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0月7日，陶其敏出生於江南名城蘇州市

1951年，陶其敏高中畢業，並如願考取了山東醫科大學（前身是新四軍創建的白求恩醫學院）。那幾年，作為風華正茂的妙齡女子，她沒有談戀愛，也沒有買過一件新衣服，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刻苦學習中。1956年畢業時，25歲的陶其敏被分配到北京人民醫院工作，一呆就是54年。

“中國造”的乙型肝炎診斷試劑盒

分配到北京人民醫院內科的陶其敏先做了兩年住院醫生，當時生化實驗室組建需要人手，內科主任發現了這個年輕醫生有很強的吃苦精神和創新能力，於是就將她抽調出來組建生化研究室，當時說只借調3個月，組建好生化研究室後就讓她回內科。儘管只是短期工作，陶其敏也決不懈怠或有絲毫馬虎，她從頭學習分析化學、實驗方法等全新的知識，熟悉並掌握檢測技術。7年後，32歲的陶其敏出任了檢驗科主任及生化研究室主任。

從內科醫生轉行做檢驗科醫生，在很多人眼裡並不是水平的提升，而是降低，但陶其敏並不計較。她侃談自己是個聽話的人，聽黨的話，聽領導的話，不管把自己放在哪裡，她都要努力爭取進步，把工作做到最好。這是一種追求完美的性格，一種愛崗敬業的職業精神，更是一顆普愛眾人的熾熱之心。正是這大愛之心，成為後來陶其敏陷入乙肝疫苗研製困境時支撐她堅持到底的來源。

如果說陶其敏是千里馬，那不能不說她的運氣好得驚人，兩個“伯樂”的先後出現，給她的事業提供了很大的幫助。談起這兩位“伯樂”給予她的賞識和提攜之恩時，陶其敏充滿感激。

米勒教授（左），西岡教授（右）和陶其敏一起做實驗

1972年，陶其敏遇到了第一個賞識她的“伯樂”——漢斯·米勒教授。原籍德國的米勒是與白求恩、馬海德同時期的國際主義白衣戰士，1971年擔任了北京醫學院副院長。1972年米勒隨日籍夫人到日本探親時考察了日本當時剛研製出的乙肝病毒檢測和診斷技術。回國後，米勒召集北京醫學院三個附屬醫院的人員開會，分配乙肝病毒的檢測任務。當時北醫三院、北大醫院和人民醫院都派人參加了這次會議，但只有陶其敏毫不猶豫地表示要接下研究乙肝病毒檢測和診斷的任務。米勒教授在這個年輕人身上看到了不懼怕被病毒感染的勇氣，他被深深地感動了，決心儘可能地提供支持和幫助，人民醫院也從此成為中國最早從事乙型肝炎研究和防治的基地。

1973年5月，日本東京都綜合研究所癌中心肝病專家西岡久壽彌教授受米勒教授邀請，帶着他最新研究成功的對乙型肝炎敏感的測定方法（免疫粘連血凝實驗法和間接血凝法測定表面抗原及表面抗體）來華，在北京人民醫院做了演示。西岡教授希望中國派代表參加當年10月在日本東京召開的西太平洋地區肝炎實驗室工作會議。當時，我國還沒有整套的乙型肝炎檢測試劑和診斷器材，陶其敏想到，要出席會議，就該拿出我國自己研製的試劑盒。這意味着只有5個月時間進行試劑研製工作，陶其敏帶領由上海等地幾家醫院的4個檢驗科專家組成的科研組，開始了爭分奪秒的科研攻關。

年輕時的陶其敏在做抽血實驗

可是，研製工作一開始就遇到了障礙。要研製試劑，首先要純化表面抗原，這需要無菌條件和先進儀器，當時的人民醫院尚不具備這些條件。那時國外雖有標準抗原和抗體問世，但價格昂貴，時間長了還會變質，而且常規使用量很大，只靠進口無法滿足需要。如果我國能自發研製，就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陶其敏毅然選擇了自發研製這條艱難之路。然而短短幾個月，不可能自行研發出超速離心機。研究工作被迫陷入了停頓。其他專家陸續離開了科研組，只剩下陶其敏還在冥思苦想，因為在她的字典里，沒有放棄二字。迎難而上、愈挫愈奮的性格，再一次幫助了她。

為了克服困難，陶其敏採用葡聚糖凝膠（一種分子篩）進行層析分離，沒有進口的葡聚糖，就用國產的同類產品代替，按常規層析出的產品達不到要求的標準，她就選擇多種標號的分子篩，用不同速度層析。經過4個月的苦戰，陶其敏終於摸索出了一套用國產分子篩層析表面抗原的規程，提純出了合格的表面抗原。用這種抗原對動物進行免疫試驗後，得到了相應的特異性抗體。陶其敏終於如願，趕在會議前研製出了“中國造”乙型肝炎診斷試劑盒。

