皮卡車剛剛在十字路口停穩，工人們就圍了過去，3男2女急匆匆爬上車廂，站在馬路對面的王長麗錯失了先機。

“誰讓你們上車的！”車裡走出一位中年工頭兒伸手喝止，說話間，又有兩個工人擠上車。工頭兒面露慍色，兩手叉腰，“我都說了，不招女工！年紀大的也下來！”

4個工人悻悻地下車了。一個滿臉皺紋的男子雙手依舊緊緊抓着欄杆，工頭兒嘟囔了幾句，見他毫無反應，只好帶他走了。

“媽的！還得賴！才有活。”下車的男工有些後悔。旁人插話，“聽說他家裡都倆禮拜沒開支了，不也是沒法子。”

在勞務市場，年輕力壯的男性最具競爭力，年老男性次之，最弱的是年長女性。下崗女工張春琴63歲了，為了找到活兒，她在這裡訓練出一種迅速辨別雇主的本事：“看腳就行了，工頭穿的再破，也不穿膠鞋與雨鞋的！”這樣的人一出現，張春琴就賠着笑臉圍上去。

一個男工譏諷她：“你孫子都要結婚了吧？”

“有什麼可笑的！我們這些人都一樣，早晚都是餓死鬼！”張春琴反擊。她整理了一下寬大的帽子，把白髮包裹嚴實。

王長麗不好意思像別人那樣去扒車，她的消息也不如其他人靈通。一些工頭兒的麵包車往往還沒開到“勞務市場”，就被提前得知消息的人群截住了。

這一天，王長麗沒有找到工作，姐夫張強也沒有找到工作，雖然是用工旺季，但勞務市場裡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沒有找到工作。人們在罵罵咧咧中散去——這不過是他們尋常的一天。

（63歲的張春琴正在向雇主推銷自己）

“那種活不是我幹的事！”

王長麗是典型的“林二代”。當年，父親王嗣修靠扛木頭，撐起一家人的生活。如今，87歲的他終日躺在炕上，邊上放着尿壺。他消瘦、虛弱，脊椎不時發疼，有8年沒下地了。

1984年，貯木廠工人王嗣修和5個同事扛着巨大的原木上車，在沒有起重機的年代，這份重活，他已經幹了26年。這一次，同事因為腰部疼痛，突然鬆了勁兒，4米長的原木完全壓在王嗣修身上，他的脊椎骨被壓變形了。

作為補償，兒子王長松接替他進入林場。“當時還有人說我哥命好，因禍得福。”王長麗回憶。畢業後，王長麗也分配到當地膠合板廠工作，後來嫁給了林場工人。大姐則和在林場工作的丈夫一起搬進森林做雜工。

那時的松江河林業局擁有鎮上80%的土地，一半以上的人口在林場工作。他們擁有自己的學校、醫院、服務社、暖氣公司。因此當下崗來臨時，這裡遭受的衝擊也是“生態性”的。

2001年，王長麗夫婦先下崗；2003年，大姐王長美下崗；2005年之後，二哥王長松夫婦下崗。他們從此成了“勞務市場”的常客。臥床的老父親因為有退休工資和工傷津貼，反倒成了家裡收入最高的。

王長松54歲，高而瘦。他曾是一名鋸工，靠目測，就能鋸出不差毫釐的木頭。一個車間只有兩個鋸工，他的工資很高，也被工友尊敬。

下崗後，王長松也去勞務市場找活。多年技工養成的傲氣，讓他無法忍受呼來喝去的工作。他搬過一段時間磚，因為不用被人使喚，一塊磚5分錢，一摞5塊，他一上午能掙80元，但到下午就搬不動了。妻子王莉長年給參農噴藥，一天得干滿12小時，而且必須半蹲着，徐徐前進，為防中毒，夏天也得裹得嚴實。

王長松出工的天數越來越少。對於“出大力”，他總是反駁：“那種活不是我幹的事！”王莉讓他跟着姐夫張強去給廠子打更，他一口回絕。

兒子王鵬問他，為什麼到這步了，還磨不開面子？

“我怎麼能去打更呢？反正我餓不死！”王長松用有些無賴的口氣說。他說也想過去俄羅斯伐木，護照都辦好了，但老父親病重，自己又是唯一的兒子，最後沒有走成。

在王鵬的記憶里，父親有一手被工友羨慕的絕活，隔三差五就被人請去喝酒，坐主賓的位置，廠里的領導都要給他面子。“他下崗後，我就沒有任何零花錢了，他完全頹了。”王鵬說，他的學費由母親一人承擔。

家裡的飯桌上已經很難見到肉了，只有王鵬回家，王莉才買10元肉，還要分開炒好幾頓。夏天，王長松在自家的菜地里采兩根小蔥，摘兩根黃瓜，買點大醬，煎個蔥花雞蛋，下酒，喝醉了，就睡一天。

在“勞務市場”，這些50歲上下的男性總是一身酒氣。街邊昏暗的酒館裡，晚上7點後擠着滿身淤泥和汗臭味的男子。他們熟稔地用筷子撬開酒瓶，任由烈酒帶走疲勞、傷痛與往事。

