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寫過“唯我彭大將軍”那首詩嗎？
老田

依據本文的考證，彭德懷沒有獨立指揮過吳起鎮的“切尾巴戰鬥”，毛澤東也確實沒有寫過“誰為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這首詩。這首詩被毛澤東本人1957年親口否認過之後，之所以在1980年代被再一次認定為毛澤東所寫，這不能夠從先前的歷史事實得到解釋，而只能夠從事後產生的歷史或者政治需要去理解。

歷史和政治經常發生曲折，往往會出人意外地產生出原本不存在的政治需要，結果，就會有很多“積極分子”根據新的政治需要去填補歷史的空白，最終合成的後果，就如同顧頡剛所說那樣會“層累地造成古代史”了——時間越是延後對古代史的敘事越是層累地放大了。

除了特殊時期的政治需要之外，層累地創造歷史，往往會出現在歷史觀根本變革時期。毛時代強調人民戰爭和人民英雄，所以革命歷史中間很少個人英雄推動歷史的故事流傳下來，等到毛澤東去世之後，用個人英雄解釋歷史的風氣迅速流行起來。重訪歷史事件和人物，放大或者誇耀個人作用成為一個時期的風尚，共產黨歷史為此得到相當程度的重寫，以是之故毛澤東自己也被拉出來為此做貢獻，這才有了重新認定毛澤東寫過“唯我彭大將軍”一詩的各種努力。

一、毛澤東到底寫過這首詩沒有

老田1970年代上小學的時候，毛澤東還在世，那時背誦毛主席詩詞三十六首中間，沒有這一首詩。

等到毛澤東去世之後，忽然一些人無視毛澤東本人的親口否定，出面說毛寫過這首詩，甚至在公開出版了《彭德懷自述》中間，還以彭德懷自己的口氣確證有這首詩（該書出版後的字數，遠超“八萬言”的篇幅）。【說存在着這首詩的主要文獻，見附錄一】.

“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毛澤東《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

1996年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的《毛澤東詩詞集》中間，把這首詩收入副編，還加注說：“中央紅軍主力到達陝北吳起鎮時，寧夏馬鴻逵、馬鴻賓的騎兵跟了上來，毛澤東和彭德懷擬寫了一份電報，主張給馬家騎兵一個打擊，以防把敵人帶進根據地，電文有‘山高路遠溝深’句。擊敗追敵騎兵後，毛澤東寫一這首詩，首句即用電文句，但改‘溝深’為‘坑深’。據《彭德懷自述》一書第二〇六至二〇七頁說，彭收到這首詩後，把詩的末句‘唯我彭大將軍’改為‘唯我英勇紅軍’，然後將原詩送還了毛澤東。”【參閱《毛澤東詩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

應該說，在中央文獻加注的這段文字中間，錯漏百出。首先，追來騎兵只有小部分是寧夏馬鴻賓部，主要部分則是東北軍白鳳翔部，戰鬥中間受損最大的也是東北軍白鳳翔部。至於說有份電報中間有“山高路遠溝深”也不確，彭德懷有一份發給毛澤東的電報中間只有“山大溝深騎兵無用”一句。（下圖就是那份電報）

硬說毛澤東寫過這首詩，誇獎彭德懷指揮的吳起鎮“切尾巴”打騎兵戰鬥，是很難與歷史事實對照的。從戰鬥重要性來說，此前的臘子口戰鬥打開了北上通道，意義更重大，戰鬥打法也很有創意；從戰果來說，此後的直羅鎮戰役更高，還被認定是黨中央立足陝北的“奠基禮”；這兩場戰鬥，毛澤東都沒有激動過，為什麼一個小小的“切尾巴”戰鬥就詩興大發了呢？這肯定有悖於常理就是了。

考訂毛澤東是否寫過這首詩，還可以結合長征後期毛澤東與彭德懷的相對位置，來進行對照檢驗。1935年9月9日張國燾“密電事件”之後，毛澤東等人隨右路軍（一、三軍團）北上，翻過岷山到達哈達鋪之後，進行過一次整編，右路軍7000餘人整編為陝甘支隊，彭德懷擔任司令員而毛澤東兼任政委，兩人就此確立了平級關係。【見附錄四】 

還由於長征的特殊狀況，毛澤東是隨着大部隊行軍活動的，客觀上體現不出來領導與部下之間的上下級關係和前後方距離，所以，也就不存在着毛澤東委派誰去執行任務，等來了捷報再表揚誰的情節。不管是臘子口戰鬥還是吳起鎮“切尾巴”戰鬥，毛澤東都在前線，與彭德懷等人一樣是貼近戰場且直接參與指揮作戰的。這兩次戰鬥，都不存在毛澤東委派彭德懷或者別的個人去前方指揮的事實，也就取消了把功勞記在某個人頭上的各種抒情感懷的需要。

在指揮作戰方面，毛澤東作為與彭德懷平級的指揮員角色，在“切尾巴”戰鬥後一個月的直羅鎮戰役，以及1936年年初東征山西的戰役期間，繼續存在。也就是說，從紅軍翻過岷山之後的哈達鋪改編開始（1935年9月下旬），到1936年5月東征山西結束，毛澤東與彭德懷始終處在平級指揮員的角色和地位上，兩者之間既不體現上下級關係，也不存在前後方的距離。在隨後的西征戰役中間，彭德懷倒是在前線，毛澤東在後方，開始體現出角色差異和前後方的距離，這期間毛澤東還就便接受了埃德加·斯諾的訪問。

二、歷史虛無主義的內在機制：從體制內到體制外的各種“腦補歷史情節”的方法

考察歷史虛無主義的崛起過程，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最初肇源於體制內的非毛化需要，然後才延伸到體制外的各種以“追查不良動機”為特點的瞎說。

