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庞忠甲

(续上)

教，就是教育发达。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开创文明，发展进步，全赖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一代代积累、传承前人灵性智慧的创造性开发成果；包括弘扬爱心、调谐两心的根本为人之道，以至各色各样增进人生福祉的知识和技能。所以不仅“庶矣哉”和“富之”，还要发展民众教育，非如此，不足以提高道德和知识水平，维持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

孔子提出“性习说”，以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意思说，人生来的本性是相近的。人都有参透事物规律性和创造性思维的灵性能力，都有旺盛的利己心和一点点原始本能范围内的爱心，人在道德上和知识上的重大差异，主要是後天教育和学习的结果。人们以为圣人有什麽异乎寻常之处，孟轲说得好，“何以异於人哉？尧、舜与人同耳。”（《孟子．离娄章句下》）再者，性虽相近，但各人存在不同的发展倾向性，其原因与成长环境条件有关，也与现代生物科学发现的先天基因差异有关，因此重在後天“因材施教”，以求最大限度发挥每个人的性向特色潜能，相信人人都可以通过教育得到长进，提高精神生活水平，并成为学有所长的有用人才。

──1945年联合国所属“教科文组织”(UNESCO) 针对德国希特勒屠杀所谓“低劣种族”事件，研究人类是否有种族差异的问题，特别约集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巴西、新西兰、法国、印度、墨西哥、英国等地的一批生物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遗传进化学等科学家，经过研讨、审查，於1950年7月18日公布一篇《种族问题声明》。主要说明：“人类只有一人种。所有全人类其相似点大於歧异点。”它说明：如果依国家、宗教、地理、语言或文化来划分的人群，最好不要说“种族”的不同，而说人类有不同的各个群体。在声明中强调：“这种‘种族’之谜，曾经造成了巨大的人类损害和社会损害，近年来且使无数人丧生而引起无比的灾患。”文中又说：“近年来科学上的研究，充份支持中国哲学家孔子的一句至理名言，即‘性相近，习相远’是也。”声明最後说：“生物学的研究，证明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伦理观念至为正确。”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日，现代基因科技也同样支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类的结论。

为此孔子从“泛爱众”的仁本思想出发，提倡“有教无类”，就是要不分性别、年龄、种族、贫富、地位……让人人都有接受教育，从而可望充分发展才干的机会。孔子带头兴办私学，首创平民教育，四、五十年间身体力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孔子当时针对“天下无道者久矣”的严峻形势，旨在培养改革政治的治世能人，办的基本上是政治学院，无力顾及“商学院”、“农学院”、“理工学院”或“女子学院”。招收学生总数约三千，来自鲁、楚、晋、陈、宋、吴等各国，遍及各个阶层，有寥寥几名世卿、富家子弟，大多出身贫贱，包括黔首（平头老百姓）、小吏、农工、商人甚至犯过强盗罪者，年龄有与孔子相若者，最小的晚五十三岁，一视同仁也。学生中後来有的从政，有的从教，很多成为有政绩，有名望的人。由此为始，打破了“学在官府”的贵族垄断文化教育旧传统，也改变了贵族世袭政治官职的局面。

这里还要顺便澄清一种关於儒家轻视劳动生产的误解。有个著名的“樊迟学稼”故事如是说。当年孔子办学，应救世济民急中之急，专门培养可以贯彻儒家学说推行政治改革的人才。樊迟来打听学种田的本事，孔子老实告诉他，种田的事我比不上老农（这里不是“农学院”）；作为“政治学院”院长，孔子指出：为政者靠的不是自己的种田技能，做到了礼、义、信，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会带着家人来归附。这有点像毛泽东所说“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意思吧。怎可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得出“重道轻艺”，轻视劳动生产，甚至鄙视科学技术的推论呢？

