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風亮節 誨人不倦：回憶與高式熊先生交往的點滴

祝君波，曾任上海書畫出版社社長兼朵雲軒總經理、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社長、上海市新聞出版局副局長

高式熊先生近年工作照

1978年是個百廢待興的年份，周志高先生等創辦了中國第一本《書法》雜誌。當時，日本已有200多種書法讀物，我們才創辦第一本，差距不小。所以，急需調入專業人員，將雜誌質量提上去。被調入雜誌社時，高式熊先生已58歲了，之前他曾在一家電影器材廠當工人。

高老當時主管雜誌的篆刻版，引進他後，使雜誌質量明顯提高。他是一個非常熱心的人，前幾十年他的才能被耽誤了，他想把失去的時光追回來。記得當時雜誌舉辦全國書法大獎賽，每天來稿幾百份，用黃魚車從郵局拉回來。高老負責初選，拆信、登記，有很多初級的工作要做，但他並沒有因此而看不上，總是不厭其煩，儘可能發現來稿中的優品，再推薦給評委。那時，全國寫書法的人很多，但很少有類似的機會，大獎賽辦得非常成功，沙裡淘金，選出了一批優秀的深藏民間的書法家。其中，南匯的百歲老人蘇局仙就是高老發現推薦上來的。

高老入社那年，我才20多歲，但我們後來成了忘年交，他退休後，我們的友誼一直保持了下去。所以，我們之間有過很多次的深談，令我刻骨銘心。

高老晚年風光無限，但很多人不知道他曲折的經歷。公私合營以前，高老本來是在家裡伺奉父親、前清翰林高振霄先生，幫父親打理方方面面的事，並未在社會供職。他的一個朋友當時正經營一家電影器械廠，生意很好，可能是厭倦了商場，於是，讓高老到廠里代他做“老闆”。由於情面難卻，高老就去廠里上班了。不久，公私合營，高老就成了資方代理人。後來的結果可想而知，尤其到了“文革”時期，高老就被下放到翻砂車間做工人。沉重艱苦危險的翻砂活，他一聲不吭地扛了下來，最可貴的是，他也融入了車間群體中，而且關係非常融洽。他告訴我，幾次在廠里挨批鬥，工人都向他通風報信，並在暗中保護他。這段漫長的曲折經歷，使他對人生看得很平淡。他出身書香門第，結交上流，但又能融入群眾，這是極為少見的。在單位，他走到哪裡就把歡樂帶到哪裡，和人說說戲話。也許是長期在工廠勞動和刻版的緣故，他手勁很大，喜歡與人掰手腕，很多年輕人都敗在這位六旬花甲的文人面前。每當這時，高老特別高興。由於高老的隨和，單位看門的、掃地的，都敢向他求墨寶，高老也是有求必應，讓這些勤雜工也深感快樂。

高老的刻印和書法都屬上乘，而且在上海屬於人書俱老、德高望重的前輩，但他似乎沒有潤格，不少書家後來都標一萬、二萬一方尺，就是他似乎不愛惜自己的羽毛，隨便寫、到處寫，不在乎每尺多少銀子。很多書家怕自己的書法流出去多了不值錢，惜墨如金，很堅持價格原則，高老卻很好商量，不論有錢沒錢，不論地位尊貴低下，只要能給人們帶來歡樂，他都願意做、願意寫。這樣，在上海、在長三角，他成了最忙最受歡迎的書家之一。很多人喜歡他的印章，他最多時一天刻了十多方，大多是免費的。對此，很多人表示不理解。記得他不止一次對我說：“我父親本事比我大，但大部分時間是在民國度過的，不被重視。我退休以後，方方面面的人尊重我，向我求字、求印，我的福氣超過了父親，碰到這樣的時代，我有什麼理由不多寫一些呢！”

記得有一年，高老隨我帶的朵雲軒展團一起去東北辦朵雲軒書畫展，在外半個月，高老也和我們一樣坐20多個小時的火車去。為了與當地加強交流、聯誼，到了長春和瀋陽，他為當地領導、群眾寫了無數的書法，滿足了他們的需要。這些作品沒有報酬，但他毫不計較，令當地領導十分感動！

1988年，高式熊先生（左三）隨上海書畫團去長春交流時的合影

高老對社會極為慷慨，他無償寫字、刻印送人，無償捐出魯庵印泥，甚至直接給很多人以金錢救助，但他的生活很儉樸。有很長一段時間他都住在四明村舊居，在黑洞洞的小樓梯上攀爬，臥室、工作室、會客室都集中在一間房內，房間裡堆滿了書籍、宣紙，桌子堆滿了印石、工具，常常放不了一杯茶。但他就是樂呵呵地生活在他父親住過的老地方，直到爬不動樓梯了，才住到巨鹿路另一處逼仄的小平房裡，但由於他達觀的性格，使小房間整天充滿了歡聲笑語。以前讀劉禹錫的《陋室銘》，當讀到“何陋之有”這一句時，還不曾有什麼感受；在看了高老的住房和生活後，這才有了真切的體會。不僅僅是住房，即使在衣食方面，他也極為簡樸。

