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均寿命为线索来评价革命

解放前的中国社会的两千多年，人均寿命只有三十几岁。

这其实不怪历届皇帝，因为历届皇帝的人均寿命也只有三十几岁。这要怪就怪生产力不发展，没有一个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

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对中国发生影响后，西方的生产力是完全可以达到人均寿命四十多岁的，甚至五十多岁。

就是说，有一些中国人已经意识到，让人均寿命上升到四十到五十多岁的生产技术是存在的。

因此，下面打个比方，把时间变成时空。假设有那么一大批人，原来呆在一个人均寿命为三十多岁的地方生活。而另外几百公里开外，有一个人均寿命五十多岁的地方是可以去的。但是他们去不了，感觉郁闷，且恐惧，害怕，人们仍然在三十岁左右纷纷死掉。

这时候突然有人发现了一条革命的高速公路，且给每一个人发了一辆革命汽车，这条公路能够迅速通向几百公里开外的人均寿命五十多岁的地方，大家都可以开着车向着五十多岁的那个地方狂奔。

但是有一点，就是缺少交通规则，这也不能够怪人们，因为人们在此之前可能从未开过汽车，也完全不懂各种交通规则的知识。

但是人们的必然选择就是仍然开着车向着五十多岁人均寿命的地方狂奔。这种狂奔是不应当受到批评的，因为，这是逃命，明白吗？逃命。

而且，说是说没有交通规则，其实也不大可能大多数人都车祸死掉，大多数人还是活着到达新地点的，他们去了新地点，欢呼，歌唱，高兴，愉快。他们愚蠢吗？不愚蠢，因为他们多活了十几岁，当然高兴。人的生命是第一重要的，换句话说，人的寿命是第一重要的。

其实，虽然没有交通规则导致大量的人车祸而亡，这里所谓的“大量的人”，仍然不是很大量，仍然是少数，而且，这少数的车祸而亡的人中，大多数必有他自身需要检讨的原因，你和一个大货车撞了，你死了，你说你是无辜的？通常不是无辜的，通常你有你令人讨厌的行事风格，很可能，你超速了，开得太快了。

当然，一定存在完全无辜的人，完全是飞来横祸地遭殃了，但是我就相信这种人是很少很少，只是这些人会被反革命作家努力发现，然后用大量笔墨描述这个人多么多么可怜，以引起人们对革命的憎恨。人道主义是和演宣传的永远的最好的有利武器，想找到无辜的人却死于革命的案例一定能够找得到，但是这些人真的是人道主义吗？那为什么不关心人均寿命的迅速上升？反革命作家最害怕的不是把他们关起来或者枪毙，最害怕的就是谈人均寿命这四个字，因为一谈这四个字，他们就完全无理。

革命政权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在人均寿命从低的地方到高的地方的这些高速公路上迅速建立起交通规则。但是完善的交通规则的建立需要时间，此外不同的革命政权的风格不同。

有的革命政权，建立了严厉的规则，比如一醉驾就立即枪毙，当然少不了把根本没有喝过酒的人给当成醉驾枪毙了，这种事情的概率永远存在。但是我也相信，大多数被枪毙的人，就是罪有应得，就是真的醉驾了。就是说，即使象斯大林那种杀人的办法，我就敢说杀的大多数人，仍然是该杀的，如果不杀建立不起秩序，人均寿命也就上不去。为了大多数人活得更长，把一些捣乱的人的生命缩短一些，也谈不上多大错误。其实斯大林时期苏联的人均寿命也是迅速上升的。苏联大多数人拥护斯大林也不是得了神经病。戈尔巴乔夫写的自传《孤独相伴》是国内的合法出版物，网上可以买到，他就说当时他传达赫鲁晓夫指示说斯大林是个坏蛋的时候，会议上就有许多女工站起来说那些被枪毙的人就是反革命，就是坏蛋。那些女工当年是知道被枪毙的是什么人的，当然知道这些人的好坏。而反革命作家倒是努力把所有的被枪毙的人都描述成完美无缺的，无辜的大好人。戈的自传的这部分表明，当时的苏联工人不是不敢提反对意见，而是反对意见被当时的大媒体所扼杀了，直到今天我们才能够从戈的自传中看出当时工人是有不同意见的。如果当时苏联就微信或者大字报这种东西，那么赫鲁晓夫不可能得逞。大媒体永远是被知识分子控制的，而知识分子阶层，往往是自私的，他们只关心自己的死活，不关心广大人民的人均寿命。

而戈尔巴乔夫憎恨革命，根据他的自传，是因为他的外祖父被革命政权抓起来，误认为是反革命，经过一段时间的审讯后，认为证据不足，就释放了。这都成了戈尔巴乔夫憎恨革命的理由。但是我看这个案例，也在说明革命政权并没有故意要杀一个无辜的人的嗜好，没有证据也是会释放人的。那为什么当初要抓起来？那我就认为他的外祖父虽然是戈尔巴乔夫无限热爱，但是，仍然做人有他的一定的缺陷，也就是象高速公路上那些经常超速的汽车一样，也不是完全无辜的。