陶其敏在日本學習時和友人聚會

1973年10月，陶其敏帶着試劑盒出席了大會，在參加會議的8個國家中，只有中國拿出了自己的診斷試劑盒。西岡教授對陶其敏研製出的試劑盒進行了鑑定，結果顯示，試劑性能穩定，檢測結果非常好。西岡教授不禁對陶其敏刮目相看，並在會上連聲稱讚。會議結束後，在我國大使館舉行的宴會上，西岡教授激動地發表講話，他說：“我們用3年搞出來的東西，你們在沒有設備的情況下，幾個月就搞出來了，真了不起！”他還感慨道：“很多國家都有我的學生，但這些學生回國後，只要一時不具備條件，就放手不幹了。陶大夫卻能根據中國的條件，對我的方法加以改進，並有所發展，很值得欽佩！”從日本歸來後，陶其敏和同事在全國各省、市舉辦了乙肝病毒血清學檢測培訓班，無私地將這項測定方法進行了推廣。

我國有了乙肝病毒檢測方法後，陶其敏和她的研究組立即開始在少量人群中進行乙肝病毒感染情況的調查。他們根據抽樣檢測結果，估算出我國澳抗陽性的人數占總人口的10%左右，即1.2億人，這個數字與當時全國的流行病學調查數據相吻合，占到全球澳抗陽性總人數的1/3。陶其敏意識到，中國預防乙肝感染形勢嚴峻，已成為人類阻擊乙肝的主戰場，必須加快研製出預防乙肝的疫苗。

拿自己身體做試驗

能不能像接種牛痘疫苗預防天花那樣，將乙肝疫苗注射到人體內使其產生抗體，從而起到防疫作用？1975年4月，正當陶其敏探究這一新課題之時，米勒教授告訴她，美國已採用乙肝病毒感染者的血液製作出血源乙肝疫苗，他鼓勵陶其敏研製中國的乙肝疫苗。外文雜誌刊載的報道很簡短，沒有資料可供借鑑。早已在日本掌握了高速離心技術的陶其敏馬上領悟到其中的原理：用區帶密度梯度離心提純血液中的乙肝病毒之後再滅活，就可以得到能使人產生抗體的血源疫苗。

然而，真正動手做起來卻不那麼簡單。當時人民醫院沒有任何相應的設備和條件，加上乙肝疫苗研製是全新的領域，與陶其敏從事的檢驗工作相距甚遠。不少人表示不贊成，說她竄了行，搞檢驗的做起了製備疫苗。對於這些質疑，陶其敏往往付之一笑。

要研製乙肝疫苗，就必須有重點地補充相關知識。陶其敏那時每天5點鐘即起，從紫竹院西邊的家出發，6點半到達醫院，埋頭學習，直到8點鐘上班，從分子生物學和免疫學等基礎醫學，到外語和遺傳工程學等，可謂“皓首窮經”。那段時間，她的腦子裡除了學習和研製工作，容不下其他，所有零星時間都被充分利用。一次,乘公共汽車外出，陶其敏正在思考某個研究難點，司機一個急剎車，她背部向後撞在椅背突出的鐵管上，結果四根肋骨被齊齊撞斷，醫院領導讓她在家多休養一段時間，但她放不下研製工作，不到一個月，就讓愛人天天用自行車把她推到汽車站，再乘公交車上班。

終於，1975年7月1日，陶其敏研製成功了我國第一代血源性“乙型肝炎疫苗”，命名為“7571疫苗”。

西岡教授（左四）訪問中國時在陶其敏（左五）家做客

疫苗雖然研製出來了，但必須通過敏感性和安全性試驗，才能真正推廣應用。通常先要進行動物實驗，但當時的中國沒有條件進行這樣的實驗。於是，凝聚着研究組幾個月心血、克服了重重困難研製出來的疫苗，被鎖進了冰箱。將近兩個月時間，陶其敏都在思考這個難題的解決方案。“做不了安全性試驗，疫苗就不能使用，而用大猩猩做試驗也不過是為了增加一項安全指標，試驗後，不是還要有人來做第一例人體試驗麼？”思考的結果讓她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在自己身上試！

1975年8月29日下午，陶其敏打開冰箱，取出了一支乙肝疫苗，自己打開了安瓿，把疫苗抽進注射器里，她避開了組內的同事，徑直向注射室走去。陶其敏對注射室值班護士說：“請幫我打一針！”當值班護士詢問她注射的藥物名稱時，陶其敏笑着說：“放心打吧，不會有問題的！”晚上8點多，陶其敏踏進家門，當時愛人正在河南災區參加醫療救災，兩個孩子已經做好了晚飯。她對兩個孩子說：“媽媽今天打了正在研究的肝炎疫苗試驗針，很可能得肝炎，為了不傳染給你們，你們要暫時離媽媽遠一些，並注意觀察媽媽的情況……”