高老晚年沒有什麼頭銜，出席社交活動有時被人疏漏。他告訴我，有一次去參加接待日本書法代表團的活動，外事部門的工作人員按頭銜安排座席，把他晾在一邊。高老也不生氣，真正做到了“人不知，我不慍，不亦君子乎？”而日方代表團入場後，日方團長看到了高老，大感失敬，一定要讓他坐上座，並且隆重地向日方團員介紹了高老，自始至終都是畢恭畢敬的。事後，外事部門一再向高老打招呼，高老也不責備人家。這樣的事，不止一次，高老都能平心對待。真是高風亮節！

2018年的春天，高老榮獲中國書法最高獎——蘭亭書法終身成就獎。高老獲獎的消息發布以後，網上一片點讚，毫無爭議。我一直在問自己，這是為什麼？高老的履歷里沒有當過全國書協的主席或副主席，甚至也沒有當過上海書協的主席或副主席，憑什麼獲蘭亭大獎。我認為，在於他的書藝和人品，在於他的實力和魅力。他不曾擁有過什麼權力，但他用人格魅力營造了一種文化現象、文化氛圍，讓越來越多的人喜歡書法、熱愛書法。他的存在擴大了書法的傳播。他的影響力和作用超越了權力和機構，而瀰漫在很多人的心裡，成了一種無形的力量！這也就是我們一直在說的文化軟實力！我理解文化軟實力就是人格的力量、思想的力量和審美的力量，而不是別的。

我和高老自1978年相識於書畫社、朵雲軒整整40年了。我們共同走過了祖國改革開放的40年曆程。記得有一次社裡開筆會，剛來社的高老給賓客寫書法。我當時還是一個年輕人，曾怯生生地問，“高老師能不能給我也寫一幅”，記得他當場就給我寫了一幅很大的篆書“謙受益，滿招損”，讓我十分感動，受益終身。後來，我當了單位的社長，每年去看他，並給他拜年，彼此之間很是親密。最有意思的是，我從不抽煙，但每次他一定叫我抽他的煙，我們在一起抽着煙嘻嘻哈哈，也談工作，也憶往事，也扯山海經，共同度過了無數愉快難忘的時光。我當社長只有三十幾歲，在工作中也會碰到煩惱、碰到困難，但每次與他見面，我就被他樂觀的人生態度所感染，精神也會為之一振。而高老對社裡的工作、我分管的工作也很支持，每每有求必應，從不拒絕。2011年，政協文史委在台北舉辦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活動，為了在當地文化藝術界擴大影響，我代表政協去請高老和林老（林曦明先生）赴台北，高老當時已過九旬，聽聞後二話不說就奔赴台北，與當地政界、商界和藝術界人士見面，並在當地的誠品書店當眾寫書法，加強了兩岸文化交流，為上海爭得了榮譽。

高老對年輕人的培養很重視，引導他們走傳統的正路子。記得二十多年前，他到外地山區，有個自學成才的書家在當地已很有名了，用高老的話說“擺大王”了，很多招牌、景區對聯都請他寫。他拿着自己寫的字來請教高老，高老一看，由於沒有人指點，初學書法就劍走偏鋒，一直到現在都是歪路子。高老分析給他聽，他起先不服，對高老說，還有一件更好的作品刻在景區的碑石上了，硬是開車拉着高老去好遠的路看。高老一看還是不行，便細細地分析給他聽。這位“名家”大夢方醒，十幾年的功白練，大冷的天急得滿頭大汗，撲通下跪要拜高老為師。高老看他心悅誠服了，就答應收他為學生並指導他從頭開始練字，讓他走上了正途。高老收了不少學生，教他們做人、學藝，卻從不收他們的學費，真正做到了桃李無言，下自成蹊！

去年五一節前夕，高定珠大姐給我來電，說高老為我寫了一些詩札，讓我去取。近10年，我用一些明清舊箋，請一些名家寫尺牘、詩抄，已集了20多人，也想請高老寫一點準備出本書。這件事說了幾年本以為老人忘了。結果高老在病中記起了這件事，為我寫了六通之多，每張都是小行楷，在信箋上恭錄了古詩詞，端莊中不失飄逸，質樸中不乏娟秀。我看了心頭一熱，內心感動不已。這六通信札，不僅是書法墨寶，更是一段友情的見證。我的人生有幸結緣高老，真是福氣！他教育和鼓舞我們從藝和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