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清平隨筆 | 正義啟明3. 前兩期啟明怎樣扭曲了正義感？

已經有了文字和理性的啟明，並且還以它們為起點，分別形成了古代和現代的文明，為什麼當前又要推出第三期正義的啟明呢？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前兩期啟明沒能守住不可害人的正義感，反倒把它扭曲了，尤其將“同伴（人）”限制在特定範圍內，結果默許甚至鼓勵人們，為了自己看重的某些人，不惜坑害自己不看重的其他人。

拿咱們的文字啟明說吧，“童蒙求我”來了，拿什麼“啟”他們呀？多少年了，用的都是《三字經》《弟子規》《增廣賢文》《二十四孝》這樣子的教材，想讓他們一邊識字，一邊明事理、守規矩，文言又叫“知書達理”，現在聽說還慢慢推廣到了監獄看守所里，嗯哼。

可問題在於，這些課本雖然教會了“童蒙”一大堆字兒，卻非但沒把不害人的道理講明白，反倒還時不時地慫恿他們，為了這個事理，出於那項規矩，可以突破底線，坑害作為同伴的其他人。

空口無憑，舉個例子哈：《二十四孝》裡面的“郭巨埋兒”，原本是想教化“童蒙”們當孝子，卻立起了一個這樣子的光輝榜樣：漢代的郭巨為了對母親盡孝，居然不惜一切代價，半夜三更爬起來，偷偷挖了個坑，想把三歲的親生兒子給害了。“坑—害”後來成了一個詞，說不定就和這故事有關呢，不是？

於是乎成了“異化”的典型——本意是要搞道德上的教化，結果反倒教化出了不道德：只要是為了忠孝節義，你哪怕干下殺人放火的勾當，都可以允許，甚至值得讚美，能夠當成了道德模範，號召大家來學習。

於是乎應了那句老話：不識字的時候，被識字的騙；識了字後，被書上的字騙。或者說，不管你識字，還是不識字，我“啟”你的時候，都能把你給“蒙”了。

更難堪的是，識了字後的蒙人效果，貌似還更好一些：不識字的時候，你會小心翼翼地說：“我讀書少，你莫騙我”；識了字有了文化，你的自信心就爆棚啦：“我讀了那麼多書，難道還會被騙了不成！”於是乎就被文化的象徵、聖人的典範帶溝里了：“您老人家可真是先聖前賢大智慧啊，天要是沒把您生下來，萬古就如同郭巨挖坑的時候那樣子，永遠是三更半夜呢”，嗯哼。

大概要像魯迅那樣子，敢於運用自己的理智，才無需別人來啟，就能自己察覺到裡面的貓膩：“然而我已經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並且怕我父親去做孝子了。家景正在壞下去，常聽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親竟學了郭巨，那麼，該埋的不正是我麼？……這大概是送給《二十四孝圖》的儒者所萬料不到的罷。”對於他老先生後來成了新文化運動的啟明干將，《二十四孝》在識字啟明中的這種自敗效應，想必功不可沒，不是？

再看西方的啟明運動那幫人，也是對自己先是識了字，隨後又被書上的字給騙了，感到相當的不滿，才琢磨着搞點事兒出來滴。可是哈，由於承接了文藝復興的余脈，他們同樣沒有直白地豎起不可害人的大旗，而是將古希臘的理性傳統發揚光大了，號召人們“用自己的腦袋瓜理性地想”，倒彷佛問題只出在人們“用別人的腦袋瓜非理性地想”似的。

當然了，自覺不自覺地，他們也想透過這種號召，往下再挖出一些東西來。拿康德來說吧，他喊口號的時候，就希望人們也動動自己的腦袋瓜，理性地想一想，怎樣才能“把人當人（同伴）看”，所以提出了“人是目的”的絕對命令。

然而呢，由於康德被認知理性精神薰陶得太久了，誤以為邏輯思維的“純粹理性”直接就是實踐行為的“良善意志”，結果主張人們只要掌握了“普遍真理”，就能實現“永久和平”了，卻忘了關鍵的一點：不害人的正義感屬於“意欲”是否“正當”的態度問題，不是“理智”是否“成熟”的認知問題，二者之間有一條“事實”與“價值”的溝橫在那裡。

