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遠發跡：從弄堂到中央

亦明

【提要】

對於中國的知識界、學術界和科學界來說，二十一世紀頭十年的最大景觀之一就是以“打假”、“反偽”為其招牌的方舟子的陡然竄起：他從一個默默無聞一文不名的海外盲流，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就變成了中國某些人追捧和吹捧的大紅人，風頭鼎盛之際，完全可以做到如他老婆劉菊花所說的“以一己之力”呼風喚雨、左右中國的輿論。方舟子的突然躥紅有很多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投靠了于光遠、繼承了于光遠的“反偽”大業，因此被于光遠指定為“反偽幫”的第二代幫主。所謂的“反偽幫”，就是世紀之交在中國社會橫行霸道不可一世的“科學納粹”。本文是拙著《科邪教父于光遠》一書的第一章，而這本書的目的，就是要挖出、揭示中國科學納粹的起家歷史。

【細目】

一、第一張網

二、第一桶金

三、第一貴人

四、延安舊事

五、走進中宣部

六、領導中科院

七、提攜老恩師

八、榮登進士榜

九、參考文獻

我早就指出“打假鬥士方舟子頗有‘老頭緣’”這一怪異現象。【1】確實，從出道之日起，方舟子就一直被一幫老頭兒簇擁着，而在那些“老頭兒”中，對方舟子一生影響最大的老頭有兩個，一個是于光遠，另一個就是于光遠的一個狗腿子何祚庥。也就是說，于光遠是方舟子的終極老恩公，沒有他，無才無德不學無術的方舟子根本就成不了氣候。那麼，于光遠又是誰呢？

據于光遠自己說，他在1935年參加革命，1937年入黨，1939年奔赴延安。【2】【3】【4】【5】但在現實中，于光遠的革命征程並不像是他敘述得那麼平坦和平淡：他真正踏上人生的坦途，是在1948年進入中宣部，他在那裡任職一直到文革前。文革爆發後，中宣部被毛澤東稱為“閻王殿”【6】；而于光遠雖然不是閻王殿裡的閻王爺，但他卻是一個手握生殺大權的判官，並且還是一個“大判官”。【7】在當時，可能連于光遠本人都沒有想到，恰恰就是這個“大判官”生涯，最終讓他“進化”成了中國的“科邪教父”。

一、第一張網

于光遠1915年出生於上海，本名叫郁鍾正，父親曾在北洋政府當過短暫的小吏，後來長期無業；母親為了維持生計，曾當過“小兒推拿大夫”。據于光遠說，他小時，家裡的固定收入只有十來元的房租。【8】1937年，于光遠入黨後，黨組織每個月付給他的生活費就是十元。【2, p.83】

窮則思變

于光遠出生在上海的一個大家族，“當年的輝煌家業，曾在那個時代幾乎壟斷了半個上海灘”，後因私通小刀會遭到清政府的處罰，家道開始衰敗。【5】但直到于光遠幼年時，其祖母仍在常年吸食鴉片，其父親的第一份工作是袁世凱的十三太保之一唐在禮幫忙找到的。不僅如此，於家擁有自己的房產，除了自住，尚有房租收入。于光遠感到“貧困”，當是在其父親因患病而失業之後，但即使那樣，根據于光遠的敘述，他家的經濟狀況在當時的中國也應該高於絕大多數家庭。左圖為于光遠的父母，右圖為于光遠出生地今上海顧家弄。（圖片來源：【5】【8】。）

1932年，于光遠考入上海大同大學，1934年轉到清華大學物理系三年級繼續學習，直到1936年畢業。對於自己能夠插入清華大學物理系三年級這件事，于光遠當作一生的最大驕傲之一——就像方舟子在1985年高考時，獲得了福建省語文單項並列第一是他一生的最大驕傲一樣——，曾一再告訴世人，這樣的事情在他之前不曾發生過，在他之後也沒再發生。【9, p.33】【10, p.143】【11】其實，于光遠當年所謂的“考”，不過就是回答了吳有訓提出的幾個問題；而那幾個問題，按照于光遠自己的說法，又都是被于光遠“循循善誘”出來的：

“第一個向我提出的問題比較淺。我發現他對究竟打算提出什麼問題在考我，似乎事先沒作好準備，於是我就想出一個辦法，設法使他按照我的希望和要求繼續提問題。即在對前一個問題的回答中有意誘導他提出我準備回答的第二個問題。他果真提出我想要他提的問題。於是我在回答第二個問題中，又有意誘導我準備回答的第三個問題。他又果真提出我想要他提出的問題……如此，整個口試幾乎完全是按照我的意圖進行的。這樣，我的回答當然比較完滿，他也滿意，或者說很滿意。”【12】

在于光遠的學術和反偽生涯中，清華大學頒發的畢業證書是于光遠的第一資本和第一亮點，所以他在自我介紹時，第一句話一般是先說自己生於1915年，第二句話就說自己1936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系。【13】【14】【15】其實，于光遠雖然名義上在清華大學學習了兩年，但他用於學業上的心思，滿打滿算，可能連一年都不到，因為他自己就說，“經過1934年到1935年的第一個學年，看到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便決心從事革命。”【2, p.13】現在看來，于光遠“決心從事革命”是真，但那個決心與“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是否有關係、有什麼關係，那就只有天知地知了。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在他的一生中，于光遠不僅不曾向日寇打過一槍、砍過一刀，實際上我們至今也沒有從他的兩、三千萬字的著述之中，發現一篇專門宣傳抗日的文章。確實，即使是在畢業之際給錢三強的留言中，他也只說自己要“幹革命”：

“你出國深造鑽研科學，我在國內幹革命工作，等你學成回國，中國革命取得了勝利，你用你學得的知識為革命服務。”【16】

很可能是因為熱衷於“幹革命”，于光遠在清華大學學習一年後，還沒能與自己的同學打成一片：

“從1935年9月開學到12月三個月中，我一方面想投身革命，但不知道怎麼‘投’法。這時我同許許多多清華同學成了朋友，大都是在‘一二·九’運動後認識的。” 【2, p.13】

