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女人對付男人那一套 在美國行不通了 一、兩年前，我定居美國洛杉磯，還交了一個地道的美國男朋友，叫傑克。交往半年過後，我們同居了。 　　我和傑克都是20多歲的年輕人，熱戀期過後，兩個人身上的文化差異日益顯現，有時會鬧矛盾。和傑克意見不合時，我說話稍大點聲，他就會說：“Oh my god（我的天啊）！”只有用極其冷靜的語氣，他才能與我好好交談。 　　在美國生活多年的表姐告訴我：“咱們中國小情侶鬧個情緒什麼的很正常，但是美國人不吃那一套，你一激動，他們就會認為你情緒有問題。” 　　去年5月的一天，傑克沉迷遊戲，改變了我們原先的出行計劃，我很不高興，大聲責備了他幾句。他還是老樣子，不跟我談。 　　“明明就是你的錯，我還不能發火？”我很氣。 　　“你這樣激動讓人害怕，等你冷靜下來我們再溝通。”他聳聳肩說，然後繼續打遊戲，把我當空氣。 　　我聽到這話更加生氣，一直以來的壓抑情緒爆發了出來，隨手摔了一個杯子。 　　“You are crazy（你瘋了）！”他說。美國人說出crazy這個詞的話，就表示性質很嚴重。 　　接着，我神使鬼差地做了一件瘋狂的事情：撿起杯子的碎片，往手臂上狠狠地劃了幾下，試圖引起他的關注。 　　傷口立刻湧出鮮血，但當時我情緒激動，竟感覺不到疼痛。我坐在床沿上，鮮血染紅了床單。 　　出乎意料的是，傑克直接打了美國911報警電話，說有人割傷了自己。我愣在原地，他不關心我的傷情，還去打電話報警，這關警察什麼事？ 　　二、 　　不到五分鐘，警笛聲漸漸靠近，這期間，傑克刻意不和我產生身體接觸，只在旁邊冷冷地盯着我，像看怪物一樣。 　　一名高大的警察走進臥室，在我面前蹲下來，問我：“你手臂是怎麼受傷的？” 　　我當時心裡既傷心又窩火，想說不小心弄的，但聽說在美國對警察撒謊後果很嚴重，我只好老實回答：“我自己故意弄的。” 　　他對我說了句“OK”，而後用對講機說：“情況已確認，醫務人員上來二樓。” 　　樓梯傳來一片咚咚咚的腳步聲，上來一名警察和一名女護士。護士半跪在我面前檢查了一下傷口，說：“需要到醫院急診部去處理。” 　　這時，警察非常嚴肅地跟我說：“他們會帶你去最近的醫院急診部，你將在那裡等待移送通知。” 　　我聽聞醫院的費用很高，尤其是看急診的費用，於是趕緊說：“我自己可以處理，不用去醫院了。” 　　“你還沒有搞清楚情況，你必須去，否則我們將採取強制手段。”警察說。此時另外一名警察向我靠近了幾步，我瞬間懵圈了，只好乖乖跟他們下樓。 　　下樓後我看見一輛警車和一輛迷你救護車停在正門口，美國救護車的費用堪稱天價，三千美金起步，我慌忙說：“真的不要了，我付不起這個錢！” 　　“費用的事情再議，你目前只能服從安排，別讓我們採取強制手段，我不想說第三遍。”警察說，眼前這幾名警察個個高大威猛，腰上還別着武器，雙手一叉，甚是嚇人。 　　這時，救護車司機從車上推下來一輛擔架車，我傷的是手臂，哪裡需要上擔架。他們不由分說，讓我躺在擔架上，把我抬上救護車，護士和一名警察緊跟在後面。 　　他倆縮着身子坐在我身旁，一人掏出一個寫字板，輪番詢問我。警察問我證件號，生日，有無吸毒史、酗酒史，是否看過心理醫生，之前是否有過自殺行為。女護士則問我有沒有心臟病、高血壓、過敏史，是否打過破傷風針等等。

三、 　　幾分鐘後，救護車抵達醫院。

