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貧窮，他們選擇了妥協

　　可是在大學裡發生的理想錯位的悲劇，有的並不是學校造成的，也不是父母造成的，
而是學生自己一手造成的。他們，或是因為信息閉塞、或是因為盲目輕率、或是因為幼稚無知而填錯了志願，也有的人卻是為了能上大學或出於經濟考慮而不得不作出妥協。

　　那天，在午後的酒吧，在聽着王姍的傾訴時，一張清瘦蒼白的臉從記憶的深處，清晰地浮現出來。

　　那是1997年初，報社派我采寫一組有關貧困大學生的報道。當我走近這個特殊的群體時，我發現，這些貧困生有80%來自農村。我還發現，他們所選擇的專業大都是學費較低的、不太好的專業。

　　採訪中，我認識了一位來自山區、名叫林永強的年輕人。我是在學校學生處提供的採訪名單上看到"林永強"這個名字的。據他們介紹，林永強是個孤兒，屬特困生，學費和生活費的來源主要靠他自己做家教、打零工，可是他學業成績優秀，連續兩個學期被評為校級三好學生。

　　一個星期天的傍晚，我估計林永強外出做家教該回學校了，便去學校找他。面前的林永強，中等個兒，戴着一副近視眼鏡，臉色有點蒼白，可談吐中卻透露出一種他這個年齡少有的成熟和沉穩。

　　林永強出身在一個偏僻的小山村，他本有一個姐姐和一個弟弟，姐姐12歲那年患病死了，聽說得的是肺炎。林永強上高一那年，一輛裝載重物的貨車，將一輛裝滿了人的手扶拖拉機撞進了山崖，那輛手扶拖拉機上有林永強的父親、母親和弟弟。

　　得知噩耗，他狂奔了50多里山路，一路哭着嚎着從學校趕回了家。家裡躺着3具血肉模糊、已經冰涼的屍體，雙目失明的爺爺氣若游絲地躺在床上。林永強抱着爹哭，抱着娘哭，抱着弟弟哭，哭得昏天黑地。在鄉親們的幫助下，林永強安葬了親人。成了孤兒的他，與雙目失明的爺爺相依為命。失去了父母，林永強已無力再繼續學業，他準備輟學外出打工，等掙到了錢再回來讀書。可是村委會的幹部對他說："你是咱們村第一個考上縣重點中學的學生，而且成績那麼好，如果退學太可惜了。"他們勸他回學校，說村裡的鄉親們會幫助他。

　　從那以後，村裡的鄉親，東家送一把米，西家送一棵菜地幫着他們，村委會的幹部還親自到學校為他說情，請求為他減免學費。

　　1995年高考，林永強終於沒有辜負鄉親們的期望，成了地區的理科狀元。老師告訴他，他的成績足夠填報最好的學校。

　　村裡的鄉親得知消息，跟他一樣高興和激動，在他家門口燃放了一掛千響的鞭炮。

　　當最初的興奮和激動過去之後，林永強開始為學費發愁。很久很久以來，他一直就有一個夢想，夢想自己能走進清華園，成為清華大學的學生。他曾研究過清華大學近年來的招生資料，他知道，憑他的考分完全可以大膽地填報這所學校，他最想學的專業是建築學，他的理想是成為一名建築師。

　　但是清華大學每年的學費就需要幾千元，幾年的學費在他的眼裡是個天文數字。巨額學費像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橫在他的面前。填報志願前的幾個日夜，他一直在痛苦地思考着，在反覆地抉擇着。

　　爺爺知道他在為上學的錢發愁，一天，趁他去地里幹活，爺爺一路點着那根幫他認路的竹棍，敲開了鄉親們的門。每進一家，他都雙膝跪下磕着頭說："幫幫我的孫子吧，將來他有出息了，一定會報答你們的大恩大德。"他家鄉的這個縣，是全國有名的貧困縣，他所在的這個鄉，又是全縣最窮的鄉，村里，家家戶戶的日子都過得很艱難。因為窮，這個鄉的中小學生輟學率在全縣是最高的。雖然如此，鄉親們仍傾其所有，他們將一張張帶着體溫，沾着汗水的錢放在爺爺的手裡。