事實是，于光遠不僅在清華大學賺到了前半輩子“幹革命”的本錢，他還賺到了後半輩子“反對偽科學”的本錢，因為“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證書”，就是他“反偽”的最大資本——沒有它，于光遠不大可能有膽量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二十年中與名震中外的“大科學家”錢學森死磕。而于光遠的這個資本，又和他“幹革命”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原來，因為“幹革命”，于光遠與1935年考進清華大學物理系的李昌（1914-2010）結為摯友，李昌後來曾任哈爾濱工業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在八十年代，這兩個人不僅曾聯手“反偽”，而且還曾聯手大搞“自然辯證法”。而在1936年，因為熱衷於“幹革命”，于光遠曾打算輟學，只是在“聽了李昌的話”之後，他才放棄了這個打算——這是多年後于光遠追述李昌對他的忠告：

“來日方長，你不必把當前工作做得多一點少一點看得這麼重，而且大家都留在學校中工作也不是我們的方向。我們要到工農群眾中去，到更廣闊的社會中去。畢業了有社會職業作掩護開展工作，正是我們革命利益之所在。”【17】

俗話說，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而李昌的這句話，讓于光遠受用了一輩子。

除了李昌之外，在于光遠後來反偽生涯中曾起到重要作用的清華人還有兩個：一個是同班同學錢三強，另一個是畢業論文指導老師周培源，這兩個人後來都在中國科學界舉足輕重：錢三強（1913-1992）是中國的奧本海默，奠定、組織了中國的原子能事業，曾任中科院副院長；而周培源（1902-1993）從六十年代起就是中國的首席紅色科學家，曾任中國科協主席、北京大學校長。這是于光遠講述自己的畢業論文：

“有時我也想到自己在大學是學理論物理學的，我的畢業論文是跟周培源老師做的，題目是關於廣義相對論的。在選這個題目着手寫那篇論文時，是在‘一二·九’運動之前。那時我雖然已經有了要參加革命運動的認識，但是，還在幻想自己既做一個革命家同時也做一名‘大物理學家’。‘一二·九’運動後，明白同時兼顧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在1936年暑期在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時，也就不得不停止做一個‘大物理學家’的夢。論文是完成了，但對寫成的那篇論文我自己也不滿意。論文寫到最後，未知數有四個，而方程式只有三個，需要在物理方面作一個新的假定。這種假定定得好，才有真正的意義。而我所作出的那個假定並不好，結果那篇論文成了是為了取得畢業資格而寫的東西，算不了真正的科學著作。”【18】

因為同班同學中有後來成為著名物理學家的錢三強、王大珩、何澤慧等人；同系學長中還有兩彈一星元勛彭桓武，所以于光遠後來曾無數次提及自己在清華的學業，並對自己當初放棄科學、投身革命流露出了一絲若隱若現的悔意：“如果在六十多年前我不和他一起逐漸走上革命道路，最後放棄原先的理想，而一直致力於自然科學研究，我所能取得的成就是否會比現在大一些”？【19】（另見：【2, pp. 78-80】【20】【21】【22】）雖然這個問題看上去像是一個無解的“天問”，但它的答案卻異常簡單。那就是：即使時光能夠倒流，于光遠在物理學上也不可能有多大作為。

原來，據錢三強說，當時他們班有十名學生，但只有于光遠一人學理論物理，其餘的都專攻實驗物理。【23】也就是說，即使于光遠當年真的專攻物理學，他要取得與錢三強、王大珩、何澤慧、彭桓武等人相似的成就也絕非易事。之所以這麼說，首先是因為于光遠晚年講的這個故事：

“1935-1936年控制論的創始人美國學者Wiener和分析權威法國人Hadamada到清華大學數學系講學。由於那時我已是本科四年級學生，學校認為能夠請到這麼高的數學家來講學非常不易，因此讓我也去聽課。這時華羅庚也坐在同一個小教室里。他聽了大概大有教益，而我由於水平太低，聽懂的微乎其微。”【24】

這當然不是于光遠的自謙，因為于光遠自己就說，“我這個人有一些優點，但是謙虛不在其內。”【25】而誰都知道，理論物理學玩兒的就是數學，數學不好，就相當於自己的褲兜之中根本就沒有參與那個遊戲的本錢。事實是，雅克·阿達馬（Jacques Solomon Hadamard,1865-1963）當年訪華講學，乃是中國學術界的一件大事，相關報道都稱他為“哈達瑪”。【26】【27】【28】【29】而于光遠不僅把他的名字拼錯了，而且還錯得不倫不類，成了“阿達瑪達”——頗像其關門弟子方舟子把其“禍得”的那個“Maddox獎”口譯為“馬道死獎”、筆譯為“麥克多斯獎”【30】——，由此可知，他距離數學實在太遠了。（關於于光遠的數學根底，後文還有詳細分析。）與之相比，閱讀紅色書籍卻要容易得多。所以，“在大學的最後一個學期，我認認真真看了《反杜林論》、《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的書……在這半年中我從頭到尾讀了這兩部重要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9, p.220】

其次，于光遠的思維缺乏嚴密的邏輯性——他雖然有時說自己“邏輯思維能力強”【9, p.141】，但有時也承認，他的文章在邏輯性方面只能達到“尚可”的程度【31】。而他的清華老友韋君宜則說：

“于光遠寫文章有個特點，就是熱情磅礴地謳歌己所是，無所畏懼地抨擊己所非。”【32】

這32個字，實際上就是“自以為是”的“擴寫”。與之相比，于光遠的晚輩柳紅也說，于光遠的思維方式是“散漫的、跳躍的”。【33】大體來說，于光遠的思維方式屬於唯象思維，他自己就說，“一個人思考問題總要有對象。腦子這部機器運轉進行加工活動，就總要有原材料。”【34】而理論物理學可以說是所有科學之中邏輯性、抽象性最強的學科，因此它與于光遠的頭腦先天就不兼容。

實際上，于光遠對“邏輯”的理解，似乎僅限於“概念清楚”這一條；而這個觀念很可能來自恩格斯，因為他曾說過辯證的思維“是以概念本性的研究為前提”這樣的話。【35】實際上，于光遠做到“概念清楚”的“治學方法”也僅限於“咬文嚼字”——而已。【36】【37】也就是因為如此，在八十年代中顧委召集的“幫助于光遠”的生活會上，薛暮橋、許滌新兩位經濟學家就從經濟學概念中的問題和治學態度方面對于光遠提出了批評。【38】

