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风亮节 诲人不倦：回忆与高式熊先生交往的点滴

祝君波，曾任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兼朵云轩总经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高式熊先生近年工作照

1978年是个百废待兴的年份，周志高先生等创办了中国第一本《书法》杂志。当时，日本已有200多种书法读物，我们才创办第一本，差距不小。所以，急需调入专业人员，将杂志质量提上去。被调入杂志社时，高式熊先生已58岁了，之前他曾在一家电影器材厂当工人。

高老当时主管杂志的篆刻版，引进他后，使杂志质量明显提高。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前几十年他的才能被耽误了，他想把失去的时光追回来。记得当时杂志举办全国书法大奖赛，每天来稿几百份，用黄鱼车从邮局拉回来。高老负责初选，拆信、登记，有很多初级的工作要做，但他并没有因此而看不上，总是不厌其烦，尽可能发现来稿中的优品，再推荐给评委。那时，全国写书法的人很多，但很少有类似的机会，大奖赛办得非常成功，沙里淘金，选出了一批优秀的深藏民间的书法家。其中，南汇的百岁老人苏局仙就是高老发现推荐上来的。

高老入社那年，我才20多岁，但我们后来成了忘年交，他退休后，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了下去。所以，我们之间有过很多次的深谈，令我刻骨铭心。

高老晚年风光无限，但很多人不知道他曲折的经历。公私合营以前，高老本来是在家里伺奉父亲、前清翰林高振霄先生，帮父亲打理方方面面的事，并未在社会供职。他的一个朋友当时正经营一家电影器械厂，生意很好，可能是厌倦了商场，于是，让高老到厂里代他做“老板”。由于情面难却，高老就去厂里上班了。不久，公私合营，高老就成了资方代理人。后来的结果可想而知，尤其到了“文革”时期，高老就被下放到翻砂车间做工人。沉重艰苦危险的翻砂活，他一声不吭地扛了下来，最可贵的是，他也融入了车间群体中，而且关系非常融洽。他告诉我，几次在厂里挨批斗，工人都向他通风报信，并在暗中保护他。这段漫长的曲折经历，使他对人生看得很平淡。他出身书香门第，结交上流，但又能融入群众，这是极为少见的。在单位，他走到哪里就把欢乐带到哪里，和人说说戏话。也许是长期在工厂劳动和刻版的缘故，他手劲很大，喜欢与人掰手腕，很多年轻人都败在这位六旬花甲的文人面前。每当这时，高老特别高兴。由于高老的随和，单位看门的、扫地的，都敢向他求墨宝，高老也是有求必应，让这些勤杂工也深感快乐。

高老的刻印和书法都属上乘，而且在上海属于人书俱老、德高望重的前辈，但他似乎没有润格，不少书家后来都标一万、二万一方尺，就是他似乎不爱惜自己的羽毛，随便写、到处写，不在乎每尺多少银子。很多书家怕自己的书法流出去多了不值钱，惜墨如金，很坚持价格原则，高老却很好商量，不论有钱没钱，不论地位尊贵低下，只要能给人们带来欢乐，他都愿意做、愿意写。这样，在上海、在长三角，他成了最忙最受欢迎的书家之一。很多人喜欢他的印章，他最多时一天刻了十多方，大多是免费的。对此，很多人表示不理解。记得他不止一次对我说：“我父亲本事比我大，但大部分时间是在民国度过的，不被重视。我退休以后，方方面面的人尊重我，向我求字、求印，我的福气超过了父亲，碰到这样的时代，我有什么理由不多写一些呢！”

记得有一年，高老随我带的朵云轩展团一起去东北办朵云轩书画展，在外半个月，高老也和我们一样坐20多个小时的火车去。为了与当地加强交流、联谊，到了长春和沈阳，他为当地领导、群众写了无数的书法，满足了他们的需要。这些作品没有报酬，但他毫不计较，令当地领导十分感动！

1988年，高式熊先生（左三）随上海书画团去长春交流时的合影

高老对社会极为慷慨，他无偿写字、刻印送人，无偿捐出鲁庵印泥，甚至直接给很多人以金钱救助，但他的生活很俭朴。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住在四明村旧居，在黑洞洞的小楼梯上攀爬，卧室、工作室、会客室都集中在一间房内，房间里堆满了书籍、宣纸，桌子堆满了印石、工具，常常放不了一杯茶。但他就是乐呵呵地生活在他父亲住过的老地方，直到爬不动楼梯了，才住到巨鹿路另一处逼仄的小平房里，但由于他达观的性格，使小房间整天充满了欢声笑语。以前读刘禹锡的《陋室铭》，当读到“何陋之有”这一句时，还不曾有什么感受；在看了高老的住房和生活后，这才有了真切的体会。不仅仅是住房，即使在衣食方面，他也极为简朴。