兩名墨西哥裔保安推開急救室的雙開門讓我們進去，而後護士把我安置到靠牆的臨時病床上。 　　警察遞給我一張單子讓我簽字，並向我宣布：“因為你有自殺行為，所以從現在開始，你必須接受72小時的監控和精神評估。在這裡處理完傷口之後，會有專員把你接到精神病院。” 　　我立馬炸毛了：“什麼？我根本不是要自殺啊！” 　　“我們是根據你的行為作出的判斷，你的手腕上有劃痕。你可以和面談官溝通。” 　　“可是我不想去！” 　　他盯着我的眼睛認真地說：“女士，這是法律規定，你最好是採取配合的態度，否則，評估時間可能不止72小時。” 　　我腦子裡突然閃過一個畫面：幾個大漢把我綁在病床上，我拼命掙扎、嘴裡喊着“我沒病”……我打了個冷戰，默默地在單子上簽字遞還警察。 　　他褪去一臉警惕的神色，滿意地說：“謝謝你的配合，祝你好運。”說完就大步流星地離開了。隨後，一名年輕的黑人女護士端來一盤瓶瓶罐罐和注射器，說：“我來照顧你”。 此時的我已經冷靜下來，這才感覺到右臂傷口的陣陣疼痛。我鼓起勇氣看了一下自己的右臂，有些幾道劃痕，其中三道傷口比較深，鮮紅色的肌肉以切割線為中心，向兩邊翻卷開來。看着這些傷口，我腸子都悔青了。 　　“要縫針嗎？會疼嗎？”我問那名護士。 　　“不用縫針，也不會比你給自己造成的傷害更疼。”說着護士往我傷口上塗一種藍色的“膠水”，然後用手把輕輕肌肉合攏，晾乾後再上了藥。此外她還給我打了一針破傷風，說可以管五年。 　　過了一會兒，進來一位40多歲模樣、表情嚴苛的白人女醫生，她說：“從現在開始，你最好老老實實待在這裡，不要再有任何過激行為，更不要試圖離開，那將是嚴重違法行為。我們會把你的表現都記錄下來，交給帶你去精神病院的人。我們的報告會直接影響你呆在那裡的時間長短。” 　　接着她問我：“你帶了什麼尖銳物品嗎？”我說沒有，我很反感她，但這時只能認慫。 　　她回過頭對保安說：“確保她在你們的視線範圍之內。” 　　保安把我看得很緊，我說想去上廁所，其中一名保安走過來帶我去。到了廁所門口，他說：“不能反鎖門，儘快解決！”這讓我感覺自己像個囚犯。 　　一個小時過後，給我處理傷口的的黑人護士過來問我感覺怎麼樣，並抱歉地對我說：“他們暫時還無法過來接你。” 　　“接我去幹嘛呢？” 　　“先面談，然後由面談官決定處理辦法。目前那邊安排比較滿，所以你要留在這裡等通知。”她說。我心想，美國精神病人還挺多啊。 　　時值夏季，那所醫院的冷氣開得很足，我邊裹緊自己的被子，邊等待着。沒想到這一等，就是一夜。 　　我的病床正對着急診室的雙開門，每隔10到15分鐘，就會有人躺在擔架上被送進來。隔壁病床的一個中年老美，頭上纏着厚厚紗布，一直在瘋狂打電話，情緒相當激動。他跟我情況一樣，也要轉到精神病院，但他不滿醫院這樣把他丟在急診室，要求住進病房，並譴責院方違反人道主義精神。 　　整整兩小時過後，他終於掛掉電話，護士們把他轉移走了。而老實的我在這又冷又嘈雜、人進人出的公共場所躺了整晚，徹夜難眠。

四、 　　第二天中午，兩個小伙子匆匆忙忙趕到急診室，