第三，于光遠將自己的名字從“郁鍾正”改為于光遠、“胡家鴻”，說明他對於名望有着非常強烈的追求——于光遠後來對此根本就不加掩飾，所以才會坦然承認自己是“二表人才”，“一是愛表現，二是愛受表揚”。【25】不僅如此，于光遠還曾這樣形容自己的性格：“我好動，喜歡社交，關心外在世界，關心人，我對人對事都熱心，屬於熱情奔放和外露的那種人。”【9, p.140】因此，很難想象他會真的有坐在寒窗之下、冷板凳之上刻苦鑽研的毅力，以及默默無聞、久居人下的耐心。實際上，理論物理學的黃金年代是二十世紀初的三四十年，在那之後，不要說它在中國不熱，在世界其他地方它也只是少數名人的俱樂部，連他的導師周培源都搞不到門票。而與周培源相比，于光遠在物理系上的造詣完全可以忽略不計。

第四，于光遠引以為傲的治學方法——“咬文嚼字”、“摳字眼”、“旁徵博引”【39, p.62】——，從根本上決定了他的畫地為牢、固步自封、淺嘗輒止、見異思遷的“治學”特點，即缺乏向縱深發展的動機和動力。

最後，于光遠在學術上不可能取得多大成就，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缺乏追求真理的決心和勇氣——對他來說，服從權威、服從領袖、迷信教條，更為簡單易行、並且安全可靠。據于光遠自己說，他有一個“學聰明日記”，那是“在第一次聽毛澤東演講之後”做出的決定：

“我覺得在毛澤東的演講里講了許多聰明話，毛澤東是個聰明人，我要學做毛澤東那樣的聰明人，就要記住和體會他的聰明話。當然聰明人不會只有毛澤東一個人，因此可以記這樣一本學聰明日記。每天我看到誰做了一件聰明事，說了一句聰明話，就琢磨一番，把它記下來。當然從另一面我也要把每天看到的誰做了一件蠢事，說了一句蠢話記下來。”【40, p.27】

所以說，放棄學業，投身革命，對於于光遠來說，應該算是最“聰明”的選擇。確實，據于光遠自己說，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時，他在清華大學物理系的那個班只有他一個人跑去參加。【2, pp.20-21】【41】更奇的是，在當時，于光遠與中共沒有任何聯繫。【2, p.4】也就是說，于光遠放棄學業、參加革命，完全是“自發”的，因此可以說是出於“本能”。

與有榮焉

于光遠最喜歡向人炫耀的就是清華大學物理系1936年畢業生合影，因為他（前排右一）曾與錢三強（後排左一）、何澤慧（前排右二）、王大珩（前排左一）等人同框。（圖片來源：【1】。）

1936年清華大學物理系部分師生合影

一排：王大珩（左三）、錢三強（左五）二排左起：周培源、趙忠堯、葉企孫、任之恭、吳有訓。當時的于光遠很可能正在“幹革命”，所以錯過了合影的機會。（圖片來源：【42】【43】。）

二、第一桶金

前面提到，于光遠自己承認，“我同許許多多清華同學成了朋友，大都是在‘一二·九’運動後認識的。”事實是，參加“一二·九”是于光遠從清華大學賺到的第一桶金，其分量之重，要遠遠超過“清華大學畢業證書”。也就是因為如此，有人一眼就看出于光遠有“一二·九情結”。【44】看看于光遠自己是怎麼說的：

“在以往的那些年中，關於‘一二·九’，我寫過好幾篇文章，演講的次數就更多了。抗戰後，在國民黨統治區我做過多次演講。……建國後，我給青年們做這方面的演講就更多了，幾乎每逢‘一二·九’紀念日來臨的時候，總有人要我去演講——當然在文革中的那幾年和最近幾年是例外。”【2, p.3】

也就是因為“參加一二·九”是其人生的轉折點，所以他的“編年故事”第一卷一定要截止到“大學前三年”，而不是到他在清華畢業，因為他就是要把“一二·九運動”放在第二卷的開篇，而不是第一卷的末尾。同樣，儘管于光遠早在1939年8月就曾聆聽過毛澤東的講話，但他卻偏要把毛澤東四個月後在紀念“一二·九”運動四周年大會上的講話認證為自己“第一次聽毛澤東演講”。【40, p.27】

其實，在“一二·九”那一天，請願抗議、示威遊行的主戰場是北平城內，而清華和燕京大學的遊行隊伍因為被關在西直門外，根本就沒能進城。也就是因為如此，當“中共北京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綜述“一二·九”當天的事件經過時，只用一句話就把“城外事件”一筆帶過：

“城外的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等校學生隊伍，因軍警關閉了城門而未能進城，在西直門外等處進行了抗日救亡宣傳，並和軍警進行了鬥爭。”【45, p.6】

同樣，在“中共中央黨校黨史研究班”編撰的《一二九運動史要》中，作者花費了大約七千字敘述當天的經過，其中，關於城外的活動，着墨僅有一千餘字。【46】

實際上，按照陳伯達的說法，“比一二九是更表現了大規模的、可歌可泣的慘烈巷戰行動”，發生在1935年12月16日，即“一二·九”的一周之後。【47】連李昌後來也說，“一二九僅數千人，至一二一六的示威中就達到一兩萬人之數。”【48】事實是，清華大學“一二·九”運動的領導人蔣南翔和姚依林在回憶“一二·九”時，都對“一二·九”當天發生的事情語焉不詳，顯然是覺得無話可說——蔣南翔說了半句話：“十二月九日的愛國遊行，受到凶暴的大刀、水龍的鎮壓……”【49】；姚依林說了兩句話：“‘一二九'當天，參加的學校比較少，北大還沒有拉起隊伍。當遊行隊伍經過沙灘時，北大的同學才去敲鐘。”【50】這兩個人都把回憶的重點放在12月16日那一天。但是，在“一二一六”那一天，于光遠顯然沒有走出校門，倒是後來被他說成是“在清華時是不問政治的學生”的錢三強參加了那次活動：

“那天一大早，錢三強站到了清華遊行隊伍的前列，和一千多人昂首向北平城行進，他和大家一起高呼口號：為民族生存而戰！為國家獨立而戰！挽救危亡，共赴國難！遊行隊伍先來到西直門，結果城門緊閉不開。錢三強和隊伍一起從西直門又轉到阜成門，城門同樣堵住了前進的路，隊伍再由阜成門到達西便門，面對緊閉的城門，遊行隊伍並沒有中途而返，儘管大家受到寒冷和飢餓的夾擊，又輾轉行進體力消耗很大，但愛國熱情仍然高漲，抱定了不達目的不罷休的決心，於是決定用身體沖開西便門的城門。在輪番衝擊城門時，錢三強毫不畏縮，沖開城門後在與軍警發生衝突中，他的衣服被撕破了，腿被碰傷流血了……”。【51】