　　見爺爺手裡拿着一摞皺巴巴的錢摸索着回來，林永強抱着爺爺哭了。

　　爺爺笑着安慰他說："別哭，別哭，這下好了，你有錢上學了。"

　　他一張張地點數着爺爺借來的錢，一共是一千四百零八元兩分。也就在這一刻，林永強作出了決定，放棄理想，放棄清華，填報一所學費低的學校。作出這個決定是痛苦的，但是他別無選擇。他不能再讓爺爺為他操心了，他不能再讓爺爺四處為他借錢了。況且，他已經無處可借。

　　他將招生報攤在床上，一所一所學校地尋找，尋找學費在1400元左右的專業。他終於找到了南方的一所大學，這所學校的教育學專業，每年的學費只需1400元。於是，他決定填報這所學校的教育學專業。當林永強在第一志願里填上這所學校時，他的手在哆嗦，他的心在哭泣，因為貧窮，他不得不放棄他本可以去的清華，他不得不向命運妥協。

　　進大學後，林永強一邊學習，一邊做家教、打零工。周末，他上午去做家教，下午去幫人挨家挨戶送廣告，送一份5分錢，有時還會去建築工地做搬磚、和灰泥的小工。暑假和寒假他都沒回家，一邊打工，一邊看書學習。他不但要憑自己的能力完成學業、養活自己，他還要讓受了一輩子苦的爺爺過上幾天好日子，他每個月都要給爺爺寄去100元錢。

　　天漸漸黑下來。告別時，林永強悄悄告訴我，他正在自學建築學專業的教材，他想畢業後報考清華大學的研究生。我聽了很震驚，我沒想到，他仍在堅守着自己的理想，並選擇了一條艱辛的自學之路。

　　那次見面後不久，我離開了那座城市，也失去了與林永強的聯繫，我不知道他是否圓了他的清華夢。但是我知道，那個夢就像一盞燈會永遠地亮在他的心裡。

　　理想教育和創造性教育的缺失，使他們

　　在人生的重大選擇面前，缺少選擇的能力

　　"服從調劑"讓王姍不得不交出自己的理想，交出自己選擇的權利。貧窮讓林永強不得不暫時放棄自己的愛好、自己的理想。可是，在眾多所學非所愛、咀嚼着痛苦的大學生中，有許多人卻是因為在填報志願時，並不知道自己熱愛的是什麼，自己的理想是什麼，自己需要的什麼。

　　在過去的歲月里，一心埋頭學習的他們，只有一個目標，這就是考上大學。考上大學成了他們的終極目標，他們以為，只要進了大學，理想就實現了。沒有人告訴他們，每個人都應該有建立在自己的愛好和興趣上的理想，這種愛好和興趣才是創造的源泉。沒有人告訴他們，每個人都應該選擇最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在這樣的道路上行走，會少一些失敗，少一些坎坷。學校沒有告訴他們，家長沒有告訴他們，那些充斥街頭報攤的各種報紙和雜誌似乎也沒有告訴他們。學校只關心他們能不能考上大學，能不能考上名牌大學。考上大學，可以為學校的高考升學率增加分子而不是分母，如果能考上名牌大學，不但能為學校帶來榮譽，帶來更好的生源，還能帶來財富。家長也只關心孩子能不能考上大學，他們十幾年的辛勞，十幾年的焦慮，為的就是這個目標。對於這些面臨人生重大選擇的學生來說，真正的理想教育其實一直是一個空白。

　　然而更可悲的是，由於社會、學校、家庭的關注點全聚焦般地投射在能不能考上大學上，創造性教育也幾乎成了空白，有許多人的興趣和愛好在幼年時就被粗暴地掐斷了，成了書本奴隸的學生，又遑論興趣和愛好！

　　正是缺少了理想教育和創造性教育這一課，學生才會在人生的選擇面前，或茫然無知或不知所措，而缺少選擇的能力。

　　在採訪中，我不只一次地聽他們給我描述填報志願時的情景。

　　一位在北京某大學學行政管理專業的女大學生說，她的志願是老師幫定的。那天，要填志願了，老師身邊圍滿了諮詢的同學。她很想報上海復旦大學，可又拿不定主意。她擠到老師身邊，問老師是報上海的學校還是報北京的學校，老師想了想說："你就報北京吧，聽說上海人很排斥外地人，再說，北京離咱東北也近些。"於是她就在志願表上填上了北京的一所學校，她又去問老師應該報什麼專業，老師又想了想說："女孩子嘛，學管理吧，學管理的，一般都是坐辦公室。"於是她便在專業那一欄里填上了行政管理。