我前年十二月拿到驾照，这个月开始可以上高速，我就经常在周末去高速上逛逛，我是将定速巡航调到每小时115公里，这样我永远不违法，但是每隔多少分钟，总还是有汽车快速超过我，而且迅速地在我面前跑到没影，我就知道这个车肯定是超速了的，如果交警罚你，你装作无辜的样子也没用。如果出了车祸，他也会认为他是完全无辜的。但是他往往不那么无辜，至少你不懂得防御性驾驶。

现在醉驾严厉到了入刑，各地仍然能够经常找到因为醉驾而被抓起来的人。这说明总是有一定比例的人违法的，这不代表广大的司机都不开心。

不同的革命政权有不同的风格。拿醉驾做比方，斯大林的风格相当于凡醉驾立即枪毙，毛泽东的风格可能是醉驾就要给你办一个学习班。毛泽东是仁慈的少杀了不少人。但是反过来斯大林杀的那些人中间的大多数人，其实也不值得可怜。其实那些人杀了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是毛泽东仍然尽量不杀更为仁慈而已。

因此当年苏区有一些不在毛泽东的治下，按斯大林的风格杀了许多人，在我看来很可能这些人也是死得应当，是毛泽东的主张是还是留着人家活命的好。

因此，我们解释历史，就应当认为，斯大林主张杀的所有人，本来就该死，包括当年苏区杀的反革命，肯定就是本来就该杀，而毛泽东不杀只是毛泽东的仁慈，不代表这些活来下的人会感恩或者会反省。

因此，就我的性格，我以为，革命浪潮来了如果把我当反革命杀了，那一定不是什么冤假错误，我就认为我这个人很该死，杀了我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禁止后来的人道主义道学家说什么我很无辜的话。只要人均寿命是上去的，那就是正确的，正确的道路也有许多种的。

因此一些小说，上来就描述什么一个无辜的女红军战士，明天要被当成反革命处决了，在我看来就一定是这个作者造谣诬蔑，历史上一定不存在这样的事情，当然这个作家会信誓旦旦地说什么确有这样的案例，我会把耳朵捂上，说不听不听，一定是别人的瞎编乱造。那么我是不是不客观？可是我一说人均寿命，就一定把你气得口吐白沫。我不信人均寿命相信这些胡编乱造的故事，努力把革命政权杀的一切人都当成完美无暇的好人干什么？反革命宣传的和演作家就是最喜欢人道主义，动不动就编写一个故事来说明革命政权是杀人狂，其实不是，其实是革命政权杀任何人都是有合理的理由的，否则戈尔巴乔夫的外祖父为什么会放出来？而且戈氏全家也就是这个外祖父受害，还放出来了，他的一大家族也有百来个人吧，发生概率是百分之一不到，他有什么可担心的？

当年中央红军退出苏区，当时还不是毛泽东领导，还是斯大林主义占上风，但是苏区人民还是要唱《十送红军》，在红军走后仍然年年盼望着红军打回来，而且还不是毛泽东领导的红军打回来，这就说明即使斯大林主义杀的人，很可能也就是坏人，就是老百姓憎恨的，当然也是后来的反革命作家要努力描述成无辜的人。

不关心人均寿命，你这个号称关爱人道主义的作家就一定是假的，虚伪的，憎恨革命的。

当我关心人均寿命的时候，我并非什么左派或者右派，而是客观派。比如说，解放后，台湾省和香港地区的人均寿命就很高，香港地区的人均寿命一度是全世界第一，我就要得出结论台湾省和香港地区都是好社会。但是，这个好社会是要感谢革命政权的。因为，大量的地富逃到港台，这些人很有钱，文化又高，人均GDP比大陆普遍高是必然的，而研究表明人均寿命是和人均GDP是呈现正相关的。而且港台作为反革命的前沿阵地，是受到了反共阵营的努力经营的，反而要努力对大陆进行经济封锁来反证革命政权的所谓邪恶。

就拿印度和中国比较，大陆在建国之后人均寿命一直比印度高，最低的1959年仍然比印度高，这说明了革命是划算的。而且1959年的五十年之后的2009年，中国发生了大旱灾，媒体普遍认为是五十年未遇的大旱灾，这就说明了1959年中国发生的确实是五十年未遇的大旱灾。印度直到今天人均寿命才接近中国的1976年，1976年呀！至于某些所谓专家能够从比印度的人均寿命高的时期推算出什么饿死三千万那是扯淡。因为饿死一词就不科学，科学的词就是人均寿命。

因此，如果一个作家是热爱中国革命的，就应当以歌颂的态度，因为中国革命客观说起来就值得歌颂，努力把一些其中死了的人描写成无辜的，好象革命政权专门有杀好人的瘾，那是妖魔化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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