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50年後，他仍在等待父親死亡的真相

儲百亮

陳書祥的父親50年前被打死了，至今他仍想知道父親血跡斑斑的屍體哪裡去了。他保留着一張邊緣已經磨損的紙條，這張當年的紙條讓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亂之中，找到了那些打死他父親的狂熱學生，給了他們錢，讓他們把父親的遺體送去火化。

他從未找到父親的遺體。從那時起，他一直希望能有答案，等待着曾經打死自己父親的學生站出來。他們變老了，對當初很懊悔，並表示他們感到歉疚。但沒有人出現。

陳書祥手捧祖父的照片及他曾在一所大學工作過的證明文件。他將此視若珍寶，因為他在文革中遇害的父親沒有留下一張照片。

記載了陳父死於紅衛兵手中的兩份文件。

陳書祥仍在等待着對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遺留問題的一個坦誠評判，中國也在等待着。

“我父親臨死的時候，連一口水都不讓他喝了，”現年72歲的陳書祥說。他是一名退休教師，住在北京的西北部，走幾分鐘就能到他父親當年住過的地方。“這個事情我現在都不願意去想，但同時還想聽聽干的這個事那些人是有什麼說的。”

“他們為什麼選中了他？他的骨灰到哪裡去了？”

半個世紀前，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他想動員廣大群眾用轟轟烈烈的運動來清除中國的意識形態敵人，許多經歷了那個時代的人認為，文革遺留下來的問題仍在困擾着自己的國家。

從1966年5月16日文革正式開始，直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文革逐漸收尾，在那段時間裡，也許有上百萬人非正常死亡，上千萬人遭受迫害，經濟停滯不前，還有上千個歷史和文化古蹟被毀壞。

共產黨在1981年譴責了那場運動，稱其使中華人民共和國自1949年建國以來遭到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

但是，中國一直沒能正視那個時代。共產黨近來也更加強烈地反對徹底評估毛澤東，不願觸及有關毛澤東和共產黨的無節制權力這一敏感問題，也不願重溫那個時代的有爭議的記憶。當年的肇事者往往自己成了受害人。

記憶的壓制阻止了對那段歷史的公開討論，更不用說判斷法律上的罪責由誰承擔了。許多經受了文革折磨的人認為，公開的討論會幫助這個國家向前邁進。

中國的歷史學家往往不能發表有關文革的研究。教科書把那段歷史一帶而過。很多年輕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學校曾經是被稱為紅衛兵的學生武裝分子的戰場。今年，政府還未舉行過任何有關文革周年的紀念活動，並阻止公開的哀悼。

“共產黨是執政黨，而對它來說這個是一個污點，”當年在打死陳書祥父親的學校里讀書的陳兵說。“宣傳太多的話，那就等於給自己抹黑。”

許多倖存者、以前的紅衛兵，以及歷史學家表示，官方的沉默使人們對毛澤東時代產生了一種危險的懷舊感。

他們不認為有文革全面重演的風險。國家主席習近平沒有毛澤東那種喜歡動亂的胃口，中國社會現在也遠不像那時那麼死板和與世隔絕。不過，許多人表示，他們擔心那些嚴酷的政治手段、對意識形態的狂熱追求以及專制主義的論調會捲土重來，而正是它們當初助長了紅衛兵的胡作非為。紅衛兵是聽毛澤東指揮的、由青少年組成的突擊隊。

他們的擔憂在習近平的領導下有所增長。文革期間，習近平的家庭也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他的父親遭到了毛澤東的清洗，並受到了紅衛兵的迫害。他的姐姐被認為是因為遭受紅衛兵的迫害而自殺的，習近平本人在北京陷入衝突的年月里曾在城裡四處遊蕩。

但是，歷史學家對他的一個轉折仍非常不解，習近平作為成熟的政治人士一直公開崇拜毛澤東。自從習近平2012年掌權以來，他打擊異議、把大權集中到自己手裡的做法，讓批評者看到了毛澤東的痕跡。

前紅衛兵卜偉華曾在陳書祥讀過書、後來當過教師的高中就讀。卜偉華現在是研究那段歷史的中國最受尊敬的歷史學家之一，他說，“如果文革的陰魂不散、並得以生長的話，我們將滑向另一場文革，更多文革言論、文革手法和信條的殘渣將會浮起。”

對很多人來說，最近由共產黨支持的聲討一名批評習近平的退休房地產開發商的行為，就讓人聯想到文革式的清洗。也有人覺得，近期在人民大會堂上演的讚美毛澤東的演出透露出一種令人不安的跡象。

“沒有經歷文革的人只知道文革中大批官員受到迫害，不知道受害的普通群眾是受害官員的十倍、百倍，”中國歷史學者楊繼繩最近在北京發表演講時表示。因對毛澤東時代進行批判性研究，他逐漸面臨來自中國官方的壓力。“令人遺憾的是，現在有的人卻極力掩蓋歷史上的錯誤。”

楊繼繩認為，文革是毛澤東為剷除內部的敵人而開展的運動。按照毛澤東的說法，這些人遭到了資本主義和蘇聯“修正主義”妥協的誘惑。學生當中形成了紅衛兵組織，執行毛澤東的意願，毛則給予他們許可。後來，混亂狀況升級，尤其是在學校里，學生們開始大肆聲討教師和職工。

