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租食利資本主義”破壞民主制度

馬丁·沃爾夫               

　　【英國《金融時報》網站9月18日文章】題：為何被操縱的資本主義正在破壞自由民主(作者馬丁·沃爾夫)過去40年，尤其在美國這個全球最重要的國家，我們看到了一個危險的鐵三角：生產率增長放緩、貧富不均加劇及金融大震盪不斷。

　　很大程度上，原因在於“收租食利資本主義”的興起。這裡的“租值”是指扣除產生所需要的商品、服務、土地或勞動力供應的成本之外得到的回報。“收租食利資本主義”指在這種經濟中，市場和政治權力允許享有特權的個人和企業從所有其他人身上榨取大量租值。

　　貧富不均加劇原因非在貿易

　　但這並不能解釋所有的失望。正如美國西北大學社會科學教授羅伯特·戈登所言，基礎性創新在20世紀中葉之後放緩了。技術還造成了對大學畢業生的更大依賴，推高了他們的相對工資，這是貧富不均加劇的原因之一。

　　現在每個西方高收入國家與新興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都超過40年前。然而，貧富不均加劇的程度卻有着顯著差異。其結果取決於市場經濟制度的表現以及國內政策的選擇。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埃爾哈南·埃爾普曼就這一課題的大量文獻寫過一篇綜述，結論是“以對外貿易和外包為形式的全球化，並不是貧富不均加劇的主要因素。對世界各地不同情況的多項研究都得出了這一結論”。

　　大量製造業的地點轉移(主要移向中國)可能略微減少了高收入經濟體境內的投資。但這種影響不足以使生產率增長顯著降低。相反，全球勞動分工的轉移，使得高收入經濟體專注於技術密集型行業，這些行業實現生產率快速增長的潛力更大。

　　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是一個天真的重商主義者，認定是雙邊貿易失衡造成了就業崗位流失。這位美國總統堅稱，這些赤字反映出貿易協議的糟糕。確實，美國存在總體貿易逆差，而歐盟存在順差。但是它們的貿易政策非常相似。貿易政策無法解釋雙邊貿易平衡情況。

　　金融腫瘤擴散壟斷壓制競爭

　　聚焦貿易和移民造成的損害可以獲得政治上的回報，但這樣做是錯誤的。比之更有裨益的做法是審視當代收租食利資本主義本身。

　　金融在多個方面扮演着關鍵角色。自由化的金融往往會像惡性腫瘤一樣轉移擴散。因此，金融業製造信貸和資金的能力為其自身的活動、收入以及(往往虛幻的)利潤提供了資金來源。

　　1980年以來金融活動的爆炸性增長沒有提高生產率增速。如果要有什麼影響的話，它還降低了生產率增速，尤其是自此次危機以來。公司管理層薪酬的驟增也是如此，這是另一種榨取租值的形式。正如高薪研究中心創始人德博拉·哈格里夫斯所指出的那樣，在英國，首席執行官的平均薪資與普通員工的平均薪資之比從1998年的48：1升至2016年的129：1。在美國，這個比率從1980年的42：1升至2017年的347：1。

　　一個可能依然更根本的問題是競爭的削弱。有證據顯示，與三四十年前相比，美國市場集中度上升，進入市場的新公司比例降低，同時年輕公司在經濟中所占的比重下降。經合組織和牛津大學馬丁學院的研究也指出，領先企業與其他企業在生產率和利潤率方面的差距在拉大。這表明競爭變弱和壟斷租值上升。

　　公司避稅嚴重民粹主義興起

　　尋租的再—個可恥之處是避稅現象嚴重。公司(以及股東)受益於世界上最強大的自由民主國家提供的公共品——安全、法律制度、基礎設施、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和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然而，這些公司也很容易利用稅收漏洞，特別是那些生產或創新地點難以確定的公司。

　　在這些情況下，租值不僅僅被利用。公司通過遊說支持扭曲的和不公平的稅收漏同，反對針對合併、反壟斷活動、金融不端行為以及環境和勞動力市場進行必要的監管，租值也在被製造出來。公司遊說壓倒了普通公民的利益。

　　特別是，隨着一些西方經濟體在收入分配方面變得更加拉美化，它們的政治也變得更加拉美化。一些新的民粹主義者正在考慮在競爭、監管和稅收政策方面做出激進卻必要的改變。但是其他的民粹主義者依靠仇外“狗哨”，同時繼續推動一種被操縱以有利於少數精英人士的資本主義。這些活動很可能最終導致自由民主制度本身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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