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均壽命為線索來評價革命

解放前的中國社會的兩千多年，人均壽命只有三十幾歲。

這其實不怪歷屆皇帝，因為歷屆皇帝的人均壽命也只有三十幾歲。這要怪就怪生產力不發展，沒有一個科學技術的迅速進步。

但是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對中國發生影響後，西方的生產力是完全可以達到人均壽命四十多歲的，甚至五十多歲。

就是說，有一些中國人已經意識到，讓人均壽命上升到四十到五十多歲的生產技術是存在的。

因此，下面打個比方，把時間變成時空。假設有那麼一大批人，原來呆在一個人均壽命為三十多歲的地方生活。而另外幾百公里開外，有一個人均壽命五十多歲的地方是可以去的。但是他們去不了，感覺鬱悶，且恐懼，害怕，人們仍然在三十歲左右紛紛死掉。

這時候突然有人發現了一條革命的高速公路，且給每一個人發了一輛革命汽車，這條公路能夠迅速通向幾百公里開外的人均壽命五十多歲的地方，大家都可以開着車向着五十多歲的那個地方狂奔。

但是有一點，就是缺少交通規則，這也不能夠怪人們，因為人們在此之前可能從未開過汽車，也完全不懂各種交通規則的知識。

但是人們的必然選擇就是仍然開着車向着五十多歲人均壽命的地方狂奔。這種狂奔是不應當受到批評的，因為，這是逃命，明白嗎？逃命。

而且，說是說沒有交通規則，其實也不大可能大多數人都車禍死掉，大多數人還是活着到達新地點的，他們去了新地點，歡呼，歌唱，高興，愉快。他們愚蠢嗎？不愚蠢，因為他們多活了十幾歲，當然高興。人的生命是第一重要的，換句話說，人的壽命是第一重要的。

其實，雖然沒有交通規則導致大量的人車禍而亡，這裡所謂的“大量的人”，仍然不是很大量，仍然是少數，而且，這少數的車禍而亡的人中，大多數必有他自身需要檢討的原因，你和一個大貨車撞了，你死了，你說你是無辜的？通常不是無辜的，通常你有你令人討厭的行事風格，很可能，你超速了，開得太快了。

當然，一定存在完全無辜的人，完全是飛來橫禍地遭殃了，但是我就相信這種人是很少很少，只是這些人會被反革命作家努力發現，然後用大量筆墨描述這個人多麼多麼可憐，以引起人們對革命的憎恨。人道主義是和演宣傳的永遠的最好的有利武器，想找到無辜的人卻死於革命的案例一定能夠找得到，但是這些人真的是人道主義嗎？那為什麼不關心人均壽命的迅速上升？反革命作家最害怕的不是把他們關起來或者槍斃，最害怕的就是談人均壽命這四個字，因為一談這四個字，他們就完全無理。

革命政權的一個重要工作就是在人均壽命從低的地方到高的地方的這些高速公路上迅速建立起交通規則。但是完善的交通規則的建立需要時間，此外不同的革命政權的風格不同。

有的革命政權，建立了嚴厲的規則，比如一醉駕就立即槍斃，當然少不了把根本沒有喝過酒的人給當成醉駕槍斃了，這種事情的概率永遠存在。但是我也相信，大多數被槍斃的人，就是罪有應得，就是真的醉駕了。就是說，即使象斯大林那種殺人的辦法，我就敢說殺的大多數人，仍然是該殺的，如果不殺建立不起秩序，人均壽命也就上不去。為了大多數人活得更長，把一些搗亂的人的生命縮短一些，也談不上多大錯誤。其實斯大林時期蘇聯的人均壽命也是迅速上升的。蘇聯大多數人擁護斯大林也不是得了神經病。戈爾巴喬夫寫的自傳《孤獨相伴》是國內的合法出版物，網上可以買到，他就說當時他傳達赫魯曉夫指示說斯大林是個壞蛋的時候，會議上就有許多女工站起來說那些被槍斃的人就是反革命，就是壞蛋。那些女工當年是知道被槍斃的是什麼人的，當然知道這些人的好壞。而反革命作家倒是努力把所有的被槍斃的人都描述成完美無缺的，無辜的大好人。戈的自傳的這部分表明，當時的蘇聯工人不是不敢提反對意見，而是反對意見被當時的大媒體所扼殺了，直到今天我們才能夠從戈的自傳中看出當時工人是有不同意見的。如果當時蘇聯就微信或者大字報這種東西，那麼赫魯曉夫不可能得逞。大媒體永遠是被知識分子控制的，而知識分子階層，往往是自私的，他們只關心自己的死活，不關心廣大人民的人均壽命。

而戈爾巴喬夫憎恨革命，根據他的自傳，是因為他的外祖父被革命政權抓起來，誤認為是反革命，經過一段時間的審訊後，認為證據不足，就釋放了。這都成了戈爾巴喬夫憎恨革命的理由。但是我看這個案例，也在說明革命政權並沒有故意要殺一個無辜的人的嗜好，沒有證據也是會釋放人的。那為什麼當初要抓起來？那我就認為他的外祖父雖然是戈爾巴喬夫無限熱愛，但是，仍然做人有他的一定的缺陷，也就是象高速公路上那些經常超速的汽車一樣，也不是完全無辜的。