2008年，陶其敏出席亞太地區肝病會議

第二天，陶其敏向醫院領導匯報了注射疫苗的情況，領導極為關心，要她馬上住院觀察。陶其敏卻說：“我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就一面工作一面觀察吧！”這件事匯報到市里後，當時主管科研的副市長白介夫親自打電話要求她住院，但陶其敏仍堅持工作。此後兩個月內，她每周抽血5毫升進行檢測，第三個月轉入定期檢查，始終沒有發現異常。通過檢查，發現陶其敏體內產生了抗體。她取得了第一手數據，證明了乙型肝炎疫苗的安全可靠。緊接着，人民醫院的許多領導幹部和同事，在陶其敏獻身精神的帶動下，紛紛要求在自己身上注射疫苗，做進一步的試驗觀察。更多的結果表明，健康人群注射了疫苗，大部分都會產生抗體。此後，陶其敏對疫苗的研製方法和工序又做了5次較大的優化改革，先後在北京、江蘇省啟東縣和廣西扶綏縣進行了小量人群預防注射觀察，結果顯示抗體陽轉率可達92.3%。1980年，在法國召開的第一屆乙肝疫苗國際會議上，陶其敏被特邀出席，並作了報告。

就這樣，中國的第一支乙肝疫苗在第一個研製它的人身上試驗成功。時至今日，對陶其敏的這一舉動仍有人持不同看法，很多人認為這是為科學獻身的精神，也有人認為這樣做是不科學的，不應拿人體直接做試驗。對此,陶其敏只是淡然一笑：“其實當時我並沒有很偉大的想法，只是想儘快得到結果，以推動疫苗應用。畢竟，遲一日研發成功，就多一些病人。當然最壞的結果是自己會感染乙肝病毒，但不打這一針也可能會感染呀！”

血源疫苗研究成功之後，像當初研製出乙肝診斷試劑一樣，陶其敏又把接力棒交給了生物製品的研究機構。

1995年，64歲的陶其敏捧起書本苦學，並通過嚴格的考試，爭取到了在人民醫院建立肝病治療的臨床藥理基地，國內幾乎所有的大藥廠都參與了進來。陶其敏說:“我一輩子就在做防治肝炎的事。防的問題解決了，治的問題還在做。對於已經感染乙肝病毒的8000萬人群來說，我們的目標首先是用藥物來降低和抑制其體內的病毒複製能力，這樣既減少了傳染源，又阻止了病毒繼續侵害肝臟從而導致肝硬化和肝癌。”1996年，陶其敏率領中國的研究人員參與了國際上治療肝硬化和預防肝癌的藥物拉米呋啶的臨床試驗工作，證明該藥對肝硬化的治療和逆轉有積極療效。陶其敏是中國內地這項研究工程唯一的牽頭人。

如今的陶其敏已經退休十幾年了，但是每到周一和周四，她仍穿上白大褂準時到北京人民醫院新院和老院出門診。在她的辦公室里，滿滿當當地放着幾個書櫃和一張書桌，分門別類地放置着各種文獻資料。79歲的陶其敏仍在密切關注着國內外有關乙肝和丙肝治療最前沿的信息。她說:“乙肝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我就會在第一線，除非是我干不動了。”

【人物小傳：陶其敏，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肝病研究所原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博士後流動站導師，長期從事病毒性肝炎研究。曾任衛生部醫學科學委員會病毒性肝炎委員會委員，衛生部藥品評審委員會委員，中華醫學檢驗雜誌主編和中華肝臟病雜誌、中華實驗和臨床病毒學雜誌、臨床肝膽病雜誌編委。先後承擔國家科技攻關項目(六五、七五、八五、九五)，並承擔了CMB(美國的中國醫學基金)的相關工作。1973年率先在國內純化了乙肝病毒核心抗原，1975年成功研製我國第一批乙肝血源疫苗，1982年率先建立了乙肝疫苗加HBIG免疫新生兒的方法。近年着重進行丙肝分子生物學、血清學診斷方法的建立與應用的研究。先後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一次、二等獎三次、三等獎一次及衛生部科技成果一等獎等獎項。】

【本文原標題《篤學敏行的中國肝病研究之母——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肝病研究所陶其敏教授》，察網www.cwzg.cn摘自《首都醫藥》2010.09（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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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說陶其敏不偉大， 但是小編動不動就名校， 大戶人家之類的獻媚嘴臉令人厭惡。 另外， 那個年代中國不只有一個陶其敏， 還有屠呦呦， 還有袁隆平，李承海， 相應的都是改變中國人命運的乙肝疫苗， 救命的青蒿素，造福的雜交水稻，解難的雜交玉米，世界級首創的人工合成胰島素。  他們都沒有股份，沒有分紅， 並且沒有集體配合他們也做不到。 雖然袁隆平對之父之詞受無愧，但是拒絕之母之父的屠呦呦喝陶其敏更顯的高大挺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