有人在網上寫文章，考證說這首詩是毛澤東寫的，毛澤東之所以不願意發表，是因為彭德懷於1953年贊成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反對輪流主持；1956年又提議從黨章內刪掉毛澤東思想。兩事得罪了毛澤東，所以毛澤東就“不記得”寫過這首詩，也不同意公開發表了。

從政治需要或者想當然出發，去重新設想歷史中間的人物和事件，這種風氣並非民間首創。官方根據政治需要給彭德懷平反，沒有經過任何調查取證，就說“推倒一切誣衊不實之詞”，甚至還根本不看當時通過的中央決議，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僅僅兩天，就根據高官界定的政治需要進行平反和補行追悼會：“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追悼大會，……會場正中懸掛着彭德懷、陶鑄同志的遺像，安放着他們的骨灰盒，骨灰盒上覆蓋着鮮紅的中國共產黨黨旗。……大會由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葉劍英主持，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鄧小平、陳雲在大會上致悼詞，為彭德懷和陶鑄同志恢復名譽。……鄧小平在悼詞中說：‘彭德懷同志是我黨的優秀黨員，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國家和軍隊的傑出領導人，今天，黨中央本着實事求是的精神，認真落實黨的政策，給彭德懷同志作出了全面公正的評價，為他恢復了名譽。’……1981年6月27日，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中說：‘廬山會議後期，毛澤東同志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同志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鬥爭。八屆八中全會關於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決議是完全錯誤的。’”
【廖毅文：彭德懷冤案平反始末，網址：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577554.html】

然後，官學機構裡頭的學官，就根據某些高官界定的政治需要，憑空捏造1959年廬山會議前後的事實，硬說彭德懷寫信批評毛澤東還因此受到毛的打擊，然後堂而皇之說廬山會議之後毛澤東的“個人專斷有了巨大發展”。不過，彭德懷本人從未承認或者附和過他1959年批評毛澤東的說法，1967年7月中旬北航批判大會上，有大學生掌摑彭德懷要他承認反毛，依然被他堅詞拒絕。應該說，終彭德懷一生，他本人從未承認或者散布過因為批評毛澤東才受處分的說法，這些說法都是在彭德懷身後被製造和傳播開來的。.

在彭德懷生前，還沒有產生過這種拿彭德懷來否定毛澤東的政治需要，因此，那首詩的有無本身並不重要，但到了毛澤東去世之後，這個忽然有了空前的政治上的重要性。1981年《彭德懷自述》正式出版，篇幅遠遠超過了“八萬言書”的規模，在這個文獻中間以彭德懷自己的口氣，首次公開證實有那首詩。 

雖然可以通過個人證言的方式，在事後補全“證據”，但這樣的證據並不完美。在比較倒霉的時候，特別是造謠沒有認真“打草稿”的時候，往往會遭遇到無法捏造的“情理”的反駁。

三、吳起鎮“切尾巴戰鬥”過程和期間彭德懷的指揮位置在哪裡

毛澤東1957年給《東海》雜誌編輯部的信中，除了進行事實反駁之外——說臘子口戰鬥是林彪指揮而非彭德懷，還提到“情理”反駁的兩個方面——“似乎不像”和“我亦在前線”。後來的第二輪演繹，看看事實確實站不住，就改掉了“臘子口戰鬥”這個錯誤的事實，改而說是彭德懷指揮了吳起鎮“切尾巴”打騎兵戰鬥，毛這首詩是在那個時候寫給彭德懷的。

那麼，彭德懷到底是否單獨指揮過“切尾巴”戰鬥呢？依據《毛澤東軍事年譜》記載，戰役決策和決心都是毛澤東下的，《吳旗縣誌》的記載也佐證了這一點。

“10月19日毛澤東隨一縱隊首先抵達陝北革命根據地吳起鎮，隨後彭德懷率二、三縱隊也進抵吳起鎮附近宿營。當天晚上，毛澤東主持召開了團以上幹部會議，研究對策。當時在一些幹部中，對打還是不打，意見並不一致有一部分人不主張打，認為紅軍長途行軍，大家都很疲勞，情況又不熟悉，沒有把握，等把敵人引進蘇區，了解情況後再打。毛澤東和許多同志則認為要打。毛澤東同志分析指出：我們疲勞，敵人也疲勞，吳起是山區，不利於騎兵作戰，況且我們已有打騎兵的經驗（主要指在甘肅靜寧界石堡消滅東北軍三個騎兵連的經驗）；另外，我們已經到了陝北革命根據地，有良好的群眾基礎。根據這些有利條件最後決定：不僅要在吳起打這一仗，而且一定要打好，決不能把敵人帶進蘇區來。”【《吳旗縣誌》三秦出版社1991年，第688頁】 

下達戰役決定和決心之後，這場“切尾巴戰鬥”的戰場指揮者——戰鬥部署——到底是誰完成的呢？根據一些戰場指揮員回憶，聶榮臻（一縱隊政委）、楊成武（一縱隊四大隊大隊長）、肖勁光（二縱隊參謀長）等人，都說“戰鬥部署”是在毛主席直接指揮之下的。而有着作戰電報依據的《毛澤東軍事年譜》，說19日毛澤東有電報給彭德懷，要他把部隊交給葉鄧（葉劍英和鄧發）掌握，自己趕去與毛澤東會合，商討問題，直到戰鬥結束的21日那天，彭德懷依然與毛澤東在一起，兩人還在21日這天，聯名致電前出掌握戰場的林彪和聶榮臻詢問戰果。【見附錄二】