那麼，早已立志“幹革命”的于光遠為什麼沒有參加“一二一六”大遊行呢？雖然他本人從來就沒有對此做出公開說明，但史料表明，時任清華大學校長的梅貽琦在“一二九”之後曾連續發布兩份通告，要學生們“安心上課”。【52】也許梅校長的苦口婆心發生了作用。

一往情深

上圖為《大眾生活》1935年第一卷第六期的封面和封底，于光遠似乎沒有見過這份雜誌的封面照片，所以他這樣回憶道：“有一位與我同一個學期轉入清華三年級的同學陸璀（我在上海大夏大學的考場同她見過面）站在土墩上，用硬紙皮做成的喇叭筒在群眾大會上演講時，就有人拍攝了一張照片（在照片上只能看到她的背影，但可以看到許多聽她演講的人的頭像），這張照片後來在許多報刊上登出，成為反映‘一二·九’這個歷史性運動的有代表性的照片。我以為在陸璀身邊的十來個穿着長袍圍着圍巾的男同學中可能有一個是我，當然也可能不是，因為穿那樣衣服的人不少。”【2, pp.19-20】于光遠對自己曠課、曠考參加遊行的原因語焉不詳，只說“這一天我參加遊行，沒有一個人通知我一塊兒去。那天在清華請願遊行隊伍里的人，我一個也不熟。同班的同學除了我之外似乎都沒有去。……那天，陸璀也許是我最注意的一個人，這是因為那天她表現得很突出。”（同上，20-21頁。）1951年前後，36歲的于光遠與年齡僅及自己一半的中學生孫歷生（1934-1968）結婚，後者相貌酷似陸璀（1914-2015）。

問題是，為什麼“一二·九”對于光遠那麼重要呢？這是他的解釋：

“1939年毛澤東、劉少奇對這件事都有重要的論述。1939年紀念‘一二·九’運動四周年時，他們都發表了文章。在文章中把‘一二·九’運動與紅軍長征北上勝利到達陝甘寧並提，並且把它們視作中國革命從低潮走向高潮的分界線。毛澤東和劉少奇把‘一二·九’運動評價得這麼高，是出乎我意料的。同時也慶幸自己參加了這個運動，的確有一種光榮感。……我曾自己問自己，如果那天我捨不得耽誤系裡一天的課程，不去西直門，以後我會怎樣呢？”【2, pp.21-22】

事實是，在“1939年紀念‘一二·九’運動四周年時”，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沒有發表文章。劉少奇當時正在華中地區領導中共中央中原局【53】——他第一次公開正面評價“一二·九”運動是在1944年。【54】而在那之前，劉少奇曾多次撰文批評“一二九”運動後出現的“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其標誌就是他們的“抬棺遊行”行為。【55】

不錯，毛澤東確曾出席1939年的紀念大會，並且講了話，但那份講稿的首次發表卻是在四十多年之後。事實是，在那篇講演稿中，毛澤東不僅“把‘一二·九’運動與紅軍長征北上勝利到達陝甘寧並提”，他還把“一二九運動”與“五四運動”並提：

“有些人說，一二九運動不如五四運動，就是說，前者不及後者的政治意義偉大。這對不對呢？不對。我們認為這兩者的意義是同樣偉大的。五四運動為北伐戰爭作了準備。如果沒有五四運動，北伐戰爭是不可想象的。有些人以為學生運動沒有力量，但是事實怎樣呢？廣大學生群眾的五四運動，推動‘六三’全國性的罷工、罷市、罷課的反帝和反賣國政府的鬥爭，發展成為全民族的運動。五四運動以後，產生了中國共產黨，促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掀起了五卅運動，發動了北伐戰爭，造成了第一次大革命。那末，很明顯，沒有五四運動，第一次大革命是沒有可能的。五四運動的的確確給第一次大革命準備了輿論，準備了人心，準備了思想，準備了幹部。至於一二九運動，它是偉大抗日戰爭的準備，這同五四運動是第一次大革命的準備一樣。‘一二九’推動了‘七七’抗戰，準備了‘七七’抗戰。”【56】

在1939年，對於來自國統區的“進步青年”來說，“紅軍長征北上勝利到達陝甘寧運動”與“五四運動”根本就無法相提並論，因此上面這段話對於“一二九”的參加者來說，應該更貼心、更暖心、更合心。既然如此，于光遠為什麼對這段話一字不提呢？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最早把“一二九”與“五四”相提並論之人就是王明——這是他在“一二九”爆發的當天寫的詩：

“示威響應黨宣言，救國忠誠可格天。五四精神重抖擻，未來永遠屬青年。”【57】

確實，在1939年的那次紀念大會上，風頭最健的人物有兩個：一位是當時已經成為“一二·九”運動化身的李昌；另一位則是王明。李昌講話的要點有兩個：第一就是“‘一二九’是自發的”，即不是由中共北平地下黨策劃、組織的；第二就是“當時學生能正確地認識民主權利的重要，並且善於適當地爭取愛國自由，善於在青年隊伍中發揚高度的民主主義的精神”。實際上，在當時，李昌那“氣吞山河”的架勢根本就不是什麼“呼之欲出”，而是“噴薄而出”：

“在今天，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出，四年來中國一切大事變都是與‘一二九’有聯繫的，特別是四年來的中國青年運動更與‘一二九’不可分離。‘一二九’為神聖的民族抗戰做了思想上、政治上的準備，它是抗戰的序幕。它也是中國青年運動的新階段，並且給以後青年運動奠定了廣泛發展的基礎。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一二九’寫了輝煌燦爛的一頁。” 【48】

王明的講話，不僅和毛澤東一樣，也把“一二·九”捧上了天，他還歸納出“一二·九”的三點意義：

“第一，‘一二九’又一次表現了中國知識青年在革命中的先鋒作用和橋梁作用。……‘一二九’運動是中國知識青年，在‘五四’運動後對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又一次偉大貢獻。第二，‘一二九’推動了國共兩黨的合作和全中華民族的團結。……第三，‘一二九’運動創造了大批新的很好的青年革命幹部。”【58】