儒学是“肯定人欲，引上正道”的“人本、入世、求道、为学、致用”的学问。儒家在乱世当然要着重强调伦理上和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但一切拨乱反正的仁政努力，最终指向了循正道求大利的最大限度经济效益目标。这样的目标，必须通过研究自然、发展科技、促进生产、鼓励商贸、加强管理，才能实现。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仅孔孟有如上诸多有关论说，事实上儒家经典如《大戴礼记．夏小正》、《诗经》、《尚书．尧典》、《礼记．月令》等都包含着丰富的科技知识；历史上有众多儒家学者参与科技研究，作出了贡献，中国古代科技中的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等学科都具有显着的儒学特征。但是，由于伪儒反孔孟之道而行之，中国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得不到应有的成长，尤其在宋明理学大兴之後，可谓乏善可陈，陷入了停滞不进的窘境，到了明清时期，几乎全无长进可言了。

近闻厦门大学哲学系乐爱国教授著有《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2002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对此进行了全新的探索。该书以翔实的史料和严密的论点对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的关系问题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如果华夏中华以“仁－中－礼”三位一体为人生共性指导原则，一以贯之地执行“庶－富－教”的政策，不就早该实现小康，进入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科技经济发达和“可持续发展”的繁荣富强现代化社会，悠然朝向大同境界过渡吗？

至于大同世界，就是“庶、富、教”大见成效，小康盛世繁荣发达安定已极，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极大提高，按诸《礼运．大同篇》描绘的那样，社会政治体制由家天下或准家天下的专制统治，转进“天下为公”，“选贤举能”，实行民意基础之上的贤人政治；大道之行也，“仁－中－礼”三位一体功德圆满，进入高度两心调谐化的自由、平等、繁荣发达之化境，相当於马克思所称“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想社会生活。但因尚在遥远之境，夫子只能笼统言之了。

孔子祖述尧舜，比拟大同。尧舜时代没有第一手文字记录，却留下了许多美轮美奂的传说，何妨古为今用，为后人提供一片浪漫积极的想象馀地？试问一个连基本礼法都还没有建立起来，典章无可稽考的尧舜时期，何来可资模仿的真实意义？孔子颂扬尧舜，无非以尧舜令名为象徵，做号召，借复古之名，行改制之实也；为的是将庶、富、教提升到一个空前高度水平的发达进步社会，贯彻经由小康而大同的大目标。欧洲十四世纪从意大利开始的文艺复兴，不就是心有灵犀、借希腊、罗马之古求变求新？所不同的是他们成功了，成为宗教改革和资本主义勃兴的先导，批评家戴不上复古倒退的大帽子，只能反复颂扬不止了。“古为今用”、“借古喻今”，是一种苦衷，一种艺术，一种雅趣，也是一种必要吧。嫉倒退如仇，提倡“不断革命论”的毛泽东不也唧唧哦哦“六亿神州尽舜尧”，师法张鲁搞人民公社，自比马克思加秦始皇吗？

如所周知，颇有人总是把儒家思想同否定私心即人欲，也就是抹煞人性追求幸福的原动力划上等号，因此难以接受儒家思想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诠释，反以为同当今世界普遍采行的民主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机制冰炭不容。他们举出了诸如“人之一心，天理在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和“灭尽人性，复尽天理”这样的赫赫经典权威箴言以为铁证。

倘非人云亦云，究诸史实，孔孟讲的都是“肯定人欲，引上正道”的道理，这些反话统统是後日程朱陆王理学大师们的传世名言，没有哪怕一句出自孔孟之道的。人称朱熹和他师法的程氏兄弟和後来的陆王派所代表的宋明理学为後儒，其实此儒非那儒，无论朱文公他们把至圣文宣王的旗号打得多高，就象後世故事真假孙悟空，真假包龙图那样，殊途且不同归矣。

程朱派标榜即物穷理，但只容许穷出他们曲解了的反人性的“仁、义、礼、智、信”之理，如果得出合乎人本主义或民本思想的道理，或与“理”无关的文史、自然以至科技知识，就会被斥为大逆不道。後继者陆王派的“心学”，索性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只许人们从事内心省察和修养，鄙夷一切实实在在包括富国强兵在内的学问，私心和灵性统统都在窒息、抹煞、否定之列。“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尚书．太甲》）这就是人世间天字第一号自作之孽了。华夏一族，怎不在劫难逃，从此沉沦？

当然有人看得出其中有诈。清代的颜元尝说“程朱之道不熄，孔孟之道不著。”“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戴震尤直指“酷吏以法杀人，後儒以理杀人”，主张“史以明道”。