也就是說，彭德懷在戰鬥開始之前，就應毛澤東之約離開了部隊，到戰鬥結束之後也沒有回來，三天時間始終是與毛澤東在一起的。但非戰鬥指揮員楊尚昆，在回憶錄中間硬說“切尾巴戰鬥”是彭德懷指揮的，還為此進行了歷史情節的“腦補”，下面就是他“腦補”的內容：

楊尚昆“腦補”說：“彭德懷同志在前面指揮作戰。戰鬥開始後，我們跟毛主席到附近山上去觀看作戰情況。到了山上只聽到稀稀拉拉有點槍聲，很快就停止了。當時大家很着急，不清楚是怎麼回事。沒有多久，傳令兵來報告說，已消滅敵軍一個騎兵營，主力正在追擊敵軍，可見作戰相當順利。後來知道，彭德懷是乘敵軍下了馬，從深溝中牽着馬艱難地往源上走的時候，用伏兵突然壓下去，一下子就把敵軍壓垮了。”【《楊尚昆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151頁】

應該說，楊尚昆“腦補”的情節是不對的，戰鬥進行過程中間，主要是以大隊規模進行戰鬥的，不存在彭德懷那個級別上的“總指揮下令”的共同作戰情節。也沒有依據證實，彭德懷進入過直接戰鬥指揮的過程，代替縱隊下屬大隊級別（在哈達鋪整編中間團改編為大隊）指揮員下令的事實，這些都是可以通過戰鬥進程進行檢驗的。

據《吳旗縣誌》資料，切尾巴戰鬥進行了三天；第一天（10月19日）的戰鬥是三縱隊打的，性質是阻擊戰，“陳賡為團長的中央幹部團擔任狙擊敵騎追擊的任務。陳賡命肖應棠率三個班共48人埋伏在距鐵邊城約十華里的王畔子東西兩個山坡上待機殲敵。”第二天（20日）的戰果屬於一縱隊林彪部下，“白部憑藉人多勢眾，裝備精良，氣勢洶洶順頭道川奔馳而下。黃昏時，敵三師兩個騎兵團進入紅軍包圍圈，埋伏於楊城子山坡上的紅軍一縱四大隊（老田按：楊成武部）約600人趁敵不備，突然發起攻擊，經過兩個多小時的激戰，打死打傷敵軍400餘人，繳獲戰馬100餘匹。”第三天（21日）的戰鬥主力依然是林彪部一縱隊，“7時左右，一縱隊二大隊在二道川塔兒灣首先對敵三十五師騎兵團發起攻擊，敵軍大亂，敵團長馬培清隨即把兵力撤到二道川與頭道川的山梁上，窺視方向，準備逃跑。當逃竄未及10華里時，又遭到紅軍一縱主力的伏擊，敵警戒連瓦解。這時戰鬥全面打響，紅軍左右兩翼配合作戰，截住白鳳翔第六師的一個騎兵團，將其全部繳械，其餘被我擊潰。白率殘部調頭逃命，紅軍追擊50餘里。敵馬培清的騎兵團亦被紅軍在山梁上打得七零八落，即率殘部向元城子方向逃竄。在齊橋，又遭埋伏在三道川的一縱二大隊的伏擊，經過激戰殲敵50餘人，繳獲戰馬20餘匹。”“吳起鎮一役，共犧牲紅軍戰士200餘人，其中有一縱二大隊隊長李英華同志（老田按：團級幹部）。”【《吳旗縣誌》第688-690頁】.

《吳旗縣誌》三秦出版社1991年，P691

因為要論證毛澤東確實寫過這首詩，所以就需要首先認定彭德懷是戰場指揮員，在楊尚昆的不成功“腦補”之外，有些後來的研究者在“腦補”情節方面的演繹也不少，例如說彭德懷不僅個人親自指揮了這一仗，還如何親臨戰地考察地形等等：“毛澤東、彭德懷、周恩來、葉劍英等首長經過反覆研究和分析後，決定打退敵人的進攻，絕不能把敵人帶到根據地里，並由彭德懷親自指揮。”“彭德懷為了打好紅軍長征最後的這一場惡仗，親赴前沿察看地形，制定作戰方案。吳起鎮一帶的地理環境很有特點，村與村之間往往隔着一條條深幾十米、長几十里的大土溝。這些源上深溝，最適合打伏擊戰，彭德懷立即擺兵布陣，分派參戰部隊各就各位，準備迎敵。”“毛澤東深感彭德懷是一位撓勇過人、能征善戰、不可多得的戰將。於是，他乘興起筆，寫詩以抒胸臆。”【徐占權編著《解讀長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274頁】"

應該說徐占權的腦補情節，也是有悖於歷史事實的。首先，這一次戰鬥並非選擇地利進行出敵不意的伏擊戰，而是防守反擊性質——主導權是操在國民黨追兵手裡，戰鬥是斷斷續續地打了三天時間，決定性的戰果出現在第二天晚上和第三天（21日）上午；其次，掌握直接戰鬥節奏的，都是縱隊下屬的大隊指揮員，不存在縱隊之上層次的指揮干預；再其次，戰鬥進程是敵我雙方戰鬥隊伍即時互動的結果，而非事前的“排兵布陣”，這一點馬鴻賓部下營長說的很清楚，是因為他們逃得太快，所以紅軍才得以收縮兵力去包圍白鳳翔部。據馬鴻賓部騎兵營長卡得雲回憶，戰鬥前兩天戰果不大，決定性的戰果出現在第三天，是因為東北軍白鳳翔部輕敵冒進，才被紅軍抓住機會以重兵包圍，給予殲滅性打擊。【見附錄三】