而就是在論述第三點意義時，王明把李昌推為“最近幾十年中國革命運動所產生的知識分子幹部”中的“第五代”的第一人。王明講話完畢之後，“全場大鼓掌，高呼口號：‘實現王明先生的指示！……’。”（同上。）可以想象，那個領頭呼喊口號之人，就是李昌；而跟着他呼喊口號的那些人之中，肯定就有剛到延安不久的于光遠。好笑的是，46年後，當李昌在回憶當時的場景時，他只說“主席講完了以後，大家高呼口號，氣氛很熱烈”，而沒有提“王明同志講完後”大家都幹了什麼，氣氛如何。【59】而于光遠在回憶那次紀念大會時，對毛澤東將“一二九”與“五四”相提並論絕口不提，凸顯其“投鼠忌器”、“噤若寒蟬”的恐懼心理——即使時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他也沒能從那個陰影中走出來。

按照于光遠的說法，“在我參加到黨領導下的革命運動中來的時候，劃時代的遵義會議已經開過，毛澤東在黨內的領袖地位已經確立，那時他的威望在我這樣的青年黨員心目中是絕對的。”【40, p.24】可是，李昌的講話稿，發表在1939年12月5日出版的《中國青年》第二卷第二期上，排在第二位（第一篇是吳玉章的《青年與民主運動》）；王明的發言稿，發表在1940年1月15日出版的《中國青年》第二卷第三期上，排在首位。而毛澤東的發言稿，如上所述，直到1985年才首次正式發表。更為詭異的是，“一二九”四周年紀念大會整整一年之後，李昌再次發表紀念文章，其中對毛澤東一字不提，但卻兩次引用王明的話，並且把王明一年前總結出的一二九運動的“三個重大的意義”拿出來當作全文的立足點、出發點。【60】顯然，李昌這個“知識青年”、“中國革命運動”的第五代領袖當時根本就沒有把“土包子”毛澤東放在眼裡，儘管毛澤東對他不薄，曾邀請他出席自己的婚宴【61, p.82】；他當時心中的偶像只有一個，那就是那個能說會道、能言善辯的“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的代表人物王明。所以當時在延安有人批評他搞“先鋒主義”、搞“第二黨”、鬧“獨立性”。【61, p.96】

第二黨、第三派

 “一二·九”運動造就了中共黨內繼以毛澤東為首的“土派”和以王明為首的“洋派”之後的第三大派系，可以稱為“土生洋派”，即後來的“團派”。由於他們大都受過高等教育，信仰“德賽先生”，所以他們在中共黨內屬於清流，被國內自由派媒體及海外媒體視為“改革派”。但他們之中的極少數人，如于光遠，最終發展成“中國科學納粹”的祖師爺；而顯然是出於個人友誼，加上其教育背景，李昌、錢三強等人對于光遠的“反偽”、“反錢”活動都表示支持、至少從不反對。“土生洋派”的核心人物李銳也認為，他們那幫人是中共黨內“更具理想主義色彩和獨立人格”的“第三類”。【62】李銳沒有說出的另一個事實是，他們那幫人更“抱團”。據李昌的夫人馮蘭瑞說，在七十年代後期，她每天早上要去于光遠的家“搭他的車上班”。【63】1980年，馮蘭瑞被任命為馬列所副所長、黨委書記，“在所長于光遠領導下”。【64】（圖片來源：【61】。）

所謂“先鋒主義”和“第二黨”，都是指共青團與共產黨因為在工作上“未能分開”而產生的一些歷史矛盾。【65】1925年1月，中共中央公開指責少年共產團“不免仍呈第二黨的形式。”【66】1927年陳獨秀倒台後，共青團中一些人頗有捨我其誰的架勢，不服黨的領導，結果被少共國際駐中國代表阿布闊夫指認犯有“先鋒主義”錯誤，其實質就是“和黨鬧獨立性，削弱黨的領導”。【67, pp.100-101】1927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團中央聯合發出的通告，指出“這種先鋒主義傾向的結果，可以走到形成第二黨的危險！”【68】

“一二·九”運動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全國委員會”的名義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各校學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宣布“我們共產主義青年團改變為抗日救國青年團”，即只要認同抗日即可加入，不再需要信仰共產主義。【45, pp.32-34】進入1936年以後，先是東北，接着是華北，各地的共青團組織被紛紛解散。1936年8月9日，張聞天在給劉少奇的信中說：“根據國際的意見及我們的經驗，C.Y.是應該取消的。像C.Y.現在這樣的組織，結果會變成秘密的狹隘的第二黨的組織。”【69】1936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做出《關於青年工作的決定》，其中規定，“國民黨區域內原有第二黨式的共產青年團團員，都應該依照各地的具體環境與需要，去參加一切現在青年群眾的、 合法的與公開的組織”、“蘇區與紅軍中的青年團，必須把教育、訓練青年成為自己的基本任務，使全蘇區的青年，成為全中國廣大青年的模範。”【70】

總而言之，說李昌一夥搞“先鋒主義”、搞“第二黨”、鬧“獨立性”，並非空穴來風。

三、第一貴人

據于光遠說，他與李昌結識，始於1936年1月開始的“南下”活動，當時他與李昌同為“南下擴大宣傳團”第三團的先遣隊隊員，李昌就是那個先遣隊的隊長，而那個先遣隊曾被英文報紙《北平時事日報》拍照報道。【2, p.23】多年之後，于光遠找到了那份報紙，並將那張照片附在《我的編年故事》第二卷中。于光遠沒有說的是，那篇報道就把他們稱為“四學生先鋒隊” （Vanguard of Four Students）。不到一個月，“南下擴大宣傳團”就變成了“民族解放先鋒隊”（後加上“中華”兩字），而李昌則從小隊長、大隊長、區隊長，北平總隊總隊長，一路飆升成為全國的總隊長。【61, pp.382-383】至於于光遠，他可以說是跟着李昌一路小跑：先是建立“民先”的廣州支隊【2, p.61】；接着到廣西向李宗仁、白崇禧募捐【2, pp.67-68】；再返回北平到“民先”總部工作【2, p.75】，可以說李昌往哪裡指，于光遠就往哪裡跑；而不論于光遠跑到哪兒，他都有李昌罩着。據于光遠後來透露，李昌之所以要把于光遠召回北平，目的之一就是“要我在北平解決黨籍問題。”果然，“一到北平，黃秋耘就來找我談話，說：‘組織決定要吸收你入黨，你有什麼意見？’”【17】

還是在李昌的指引下， 于光遠後來又從保定跑到石家莊、太原，然後跑到武漢。而就是在武漢，于光遠爬到了自己人生的巔峰。按照于光遠最初的說法，他“去武漢是北方局劉少奇同志派遣的。”【71】可是，于光遠後來又說，“我跟劉少奇同志直接接觸，是1947年在平山，他做中央工委書記的時候。”【72】實際上，在2000年之前，于光遠曾發表過至少兩篇文章，追憶“少奇同志與我”的“緊密接觸”，但他都沒有提到劉少奇當年是如何派他去武漢的。【73】恰恰相反，他在其他場合透露出來的信息顯示，那個簽發派遣令之人，就是李昌：