於是乎這麼一忘，就把理性啟明也給異化了，掉進了另一個自敗的坑裡：不少搞康德的學者，一頭扎進了他精心構造的魅惑體系，沉迷於那些連他自己都沒想明白的晦澀概念，一心想着自己的理智怎麼能像他老人家那樣子成熟，卻忘了他說的恰恰是：別以為只有在我的理智引導下，你才有資格大着膽子思考問題……

換個方式說吧：由於真誠嘆服啟明大師的啟明號召，認為他實在太了不起了，不少搞康德的學者真心覺得，要是失去了他老人家的權威引導，自己就沒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智了，俗話或曰“越啟越蒙”，文言又叫“啟蒙自敗”，嗯哼。

話又說回來了，啟明運動的這類學術自敗，儘管也有“本意是要搞理智的啟明，結果反倒啟出了不理智”的異化味道，實際上也沒什麼大不了滴，無非是一些人皓首窮經，自得其樂地做自己的象牙塔學問，順便還教會了眾多高足低腳，認識了普通人不認識的許多個深奧字詞，包括但不限於“先驗”“統覺”“圖型”之類，基本上屬於人畜無害，不是？

不過哈，啟明運動只看重理智的成熟不成熟，忽視了不可害人的正義底線，後果就嚴重多了：它原以為靠着理性支撐起來的科學民主，就能一舉終結黑暗的中世紀，以及造成許多人喪生的宗教戰爭；誰承想啟明照亮後的新時代，兩次世界大戰又動用理性化的熱兵器，一下子終結了不知多了多少倍的可憐性命——其中既有“看重理性”的法國德國人，也有“保守經驗”的英國蘇格蘭人……

聯想到若干年前西方又有個大咖，打算靠着市場經濟外加民主政治，連人類歷史也給終結了，再一次向世人奉獻出了純柔無骨的豐滿願景，真忍不住讓人悲情感嘆：人的記性怎麼這樣子差啊，比起金魚的七秒鐘來，實在好不到哪裡去。

再回到咱們這邊吧：雖然一次大戰的血淋淋實景（不是願景），也讓某些激進的儒者轉向了保守的陣營，當時新文化啟明的主流，依然期盼着“賽先生”和“德先生”的大駕光臨，一往情深，儘管冷落了西方老師原本強調的“理性”母體，“全盤西化”的浪漫念頭已經躍然紙上了。

曾有人感嘆說，咱們向西方學，一直沒趕上好時機，尤其沒學到他們是如何保守經驗滴。不好意思喲，這樣子講話，有點生意不好怨櫃檯的意思啊：你自己沒眼光，挑出對症的有效藥，怎麼總喜歡把責任推到人家的過期廣告上啊……

倒是魯迅敏銳地察覺到，根子不在以前沒有的科學民主（包括現代醫學），而在自家早就有了的“吃人禮教”，所以把精力專門放在了揭露這種害人的玩意兒上。這樣子棄醫從文，才有正義啟明的萌芽意義：理性的科學是沒法子保證一定不害人的，因為照它的原理造出來的飛機大炮，還是有可能被用來達成邪惡的目的。再往另一邊看，我們好像也找不出足夠的理由聲稱，只要民主選舉中得到的票數超過了三分之二，就一定是正氣浩然，大義凜然滴。

所以哈，撇開原創方面的情況不談，單就思想理念的深刻程度看，主張“容忍比自由重要”的胡適，也很難超過一心批判“國民性”或“陰暗面”的魯迅去，因為他雖然沒有正面彰顯這條規範性的正義底線，卻通過抨擊周孔禮教的“吃人”效應，一針見血地觸及了“不可害人”這個要害的問題。

然而很遺憾，不僅當時，而且今天，都有許多“啟蒙”者，緊步理性啟明的摩登後塵，打着無比高尚的德性旗號，把大愛無疆的各類名言掛在嘴邊，為人類端出了一堆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和諧圓融，世界大同的豐滿理想，卻就是不願在“不可害人”的嚴格意思上，明確肯定“尊重人權”這條不可突破的正義底線。

也是基於這樣子的考慮，俺老漢覺得，當前既無需再搞一回重啟，回到西方啟明的老路上去，也不必執着於理性與經驗的無關對壘，因為只要錯失了不可害人的底線，不管玩出什麼花樣來，所有的啟明都會在異化中自敗，甚至“啟”到把自己也“蒙”住了的地步。所以當務之急，就是以正義為目的的三期啟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