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畫家郭德福所畫的《孔子周遊列國途中講學圖》反映出遊學現象在我國古代很早就出現了圖片來源：互聯網

　　不知何時，“遊學”二字倏地就時尚了起來。出門遠行，和山水親熱，吞吐外埠菁華，有些人就會感到自己陡增出若干的智慧，然後再招呼夥伴一同遊學，把自嗨升級成群嗨，如此遊學其實更像是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為了正本清源，我們有必要將“遊學”概念的歷史淵源拉扯拉扯，展示一下“遊學”的戶口本。

　　遊學在古代的四類記載

　　遊學在現代文化中的形象，已經被約定俗成為——離開自己熟悉的環境，到另一個全新環境裡學習和遊玩，既非單純的旅遊，也不是純粹的學習，應該就是傳說中的寓教於樂。它的內容貫穿了語言學習和參觀遊覽，介於游與學之間，同時又融合了學與游的內容。現代教育意義上的遊學，是20世紀隨着世界和平潮流和全球化發展進程而產生，並逐漸成熟的一種國際性跨文化體驗式教育模式。大中院校、社會機構和博物館等歷史文化單位通力合作，面向國內外青少年，開設遊學課程，積極鼓勵並正確引導青年學生，到人類不同文明的文化環境中去探訪、並沉浸其中，通過親自體驗而學習和理解非本地的文化歷史傳統。現在火透熒屏的綜藝真人秀《爸爸去哪兒》，大概能算作光環繚繞的遊學明星幼兒版吧。

　　古代對遊學的定義是神馬，可能和現代人的想象大相徑庭，記者翻查資料，看到有四類直觀描寫：遊俠和儒生；從事遊說的人，《史記·秦始皇本紀》裡寫道“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說的就是蘇秦張儀這樣的專擅合縱連橫的國嘴大咖；離開本鄉到外地求學的人；宴遊與學習的人。泡泡飯局吃吃喝喝也算遊學？可是司馬光點頭說Yes，《資治通鑑·漢元帝建昭四年》裡說的明白，“遊學，游謂宴遊，學謂講學”。司馬光都說是，別人就認了吧。

　　遊學是中國古代比較常見的教學方式，分為教師週遊講學和學生出外遊學兩種。縱觀歷史，儘管歷代對遊學的政策不同，但遊學現象在先秦到清朝的歷代史料中仍有所記載。孔、孟、荀等大教育家都曾在周遊列國中教育學生，戰國時期的權臣養士，士人遊學以結黨盛行一時。西漢經學家鄭玄也是“遊學周秦之都，往來幽、並、兗、豫之地”。對古時各大學派的教育家來說，週遊講學是他們傳播其教育思想的方式之一。從史料來看，遊學在春秋時期到戰國時期就開始盛行，此後各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遊學的現象。對於文人學者來說，遊學四方可能就成了一張鍍金的名片，一旦擁有，風光得很。

　　遊學派巔峰人物非孔子莫屬

　　古人有個綿延至今的優良學習傳統就是去雲遊四方，拜訪各地知名學者，仆倒行禮，願充門下，或是當面請教不解難題，即便未結師生之緣，也是你來我往，彬彬有禮。等去了許多地方、拜訪了許多有學識的人後，終會學到有用知識。古代學子云遊四方非常辛苦，不像現在可以藉助網絡，做到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聞。但知識這東西並不是你知道就行，現代人一般不是去探求知識的本源，只是了解知識，未做到融匯貫通，不像古代學子那樣一葉知秋，說明現代人做學問只是堆砌知識，而沒有得到最深的智慧。真正的知識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與協調，是人與外界的和諧，是真正了解事情本源的東西。耳提面命也是在傳授知識的同時，給了學習者一種對於知識的態度。這一點是需要今天的人學習的。

　　越是高級的事物，越是會跨越地域、種族，形成全世界共通的標準。像遊學就是世界各國、各民族文明中，最為傳統的一種學習教育方式。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在中國的遊歷，也透露出古代東西方遊學交流中蘊涵的豐富信息。中國民間自古以來，格外看重遊學對人格養成和知識形成的引導作用，孔子率領眾弟子周遊列國，增進弟子學識，培養弟子品質，開闊眼界，而且在遊學過程中，事事皆有啟發，可謂處處皆為吾師，即便是大儒孔聖，也會遇到“兩小兒辯日”這樣的醍醐灌頂。這樣機緣偶遇的造化，一定是遊學途中才能遇上的幸運。“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孔子率弟子周遊列國，為後世留下傳承至今家喻戶曉的教育古訓，它所帶來的益處是不言而喻的。孔子周遊列國，被視為遊學精神的鼻祖，海外遊學的宣傳冊也時常抬出這位老祖宗，以示源遠流長。但孔子和他的學生們所經歷的艱辛困苦與人生體驗，顯然是走馬觀花式的旅遊型遊學無法望其項背的。孔子在遊歷中體悟人生，並將種種體悟傳遞給追隨他的弟子，興之所至，便在杏樹下開壇講學，杏花紛飛處，漸漸有了《論語》，有了“杏壇”。這幕天席地的課堂，如同佛經中拈花微笑的剎那，當是中華文化的源頭處最富於詩意的一頁。

