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中国，中学教师的地位比二十年前已大大提高了。可是在1978年，希望成为一个中学教师的年轻人并不多。尤其是我的家庭，父母亲均因中学教师之故在文革中惨遭迫害，更是将中学教师视为最后一个选择。1978年我有幸取得了上海市适龄考生理科总分第二名，暗自庆幸这下总不会当中学教师了。哪知道因为我父亲尚未平反昭雪，我的材料被松江县招生办公室扣压，差点什么学校都进不了。最后由于上海师院负责招生的老师，尤其是物理系吴祥兴老师的正义感和同情心，我进了上海师范学院物理系。

在我毕业那年，由于符跃天同学在前一年CUSPEA考试中的出色表现及师院老师的大力争取，物理系居然也有了CUSPEA名额。我参加了考试并取得了全国第25名的较好成绩。1983年11月，我前往Cincinnati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

在校期间，我成绩是全A ，这在中国留学生中已比比皆是，并无过人之处。较令人自豪的是我在博士资格考试中的优异表现。1984年春天，我象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一样，提前参加了博士资格考试。在美国考分是保密的，谁泄露出去你尽可告上法庭。可是有一位教授还真把我的成绩告诉了众人。他在课堂上告诉学生，有一位考生考了两门一百，一门九十多，一门八十多。事后听说，再往下就是二百分了，这名字当然就没入敢透露了。这位教授负责系里的研究生招生，他几天后来到我办公室，他说想不到上海师范学院有这么出色的学生。他让我转告师院老师，欢迎师院学生来这儿学习。1984年出国留学尚未蔚然成风，周围的中国留学生不是北大清华，就是复旦交大，大部分属于重点大学或中科院才有的那种出国进修项目。现在“艳盖群芳”的竟是名不见经传的上海师院，我确实有那么几分得意。人们问过我的“出身”后，有些人礼貌地表示知道这学校，再谈下去就露了马脚，他们说的是华东师大。我在1978年招生中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至今想起仍略有悲痛欲绝之感，但上海师院毕竟厚待了我，我用自己的表现替师院做了一次广告，心中甚感欣慰。

我四年半取得了博士学位，以后又做了两期博士后，前后一共发表了15篇论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集体振动模式(collective modes)和无规吸附(random sequential adsorption)。后者的中文译名是我自己给的。因为到1994年底为止，我还未听说国内有人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以后就没有再关心过。

集体振动模式是Pines 和Bohm于50年代提出的，但以后几十年中鲜有进展，主要困难在于这些模式之间并不独立，其内在数学关系又近乎深不可测。物理大师Landaw曾多次使用此工具，但根据我的博士后导师Percus的研究，大部分都用错了。80年代中期，贝尔试验室著名物理学家 Frank Stillinger 开始进行这方面的计算机模拟研究并在一维情况取得了重大进展。简单地说，当我们将足够数量的长波模式的振幅抑制为零，许多短波振幅会自动为零。他的小组试图从理论上加以证明，但没有成功。后来，他就请Percus帮助，Percus研究了一段时间后邀请我共同研究。约两个星期，我们取得了重大突破。再过几个星期，我们把一维情况全部解出。产生和消除某一频率的振动向来是工程师们的专利, 现在数学家可以通过纸上谈兵达到同样目的了.此论文发表后，我收到了许多索取复印件的信函，其中有一封来自美国陆军研究所主任。

无规吸附的研究至少从30年代就已开始。一维离散情况的严格解，也是这方面的第一个严格解，由高分子大师Flory 于1939年给出。此问题可用下例简单说明。四千米的马路可以单侧停车。假定每辆占地四米，其中包括倒车空间。如果停车位是划线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停满了就是一千辆。现在取消划线，乱停，在统计平均下，停满有多少车？由于这种系统是100%不可逆的，求解极为困难，50年过去，精确解如凤毛麟角，而且不成系统。我和Percus发展了一种类似Feymann 图展开的技术，使精确解成倍增加。原来好几页的论文，现在几行字即可得出相同结果。Percus对此工作曾作过如下描述：“在樊一中的工作之前，人们没有系统的方法，甚至相当怀疑是否存在一种系统的方法。”1992年，法国巴黎有一个这方面的国际工作会议，全世界共邀请了十位专家，Percus教授也出席了。那时
候，我们涉足此领域才一年左右。同年九月，极具权威的《近代物理评论》发表了一篇综述性论文，对我们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以后我离开了学术界，这两方面的研究都没继续下去。我曾把论文托人带回国内，想引起国内高手的注意以继续这方面的研究，但未能如愿。现在我在华尔街从事研究工作，直接运用物理专长的机会已经不太多了。但杀鸡用牛刀，从而展示物理学博士实力的机会还是经常碰到。和国内许多大学一样, 上海师范学院现在是上海师范大学了, 但是当人们问起我是中国什么学校出来的，我还是喜欢说，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学校 -- 上海师范学院。

附注: 我在高考中受到的极不公正的待遇,引起了苏步青教授的关注,他以此为例,在上海市第一届数理化竞赛筹备会(1979)上呼吁要进一步改进我们的高考招生工作.后来就再未听说过此类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