高老晚年没有什么头衔，出席社交活动有时被人疏漏。他告诉我，有一次去参加接待日本书法代表团的活动，外事部门的工作人员按头衔安排座席，把他晾在一边。高老也不生气，真正做到了“人不知，我不愠，不亦君子乎？”而日方代表团入场后，日方团长看到了高老，大感失敬，一定要让他坐上座，并且隆重地向日方团员介绍了高老，自始至终都是毕恭毕敬的。事后，外事部门一再向高老打招呼，高老也不责备人家。这样的事，不止一次，高老都能平心对待。真是高风亮节！

2018年的春天，高老荣获中国书法最高奖——兰亭书法终身成就奖。高老获奖的消息发布以后，网上一片点赞，毫无争议。我一直在问自己，这是为什么？高老的履历里没有当过全国书协的主席或副主席，甚至也没有当过上海书协的主席或副主席，凭什么获兰亭大奖。我认为，在于他的书艺和人品，在于他的实力和魅力。他不曾拥有过什么权力，但他用人格魅力营造了一种文化现象、文化氛围，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书法、热爱书法。他的存在扩大了书法的传播。他的影响力和作用超越了权力和机构，而弥漫在很多人的心里，成了一种无形的力量！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文化软实力！我理解文化软实力就是人格的力量、思想的力量和审美的力量，而不是别的。

我和高老自1978年相识于书画社、朵云轩整整40年了。我们共同走过了祖国改革开放的40年历程。记得有一次社里开笔会，刚来社的高老给宾客写书法。我当时还是一个年轻人，曾怯生生地问，“高老师能不能给我也写一幅”，记得他当场就给我写了一幅很大的篆书“谦受益，满招损”，让我十分感动，受益终身。后来，我当了单位的社长，每年去看他，并给他拜年，彼此之间很是亲密。最有意思的是，我从不抽烟，但每次他一定叫我抽他的烟，我们在一起抽着烟嘻嘻哈哈，也谈工作，也忆往事，也扯山海经，共同度过了无数愉快难忘的时光。我当社长只有三十几岁，在工作中也会碰到烦恼、碰到困难，但每次与他见面，我就被他乐观的人生态度所感染，精神也会为之一振。而高老对社里的工作、我分管的工作也很支持，每每有求必应，从不拒绝。2011年，政协文史委在台北举办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活动，为了在当地文化艺术界扩大影响，我代表政协去请高老和林老（林曦明先生）赴台北，高老当时已过九旬，听闻后二话不说就奔赴台北，与当地政界、商界和艺术界人士见面，并在当地的诚品书店当众写书法，加强了两岸文化交流，为上海争得了荣誉。

高老对年轻人的培养很重视，引导他们走传统的正路子。记得二十多年前，他到外地山区，有个自学成才的书家在当地已很有名了，用高老的话说“摆大王”了，很多招牌、景区对联都请他写。他拿着自己写的字来请教高老，高老一看，由于没有人指点，初学书法就剑走偏锋，一直到现在都是歪路子。高老分析给他听，他起先不服，对高老说，还有一件更好的作品刻在景区的碑石上了，硬是开车拉着高老去好远的路看。高老一看还是不行，便细细地分析给他听。这位“名家”大梦方醒，十几年的功白练，大冷的天急得满头大汗，扑通下跪要拜高老为师。高老看他心悦诚服了，就答应收他为学生并指导他从头开始练字，让他走上了正途。高老收了不少学生，教他们做人、学艺，却从不收他们的学费，真正做到了桃李无言，下自成蹊！

去年五一节前夕，高定珠大姐给我来电，说高老为我写了一些诗札，让我去取。近10年，我用一些明清旧笺，请一些名家写尺牍、诗抄，已集了20多人，也想请高老写一点准备出本书。这件事说了几年本以为老人忘了。结果高老在病中记起了这件事，为我写了六通之多，每张都是小行楷，在信笺上恭录了古诗词，端庄中不失飘逸，质朴中不乏娟秀。我看了心头一热，内心感动不已。这六通信札，不仅是书法墨宝，更是一段友情的见证。我的人生有幸结缘高老，真是福气！他教育和鼓舞我们从艺和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