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屬於哪個“側”？

在資本劃定的圈圈裡轉，難搞清爽。

恐怖主義，邪惡國家，流氓國家，南聯盟、伊拉克、利比亞，金融危機，重返亞太……姓社的是“終結”了，可姓資的千年王國，卻姍姍來遲，煩惱不斷。

文明衝突，專制主義，餘孽，流毒……是爾等妨礙了民主世界與和諧社會的實現。

是市場經濟沒有“完全”、不夠“深化”造成的。

然而，特朗普身體力行教導我們的，卻不是這樣。

這位美國特色總統好揮動雙手，在人們眼前晃動總是攥緊的鐵拳。

美國優先、國家安全、鋁鐵關稅、中興制裁、中美貿易戰、G7紛爭……雖都關聯着市場經濟，但不是“看不見的手”。

半島“極限施壓”、炸敘利亞、威脅伊朗、南海航母“航行自由”、台灣海峽挑釁不斷升級……手裡掌控的更是導彈了。

老特狠，不僅對中國、對歐日夥伴也一樣“該出手時就出手”，“看得見的手”。就中，除了中美“貿易摩擦”雙贏外，歐日6G都很憤怒，指責美國的“自由貿易”太不地道。

是老特不懂“市場經濟”，還是我們對市場經濟作用理解偏了，過於迷信了？

在我們轉型接軌融入世界過程中，“市場萬能”，一直是不可動搖的信條。現在看來，這一法則並不普世，它對內管用，對外並不靈。中美摩擦雙贏的結局就是明證：美國的贏，固然靠“政府”而不是“市場”；我們要履行“契約”，難道能離開政府調節嗎？

從資本來到世間，開創市場經濟，好像總是兩隻手並用：“看不見的”，與“看得見的”，就像中美關係一樣，“誰也離不開誰”。可以同時出手，也可突出一隻；至於突出哪只，那是因時因地致宜的——該出哪只，就出哪只，並不像我們的精英那樣教條迷信。

資本也是靠革命走上歷史舞台的。中國告別革命後，精英們只講市場，對革命深惡痛絕，實在不得已，也只許講“光榮革命”。這是蓄意遮蔽歷史：沒有沒有克倫威爾、羅伯斯庇爾和拿破崙們的血與火的洗禮，資本能夠“光榮”地登上歷史舞台嗎？

盎格魯·撒克遜人征服世界，更是如此。這些時下被中國精英頂禮膜拜的紳士，是怎麼先富起來的？靠的不就是販賣黑奴和滅絕印第安人嗎！對此，人家自己倒不避諱說“持劍經商”，到中國精英宣講“大國崛起”，就變成了和平崛起和自由貿易。鴉片戰爭前，中國的GDP遠超英國，中英貿易，按照市場規則行事，總是中國出超。正是這些亞當·斯密的子孫,用堅船利炮打敗了中國，強迫給中國“配置”鴉片，才確立了新型的中英關係。之後，中國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從“辛丑和約”到“中美商約”，靠着這一個個契約“配置”，才保證中西市場貿易的自由運行。彼時的中國，倒是“信守不平等條約”的，可惜“跟着英國”沒有“富起來”，沒有“三百年殖民地現代化”。不是後來毛澤東搞“過激主義”，今天搞市場經濟和平崛起，連門也沒有。

“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着血和骯髒的東西”——“馬克思是對的”，永遠否定不了。

英荷爭霸、百年戰爭、普法戰爭，直到兩次世界大戰，包括今天美國轟炸肢解阿富汗、南聯盟、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的戰爭，“民主”“人權”各式華美外衣里，包裹的還是跨國壟斷資本的利益，是為美元霸權和軍工集團開闢和保障市場。“持劍經商”，一點沒有變。

開闢市場靠刀劍，靠血與火；為資本保駕護航，同樣靠它，靠航母和導彈。

前提建立起來之後，放手讓資本自由地“配置資源”，這時候，嘴裡就只剩“市場經濟”“自由貿易”“契約”“自由”和“人性”了。

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在資本不夠強大時，都需要“看得見的手”的開拓呵護；當資本足夠強大時，該放手時就放手，讓資本用“看不見的手”瀟灑自由地榨取利潤，另一隻當後盾。斯密和凱恩斯輪番登場，里根、撒切爾與特朗普變奏，共同演奏着資本的歡樂頌，並不是“看不見”的小夜曲。

市場配置就是資本配置。資本的生命就是利潤，大利大干小利小干無利不干。“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放手把國計民生交給市場、交給資本支配，打造出的只能是叢林社會，造就出的“國家精神”，只能是叢林法則，要麼做狼，要麼做羊。

我們的經濟學權威，被特朗普無情地打臉了。

毛澤東主席就一直反對違背經濟規律搞長官意志決策。58年的那段公案，是老人家最早反對“一平二調”和“窮過度”，可惜行不通，逼得他把黨內通信寫到生產隊長：“比起現在流行的高調來，我這裡唱的是低調”。不過，他講的是“經濟規律”，是公有制下的商品經濟，並不是“市場萬能”。

事實上，強調“市場”，往往是行政推動揠苗助長，單向選擇：只有國退“民”進，才算市場配置；否則，就是“走回頭路”。瘋狂掠奪性開發實在難以為繼了，不得不對煤礦亂象搞點整頓，精英們馬上齊聲嚷嚷：這是“國進民退”，“走回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