綜合國共雙方親歷者的回憶材料，前出貼近戰場行使具體指揮權的，是一縱隊林彪、聶榮臻等人不是彭德懷，而在戰場上直接掌握戰鬥節奏的是縱隊下屬的大隊級別（團級幹部在指揮）。在指揮員的相對位置方面，彭德懷恰好是與毛澤東在一起，對21日相關戰鬥狀況兩人還曾經聯名致電林聶詢問。而毛澤東自己當時的位置也相當靠前，據毛澤東的警衛員陳昌奉回憶：“打騎兵的那天，我跟着毛主席站在一個手頭上。那裡的山峰象剃得光光的和尚頭一樣，幾乎沒有一棵樹木、一巴掌草地。戰鬥開始了，我們的機槍哇哇地響了起來，只見那許多失去了指揮、受驚的馬群，在山中亂跑亂竄，怪聲地嘶叫着。我們的火力很密集，就算是千里馬也逃不過那像雨一樣‘嗖’‘嗖’的子彈。”【陳昌奉《跟隨毛主席長征》作家出版社1961年，第81-82頁】 

因此，說彭德懷單獨指揮了吳起鎮“切尾巴”打騎兵的戰鬥，還因此受到毛澤東高度肯定，這是沒有史實依據的。戰鬥發生時，彭德懷是與毛澤東在一起，參加過抽象層次的指揮工作，他的指揮位置也與毛澤東一樣相對靠後，更貼近戰場指揮位置的是一縱隊林彪聶榮臻等人，而更具體戰鬥指令下達則是在縱隊之下的大隊一級完成的。綜合國共雙方親歷者的回憶，直接掌握這場戰鬥的戰場節奏的指令——例如開火，三天戰鬥中間都沒有出現過高於大隊級別的指令。

也就是說，無論從事前戰役決策決心下達，還是戰場指揮位置，抑或者直接戰鬥節奏掌握方面，彭德懷都不曾有過獨立的指揮地位。所以，毛澤東“不記得”寫過這首詩的回憶是準確的——他從未寫過這首詩，歷史上當然也從未存在過彭德懷獨立指揮“切尾巴戰鬥”的事實

四、個人英雄在共產黨高官那裡流行嗎：事後的“情理”檢驗

梁啓超極端菲薄古代史寫法，說無非說了點帝王將相的家事，一部二十四史無非“合無數墓志銘而成”。此種前現代時期的歷史寫法，其背後的解釋邏輯是把歷史或者政治事件說成是帝王將相的功業和意願，體現的是那群人的能力或者事業心。

此種被共產黨人稱為“唯心史觀”的寫史方法，強調個人英雄，把國家安全和戰爭成敗歸結為個人的能耐，這是一個普遍現象。反應在文學作品中間，諸如劉邦《大風歌》就說“安得猛士守四方”，後世的演義小說中間，動不動就說“超人型”猛將有“萬夫不當之勇”或“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若探囊取物”，這樣，就把將領的個人能力說成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因素。

應該說，與“唯心史觀”掛鈎的解釋邏輯，從未出現在毛澤東的軍旅詩詞中間，甚至此類認識也從未在共產黨將領中間流行過。各種演繹中間都說彭德懷要求把最後一句改為“唯我工農紅軍”（或“惟我英勇紅軍”），若真箇如此，顯然彭德懷本人也是不接受“個人英雄”意象的。

被構建出來的彭德懷這種認知狀況，倒不是假的，甚至還不是個別現象。紅軍長征之後，斯諾到達陝北訪問了很多紅軍將士，發現毛澤東和他所遇見過的其他共產黨將領一樣，往往只談委員會、組織、軍隊、決議案、戰鬥、戰術、“措施”等等，卻很少談到個人的經歷，都“顯然認為個人是無關緊要的”，思想意識裡面只剩下了“我們”沒有了“我”，個人僅僅在集體努力中間取得意義和價值，個人高度融入集體，這是共產黨和紅軍在挫折之後在無形實力方面取得的更大突破。正是基於這個方面認識的深刻把握，斯諾在所有西方觀察家之前看到共產黨人在有形實力劣勢之外的制勝優勢，預言了中國革命的最後勝利，這也使得他的書成為拉鐵摩爾所稱許的“西方國家介紹中國革命的三大經典”之一：

“有一段時間，我以為這種不願詳談私事，甚至不願詳談他的同志們的個人功績，也許是出于謙虛，或者是對我有所顧忌或懷疑，或者是因為知道其中許多人頭上懸有賞格的緣故。後來我才發現不是由於上述原因，而是因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實在不記得這些個人瑣事。當我開始收集傳記材料的時候，我屢次發現，一個共產黨人是能夠說出他的青少年時代所發生的一切的，但是一旦他成為紅軍的一員之後，他就把自己拋在一邊了；如果你不重複地問他，就不會再聽到關於他自己的事情，而只聽到關於紅軍、蘇維埃或黨的故事。他們能夠滔滔不絕地談每次戰鬥的日期和情況，以及千百個他們來往經過但別人從未聽說過的地名；但是這些事件對他們之所以有意義，似乎只是因為他們作為集體而不是作為個人在那裡創造了歷史，只是因為紅軍到過那裡，而在紅軍後面，存在着一種意識形態的整個有機力量，他們就是在為這種意識形態而戰鬥。這是一個有趣的發現，但卻使我的報道工作發生困難。”【（美）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出版社翻印1979年，第103－104頁】

所以，有時候雖然可以通過事後的“證人證言”去偽造事實提供偽證，但是邏輯和“情理”依然是無法偽造的，是可以在事後進行檢驗的。在這首詩中間，有兩個意象很強烈，一是作為個人英雄的彭大將軍，二是由個人英雄實現的“護我卻敵”目標，都可以在事後進行檢驗。