每過一段時間，工友群就會傳出，有人老婆孩子跑了，有人一直娶不上媳婦，有人喝酒喝死了。

大姐夫張強不怎么喝酒，他白天打兩份工作，晚上還要去貯木廠打更。有餘錢時，他更願意吃肉。幾個兄弟姐妹中，生活最困難的就是他家。大姐王長美曾經是三姐妹中長相最清秀的一個。1990年代，她和張強跟着“大集體”的帳篷住進林子，幹些清林的雜工。林區早晚濕氣大，瘴氣重，許多人染上了皮膚病。

他們在1994年生下一名男嬰，長到10歲以後，智力便不再發育了。

下崗前夕，王長美開始掉發，皮膚不斷脫皮、紅腫，醫生確診是紅斑狼瘡。她不得不依靠含有大量激素的藥物來維持生命。她失去了頭髮，全身皮膚多處潰爛，牙齒像被黑色的物質腐蝕了，只剩下牙根部分。她不能吹風，怕光，每天只能待在窗戶緊閉的屋子裡，照顧二十多歲的兒子。

但不管生活有多難，她從來不向親戚借錢，因為他們的日子也都不好過。

看着三個子女都下了崗，王嗣修實在想不通，1990年代初，他退休時一切還順風順水，“廠子怎麼說黃就黃了，這不是扯王八蛋嗎？”又過了幾年，王嗣修也不發火了，只是坐在炕頭嘆息。

（找不到工作的日子，王長麗去照顧父親王嗣修，母親給她70元作為貼補，她很羞愧，但女兒在外地上大學，她最後還是收下了。）

“人都能過，咱也能過”

王嗣修的妻子劉霞至今記得剛到東北時的發現：“一顆樹上木耳與口蘑就能吃一天”，王嗣修當時告訴她：“長白山的森林像大海，怎麼也砍不到頭。”

20世紀50年代早期，中國開始蘇俄式工業化道路，長白山林區照搬前蘇聯模式的森林經管體制：重采輕育、重取輕予。東北地廣人稀，支持和鼓勵移民開發的口號傳到了山東：“油鋸一響，黃金萬兩”。

1958年，退伍抗美援朝老兵王嗣修在山東快要吃不飽飯了，他與老鄉組成最早的伐木隊，闖進這片森林，修了第一條石子路，鋪上進山的鐵軌與枕木，建起松江河林業局。

6年後，34歲的王嗣修返鄉探親，肩上背着山貨，還有100斤口糧。在剛剛經歷過饑荒的老家待了沒幾天，20歲的劉霞就嫁給了他，條件是每月從東北寄給劉家10元錢，這筆錢幫助劉家度過了多年難關。

王嗣修每月工資65元，是一個農民的4倍。在物質普遍匱乏的年代，王家的小孩沒有挨過餓，每月還能下一次回民館子；孩子們可以穿上雨靴；過年還能買半撇豬肉，100斤左右，熬出一缸子豬油，附近的一戶農家非常羨慕他們“做飯不稀油”。

鎮上的變化在王長麗畢業時出現了。1987年，王長麗在林校度過最後一個暑假。同學到她家來玩，毛驢車趟過黃泥路，同學的褲腿被泥漿裹濕了，同學問她：“你們怎麼還是黃泥路啊？”

這一年，“林二代”已經不再享有父代留下的榮光。因為機構臃腫，松江河林業局不再允許子女頂替父親的職位。作為質檢的技術工，王長麗發現，廠里的技術其實已經跟不上林校的老教科書了。

曾經羨慕王家生活的小鎮農民，開始種上了“百草之王”人參，許多人很快發家致富。

東北林區“資源危機”和“經濟危機”的討論也開始在學界興起。1998年洪水後，國家啟動天然林保護工程，木材產量開始調減。一些私人小廠關閉，松江河林業局十餘個木材廠的產量下降，不固定的假期和扣薪開始出現了。

2000年，王長麗第一次“出大力”。一個老技工領頭帶着王長麗和工友們出來接私活，將原有的老路翻修成柏油路。王長麗的工作是將條石碼在柏油馬路的兩側。她記得那天天氣很熱，太陽很大，她推着沉重的石塊前移，“那次真是感覺到，我要從腦力勞動者變成體力勞動者了。”

一個月後，他們覆蓋掉父輩們在松江河鎮修的第一條路。只不過父輩是小鎮的開拓者，王長麗認為自己只是賣苦力。

次年，王長麗隨林業局2000多名工人被買斷工齡，她拿着1.7萬元下崗。廠子許諾，要是效益好了，還把他們招回來，“我當時還以為就是一個長假”。

那是一個漫長的假期。每月到了20號，生活費就沒了，王長麗的丈夫撇不下臉，催她出門借錢過日子，“但誰有錢借呢？”王長麗說。那時她的親戚、同事、朋友都下崗了。因為婆婆的贍養費，夫妻倆還吵了一架。一向說話平和、有耐心的王長麗摔了碗，“日子不打算過了！”丈夫也只能寬慰她：“人都能過，咱也能過。”