　　一位學園林專業的大學生說他的志願是父親定的。那天，縣招生辦給他家來電話，說有兩所大學都願錄取他，一所是林業大學的園林專業，一所是化工大學的自動化專業。那天，他剛好不在家，接電話的是他父親。父親是老林業工人，對林業情有獨鍾，當即就告訴對方，上林業大學。

　　這位大學生說，如果是他選擇，他肯定會選擇去化工大學的自動化專業。可是父親已經代替他選擇了，他想改變也不可能了。

　　上大學是人生的一次重大選擇，當事人卻沒有選擇的能力，或者輕易放棄選擇的權利，這不能不是一種悲哀。

　　一天，我去一所工業大學採訪，中午在學生食堂吃飯時，見鄰桌一位戴着黑框眼鏡、氣質儒雅的大學生，正一邊吃飯，一邊漫不經心地翻看一本《財經》雜誌。見我在注意他，他抬頭朝我微微笑了一下。

　　我說："你喜歡看《財經》？"

　　他笑着點點頭。

　　"你是那個系的？"我端着碗坐到他對面。

　　"材料科學。"

　　"你喜歡這門專業嗎？"

　　"不喜歡。"他回答得很乾脆。

　　"既然不喜歡，當初為什麼要報這個專業呢？"

　　"當時很幼稚，稀里糊塗就報了，那時根本就不知道這個專業是幹什麼的，進來後才發現我對它一點興趣都沒有。"

　　後來我知道他叫陳忠，是99級學生，來自湖南湘西。陳忠的家在湖南湘西一個傍依沅江的小鎮上，在沈從文先生的筆下，那是一個充滿了靈氣的山清水秀的好地方。不過，當年沈先生看到的石板路如今已鋪上了瀝青路面，當年賣麥芽糖、竹背簍的店鋪早就沒有了，已建起了鋼筋水泥的樓房。可是在陳忠的眼裡，那裡仍很封閉和落後。還在上小學時，他就有一個"理想"，這就是考上大學遠走高飛。其實，這個"理想"是父母告訴他的。從小學時起，當工人的父母就不斷在他耳邊灌輸着上大學的"理想"，他們告訴他，只有考上大學才有前途，只有考上大學才能過好日子。"大學"像一個誘人的餡餅，高高地懸掛在他的面前。

　　考上大學一直是他最高的理想，他從沒有認真思考過考上大學以後學什麼，從沒思考過自己喜歡什麼。因為，在父母對他進行的"理想"教育里就從沒談到過這一點。他記得上小學四年級時，他家住的那條街上來了一位捏泥人的中年人，那中年人能用各種顏色的橡皮泥，像變戲法一樣捏出各種各樣的人物，有孫悟空、豬八戒、唐僧、沙和尚，也有面如桃花、身似蛇身的白骨精，美麗可愛的"美人魚"，還有弱不禁風的林黛玉，雍容華貴的楊貴妃。他着了迷一樣地被深深吸引住了。那段日子，幾乎每天放學後他都要去泥人攤前看一會兒，看那雙靈巧的大手如何變出一個個人物來。他用悄悄攢下來的零花錢買下了幾個他最喜歡的人物，還買了一堆橡皮泥，有空就照着樣子偷偷捏起來。他將自己捏的泥人帶到學校去，同學都說他捏得好。那時他甚至忘記了考大學的理想，捏泥人成了他最大的快樂，他甚至想像那個街頭捏泥人的藝人那樣快樂地捏一輩子泥人。