這個事後可以進行對照檢驗的“情理”，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詩中的個人英雄意象從未出現在毛澤東詩詞中間，也與斯諾訪問紅軍將領獲得的“個人高度融入集體”的普遍認知狀況有別。二是從具體戰場掌握看，依據《毛澤東軍事年譜》記載推斷，彭德懷和毛澤東在一起位置相對靠後，一縱隊林彪和聶榮臻位置前出在現場掌握，因此，如果真的需要作詩誇獎誰的話，顯然也應該是誇獎林彪而非彭大將軍。 

毛澤東始終認定“兵民是勝利之本”，人民才是力大無窮的上帝，他強調人民戰爭和人民英雄，從未突出過個人英雄。他抒寫戰爭的詩詞中間，經常出現的力量意象和勝負因素想象是“枯木朽株齊努力”“喚起工農千百萬”“十萬工農下吉安”等非個人形象。不僅如此，毛澤東對於古代那些著名的成功人士或者個人英雄，也沒有高看，連“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等著名人物，也不過“俱往矣”的過時人物了，還都比不上今朝風流人物——“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毛澤東的自高自大，其依據在於能否透過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去動員老百姓的真心支持，而如何沒有人民的真心支持，任何個人英雄都成不了事的，所以毛澤東才說“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擁護革命的群眾。”

毛澤東詩詞中間的人民力量意象與個人英雄對照

從績效檢驗看，毛澤東瞧不起古人的自高自大是有依據的，從陳勝吳廣的大澤鄉開始，歷代第一波起來反抗統治階級暴政的造反者，大都與舊統治階級拼成魚死網破的結局，只有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笑到了最後。如果從造反者對立面的力量看，歷代統治者都還只能夠在國內籌集鎮壓造反者的人力物力資源，但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則面臨着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從外部支持中國統治者的惡劣局面，但這依然未能阻擾中國革命的勝利。從技術裝備的差距看，在冷兵器時代，造反者和統治者的差距不過是“鋤耰棘矜”對“鈎戟長鎩”的差距，但這個差距到了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那裡，就被放大為“小米加步槍”和“飛機加坦克”的差距。從時間看，1927年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殘餘千餘人走上井岡山，到1949年進入北京城，時間只有22年。所以，毛澤東自認為找到了真正動員群眾支持的路徑，能夠壓倒一切敵人而不被敵人所壓倒，這不是誇誇其談，而是真的做到了“能前人之所未能”。

應該說，追求更多地發揮人民戰爭的威力，而不是追求成為個人英雄，曾經是共產黨高級將領的共識和普遍精神狀態。但這種精神狀況不是永久的，而是有其時效性，孟子說過“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等到毛澤東去世之後，生於憂患的時代就過去了，甚至還是過時了，看起來是到了“死於安樂”那個歷史門檻了。所以現在需要反過來，竭力認定和宣揚毛澤東曾經寫過極端拔高彭德懷的那首詩，目的顯然也是幫助完成那種歷史觀的顛覆：現在需要構建“唯心主義”的歷史觀和高度符合這個史觀需要的個人英雄了。為此宏大目標，才會有一大批官方和民間的積極分子，主動行動起來，去腦補各種情節，完成確證歷史上沒有存在過的詩篇。

一定程度上，歷史虛無主義的興起也是一個依據新的歷史觀重寫歷史的過程，由此共產黨歷史寫作，開始脫離現代社會的理性化要求，背棄曾經廣泛存在過的“個人高度融入集體”的精神狀態，轉入前現代流行的“唯心”“唯我”狀態，完成貶低人民力量同時抬高精英個人的政治任務，很多高官快速地從認同於人民和黨組織的精神狀態中間“掙脫出來”，為此，不僅需要大力構建個人英雄，連各色宮廷鬥爭的想象力也都被召喚出來參與重塑歷史。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附錄：相關文獻摘錄

附錄一：詩的有無問題

彭德懷去世之後才公開出版，且篇幅大大擴充到遠超“八萬言”的《彭德懷自述》中間，說有這首詩，“在紅軍到達陝北吳起鎮時，擊敗追敵騎兵後，承毛澤東同志給予誇獎:‘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標點是我加的)我把最後一句改為‘惟我英勇紅軍’，將原詩退還毛主席了。從這詩中也可以看出，不僅沒有什麼隔閡，還表現了相互信賴。”【《彭德懷自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214頁；該書初版由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我們剛到陝甘蘇區，敵人的騎兵也跟着追來了。毛主席召開了一個小會。他在會上說:我們這麼一大堆人跑來，如果不把跟來的敵人打退，讓他們也進人陝甘蘇區，使蘇區人民遭殃，我們就對不住蘇區的人民。所以，一定要下決心在這裡打一個勝仗，最少是把敵人打退，不讓他們跟着進蘇區。”“彭德懷同志在前面指揮作戰。戰鬥開始後，我們跟毛主席到附近山上去觀看作戰情況。到了山上只聽到稀稀拉拉有點槍聲，很快就停止了。當時大家很着急，不清楚是怎麼回事。沒有多久，傳令兵來報告說，已消滅敵軍一個騎兵營，主力正在追擊敵軍，可見作戰相當順利。後來知道，彭德懷是乘敵軍下了馬，從深溝中牽着馬艱難地往源上走的時候，用伏兵突然壓下去，一下子就把敵軍壓垮了。”“毛主席十分高興，寫下了那首很有名的六言詩，贈給彭德懷同志: 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前兩句是講戰場地貌和我軍的英勇氣概，後兩句是稱讚彭德懷。後來，彭德懷同志把最後一句改為‘唯我工農紅軍’。”【《楊尚昆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151頁】 