2005年，吉林森工開始改制，據媒體報道，13.8 萬職工全部轉換勞動關係。作為成員企業之一，松江河林業局迎來了最大的“下崗潮”。

每逢“下崗潮”，工人們就通宵達旦圍着林業局大樓，他們去白山、去長春上訪，也找過媒體，請教過律師。但一切都沒有回音。最後一次是2008年，200人跑到車站集合，要去長春，結果還沒上車，就被人三言兩句勸退了。

王長松夫婦也跟着去上訪過，“一開始，我們也不服氣，後來覺得大家都一樣。”妻子王莉說。王長松還加入了一個下崗工人的維權群，裡面有300多人，時間長了，沒有人再發過言。

2015年4月1日，長白山林區下了禁伐令，這片林海砍到“頭”了。

幾年前，王長麗參加林校畢業30周年聚會。散落在吉林省18個國營林業局的25個同學都來了，大家都穿得乾乾淨淨的，但都老得太快了，也都變黑了。其中一半人下崗，同學們猜測那些沒有來的人或許更艱難。那次買單的是臨江林業局的一個中層幹部，曾經是班裡的體育委員，幾年後，王長麗聽說他也下崗了。

（松江河鎮上的一家廢棄林場，這樣的廢棄林場在鎮上還有十幾處）

不再說從前

松江河鎮一度將轉型的希望寄托在長白山的旅遊業上。

2009年，撫松縣政府衝破不少政策阻力，引進一批上百億投資的旅遊項目。開工頭兩年，當地一度出現“用工荒”。男工工資漲到200多元一天，女工也有150元左右。附近臨江、白山、延邊的林場下崗工人也趕到松江河租房打工。王長麗記得，一輛輛大巴車從“勞務市場”拉走工人，“熱鬧了兩三年”。

如今，當地最大的度假區項目基本完工，松江河鎮的項目越來越少。為了在勞務市場搶活，男工們開始在街上互相爭吵、推搡，肢體衝突越來越激烈。

這天早上，57歲的韓為君一直站在人群最外圍，他扒了兩次車，但都沒有結果。他看上去就很蒼老，手掌上有一些老年斑，還時不時咳嗽。在“勞務市場”站到早上8點半，他最後一個離去。

剛過去的那個6月，韓為君只找到4天活。

韓為君早年是伐木工人，親戚要起家具，他寫個紙條就能批最好的木頭。零下30多度，20來歲的韓為君扛着油鋸就上山了，天一亮，油鋸就呼啦呼啦地響起來。他和一名工友配合，將一根根巨木砍倒，再切割成標準的原木。

兩立方米的實木就得有3噸重，但對高大的韓為君來說，扛木頭就是一溜煙的功夫。“現在老了，干不動了！他媽的就被下崗了！”他吐出一口煙圈兒，憤憤不平。

妻子本來交代他今天下工後，一定要帶塊肥肉回家燉酸菜，她想吃肉了。韓為君滿口答應。離開勞務市場，他進了菜市場，在幾個肉攤前邊轉悠，“今天的肉怎麼這麼肥？”最後，他向隔壁的小販要了一個黑色的袋子，買了三顆土豆。

菜市場不遠處，是王長松的兒子王鵬開的酸菜魚火鍋店。哈爾濱市公務員考試落榜後，王鵬貸款20萬元返鄉創業，想藉此改變父親的狀態。“這片房子一共出生了10個小孩，就我一個人回來了。”他站在家門口，身後不遠處就是爺爺王嗣修當年扛木頭的貯木廠。

火鍋店的生意並不是很好，每月營收不到8000元，王鵬壓力很大，又不敢告訴父母。但他也欣慰，王長松現在很少喝酒了，每天穿着乾淨的牛仔褲，從後廚里端出魚火鍋送到喝酒的工友面前，但他還不適應給客人端茶倒水。

3年前，王鵬的奶奶劉霞被政府認定為“五七工”，補償她以及其他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響應“五七”指示進工廠的老人，每月1000元補貼，日子略微鬆寬了些，“周圍的老人們都多了笑臉，以前是沒有的”，王鵬說。

對於《後窗》的幾次到訪，這個26歲的年輕人顯得有些不能理解，“我覺得我們家在鎮上非常普通，沒有什麼可以採訪的啊。”普通家庭，這四個字他說了好幾遍。

2017年春節是王家人團聚最全的一次。飯桌上，大姐夫張強說起自己白天打幾份零工，晚上去打更；王長麗的丈夫說自己還在供電局抄表，可還是沒有合同；王長松興致勃勃地說起自己上山采蘑菇的經歷，邀約大家一起在春天上山采蘑菇賣。

他們已經不再說關於從前的事。

（王家的第三代人王鵬站在自家菜園裡，不遠處是爺爺曾經工作過的貯木場）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王長美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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