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人們對朱元璋殺功臣知識的褒貶不一，但土地兼併加劇了君王與豪強的矛盾卻是公認的史實。在私有制的經濟環境下，土地的兼併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而土地的自由買賣也受到當時法律框架的承認和保護。至於豪強的產生削弱了君權，也是不爭的事實。君王用暴力方式殺幾個豪強不但是一種治標不治本的措施，而且會帶來雙重的惡果，其一是不能從制度上解決衝突，也不能避免以後類似衝突的發生，其二是任意性暴力的運用無疑動搖了君王本人的地位，為後世留下一個濫權的先例。如何用解決這種豪強與君王之間的衝突，兩個歐洲大國，英吉利與法蘭西，採取了兩種完全不同的做法，卻也異曲同工地完成了國家政治的歷史性過渡。
在英吉利模式中，對君權的限製成為基本國策。1685年以後，國王就無權對臣民徵稅，任何稅賦的產生都必須由議會表決後才得以實施。而早期的議會實際上就是由各地豪強把持的。在君王與豪強的博弈中，豪強明顯地取得了優勢，但任何一個豪強都不可能取代英王的地位，只有他們聯合起來才能制約君權。因此國王雖然失去了干政的權力，卻也保住了自身的法律地位，成為一種國體的象徵。在這裡需要強調的是，儘管豪強在衝突中取勝，但他們並沒有陷入一場爭奪王位的混戰，而是理性地維持了君主體制，只是用立憲來限制君權，結果就是避免了戰亂和分裂，保證了社會的和平，並促使了工業革命的發生。
而法蘭西選擇了另一條途徑。由於路易十四的強勢，他的做法是以對貴族的稅務優惠來換取豪強們對參政的放棄。法國的傳統做法是集權於國王議事廳，在平民中選擇精英來擔任官僚用以制約地方豪強的勢力。雖然豪強被剝奪了參政的權力，但他們所享受的稅務優惠反而加強了他們的經濟特權，而新生的城市資產階級則要對君王負起納稅的義務。在這個體制下，君王處於四面受敵的境地，貴族豪強懷念他們喪失的參政權力，而資產階級則埋怨他們沉重的稅務負擔。十八世紀後葉，種種社會矛盾的激化終於形成了革命的動力，而君王卻成了歷史的絆腳石，共和就是一種無君立憲的體制。當然，法國革命的過程充滿了暴力，但即使社會經過了腥風血雨，國家的版圖也沒有分裂，社會的發展也沒有因此而停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何解決中央政府與地方豪強之間的衝突，英吉利與法蘭西的歷史實在值得中國人借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