以上兩條算是證實詩句存在的新一輪“原生文獻”，而各種附和原始文獻的“次生文獻”略舉兩例如下：

10月21日指揮陝甘支隊於吳起鎮西南山擊退敵騎兵四個團追擊，繳獲一批槍支彈藥。
    △指揮陝甘支隊於吳起鎮西南山擊潰尾追敵騎兵二千餘人。戰鬥結束後，看到毛澤東的六言詩:“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惟我彭大將軍!”【《彭德懷年譜》第130頁】

10月19日到達陝甘蘇區的吳起鎮(今吳旗縣)。這時，東北軍何柱國騎兵第七師和馬鴻賓第三十五師各一部，尾追而來，毛澤東發出命令，要“砍掉尾巴，不能把敵人引到陝北蘇區”。彭德懷立即組織兵力阻擊，在陝甘交界地區殲敵一部，余敵潰退，砍掉了尾巴。毛澤東聽到勝利的消息，非常高興，寫詩一首，致電彭德懷，予以表彰。詩云:
                      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
                      誰敢橫刀立馬?惟我彭大將軍!
彭德懷接到電報看後說:“仗不是我一個人打的，勝利是大家取得的。”遂將詩的最後一句改為“唯我英勇紅軍”，退還毛澤東。【《甘肅省志·軍事志》第578頁】

附錄二：切尾巴戰鬥的指揮員問題

1935年10月20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一縱隊本日到吳起鎮及其前後十五里地區，明二十日以作戰姿態在此休息一天。二、三縱隊明日宜靠近吳起鎮在其以南二十里左右地區。‘吳起鎮已是蘇區邊境，此地以東即有紅色政權，保安城聞有紅色部隊，但吳起鎮、金湯鎮之間之金佛坪有地主武裝百餘守堡，擬派隊消滅之’。請於明日來吳起鎮商行動方針。另電再告彭：為便於與追敵作戰，二縱隊明日應移至吳起鎮西北地區之彭家台、朱家梁、郭家溝一帶宿營；三縱隊明日應移至吳起鎮東北地區之彭家溝門、走馬台、劉家坪一帶宿營。請你來吳起鎮。”“10月21日，和彭德懷致電林彪、聶榮臻：‘我們率二十三分隊到二道川口西端十里處之劉河灣，戰鬥情況如何望告，二十三分隊留吳起鎮。’同日再電林、聶：明二十二日在吳起鎮附近休息一天。一、二縱隊和支隊部各備足三天糧食。”【《毛澤東軍事年譜（1926-1958）》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4頁】 

毛澤東同志認為，讓敵人的騎兵一直跟進陝北，對我們很不利，總是被動。他給我們交代，要想辦法打它一下，要我到前面去看看情況再下決心。當天下午我們跑到前邊陣地上看了看，
看究竟打得贏打不贏。我心想，把敵人帶到陝北去也確實不好呀!傍晚回來，我向毛澤東同志作了匯報，我說，我們應該出擊。敵人騎兵也就是幾千人，別看他在馬上氣勢洶洶，真正打起來，他就不行了。他一定要下馬和我們作戰，還要招呼馬匹，戰鬥力就會下降。毛澤東同志同意第二天早晨出擊。十月二十一日，二縱隊在左翼，一縱隊在正面，向正迂迴吳旗鎮西北部的敵三十五師騎兵團的兩千多騎兵出擊，果然，我們出擊不久，敵人就垮了。隨後，我們在楊城子以西，在齊橋、李新莊間，分別阻擊敵三十二師和三十六師的兩個騎兵團，又將敵人擊潰。敵人騎兵這次垮了以後，一段時間再沒有敢來侵犯。我們將先後俘獲的敵人的馬術教宮、獸醫以及會釘馬掌修馬鞍具的工人都補充了我們的騎兵隊伍，我們的騎兵連就更充實了。【《聶榮臻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第二版，第292-293頁】

1O月20日同毛澤東、彭德懷、林彪等在吳起鎮研究敵情，商討打擊追敵的作戰部署。
    10月21日同林彪指揮第一縱隊在二道川之唐兒灣、劉家亭子一帶擊潰向吳起鎮迂迴前進之敵第三十五師騎兵團馬培青部。隨即率部在唐兒灣、於排坪、楊城子、瓦房灣、沙石河灣宿營。【周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1頁】

到吳起鎮的第二天，毛主席召集一、二縱隊的領導同志開會，部署了“切尾巴戰鬥”。他親自向我們交待了任務，要我們在山川間布置一個口袋陣，讓敵人鑽進口袋後殲滅之。陝北地處黃土高原，山梁起伏，大川溝壑縱橫，地形很有利於打伏擊戰。我們在吳起鎮以西敵人必經的一條大川中埋伏下，一縱隊在正西，我二縱隊在左翼。大家憋足了勁，準備狠狠打它一下。但這一仗收穫不算大，原因一是敵人發現了我們有埋伏，掉頭就跑;二來他們是騎兵，跑起來快的很，不容易追上。結果只消滅了大約一個團的兵力。【《肖勁光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第190頁】

據楊成武回憶：“經過甘南急行數百里的紅軍部隊，減員不少，給養困難，又初到天氣寒冷的西北地區，極需休整。但是為了保衛邊區人民的革命勝利果實，中央軍委決定，給敵人一次沉重的打擊。毛主席親自指揮了這一仗。”“這是十月的一天早晨，秋高氣爽，太陽還沒有升到頭頂，毛主席率領部隊進入吳起鎮一帶的山頭陣地。我們一縱隊四大隊擔負着遷回敵人左側的任務，一路上只見兄弟部隊也都進入各自的伏擊陣地。”【《楊成武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第303頁】