退休之前，陳書祥是頗具盛名的清華附中的一名老師。該校為紅衛兵組織的最初發源地。即便當時學生針對教師的行動已經從口誅筆伐轉向身體上的羞辱——給他們戴上高帽子，拉上街遊行——乃至進行毆打，陳書祥依然覺得他家是安全的。

他的父親為實打實的工人階級出身，是一個幾乎沒受過什麼教育的鍋爐工，他的祖父以前也做這種卑微的工作。他母親幫人洗衣服賺些外快。陳書祥是家裡七個孩子中的老大，為了幫助養活弟弟妹妹，他放棄了上大學的希望。他在自己以前上學的這所中學找了一份教職。

然而，陳書祥回憶，1966年8月27日傍晚，當他轉過拐角，快到家門口的時候，隱約看到附近有十多個穿着綠軍裝戴着紅袖章的年輕人——那是紅衛兵青睞的裝束。一位鄰居看到了他，朝他擺手，讓他躲開。

當天晚上，他悄悄回到家裡，看到屋子裡一片凌亂。弟弟妹妹大哭着，母親原先準備做晚飯的餃子被砸到牆上、扔到地上，他的父母人不見了。

第二天上午，母親劉萬才腳步蹣跚地回到家裡，幾乎講不出話來，她的臉上血跡斑斑，衣服也被撕爛了。

“我爸呢？”陳書祥在一本個人出版的回憶錄中寫到，自己當時發問。

“被他們打死了，”母親說。“這是真的，就死在了我的身邊。”

母親劉萬才告訴他，自己和丈夫是被紅衛兵帶走的，而他的父親被指控為“階級敵人”。陳書祥父親家裡曾擁有20多畝地，足以令他父親被打上“地主”的標籤，這類人是革命分子深惡痛絕的對象。

據陳書祥後來講述，這幫年少的暴徒將這對夫婦扔進一輛卡車的車斗里，把他們帶到一所學校，拿軍用皮帶抽打他們——這是紅衛兵最喜歡使用的懲罰工具——其他工具還包括擰成鞭子的跳繩和帶釘子的鞋。之後，他們又把這對夫婦拉到另一所學校，繼續毆打，包括用鋼筋抽打。

他的父親，37歲的陳彥榮堅持認為自己不該被認定為地主，因為家裡早就放棄了那份地產。但是在那個時候，“你否認得越厲害，就被打得越狠，”陳書祥說。

倒在血泊之中的陳彥榮曾請求給他點水喝，但學生們不同意。沒過多久，他就停止了呼吸。

“在抓人的問題上，存在一定的隨機性，”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教授楊國斌說。他剛剛出版了一本新的論著《紅衛兵一代和中國的政治激進主義》(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China)。“最重要的實際上是，證明我們——組織——是真正的革命者。”

後來的官方統計顯示，共有1772人在1966年8月和9月席捲北京各地的這場騷亂中喪生。算上自殺和被驅逐出京之後遇害的人，實際數目很可能比這個更多。

據陳書祥母親講述和其他一些官方資料後來記錄，將陳書祥父母帶走的紅衛兵來自北京的一所頂尖學校——北大附中。

他們屬於最早出現的一批紅衛兵，多是黨政官員的子女。後來，毛澤東將矛頭指向黨內權貴，第一批紅衛兵失寵，讓位給新的“造反派”紅衛兵。之後這些造反派與其他紅衛兵派系有過血腥的武鬥。

父親被帶走的第二天，陳書祥找到清華附中的紅衛兵，請他們開了一份證明，以便他去北大附中交火葬費。但在學校門口，他聽人說那裡昨晚有人遭到了毒打，兩具屍體已經被拉走了。

感到害怕的陳書祥沒有進學校，也沒見到父親的遺體。他把那份證明藏在一個相框的背面，保存至今。

他的母親在2011年離世，生前未獲機會指認當日毆打她的人。家裡在母親的墓地旁給父親預留了位置。如果還能找到父親的屍骨，就將他與母親合葬。

毛澤東於1976年去世。後來，陳書祥一家領到2500元的經濟賠償。現在看沒多少錢，不過以當時的物價論，是筆不小的數目。北大附中也給他們發了一份證明，承認該校自稱為“紅旗戰鬥小組”的紅衛兵組織打死了他的父親。

但陳書祥說，從來沒有哪個人站出來為父親的死承擔責任。

曾擔任“紅旗戰鬥小組”領頭人的彭小蒙如今年近七旬，在北京一家經濟政策類雜誌做編輯，用的是另外一個名字。記者打電話聯繫到她，問起50年前的這些事時，她似乎嚇了一跳。不過，她表示自己記不得有這樣的事。

“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紅旗，”她回答。“我不想多說。”

陳書祥則堅持母親的說法，這個版本也得到了一些官方文件的證實。

“現在，我告訴你，他們這幫人都是這樣，都是推來推去，”他聲音有些哽咽地表示，“說‘我不在校，我不在會場，我不知道。’”

“他們這些人都是50年以後一點認識都沒有。”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