後儒理学因为特别迎合那时节封建政治锐气丧失，颓势渐显的之际强化思想控制，钝化灵性活动以巩固“奉天承运”特权的需要，深得统治者赏识，被赋予了“政教合一”体制下绝对神圣不容挑战的超级意识型态垄断地位。至此，中国知识分子除追求科举功名，埋首考据之学，根本没有运用天赋灵性探索真理必要的两心调谐环境条件可言。清初非儒教传统的满人夺鼎主政，适逢西风东渐，隐有吐故纳新的“激活”机会，但在雍乾大兴文字狱以後，即便有人发聋，也无力振聩了。以後中国复杂的政治局面及其造成的思想混乱，使得一系列主导舆论的统治集团都有意或无意地规避这笔糊账；一些有见地的学者虽然有所觉察此孔非那孔，此儒非那儒，可奈积重难返，破解根由也难，或受制於形势条件，至今罕有说个分明的。

真孔同程朱之流所谓後儒在人性天理这样的根本观念上泾渭分明，好在有书为证。

《论语．里仁》记有孔子的话，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不接受）也。”请看，这不是首先肯定人欲，然後指出求富贵要走正道吗？其下又有，子曰“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不逃避）也。”请看，这不是再度肯定人欲及其趋利避害的基本内涵，然後又紧接着指出，要脱离贫贱，也应该走正道吗？“好色，人之所欲；富，人之所欲；贵，亦人之所欲。”（《孟子．万章章句上》）儒家以肯定人欲为先，但以“欲而不贪”（这是孔子提出的君子从政为官的主要条件之一。见《论语．尧曰》），循正道以行为宗旨也。弟子冉求为季氏宰，帮助季氏聚敛不义之财，搜刮民脂民膏，取民之赋粟倍他日。孔子说“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孟轲评说道“由是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孔子者也。”（《孟子．离娄章句上》）

香港末任总督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爵士曾在他的《东方与西方》（East and West）一书（1998年版）最後一章探讨世界未来之始，就是引用了夫子上面的一段话：“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英文本上是这样说的，The Master said:“Riches and rank are what every man craves; yet if the only way to obtain them goes against his principle, he should desist from such a pursuit”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4.5。看来此爵温故而知新；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箴言常青也。

如前所述，孔子是小康目标和“庶、富、教”政策的倡导者，反对的不是富，而是像季氏宰那样“不乡（向）道，不志仁”而求富的害民“富桀”。

先儒确实讲过“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这样的话。是针对执政君王为政之道说的，只要完整地读一下，就不至误解孔孟的本意了。语出《大学章句》，有言“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有此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换言之，“生财有大道，食之者众，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仁者散财以得民），不仁者以身发财（不仁者亡身以殖货）。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如此则府库无不义之财也）。”

孟轲见惠王，劝告他不要後义而先利，主张为君者把仁义放在第一位。都是基于一个简单的道理“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孔子回答鲁哀公的话）百姓不足，归根到底，不仅是一个君足不足的问题，而且是还有没有人，还有没有土，还有没有财，甚至还有没有国的问题。孔子不仅反对那些当官的“富桀”，更要为君者把德和财的位置摆正，唯其如此，百姓才会富足起来，国家才能安定和强大起来。

说得透彻到家，“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讲仁义就是为了追求更大更可靠更长久的利，或者说是一种更高明的求利之道。儒家反对的绝不是求利，期期不以为可者，求不义之利或“後义而先利（放弃正道原则急於图利）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梁惠王本是魏候，都大梁，僭称王，三十五年，卑礼厚币以招贤者，孟轲至，王问利而不及仁义。孟轲告诫惠王，如此上行下效，“上下交征利”，以义为後，以利为先，“则国危矣”。谓将有弑夺之祸，“不夺不餍”（属下不弑君而尽夺之，其心未肯以为足）也。後世程氏也曾有所体会道，“君子未尝不欲利。当是之时，天下之人唯利是求，而不复知有仁义。故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圣贤之心也。”换言之，为政以仁义为先导，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反之，唯利是图，不仁不义，则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也。