附錄三：切尾巴戰鬥經過

《吳旗縣誌》記載的戰鬥過程：

中央紅軍行進神速，於10月19日毛澤東隨一縱隊首先抵達陝北革命根據地吳起鎮，隨後彭德懷率二、三縱隊也進抵吳起鎮附近宿營。當天晚上，毛澤東主持召開了團以上幹部會議，研究對策。當時在一些幹部中，對打還是不打，意見並不一致有一部分人不主張打，認為紅軍長途行軍，大家都很疲勞，情況又不熟悉，沒有把握，等把敵人引進蘇區，了解情況後再打。毛澤東和許多同志則認為要打。毛澤東同志分析指出：我們疲勞，敵人也疲勞，吳起是山區，不利於騎兵作戰，況且我們已有打騎兵的經驗（主要指在甘肅靜寧界石堡消滅東北軍三個騎兵連的經驗）；另外，我們已經到了陝北革命根據地，有良好的群眾基礎。根據這些有利條件最後決定：不僅要在吳起打這一仗，而且一定要打好，決不能把敵人帶進蘇區來。 
    部隊根據中央軍委的部署，先後於10月19日晚、10月20日晨分別進入戰地布防。一縱隊駐防干吳起鎮及二道川塔兒灣以東，埋伏於三道川和二道川與頭道川之大峁梁上，在敵之左側，其中四大隊埋伏在頭道川的楊城子左右山坡上，準備截斷敵人的退路；二縱隊駐防於吳起鎮西北亂石頭川的梁台、郭溝門一線，埋伏於頭道川與亂石頭川之間的山梁上，在敵之右側；三縱隊駐防於吳起鎮東南寧塞川的宗圪堵至彭溝門一線，埋伏於洛河東側吳起鎮的燕窩梁上，在敵之正面。中央紅軍布下口袋戰術，嚴陣以待，隨時準備全殲來犯之敵。
    國民黨軍隊在何連灣集結後，於10月18日拂曉奉命追擊紅軍，以騎兵為主力先行，步兵隨後跟進。敵師長白鳳翔率六師三個騎兵團，敵副師長張誠德率三師兩個騎兵團（統歸白鳳翔指揮），敵三十五師馬培清騎兵團因地形熟悉，走在最前面。他們日夜兼程，死死咬住紅軍不放，如甩不掉的“尾巴”。10月19日晚上，馬培清騎兵團先行進抵鐵邊城附近宿營，距紅軍僅有十多里。
    為了使紅軍主力在吳起鎮集結，以陳賡為團長的中央幹部團擔任狙擊敵騎追擊的任務。陳賡命肖應棠率三個班共48人埋伏在距鐵邊城約十華里的王畔子東西兩個山坡上待機殲敵。
    10月19日太陽剛出時，駐在鐵邊城的馬培清騎兵團，派出一個排，順頭道川偵察前進，當敵人進入紅軍的射程時，肖應棠一聲令下，機槍、步槍一齊開火，敵騎措手不及，很快就被打散。隨即敵一個連的兵力，又向紅軍陣地撲來，傾刻之間，仍被打散。午後，敵三十五師騎兵團的一個營在飛機、迫擊炮和輕重機槍的掩護下，順着小溝、塄坎向紅軍陣地襲來。紅軍戰士以一當十，激戰兩小時，敵騎再次被紅軍擊退。紅軍幹部連以少數人牽制了敵軍的兵力，給紅軍主力爭取了時間，保證了在吳起鎮的集結。完成任務後，該連於晚間12時撤離了陣地。
    10月20日，敵三十五師騎兵團讓開中路，又順二道川與頭道川之間山梁偵察前進，從側翼夾攻。下午準備在二道川劉河灣一線宿營時，遭到紅軍一縱隊的伏擊，馬培清憑藉有利地形，重新將部隊扯在頭道川與二道川之山梁上，在一塊尚未收割的蕎麥地里修築工事，準備在此扼守。入夜，估計情況不會有變化，便留一部分人由一個連長帶領，在蕎麥地防守，其餘都撤到二道川塔兒灣附近休整。此日，白鳳翔率兩個騎兵師由正面推進。白部憑藉人多勢眾，裝備精良，氣勢洶洶順頭道川奔馳而下。黃昏時，敵三師兩個騎兵團進入紅軍包圍圈，埋伏於楊城子山坡上的紅軍一縱四大隊約600人趁敵不備，突然發起攻擊，經過兩個多小時的激戰，打死打傷敵軍400餘人，繳獲戰馬100餘匹。
    10月21日4時半，毛澤東同志登上洛河以西的平台山（今勝利山），來到設在一株杜梨樹下的指揮所，召開部分幹部會進行戰前動員，反覆強調打好這一仗的重大意義。會後給警衛員說：“現在休息休息，槍聲響得激烈時不要叫我，到打冷槍的時候再叫我。”
    7時左右，一縱隊二大隊在二道川塔兒灣首先對敵三十五師騎兵團發起攻擊，敵軍大亂，敵團長馬培清隨即把兵力撤到二道川與頭道川的山梁上，窺視方向，準備逃跑。當逃竄未及10華里時，又遭到紅軍一縱主力的伏擊，敵警戒連瓦解。這時戰鬥全面打響，紅軍左右兩翼配合作戰，截住白鳳翔第六師的一個騎兵團，將其全部繳械，其餘被我擊潰。白率殘部調頭逃命，紅軍追擊50餘里。敵馬培清的騎兵團亦被紅軍在山梁上打得七零八落，即率殘部向元城子方向逃竄。在齊橋，又遭埋伏在三道川的一縱二大隊的伏擊，經過激戰殲敵50餘人，繳獲戰馬20餘匹。
    從7時整個戰鬥打響，到9時多結束，全殲敵三師的兩個騎兵團，敵六師的一個騎兵團，擊潰敵六師的兩個騎兵團和敵三十五師馬培清騎兵團，總計打死打傷600餘人，俘虜1000餘人，繳獲戰馬1600餘匹，另外還有迫擊炮、重機槍數十門（挺）。毛澤東同志在視察陣地時風趣地說：“步兵追騎兵，這是個創舉啊！”至此，紅軍切斷了長征中一直甩不掉的“尾巴”，結束了長征中的最後一仗，實現了戰略大轉移。
    吳起鎮一役，共犧牲紅軍戰士200餘人，其中有一縱二大隊隊長李英華同志。這些戰士，一部分掩埋在今天的勝利山上，一部分掩埋在楊城子，一部分掩埋在劉坪。【《吳旗縣誌》三秦出版社1991年，第688-690頁】