我前年十二月拿到駕照，這個月開始可以上高速，我就經常在周末去高速上逛逛，我是將定速巡航調到每小時115公里，這樣我永遠不違法，但是每隔多少分鐘，總還是有汽車快速超過我，而且迅速地在我面前跑到沒影，我就知道這個車肯定是超速了的，如果交警罰你，你裝作無辜的樣子也沒用。如果出了車禍，他也會認為他是完全無辜的。但是他往往不那麼無辜，至少你不懂得防禦性駕駛。

現在醉駕嚴厲到了入刑，各地仍然能夠經常找到因為醉駕而被抓起來的人。這說明總是有一定比例的人違法的，這不代表廣大的司機都不開心。

不同的革命政權有不同的風格。拿醉駕做比方，斯大林的風格相當於凡醉駕立即槍斃，毛澤東的風格可能是醉駕就要給你辦一個學習班。毛澤東是仁慈的少殺了不少人。但是反過來斯大林殺的那些人中間的大多數人，其實也不值得可憐。其實那些人殺了也沒有什麼可說的，只是毛澤東仍然儘量不殺更為仁慈而已。

因此當年蘇區有一些不在毛澤東的治下，按斯大林的風格殺了許多人，在我看來很可能這些人也是死得應當，是毛澤東的主張是還是留着人家活命的好。

因此，我們解釋歷史，就應當認為，斯大林主張殺的所有人，本來就該死，包括當年蘇區殺的反革命，肯定就是本來就該殺，而毛澤東不殺只是毛澤東的仁慈，不代表這些活來下的人會感恩或者會反省。

因此，就我的性格，我以為，革命浪潮來了如果把我當反革命殺了，那一定不是什麼冤假錯誤，我就認為我這個人很該死，殺了我我也沒有什麼可說的，禁止後來的人道主義道學家說什麼我很無辜的話。只要人均壽命是上去的，那就是正確的，正確的道路也有許多種的。

因此一些小說，上來就描述什麼一個無辜的女紅軍戰士，明天要被當成反革命處決了，在我看來就一定是這個作者造謠誣衊，歷史上一定不存在這樣的事情，當然這個作家會信誓旦旦地說什麼確有這樣的案例，我會把耳朵捂上，說不聽不聽，一定是別人的瞎編亂造。那麼我是不是不客觀？可是我一說人均壽命，就一定把你氣得口吐白沫。我不信人均壽命相信這些胡編亂造的故事，努力把革命政權殺的一切人都當成完美無暇的好人幹什麼？反革命宣傳的和演作家就是最喜歡人道主義，動不動就編寫一個故事來說明革命政權是殺人狂，其實不是，其實是革命政權殺任何人都是有合理的理由的，否則戈爾巴喬夫的外祖父為什麼會放出來？而且戈氏全家也就是這個外祖父受害，還放出來了，他的一大家族也有百來個人吧，發生概率是百分之一不到，他有什麼可擔心的？

當年中央紅軍退出蘇區，當時還不是毛澤東領導，還是斯大林主義占上風，但是蘇區人民還是要唱《十送紅軍》，在紅軍走後仍然年年盼望着紅軍打回來，而且還不是毛澤東領導的紅軍打回來，這就說明即使斯大林主義殺的人，很可能也就是壞人，就是老百姓憎恨的，當然也是後來的反革命作家要努力描述成無辜的人。

不關心人均壽命，你這個號稱關愛人道主義的作家就一定是假的，虛偽的，憎恨革命的。

當我關心人均壽命的時候，我並非什麼左派或者右派，而是客觀派。比如說，解放後，台灣省和香港地區的人均壽命就很高，香港地區的人均壽命一度是全世界第一，我就要得出結論台灣省和香港地區都是好社會。但是，這個好社會是要感謝革命政權的。因為，大量的地富逃到港台，這些人很有錢，文化又高，人均GDP比大陸普遍高是必然的，而研究表明人均壽命是和人均GDP是呈現正相關的。而且港台作為反革命的前沿陣地，是受到了反共陣營的努力經營的，反而要努力對大陸進行經濟封鎖來反證革命政權的所謂邪惡。

就拿印度和中國比較，大陸在建國之後人均壽命一直比印度高，最低的1959年仍然比印度高，這說明了革命是划算的。而且1959年的五十年之後的2009年，中國發生了大旱災，媒體普遍認為是五十年未遇的大旱災，這就說明了1959年中國發生的確實是五十年未遇的大旱災。印度直到今天人均壽命才接近中國的1976年，1976年呀！至於某些所謂專家能夠從比印度的人均壽命高的時期推算出什麼餓死三千萬那是扯淡。因為餓死一詞就不科學，科學的詞就是人均壽命。

因此，如果一個作家是熱愛中國革命的，就應當以歌頌的態度，因為中國革命客觀說起來就值得歌頌，努力把一些其中死了的人描寫成無辜的，好象革命政權專門有殺好人的癮，那是妖魔化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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