孟子尝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原因）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孟子．离娄章句下》）这是关於人性两大调节元以利己私心为第一性的一种非常明澈的表述。

作为治国之道，如何追求更大更可靠更长久的利？孔子一贯主张以仁义为指导，经由善政而得民财也。孟子也是讲究经济效益，立足经济效益的有心人，除了反覆阐释这个根本道理，还提到了许多重要政策观念。他在答滕文公问时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不就是肯定保障私有财产权的重要意义吗？滕文公派毕战问孟轲井地之事，轲曰“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就是说，实行仁政，首先要落实经济制度，不容豪强贪暴为所欲为，否则就是没有意义的空谈，而经界之正，莫非相当於现代经济学关於明确产权的观念？他主张：“易其田畴（改良耕田），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不是随心所欲地增加人民的负担），财不可胜用也。” （《孟子．尽心章句上》）这些善政大计，不都是现代进步发达社会行之有效的富国利民良策吗？

“人亦孰不求富贵？”（《孟子．公孙丑章句下》），“欲贵者，人之同心也。”（《孟子．告子章句上》），孔子岂见外哉！《论语．述而》记着，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後人尊为素王、大成至圣先师的超级圣人孔丘，就是这样毫不含糊地公开承认，富若可求，虽身为“贱役”以求之，亦所不辞也。用现代语言打个譬方，好比大学教授兼开计程车挣钱是不必怕难为情的。孔子对学生直言“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还不是以物质利益鼓励他们勤学？

孔子从来不讲“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那种假话、大话、空话。“食色性也”。

《礼记》尝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孔子自承“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卫灵公》中记有，子曰：“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色欲出诸生物本能，乃人之大欲，这是灭不得灭不了的。对待好色和求富一样，决非提倡禁欲主义，唯导之以德，引上正途为要。

齐宣王同孟子谈得投机时，说了好多实话。这位君主自承“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喜好财物）。”孟子答得好：“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与百姓共享），王何有（算得什麽毛病呢）？”

齐宣王又坦言道：“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对曰，“昔者大王（指公刘九世孙）好色，爱厥妃。……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王何有？” （《孟子．梁惠王章句下》）

从上面的对话可见，儒家无意充当奢谈清心寡欲，横眉冷对“好货”和“好色”的伪道学先生，只是强调一国之君不要只顾自己“好货”和“好色”，忘记了老百姓缺衣少食以及怨女旷夫的苦处，能够推己之心以及於民，并且做出实效就好。

子曰：“见利思义”（《论语．宪问》）、“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就是要在有利可图时，想到是否合乎义──合乎仁。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但要“义然後取”，否则，“不义而且富贵，於我如浮云也。”（《论语．述而》）毛泽东有言，“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其意义是相通的。

前面已经说过，孔子的全部学说，无论人称如何博大精深，其意图归结为一句话，无非简简单单八个大字“肯定人欲，引上正道”而已。

儒家学说有极大的灵活性、变通性，但坚持正道是不易的基本原则。用马克思的话说，就叫做“决不拿原则来做交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孟轲说得妙“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 （《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孔子同君王谈政治，对政治下的定义就是“政者，正也。”这的正字，是中庸常正之道的体现；探本问源，就是指两心调谐、恰到好处。

在那个天下权贵惟利是求不复知有仁义，社会性两心严重失衡，自私贪欲导致战乱狂飙的年代，决策者所缺者，当非利己的私心原动力，而是代表爱心或公心的难能可贵之至的仁心。为了“拔本塞源而救其弊”，孔子千方百计说服为政的大人们以德为本，克己复礼，恪守正道。这就是有德斯有财；就是为民图利，为国图利，也就是图大利、图特利的根本大道。只要稍稍深入领会孔孟的一切说教，何尝片刻离开过图利这个目标？图利就是满足人欲的追求，肯定人欲是大前提，否则这条正道又为何而走，又能通向何方呢？