國民黨西北“剿總”第四縱隊第三十五師（師長馬鴻賓）騎兵團第一營營長卡得雲回憶：“何連灣戰鬥後第三天，我們到達映北昊起縣境內。馬培清命我從頭道川前進(均在吳起縣西洛河上游)。我營進入頭道川口時，派出的20名騎兵被紅軍伏擊部隊擊潰，二人死亡，其餘飛馬跑回。我不敢繼續前進，把部隊撒到了二道川與頭道川之間的山梁上。我在梁上用望遠鏡睞望時，發現頭道川的山林中到處是紅軍的伏擊部隊。”“次日晨，我們幾個營，長向馬培清請示怎麼辦。馬說，人家要打(指白鳳翔，按，白是東北軍騎兵師主官)，我們也得打。遂命我營為騎兵團前衛，順着中間梁前進，第二營馬振川部和四營周滿祥部進入二道川。馬培清則率團直屬部隊同第三營馬文祥部在中間梁上指揮。約在上午8時，頭、二道川與中間梁上的部隊先後與紅軍接觸，紅軍邊打邊撤。這時，馬培清從中間梁米到二道川，命令我和第三營把馬留下，徒步前進，利用地形作戰。戰鬥緊一陣松一陣，斷斷續續；直到天黑，雙方均無大的傷亡，我們奉馬培清之命開始撤退。”第三天“上午8時左右，東北軍又與紅軍接觸，紅軍節節後退，東北軍步步前進。馬培清即命騎兵團以我營為前衛，順中間梁向前推進。不久，我營即與紅軍約二個連接觸，紅軍仍邊打邊撤，我們則推進了十幾華里。”“就在我們宿營的時候，紅軍趁天黑從遠距離迂迴，對我們實行大包圍，發動突然襲擊。在紅軍的強大火力下，馬部大亂，有的騎馬逃跑，有的因馬卸了鞍子，只有撒腿奔逃;卸了鞍子的馬，這時也被驚跑。好在馬向槍聲響處的反面跑來，大部分在以後仍收容回來。突圍之後，馬培清命令部隊分別占領了3個山頭。這時，紅軍將我們丟開，轉向頭道川，協同與東北軍郭師激戰的另一支紅軍作戰。雙方激戰約兩小時，郭師的兩個騎兵團全部被繳械俘虜。”“馬培清一看東北軍慘敗，立即率騎兵團向元城子方向撤退。第四營因部隊基本上跑散了，首先撤退，其餘按第二營、團部、第三營、第一營的順序沿中間梁撤退。但後退不到10華里，另一批紅軍又從三道川撲來，截斷了我們的退路，與周滿祥營接觸。槍聲一響，只見滿山遍野都是紅軍。此時，我們已成驚弓之鳥，拼命奔逃，馬培清的騎兵團已被打得七零八落，終於沖了出來。我營陣亡士兵7人，負傷13人，死馬十多匹，團部和第三營略有傷亡;第二、第四營損失很大。”“在我們衝出之後，截擊騎兵團的紅軍部隊又揮師頭道川，截住了東北軍白鳳翔的一個騎兵團，將其全部繳械，徹底解決。釜此，白鳳翔原屬3個團被殲滅了一個團，郭希鵬師原屬2個團全部被殲，白、郭率殘部向慶陽逃去，馬培清也率殘部向曲子鎮集結。第三十五師堵擊紅軍以失敗告終。”【卡得云：《古城子、何連灣、二道川戰鬥簡記》，載《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下冊），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75-78頁】 

附錄四：哈達鋪整編情況

黨中央根據俄界會議決定，對紅軍部隊進行了整編，紅軍第一、三軍和軍委直屬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抗日先遣支隊，又稱陝甘支隊，由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兼任政委，林彪任副司令員，葉劍英任參謀長，張雲逸任副參謀長，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楊尚昆任副主任，楊至誠任後方勤務部部長，羅瑞卿任政治保衛局局長。下轄3個縱隊:第一軍編為第一縱隊，縱隊長林彪兼，政委聶榮臻;第三軍編為第二縱隊，縱隊長彭德懷兼(後由彭雪楓接任)，政委李富春;軍委直屬隊、幹部團編為第三縱隊，葉劍英兼縱隊長，鄧發任政委。全支隊約7000人。【《甘肅省志·軍事志》第573頁】

軍改為縱隊，取消師團的建制，改稱大隊，大隊不設營，每個大隊編四個步兵連，一個重機槍連，每個步兵連三個步兵排，一個輕機槍排(三挺機槍)。改編後的縱隊序列為:
    第一軍改為第二縱隊，司令員林彪（兼），政委聶榮臻，參謀長左權。下轄五個大隊，
    第三軍改為第二縱隊，司令員彭雪楓，政委李富春，副司令員劉亞樓，參謀長肖勁光。下轄四個大隊。
中央軍委縱隊改為第三縱隊，司令員葉劍英，政委鄧發，參謀長張經武。【呂黎平：《紅軍總部的崢嶸歲月》上海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