 “1938年8月下旬，民先總隊部總隊長李昌從淪陷區來到太原……李昌到太原後不久,告訴我他將離開民先總隊部去北方局組織部工作…… 9月中旬的一天，黨組織找我談話，告訴我北方局決定要我去武漢，在武漢建立民先總隊部武漢辦事處”。【2, p.124】

實際上，在當時，連“一二·九”運動的領導人蔣南翔到武漢都要“經李昌同意”【74】，所以，于光遠對他受李昌派遣去武漢這個事實遮遮掩掩，就難免讓人生疑。確實，就是在武漢，于光遠受到了王明的提拔，在中共中央長江局“做了一個多月的青委書記。”【71】（註：于光遠後來說：“1938年1月到3月，我當了兩個多月的長江局青委書記。”【2, p.142】）那是于光遠一生中擔任過的最高職務，論級別，至少是一個“正部級”——于光遠後來最高的官階，也不過是國家科委的副主任——，所以，在于光遠死後拖了半個多月才發布的訃告中，一定要有這樣的話：“1937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任中共中央長江局青委書記。”【75】而恰恰就是在武漢，于光遠與李昌又站到了一起：

“三青團成立後，王明形成這樣一個觀點，認為在我們黨領導下有廣大的青年，也有力量比較強一點的青年團體，但是各地的名稱不一樣，在陝甘寧和陝西叫西北青年救國會（簡稱西青救），在武漢叫青年救國團，在廣東叫廣東省青年抗日先鋒隊（簡稱青抗先）。當然，民先還是歷史最久、影響最大、擁有的地方隊部最多、隊員凝聚力量最強的一個組織。王明考慮，國民黨的青年團體集中（有三青團這樣的團體），我們分散，我們處在不利地位。為了與三青團抗衡，與國民黨的青年團體進行統一戰線的工作，於是就想積極發展民先隊，在全國所有的地方建立民先隊。原有的團體可以保留，但其中成員大多數應該加入民先隊，這樣，有一個強大的民先隊就可以與三青團抗衡。長江局討論了王明的這個建議，會議是在八路軍武漢辦事處二樓會議室召開的，參加者有長江局的委員王明、周恩來、博古、凱豐與我們青委的成員宋一平、李昌、黃華和我。會議召開的時間我記得是在7月下旬。會上，長江局的負責人沒有什麼爭論，我們青委的同志也都表示擁護，就通過了這個建議。會後由青委起草文件，經過凱豐修改，長江局其他的負責人看過，作為正式文件下達。文件搞好，開始下達這個決定的時間，我的回憶是8月份的事情。”【71】

而據蔣南翔的回憶，“王明形成這樣一個觀點”並不是憑空而來的，而是受到了李昌的影響：

“大約在1938年7月間，黨內有過一次爭論。民先總隊長李昌強調民先的作用，要用民先來統一全國的青年組織。王明不太了解國內情況，以為一二九運動是民先領導的，主張發展民先解散青救。針對國民黨正在搞三青團，王明要以民先與之對抗。對此，我和楊學誠等不贊成。民先在一二九運動中確有作用，我們也是民先的發起人，但是當年在北平學生中體現黨的領導的是中共北平市委學委。儘管一二九運動開始是自發的、公開的、合法的，但學委建立以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體現出來了。學委領導着大中學校、民先和學聯，黃誠是學聯黨團書記，李昌是民先的負責人，中學有一個支部（書記孫敬文），大學由學委直接領導。在王明召集的長江局青年幹部會議上，我發言表示不同意，認為青年人的組織應該多種多樣，青年救國團在武漢有基礎，民先在北平有點紅了，如果搞全國性的民先，當局會不會讓其合法？王明聽了很不高興。”【75】

本來，于光遠和蔣南翔的說法不僅沒有直接矛盾之處，它們實際上還互相補充。可是，進入21世紀後，于光遠卻出面駁斥蔣南翔的說法：

“我看了這段話覺得南翔對情況了解得不確切。那時南翔不是長江局青委委員，他對長江局作出這個決定的過程了解得不對。依我所知，要民先在全國範圍大發展，把湖北青年救國團、廣東青抗先改為民先隊這主張是王明自己提出來的。他的理由是那時國民黨成立了三青團，陳誠擔任三青團的團長，準備大發展。王明認為國民黨有了一個統一的三青團，而我們沒有。民先有許多地方不積極發展。青年救國團、青抗先等都是地方性組織，王明認為我們沒有一個統一的青年組織在與三青團對抗中或在與三青團講統一戰線時，都會處在不利的地位。黨需要在公開領導下建立一個強有力的青年團體，他認為把民先發展成為一個組織是最為合適的。王明從來沒有講到對‘一二・九’中民先的作用與學委作用作比較的問題。我從來沒有聽到他說過，甚至我也沒有聽到李昌有過這樣的議論。因為把一個群眾團體的作用和黨組織作用相比較，本身就是不講邏輯的，南翔所講王明不太了解情況等等就是他的推測，而不是事實。長江局在作出這個決定時曾經召開了一次長江局委員的會議，長江局的委員王明、周恩來、博古、凱豐四個長江局委員也是四個中央政治局委員都參加了。”【76】

于光遠之所以要等待十年之後才出面批駁蔣南翔的說法，據他自己說，是因為他“意外收到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和清華大學編輯的《蔣南翔文集》”。（同上。）如果原因真的如此，則我們就不能不為于光遠的孤陋寡聞感到十二分驚詫，因為蔣南翔的那篇文章與于光遠的文章是一前一後發表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的《抗戰初期中共中央長江局》中。不過，更讓我們莫名驚詫的是，于光遠顯然沒有意識到，他所說的那一大套，不僅構不成對蔣南翔說法的否定，反倒暴露出了自己的強詞奪理：他提出的理由，全都是“沒聽說”：沒聽說王明“講到對‘一二・九’中民先的作用與學委作用作比較的問題”；沒聽說“李昌有過這樣的議論”。沒聽說能算是證據嗎？顯然是因為理屈詞窮，于光遠還搬出了一個“把一個群眾團體的作用和黨組織作用相比較，本身就是不講邏輯的”的理由。而實際上，于光遠的那句話本身就沒有什麼“邏輯”可言，因為“李昌強調民先的作用，要用民先來統一全國的青年組織”完全可能是在其他場合表達出來的，所以，蔣南翔是否是長江局青委委員，是否參加了長江局作出這個決定的那個會議，都不重要。