他們和醫院交接了文件，要帶我去下一站。 　　其中一個亞裔小帥哥拿出白色的塑料手銬，客氣地說：“抱歉，我必須要用這個，可以嗎？” 　　難道我能說不嗎？我悻悻地把手腕伸過去，他小心翼翼地避開傷口，把我兩個手腕紮緊。我偷偷試了試，掙脫不開。 　　隨後他們用約束帶把我固定在擔架車上，推進一輛綠色運輸車，小帥哥在身邊陪着我。我在途中得知他來自韓國人，是名義工，只負責把我這樣的病人送到精神病院。 　　“我看了醫生的反饋情況，你在醫院裡表現不錯。”他安慰我說。 　　“那他們會直接讓我回家嗎？” 　　他從文件里找出我給警察簽的那份單子的複印件，說：“你看，這是被強制執行72小時監控的同意書，目前還剩48小時。” 　　不久，車子到了精神病院的黑色鐵門前。這所精神病院座落於鬧市中，卻毫不起眼，甚至沒有標誌。門上方有攝像頭，側面有對講器。 　　和我們同時抵達這裡的人有不少，得排隊進入。我前面是個瘦小的亞裔女子，雙手被金屬手銬反銬在身後。兩名女警壓着她的雙肩走到鐵門前，女警臉朝攝像頭，門就自動打開了，人一進去門就立即關閉。 　　進門後穿過一條長長的走廊，到達一個類似警察局接待處的地方。一名身材高大的黑人女警，解除我的手銬，對義工說：“我接手了。” 　　女警用探測器掃描我全身，沒收了我的手機和鞋帶，讓我進入面談室。裡面有個寬敞的大廳，角落處呈階梯狀排列着三張“審訊台”，後面坐着三位不苟言笑的面談官，其中一人長得像奧巴馬，五六十歲的樣子。 　　審訊台對面擺放着四個白色的單人沙發，沙發之間有一到兩米的距離，我在一個空沙發上坐下，發現其他三個等待面談的人都是男的。沙發旁邊站着一名黑人保安，死死地盯住沙發上的“危險人物”們。 　　一個帶墨西哥口音的老人第一個上去面談，“奧巴馬”面談官坐在最高的台子後面，向他提問。不管問什麼，老人始終一言不發。最後面談官說：“回你的座位去。”他便轉身回來了。 　　其次是一個小個子年輕人，棕色皮膚。 　　“奧巴馬”問他：“你在家裡打了你媽，是嗎？” 　　“她不是我媽，是後媽！”他說。 　　“她就是你媽。你為什麼打她？” 　　“她管我管得太多了，連我不換內褲都管！” 　　“首先，你需要打個電話向她道歉。” 年輕人不屑道：“我不認為我需要道歉。” 　　隨後，面談官請他回到座位上。看到這裡，我特別想笑，可這是精神病院，還是謹慎一點好，我只好忍着。 接下來是第三個“病人”上去面談，這回是個瘦高、留着長發的白人男子。 　　面談官問：“知道你來這裡的原因嗎？” 男子理直氣壯地回答：“知道，我在街上打了人。” 　　“你認識那個人嗎？” “不認識，可他一直盯着我，如果我不出手，他就會上來打我，所以我只好先下手為強！”說着他伸出右拳揮了三下，嘴裡還叫着，“砰砰砰！” 　　面談官似乎見怪不怪，繼續問：“這是你第幾次在街上毆打陌生人？” 　　“數不清了，”他自言自語道，“他們看我的眼神滿懷敵意，該死！我必須要教訓他們，不然，不然……” 　　“保安，把他帶去第二區！” 男子被保安拖走的時候，嘴裡還在碎碎念，最後，他們消失在了一扇通往別處的鐵門背後。

五、 　　我在心裡笑了，糊弄一下他們真有這麼難嗎，

之後就走上去坐在面談官的對面。 　　“奧巴馬”問我：“你為什麼會想要自殺？” 　　我不敢否認，怕否認會被認為撒謊，引起反效果，只好順着他的話說：“跟男朋友吵架，心情不好。” 　　“你現在還有自殺的想法嗎？” 　　“絕對沒有。” 　　沒說幾句話，“奧巴馬”就讓我過關了，並將手中的表格交給一位和藹可親的白人老太太，她面前的台子要低矮一些。我想這應該是按“安全等級”劃分的，如果我能到台子最矮的面談官那兒報道，說不定就能離開這裡。 　　老太太問我：“出去以後，你會好好跟你男友交流嗎？” 　　我心想，一定叫他滾犢子。