　　這種念頭，很快就被父母的呵斥嚇得無影無蹤。他們沒收了他的橡皮泥，將他買的幾個泥人搗得稀巴爛後丟進了垃圾桶，他們氣急敗壞地責罵他，罵他沒出息，說如果他考不上大學，就只能去做苦力。從此，他成了一個再也不敢有非分之想的、循規蹈矩的學生。從此，他再也沒有過自己的愛好和興趣。他每門功課的成績都說得過去，但卻沒有一門是特別冒尖的，他機械地看書，機械地做題，談不上有什麼熱情，似乎只是一種使命，這種使命的終點是考上大學。

　　高考那年，他的總分達到了第一批重點大學錄取分數線。得知成績的那一刻，他如釋重負，好像一場馬拉松長跑終於跑到了終點，拿到了金牌。老師通知填志願，他拿到志願表不知所措，不知該填什麼。他去問父母，父母說："就揀你的分夠上的大學填吧。"分數夠上的大學不少，該填哪一所呢？學校的招生資料大同小異，很難看出高下，他仍舉棋不定。最後，他想出了一個辦法--在離家最近的半徑里找。當然，前提必須是大城市。他將一根直尺放在地圖上，尋找離湘西最近的地方。在直尺下他看到，往南，最近的是廣州。往北，最近的是武漢。考慮到廣東人的粵語難懂，恐有語言障礙，他決定填報武漢的高校。報什麼專業呢？他又犯難了。那些專業似乎都很陌生，他不知道那些專業開什麼課，畢業後是幹什麼的。後來他看到有一個"材料科學"專業，他覺得這個專業與科學聯繫在一起一定不錯，於是便將它填寫進了自己的第一志願。

　　他苦笑着說："當時，我之所以會填報材料專業，可能潛意識裡仍有少年時的那個'橡皮泥情結'，可是我大錯而特錯了，此材料非彼材料，這個金屬的、陶瓷的材料在我眼裡是僵死的，是冷冰冰的，毫無樂趣可言。"

　　進了大學後，陳忠才知道自己犯了一個大錯誤，這個專業所學的課程，他毫無興趣，每次進實驗室都是一種痛苦。同時他還發現，他根本就不是搞科學研究的料，因為他幾乎無法忍受每天關在實驗室里的那種枯燥、單調的生活。他漸漸地看清了自己，漸漸地明白了自己喜歡的是什麼，漸漸地知道了自己最適合做什麼。

　　陳忠發現，在過去的日子裡，由於背負着高考的壓力，由於父母的管制，他的天性有意無意地被壓抑了，他成了一個聽話的、循規蹈矩的乖孩子。可是那個好動的、喜歡追求新鮮刺激生活的天性，其實仍一直在他的身體裡蟄伏着，當高考的壓力釋放了，當遠離了父母的管制和束縛，那種一直蟄伏的天性便甦醒了。天性甦醒後的陳忠發現，他最喜歡、最願意學的專業是市場營銷，他最適合做的工作是市場策劃。可是，當他發現了這個真正的自我時，當他真正知道自己適合做什麼時，已經是大二下學期了，一切都已經無法挽回。

　　他為自己當初輕率的選擇痛悔不已，為自己要白白浪費4年時光痛悔不已。因為他已決定，一出校門就改行。那麼，這4年的學習就幾乎是無意義的了。已經上大三的陳忠說他不會中途退學，他說他無論如何也要堅持混到畢業，因為出校門後改行，大學文憑仍是一塊敲門磚。沒有大學文憑，他什麼都不是，只是從湘西一個小鎮來的打工仔。

　　在學非所愛的大學生中，類似陳忠這樣糊裡糊塗進錯了門的人還真不少。一些大學生是走進了大學以後，才真正明白自己的興趣和愛好是什麼，自己的理想是什麼。因為在大學，他們不再像在中學時那樣背負着高考的壓力、無暇或無心去觀看教室外的風景，他們看到了一個精彩的、熱鬧的，充滿了各種各樣機會的世界，他們開始重新思考自己人生的路，重新開始給自己的人生定位。可是這時他們發現，白紙黑字填寫的志願，已經使他們幾乎失去了重新選擇的可能性。

　　糊裡糊塗進錯了門的學生，還有的是缺少信息，缺少指導。招生學校提供的信息和介紹大都簡短而空泛，要麼是籠而統之、充滿溢美之詞的介紹資料，要麼是簡單的、沒有專業介紹、只有招生人數的招生計劃。不了解詳情的學生，就只能將自己的命運像擲骰子一樣拋出去。撞對了，是運氣。撞錯了，也許就錯了一生。