實際上，按照于光遠自己的說法，在長江局青委改組後，蔣南翔雖然“不再參加長江局青委”，但他卻成了“全國學聯黨團書記”，因此“在工作上他們同長江局青委還是有聯繫的。”【71】而據接替于光遠擔任長江局青委書記的宋一平說，當時與他“經常聯繫的”人有十多個，蔣南翔排在第一位。【77】難怪專門研究“抗戰初期中共中央長江局”的牟文鵬博士會說“‘民先’和‘全國學聯’的很多成員都是重合的，在組織的活動上也有交叉”這樣的話。【78】

好笑的是，《李昌傳》的作者不僅照錄于光遠的文章為李昌“辯誣”，他還拿黃華的一段話當作蔣南翔的話不可信的證據。但黃華並沒有否認于光遠所說的，即他在那次長江局會議上同意了王明的主張；他與宋一平及李昌給中央上書，極可能是在會後，因為“民先”在那次會議之後不久就被蔣介石政府取締了。【79】果然，按照宋一平的回憶，那次長江局會議的起因是“國民黨要解散武漢青年救國團、民先隊、蟻社等3個進步的青年團體”；並且，他與黃華、李昌上書中央是在“會後”。【80】這明顯是倒因為果，而《李昌傳》的作者對此肯定心知肚明。

其實，即使于光遠說一萬句，也不如當事人李昌出面說一句頂用。可是，直到2010年去世，李昌也沒有對蔣南翔的說法做出任何回應——這也是《李昌傳》的作者要照錄于光遠的文章的唯一原因。其實，衡之以李昌與“民先”和王明的關係、對他們的態度，蔣南翔的說法比于光遠的說法要更可信。據于光遠說，王明之所以要用“民先”統一全國進步青年，原因之一就是“黨中央決定把CY（共青團）歸入黨內”【2, p.147】，即將之撤銷；而在中共黨內，主張恢復共青團最力之人，非李昌莫屬——所以，當中共中央在1949年決定恢復共青團之後，毛澤東才會對李昌說：“你們勝利了。”【61, p.167】總而言之，于光遠之所以會不自量力地“駁斥”蔣南翔，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為老友李昌站台。而他之所以要如此，就是在他的一生中，李昌一直在保護他、支持他，即使在他差點兒被開除出黨的1986年，仍是如此。【38】換句話說就是，對于光遠來說，“革命友誼”的分量比“事實真相”要重得多——多得多。

實際上，在于光遠的“黨史回憶”中，類似這樣的系統偏差數不勝數。例如，在“憶蔣南翔”之際，于光遠還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我們同事這一段相處得是很好的。有許多看法是一致，比如一次我和他在曇花嶺聽王明演講回來，走在一路，兩人就議論開。南翔說，王明演講，用語華麗，中學生聽了很滿意，可是我們這樣的人聽了就覺得太淺薄了。我也很同意他的看法。”【76】

幾年後，于光遠又說：

“我在武昌曇花林聽過王明的一次演講，有人說他很會講話，我聽了不以為然。記得當時聽完演講從會場出來後，我同蔣南翔走在一路，我們議論說王明演講很講究詞藻，也許中學生聽了覺得很好，但是我們這樣的幹部聽過之後，覺得除了詞藻之外，沒有多少東西。那是1938年的事情。”【40, p.26】

且不說那個“妄議中央”之人到底是誰，只說其中的邏輯：于光遠一直對自己的“筆頭不硬”而自慚形穢，所以他才會對凱豐給蔣南翔的講演稿“開頭的地方加了一段當時流行的歌曲《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的歌詞，使這個報告又生色不少”這件軼事津津樂道【2, p.142】【71】【76】，並且對“一二九”運動時清華大學《告全國民眾書》中的那句名言——“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到底是不是陳伯達寫的而耿耿於懷【76】【81】【82】。一個對“文采”如此歆羨不已之人，怎麼反而會因為“王明演講很講究詞藻”對他產生蔑視之情呢？事實是，王明不僅口才了得，他的文才也相當不俗，由他親筆起草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著名的《八一宣言》，且不論其內容和歷史意義如何——有人說“《八一宣言》，唱出了時代的強音，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呼之欲出”【83】——，僅就文采而言，就立馬使清華的那篇《告全國民眾書》看上去太小兒科。看看這段話：

“領土一省又一省地被人侵占，人民千萬又千萬地被人奴役，城村一處又一處地被人血洗，僑胞一批又一批地被人驅逐，一切內政外交處處被人干涉，這還能算什麼國家！？這還能算什麼民族！？”【84】

這樣的文采，難怪連有“巨筆”之稱的胡秋原都贊之曰：“字字千鈞”。【85】據吳玉章說，當他把這份宣言出示給流亡在莫斯科的國民政府抗日將領方振武后，對方“大感動，潛到美國去宣傳。”【86】事實是，連寫出“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這句話的蔣南翔也深受其影響，不僅當時曾“秘密地組織進步同學學習，並在深夜裡把《八一宣言》張貼在學校的布告欄上，還寫成標語，組織同學秘密地貼到清華園車站和附近的農村里。”【87】半個世紀之後，蔣南翔仍舊高聲大嗓地這麼說：

“‘一二·九’運動爆發以前，中共《八一宣言》業已傳到北平。《八一宣言》明確提出，‘大家都應當有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 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一二·九’運動中‘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正是根據中共《八一宣言》的精神提出的要求。”【88】

實際上，王明最大的本事，既不是口若懸河，也不是筆下生花，而是他對馬列著作熟悉到了能夠“倒背如流”的程度：

“個子不高的王明身體壯實，舉止敏捷而幹練，他一邊講課一邊踱步，還喜歡用大幅度的手勢來表達自己的情緒，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其間還夾着一連串的英語、俄語和不知道什麼語，按現在的說法就是‘掉書袋’、‘玩噱頭’，同學們完全聽不懂，只好先做個記號，等下課後再問——整堂課除了王明的講課聲，就只能聽到筆尖擦過本子的‘沙沙’聲了。下課了，大家紛紛圍上去，問不明白的問題。對同學的詢問，王明不屑一顧地揮揮手：‘這些問題我就不細講了，你們回去查原著。第一個問題見第幾卷第幾頁第幾段第幾行，第二個問題見第幾卷第幾頁第幾段第幾行……’大家中午回去一看，果然分毫不差，學員們便對這位來自共產國際的校長心悅誠服了。王明的威信也自然在學員中樹立了起來。”【89】