　　宋代樣本分析 遊學中的求知與求仕

　　宋代是個重文輕武的朝代，其文武失衡的懸殊，在中國歷史上罕有匹敵。遊學在當時是非常流行的講學和求學方式。北宋在部分時期對遊學雖有禁止，卻並未杜絕。南宋時期，遊學一度井噴。趙氏皇帝雖對遊學在部分時期有所限制，但是其“重文”的總方針，吸引庶族地主參政，提高讀書士子的地位，又使得遊學這種教育形式普遍存在並廣為流行。到了南宋，對於遊學活動，官學一般不加以限制。同時，宋代的一些大教育家，民間收徒的學者，條件較好的書院、義塾等也公開接納遊學之士，形成了學者週遊講學和游士出外求學的教育良性大互動。

　　私學在宋代較為活躍。宋代私學教育具有更大的適應性，可以因時、因地、因人而設，滿足各種不同的要求。這一百花盛開的局面，特別適合於遊學這種教學形式，這也是私學教育在當朝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原因之一。宋代私學包括私塾、義學、學塾、村塾、冬學、書院等各種學校，其流布範圍遍及全國各地。在兩宋，特別以私人創辦為主的書院為盛，其數量之多，遠非漢唐五代可比。雖然私學規模較官學為小，但因私學收費低廉，所以受貧寒士子青睞，更受各方遊學之士歡迎。宋代許多布衣寒門出身的名臣，如大名鼎鼎的范仲淹，在其青少年時期就曾有過遊學於私塾讀書的經歷。宋代私學興盛，私學的開辦條件簡單，因陋就簡，主要靠主講教師的聲望作號召，他們或因不願入仕，或因在家侍奉老人，或因退休還鄉，或因四方遊歷講學，或因官職升遷，慕名登門造訪的遊學之士絡繹不絕。

　　宋代文人學子嚮往遊學，其實還有可做不可言、可意會不可挑明的潛規則在裡面。通過學習知識，為以後做官顯達創造條件。宋代各地教育發展是不平衡的，京城和江南地區的教育程度遠高於其它地區，所以各個學生都願意遊學於教育發達地區，學到在鄉間僻壤學不到的知識，結識一些原本見不到的名師碩儒，為以後的援引提攜創造有利條件。因此，京都及江南一帶，成為眾多遊學之士匯聚的中心，官學和民間私學的遊學都普遍流行。

　　宋儒讀書，多以功名利祿為先念，很多人為了得到出仕的機會，遊歷天下，結交權貴，形成了大規模的遊學之風，這種風氣對遊學產生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求知與求仕的動機一樣，是儒士希望通過遊學改變自身的處境，反映了儒士們對生活、理想的追求。

　　講完遊學中求知與求仕的雙面性，很有必要說說遊學中充滿正能量的古代逸事。漢魏時期的北海朱虛（臨朐舊稱）人邴原，自小聰明好學。隨着年齡的增長，他深感單從書本上學知識不夠用，於是他想到了到外地遊學來拓寬自己的知識面，順便擴大一下朋友圈。邴原本是個很喜歡喝酒的人，有終日不醉的海量。然自從他開始遊學之後，因為怕嗜酒會耽誤學業，竟整整八九年間滴酒不沾。其間，每當遊學結交的好師友們設宴款待他時，他總是託辭自己不會喝酒。就這樣，通過多年四處求學，他的學識大有長進。在避亂遼東期間，由於他的學識淵博，“一年中往歸原居者數百家，遊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絕。”返回家鄉後，他又設置學堂，“講述禮樂，吟詠詩書”，創立了以品德高潔著稱的邴原學派，並被世人譽為“國之重寶”。後被曹操發現，徵召他為丞相征事，後來又採納別人的建議，批准他“代涼茂為五官將長史”。由此可見，一邊學好知識，一邊堅守情操，不改初衷，才是遊學的至高境界。另外，這個故事的典故，叫做邴原戒酒。當你和別人談起遊學的歷史，冷不丁冒出一句“邴原戒酒”，非常給力。

轉自凱風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