　　某大學一位在讀的研究生，當初考大學時填報的專業令他自己也啼笑皆非。

　　因為家庭貧困，他填報了一所師範院校，這所學校設有幾十個專業，填報哪個專業呢，他拿不定主意。他很想了解各個專業的情況，填報一個適合自己的專業，可是招生資料上沒有這方面的介紹。後來，他看到招生計劃中有一個"特殊教育"專業，這"特殊教育"是幹什麼的，他一無所知。於是他就想當然地認為，"特殊教育"會比一般的教育更有學問，會比一般的教育更有發展前途。於是，便在志願表上填寫了"特殊教育"專業。進了大學他才知道，這個"特殊教育"專業並不是"特別"有學問、特別有發展前途的專業，由於它針對的是一群非正常智力兒童的教育，所以才冠以"特殊"二字。得知真相，他彷佛掉進了冰窖。他無法想像自己一輩子要去跟一群痴呆的、自閉的孩子打交道，不是他缺少愛心，而是他的性格根本就不可能幹好這一行。

　　調換專業的可能性為零。他要麼退學，要麼硬着頭皮念下去。好不容易才考出來，好不容易才擺脫父輩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命運，無論如何他不能再回去了，即使能讓他第二年重新參加高考，誰又能保證一定能考得上呢？他只能選擇後者，雖然這種選擇太痛苦、太無奈。

　　學"特殊教育"專業的大都是女孩子，五大三粗的他坐在她們中間，連他自己也覺得彆扭。最令他難堪和無奈的是去這種"特殊"學校實習，面對那些無法正常交流的孩子，他覺得自己很笨拙很無能，他無法進入角色，更無法走進那些孩子的心靈。

　　4年的學習是痛苦的。更讓他痛苦的是，畢業後他果然去了一所這樣的"特殊"學校，做了一群弱智兒童的老師。他本不想去，但是他所學的專業限制了他的選擇，他的就業方向在學這個專業時似乎就已經確定了。他做夢也不會想到，一個錯誤的"志願"會影響自己的一生。他在那所學校痛苦地呆了一年後，決定報考研究生。這也許是改變命運的唯一機會和唯一途徑。經過一年的準備後，他如願以償，改學了一門自己喜歡的專業。

　　在走了一段對於他來說是錯誤的航程後，雖然他終於抓住機會改正了錯誤，駛進了一條自己重新選擇的新航線。但是，他為那個錯誤付出的代價畢竟太大了，那是整整6年啊，那是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時光，是本應該快樂地學習和工作的一段人生。而且，那次錯誤的選擇給他帶來的痛苦和身心折磨，又怎會說忘就忘了呢！

　　學非所愛，帶來的不僅僅是個人的悲劇，它還給本就短缺的高等教育資源帶來一種浪費，造成了一種隱性的低效率、低回報。因為，如果有40%的大學生在痛苦地或無奈地學習，那麼，用於這40%大學生身上的教育資源，所得到的回報率實際上是較低的。

　　據一位教育專家估計，大學畢業後從事本專業工作的人只有50%左右。他們中，大部分人都是因為不喜歡本專業而改行的。對於這部分用非所學的人來說，國家投入在他們身上的培養經費是低回報的，而他們為了改行重新學習，又造成了國家在教育經費上對同一個人的重複投入。

　　另外，儘管一些不喜歡所學專業的人走出校門後仍在從事本專業工作，但他們中，真正學了這行漸漸愛上這行的人畢竟是少數，大多數人也許是因為種種原因而沒有能改行。這些想改行而沒有能改行的人，如果僅僅將工作視作一份養家糊口的職業，而缺少工作熱情，缺少創造衝動，那麼對於社會來講，這實際上仍是一種低回報。