而那些對王明表示“心悅誠服”之人，幾乎全部都是像于光遠那樣的“知識青年”：

“在當時只要聽說王明要在女大作報告，其他院校的知識青年成群結隊地跑來旁聽。儘管往返兒十里路段，他們樂此不疲。”【90, p.169】

難怪康生會說“如果不搞整風運動，毛主席幾乎不敢來中央黨校作報告”這樣的話。【90, p.170】

據于光遠在1995年說：

“我是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我的工作方法或工作內容之一便是閱讀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雖然勉強能讀懂原著，但非常吃力，非常之慢，只能在對譯文有疑問時，查字典仔細地去推敲琢磨，平時就完全通過中譯本去領會原著的意思。”【91】

這樣一個人，在見到王明那樣的馬克思主義權威時，其本能反應竟然不是“自嘆弗如”、“五體投地”，而是“不以為然”——這未免太違背人性。且不說王明當時是于光遠的頂頭上司，即使是對同級甚至下級做出這樣的反應，都不可思議。所以說，于光遠在21世紀追憶自己在1938年前後認為王明的講演“除了詞藻之外，沒有多少東西”，根本就不是可信與否的問題，而是他是否編造、篡改歷史的問題。

其實，僅從于光遠的大哥大李昌直到1941年還在緊緊跟隨王明這一點來看，于光遠在1938年沒有任何可能——他連一分錢的本錢都沒有——看不起王明。按照龔育之的說法，在中宣部討生活，就是在“一個個政治風暴、政治漩渦”中打轉轉、籠罩在“恐懼”、“絕望”之中。【92】而于光遠卻像是一個弄潮兒一般，處變不驚，臨危不亂，並且每每能夠站到潮頭之上笑傲江湖，這得需要多麼強大的政治本能啊？事實是，有人就說，于光遠之所以能夠“始終處在中心位置並擁有學術上絕對話語權”，“首要”原因就是 “不僅政治上可靠，而且學術上也能積極緊跟毛澤東”。【93】

從另一個角度說，如果于光遠真的像他自己說的那麼先知先覺的話，他就要解釋一下這個無法解釋的事實：一直身居要津的他，為什麼至死都沒能弄個中央委員噹噹？與之相比，早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李昌就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23年後更增補為中央委員。【94】據于光遠說，李昌之所以能夠在八大上成為中央候補委員，是因為劉少奇以李昌是“一二九運動後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的總隊長”讓他成為候選人的。【95】與之相比，于光遠在八大時是江蘇組的副組長，並且還曾代表科學界做了大會發言。【96】據他自己在1996年說，“在我入黨之後，除了黨的七大外，已經開過的所有在黨的歷史上開得很好的代表大會都出席或者列席。”【95】可是，他卻至死都沒有當上中央委員，連“候補”的資格都沒有撈到。所以說，在毛澤東時代，于光遠的仕途就是在天花板之下走鋼絲：那層天花板他永遠也捅不破，但他也確實從來都沒有從那根鋼絲繩上摔下來。

在鄧小平時代，于光遠本來是有機會更上一層樓的。據《紐約時報》報道，胡耀邦升任總書記之後，很多知識分子——顯然都是他的擁躉——期望于光遠能夠接替胡耀邦坐上中宣部部長的寶座。但是，鄧小平以他“太自由”（too liberal）為由沒有提拔他。【97】在那之後，就像鄧力群向左狂奔一樣，于光遠向右一路狂奔，至少兩次差點兒被開除出黨——他一手提拔上來的蘇紹智（1923-2019）則沒有那麼“幸運”，先是在1987年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兩年後被徹底開除出黨。從這一點來看，科邪納粹在中國的出現，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如果于光遠在1986年或1989年被褫奪黨籍，他就喪失了在中國大陸興風作浪的任何可能；但是，即使被開除出黨，于光遠的“反偽”決心也不會有絲毫動搖——恰恰相反，“偽科學”必將是他死死掐住的唯一軟柿子。

事實是，儘管關於“一二·九”運動與“黨的領導”之間的關係至今仍舊是中共黨史上的一大懸案，但它與《八一宣言》的關係卻沒有什麼爭論，所以王明在“一二·九”運動爆發的當天就說那是“響應黨宣言”，而毛澤東更是把它當作“沒有共產黨作骨幹，一二九運動是不可能發生的”這一論點的第一論據。實際上，儘管李昌一直堅持“一二·九”的“自發”說，但他卻承認，《八一宣言》是“一二·九”的“思想前導”。【60】而姚依林更是一再說：“對我們影響最大的是《八一宣言》”、“《八一宣言》中提出了統一戰線思想，我們受到它的很大影響。”【50】確實，在王明指令共青團中央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各校學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之後，北平、天津的學生馬上成立“平津學生聯合會”，接着組織“南下擴大宣傳團”、“民族解放先鋒隊”，這一切都顯示他們與“王明路線”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換句話說就是，不論是組織路線還是思想路線，包括于光遠在內的“一二九幫”都是王明系統的人，而于光遠之所以要屢次三番地主動與後者“劃清界限”，只有一個合理的解釋，那就是因為後者是中共黨內“路線鬥爭”的失敗者。實際上，與王明的瓜葛很可能是于光遠在毛澤東時代一直沒能大踏步地“進步”的主要原因。但恰恰就是因為在官僚系統內遭遇瓶頸，于光遠才會走上亦官亦學的道路，最終成為“中國自然辯證法學派”的掌門教父。古人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所以龔育之認為，于光遠“退下來以後的第三個時期”是他“一生經歷中更重要、更富於成果的時期。”【98】“更重要”是肯定的，因為那是于光遠一生中唯一一次可以一手遮天、完全控制一個“局級單位”（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的“時期”；至於是不是“更富於成果”，則肯定要由後人說了算。

與之相比，李昌在1953年被外派到哈爾濱任哈工大校長，頗有“流放”的意味——在毛澤東去世前，他也一直沒能飛黃騰達。但李昌的組織能力特強，結果竟然在哈工大變成了神一般的人物——在哈工大，老一輩的教職員工對他幾乎全都是先翹大拇指，然後再緬懷他的光輝業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