有人仗着皇帝後台，有恃无恐，垄断了对儒书的解释权，通过辑注儒家经典着作，照他们的意思任意解释孔孟原话，从他们的话断章取义，反其意而用之，扳起一副道学面孔，变成了让老百姓灭人欲，安贫乐道，听凭剥削宰割，不得发财致富，却把帝皇权贵横征暴敛、穷极奢侈视之为天经地义。这是荒谬的历史呢还是历史的荒谬？

这里有朱熹加注过的《大学章句》。打开第一页，可以看到正文开宗明义第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於至善”。止於是“立足於”的意思，出自《诗经》形容黄鸟懂得栖息在适当的地方，借喻“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就是说人应该懂得在适当的地方站稳脚跟。至於什麽叫至善？朱熹接着注释道“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大学》之纲领也。”好一个“无一毫人欲之私”，好一个《大学》之纲领也。试问这难道是孔孟的天理观本意吗？

《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君子品格的高级人才。明明德者，彰明人类天性中的良知，即人人应该明白的常识公理性基本道德观念是也；诉诸两心调谐原理，这个明德就是弘扬爱心（公心）以调谐私心，从而“肯定人欲，引上正道”的大本大源之理。

文中的亲民，後人已订正为新民，这就是说，《大学》教育的对象不仅要达到明德的修养水平，还要入世走向社会，把自己弄通了的明德推以及人，引导民众一道与时俱进，发挥灵性创造能力，不断获取新的发展进步成就，“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汤之盘铭》）振起其不断自新之民也。诗经《大雅．文王》篇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言周虽旧，文王之世，能兴起新政，新其德以及於民，刷新民众的观念，才有创新的伟大功业，这也就是孔子言必称西周的所以然了。

文中的至善，从来没有意味着，也没有暗示过什麽“无一毫人欲之私”的涵义。至者，极也。至善，就是极高标准的美好品德。这个至善，是以明明德为前提，按诸两心调谐原理，循中庸之道，合乎当时当地历史环境条件的优化选择道德规范，是贯彻“肯定人欲，引上正道”的需要，应能落实到礼法制度，具有充分可操作性；绝非根本背离“性与天道”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否定人欲的极端主义。

止於至善的“止於”两字，有着不可轻忽的深意：如果你建立起了至善目标，就要像黄鸟那样懂得栖息丘隅（除非你建立起了新的优化目标），既要牢牢把握坚持，也不要做过了头，“过犹不及”也。而且，对於不同对象，按其不同特点，各有追求至善的不同落脚点或侧重点。《大学章句》有言：“为人君，止於仁；为人臣，止於敬；为人子，止於孝；为人父，止於慈；与国人交，止於信。”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究其精微之蕴，推类以尽其馀，则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无疑也。

弘扬爱心，调谐私心，追求至善，要旨在於调谐意义上的恰到好处，上文（《孔子思想大本大源考》）的思想实验中曾经比拟为一定区间围内的函数极值，亦即系统优化选择（System Optimization）的结果。像朱熹那样把“灭人欲”当作“尽天理”，以“无一毫人欲之私”冒充至善，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过犹不及”，分明欺人之谈，荒谬绝伦矣。

伪儒借孔子令名，打着圣人旗号，作为维护专制极权统治体制“长治久安”的御用愚民骗术，从大本大源上上否定了孔子思想体系的基点和宗旨；所有引经据典、道貌岸然、铺天盖地的豪言壮语，无非偷天换日的欺人之谈，据此制订的“吃人旧礼教”，支持循环再生不已的专制王朝，一步紧似一步，不惜扼杀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切机会。漫漫两千年而下，孔子的分阶段社会发展大目标竟成海外奇谈？

神州中华，缘何正不胜邪，黑云蔽日，回天乏术，遗恨千古，终于在东西方碰撞、较量中沦为人辱人取的俎上鱼肉？孔子思想体系的历史价值和经世致用可行性何在？时至今日，对于中国深化改革，全球政治民主化、经济一体化、科技现代化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大趋势究竟是促进、相容还是对立？换言之，儒家学说在现世大有可用呢，略有可用呢，还是应该弃之若敝屣？将在下一个专题论证系列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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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孔子密码－儒家学说的现代诠释》 庞忠甲著，中华书局（香港）2005年12月出版。

http://www.chunghwabook.com.hk/item_newbook/html/962888507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