　　志願上什麼大學，志願學什麼專業，本應是一種自覺的、快樂的選擇，它不應該是一種苦澀、一種無奈，更不應該是一種痛苦。要達到這種美好的境界，需要建立起一個真正科學、真正合理，並能充分激發每個人創造性的教育體制，只有在這樣的教育體制下，學生才會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選擇和選擇的能力。要達到這種美好的境界，需要建立起一個真正科學、真正合理，並充滿人文關懷的高等教育招生體制，只有在這樣的招生體制下，"志願"才能回歸真實，才能真正體現本人意願。隨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目前有的學校開始允許學生跨系、跨專業選修課程；有的學校開始實行雙學位制，允許學生在學習一個專業的同時學習一個新的專業。有的學校開始打破壁壘，允許少數學生轉系、換專業。這些措施在專業的壁壘上鑿開了一條縫，在專業的鴻溝上搭起了一座座可以通行的便橋，給一些學生提供了更多的學習機會，更廣闊的學習空間，更自由的學習環境，給那些有意或無意報錯了"志願"的學生，提供了改正"志願"的機會。

　　但是，面對近40%學非所愛，希望調換專業的大學生群體，這種改革目前仍是有限的，這種改革的步子仍是遲緩的。在許多大學，專業之間的流動，院校之間的流動仍步履維艱；轉系、改換專業仍困難重重。即使是在一些已有鬆動的學校，受名額限制，因經濟原因，大部分有此願望的學生仍望門興嘆，難以如願。

　　因為學非所愛，學習便成了一種負累，因而變得索然無味。然而，這並不是一些大學生逃出或想逃出大學的唯一原因。記得那天小路騎自行車到報社來找我時說過一句話，他說他之所以願意見我，是因為我是第一個關注到他們這個群體的記者。當他說出"我們這個群體"時，我心裡曾暗暗吃驚，我一直以為逃出大學的小路只是一個個別案例。

　　可是當我走進大學校園，走近被稱作天之驕子的大學生群體，我發現，這些經歷了煉獄般的苦難好不容易擠過獨木橋的大學生，他們中的許多人似乎並沒有勝利者的喜悅，許多人心裡充滿了失望和迷茫。

　　　我缺乏靈魂上的導遊者，我們的大學

　　教育者從來就沒有賦予靈魂導遊者的意義

　　無意間，我讀到了一位大學生的自述。自述者是2000年從某著名高等院校計算機系畢業的許知遠--

　　我對於1995年的9月印象深刻。那是個不太炎熱的秋天，19歲的我背着一個破爛軍挎書包在第三教學樓里亂竄。這時候，我剛剛成為不可一世的大一新生。因為第一個月沒有安排正式課程，於是，我開始在三教里尋找消遣。

　　我無比懷念那時候自己擁有的勇氣和熱忱。我常常是上課時間在樓道里逡巡，一雙拖鞋和我左搖右晃的身體完美地搭配着。我會一個教室挨一個教室地觀察授課教師的樣子，讓人滿意，我就會搖搖晃晃地推門進去，直挺挺地坐下來開始聽課。在一個月的時間裡，我聽了十幾門課程，其中涉及了文學、歷史、政治、法律、計算機，甚至還有一門有機化學。當然，大多數課我都沒有聽完，我常常是在把凳子坐熱之前就離開。這些課程，讓我生硬地知道了一些名詞，聽到了一些朦朧的概念……

　　我懷疑，這一個月耗盡了我對上課的所有熱忱。因為在接下來的四年時間裡，上課只給我帶來了無休止的厭倦與疲憊。我和宿舍里的同學們，積極去搶占教室的最後一排位置，然後通過睡眠與交流色情笑話熬過漫長的50分鐘，大多數時間裡，我們乾脆逃避上課，我總覺得，講台上那個正說話的人，與我缺乏關聯，他講的東西只是為了幫助我通過考試，獲得某項資格證書。

　　一種致命的平庸與現實感死死地圍困着我，周圍的同學要麼瘋狂地學習，努力成為國內外的研究生；要麼就終日無所事事，通過玩電腦遊戲消磨時光；還有一少部分樂此不疲地加入以舞廳與錄像廳為核心的社交場所……