但我不敢節外生枝，便說了幾句違心話：“會的，我們之間有一些文化差異，這一次我太衝動了，很後悔，以後不會再這樣了……” 　　老太太對我的回答非常滿意，但轉眼就給我出了一道難題：“你現在打電話給他，問他願不願接你出院。”她推給我一部座機，按了免提，騎虎難下，我只好硬着頭皮撥了傑克的電話。 　　電話里傑克問我在哪兒，我說：“我在一家機構進行面談，他們希望你過來接我。” 　　他一下警覺起來，問：“機構？你不會是在精神病院吧？” 　　我咬着牙坦白道：“是的，如果你能來接我，我就可以出院了。那天的事情真的很抱歉。” 　　“你知道嗎？你把我嚇到了，我建議你還是在那呆到明天吧，我現在在上班，明天去接你。”他說。我強壓住火氣，百般撒嬌，求他接我回去。 　　可他並不吃這一套，還說：“你應該藉此機會學習一下如何控制情緒，明天會去接你，我承諾。”美國人就是這樣一根筋，好說歹說，他們還是固執己見。掛了電話，我不甘心地對老太太說：“我可以叫我表姐來接我嗎？” 　　老太太搖了搖頭，說：“我希望你採取解決問題的態度，而不是選擇逃避。如果明天他來接你，你就可以出院了。”這實在太不公平了，他不過是我男朋友，又不是我的老公或直系親屬，憑什麼由他來決定我離開還是留下。 　　我正要抗議，老太太先開了口：“我已經嘗試對你網開一面了，所有有自殺行為的人都要被監控至少72小時。”聽到“至少”兩個字，我把抗議的話咽了回去。 　　六、 　　工作人員給我找了個衛生間大小的“單人病房”，裡面只有一張簡易的單人床和一個飲水機，天花板上裝着攝像頭。 　　我問他們，上廁所怎麼辦。保安指着門邊一按鈕說：“按鈴。晚飯以後最好不要喝水，從夜間11點到早上6點不一定有人應答，那就只能自己想辦法解決了。”說着他掃了一眼飲水機上的紙杯…… 　　房裡冷氣不像急診室那麼誇張，並且我很疲勞，晚上6點吃過外面遞進來的晚餐，躺下就睡着了。次日早上7點，外面的人又送來和前夜一樣的食物：薄薄的三明治、餅乾，和一小盒牛奶。 　　早上10點多，最後一位面談官約談我，他說話很逗。“我這輩子都不希望再見到你，因為那意味着你將會有很大的麻煩，你也不想進去那裡吧。”他指着昨天那名白人男子被帶走時經過的鐵門說，“我跟傑克確認過了，他中午來接你，我現在先給你辦手續。” 　　我像小雞啄米一樣頻頻點頭。他拿出一堆文件讓我簽字，其中一份是要求我五年內不得使用包括槍械在內的攻擊性武器，還有一份是要我同意接受社工的監督，社工會不定期打電話給我和我的聯繫人詢問“病情”，聯繫人也可以向社工報告異常狀況。令我難以接受的是，聯繫人那一欄是傑克的名字。 　　後來傑克來接我回家，可他看我的眼神有些怪異，不知是怕我質問他為什麼報警，還是對我另有看法。這些都不重要了，我拿回手機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給表姐，讓她和姐夫去我家集合。我和傑克住的房子是姐夫的，傑克沒有租約、一分錢房租也沒交過，這天我就請他捲鋪蓋走人，沒必要跟沒人情味的傢伙浪費口水。 　　這段四十八小時的經歷讓我明白到兩件事情。第一，無論如何也不要再做傷害自己的事情，又蠢又疼。其次就是，安心找個中國男朋友，兩個人吵吵鬧鬧地過日子，要比所謂“理智冷靜”地生悶氣強得多。 　　一個月後，我收到了醫院的賬單，4897美金，折合人民幣接近33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