　　快結束大學生活的時候，我閱讀到阿蘭·布魯姆的一段話，這位芝加哥大學教授認為作為老師，他得到的最大奉承，是他最欣賞的一個學生在遊歷意大利時寄給他的一張明信片，上面寫道："你不但是一個政治哲學教授，而且還是導遊。"阿蘭感慨道："作為一個教育者，沒有什麼比這能更好地表達我的動機。他認為我已經給他的所見所聞作好了準備，然後他可以獨立地思考了……在我們的時代，教育應該去發現學生們渴望完美的任何東西，重建一種知識體系，能讓他們自發地去追求完美。"

　　這段略嫌�粥碌脑捑�確地說明了我厭倦的原因--我缺乏靈魂上的導遊者。我回憶起入學的第一個月，如果說得誇張與抽象一點，那應該是顆充滿稚氣的靈魂在三教里遊蕩，它本能地在尋找着一些東西，它渴望與某些目標發生親近。我想起來了，我當時執着地在三教里遊蕩的一個主要原因，源於對大學的幻覺。

　　對於樣子懵懂的19歲少年來講，前方的道路光明卻無序。他希望在這充滿分岔的路口尋到一條歸屬自己雙腳的路。而在此之前，我閱讀到的一切書籍都向我暗示，大學是這樣一個地方。在那裡，有許多充滿智慧的長者，向你傳達他們積累多年的經驗，幫助你辨明方向。他們可以激發出你的熱情，激活你的心智。我懷疑，我不知疲倦地在三教里亂竄，正是處於這一本能性的渴望。

　　可是，我渴望尋找方向的靈魂遭受了粗暴的冷遇。我的老師似乎更習慣於讓我的大腦塞入各種公式數據或者理論，他們沒有熱情或者沒有能力，賦予這些公式數據理論以意義，更糟糕的是，他們似乎壓根看不出台下那群頭髮亂蓬蓬、滿臉一觸即發的熱情的傢伙們，是一顆顆靈魂，而這些靈魂是如此渴望被引入某種奇特的旅行之中……

　　我不知道阿蘭·布魯姆是如何去充當這個靈魂的導遊者的。但是後來，我讀到一本有關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艾德勒的書。這位教授的授課方式是這樣的，他每周布置一本經典著作讓學生閱讀，在下周的課堂上，將就這本書展開討論。每個學生都必須闡述其獨特的觀點，而艾德勒像一位窺視者一樣，深入每一個發言者的內心世界，逼迫它進行更深入地思考，誘導他進入一個更寬廣的空間。於是，每一次討論都演化成了一次心智上的格鬥。

　　這是一種怎樣的高峰體驗。我甚至可以猜想出，那些與我年紀相仿的傢伙，如何在課堂上時而慷慨激昂，時而氣急敗壞，時而不知所云的模樣。但正是在這過程中，他們最大限度地探索了這種可能，讓自己的思維在不斷撞擊中成熟起來。這也正是阿蘭·布魯姆所說的讓他們獲得思考的能力。

　　當然，我並非奢望每一位老師都能具有艾德勒的這種能力。但是，有一點是確鑿無疑的，我們的大學教育者從來就沒有賦予靈魂導遊者的意義，他們更多地從事的是知識的灌輸者。於是，一屆屆的學生茫然走進大學校園，然後更加茫然地走出大學校園；在進入大學時，他們懷着某種渴望，走出校園時，卻帶着深深的失望。

　　我無法忘記我第一次進入大學時的奇特，南門那兩排黑壓壓的樹給我撲面而來的壓抑感。那是一個有着小雨的天氣，在通往南門的那條主幹道上，我看到一片紅旗招展，上面寫着各個系的名字。我看到一群和我一樣茫然多於興奮的孩子，他們來自全國各個角落，正在有點慌亂地尋找屬於自己的隊伍。我置身在喧鬧的人群中，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恍惚感，這種恍惚感甚至在整整一周之後還沒有消除，它讓我睡在6個人一間的擁擠的宿舍里有點不適應，然後，我就被人流帶到了教室，令人厭惡的課程不由分說地擁擠到我面前，看着我周圍的同學每天定時去上自習，鑽研四級的考試，顯然他們已經把中學生活帶到了這裡。我們的課程表里除了數學就是物理。我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是否現在的生活就已經是我嚮往已久的大學了。這裡似乎並沒有孕育着某種偉大的情感，也沒給我帶來特別的興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