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廢除漢醫對中國近代醫學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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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郝先中 (皖西學院學報)

近代中國的社會轉型，歐化思潮及反傳統主義的產生，是導致廢止中醫思想泛濫的社會和文化根由。而在外部條件中，日本明治維新中取消漢醫的成功，使部分中國人產生效仿日本的動機，直接促成了大批留日醫學生的湧現，既為中國近代醫療衛生事業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又在客觀上造就了一批廢止中醫思想的代表人物。

一、日本廢除漢醫與近代留日醫學生

西方現代醫學在世界範圍推廣之前，各國都有與其自身文化密切相關的傳統醫學。近代以降，總體趨勢是逐漸為西方醫學所取代。日本的醫學在近代的變遷就是一個典型，也對中國近代醫學的發微產生了示範效應。

公元414年，日本允恭天皇患病，急召韓國醫生治病，從此日本有了韓醫方。513年，中醫被引進日本，“以後關於醫藥的教養，悉依唐制，漢方醫遂以成立，即其後所謂皇漢醫道”。[1]中醫日益成為日本醫療體系的主流。16世紀開始，同樣是歐洲傳教士把西洋醫學帶到日本，但對日本的影響遠不及漢醫深遠。18世紀中期，前野良澤翻譯介紹荷蘭醫書提倡西醫，西方醫學逐漸在日本立足，當時把從荷蘭傳入的醫學稱為蘭方醫。此後，蘭方醫在日本不斷壯大，到19世紀中葉西醫在日本勢力大盛，與漢方醫屢屢發生衝突。日本人開始對西方文明產生強烈的興趣，“（日本）近世以來，結交歐美，公使之館，衡宇相望，亦上自天時地理、官制兵備、暨乎典章制度、語言文字，之於飲食居處之細，玩好遊戲之微，無一不取法於泰西。”[2]這種對西方文明的崇尚必然沖淡了對漢文化的興趣，體現在醫學領域，就是實施一系列的廢止漢醫措施。

明治維新（1868年）伊始，日本先後頒布了《王政復古詔書》、《五條誓文》、《政體書》，實行廢藩置縣，發展工商，引進西洋科學文化的方針。大政官宣布，日本今後醫學學修之路，當以西洋醫學為依據。為此明治政府開始實行廢止漢醫全盤歐化的措施。其特點是：通過議會與政令一舉廢止官設的漢方醫校；擢西醫取代漢方醫掌握國家醫政大權；實行醫師西洋七科考試製，扼制漢方醫的產生來源；用自然淘汰的方法逐步消除特許執業的漢方醫。另一方面，大力發展西醫事業，舉辦醫校、醫院，聘請西醫學者任教講學，派員留學海外，培養西醫人才。至1906年，歷經30餘年，基本達到廢止漢方醫的目的。[3]
日本的醫學考試制度的建立，實際上剝奪了漢醫的授徒傳業權，也就斷絕了漢醫的繁衍生存權。雖然，漢醫們也曾組織過集會、請願、結社等鬥爭，要求修改醫師法，另定漢醫考試條例，允許漢醫辦學培植人才，但均無濟於事，頹勢難挽。漢醫人數急劇下降，日本的漢醫與西醫的結構發生了變化，西醫所占比例日益擴大並占據主導地位。“據明治初年之調查，醫師百人科學醫僅21人，在明治7年頃仍有漢方醫8人對科學醫2人之比……。明治20年5月1日之調查，原由政府免試而許可者尚有32800人。然在明治30年，原來免試許可者已減至23900人。”而“經開業實驗及格者”則從4072人增至8467人。[4]可以看出，西醫勢力日益壯大並逐漸占得上風。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徹底剷除了封建幕藩體制，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社會面貌為之一新。在短短的幾十年裡，取得了西方列強近兩百年才建立的成就，迅速進入世界強國之列。日本的成功使中國的知識分子得到了啟示。他們認為，日本現今的文明正是西方文明孕育的結果，日本現有的文明成果與西方文明猶如母子之關係：“磅礴彌綸於現今之世者，無分泰東西，皆唯一無二之歐化主義也。泰西文明之為母，而孕育泰東文明為之子。……觀於東邦革新，輸進歐化，舉國風靡。哲學也，耶教也，文物也，風俗也，蓋去不盡棄其舊而傾向焉。卒歸日本國家之主義。是可見歐化之實效也。”[5]而中日兩國命運的迥異，正是在歐化問題上所採取不同態度所致，是否具有歐化意識是問題的關鍵。“歐化東漸一語，日本婦孺皆習為口頭禪。而叩諸中國人，雖大夫亦多懵然。……地小地大、兵弱兵強、財困財裕，固無關兩國之興敗。兩國之興敗歐化故。……雖今日之比例，日本優於中國，焉知他日之比例，中國不優於日本？無他，歐化之速率每成一比例，國勢之速率即遂以日增。於是而中國立矣。”[6]因此，中國如果要迎頭趕上，就必須加快歐化的步伐。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全盤吸收近代西方文化，在許多方面領先於中國，而在其後的軍事對話中，中國被打得鼻青臉腫，“甲午一敗於東鄰，庚子再創於八國”，中日近代化歷程的巨大差距，令國人如夢方醒。在痛心疾首之中，開明的君王和知識分子們不得不對日本這個突然崛起躋身強國之林的島國刮目相看，不得不正視這個明治維新後日益強大的新對手。維新人士康有為、梁啓超紛紛上書光緒帝，主張仿效日本的明治維新，實現變法，以挽救清政府大廈將傾的危局，使中國擺脫積貧積弱的困境，他們向光緒上書道：“願皇上以俄國大彼得之心為心，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而已，……日本為俄美所迫，步武泰西，改弦而雄視東方，此而為國者，其始遭消弱與我同；其後底盛強與我異。”[7]對一落千丈的國勢，光緒帝決定效法明治維新以圖自強。其措施之一就是效仿日本，在北京同文館設立東文館，學習日文，同時派遣大批青年東渡日本留學。[8]而日本從自身利益出發，也採取吸引中國留學生的政策。這樣，在中日統治者的雙重推動下，自清末以來，出現了盛極一時的留日熱潮。自1896年至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中國人留學日本的學生總數不下於5萬人。[9]在這5萬留學生中，有不少是學習西方醫學的。因為當時的日本，西洋醫學已經占據統治地位，日本國富民強，對心懷救亡圖存、振興國運的有志青年們來說，無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1896年，第一批中國留學生13人奔赴日本，其中尚未有學習西醫者。1902年的調查顯示在日本的272名留學生中，已有3名習醫者。[10]1902年，魯迅就是有感於“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11]東渡日本，1904年從弘文學院畢業後進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習西醫，後來棄醫從文。據李喜所統計，1904年留日醫學生在校人數為23人。1905年起，逐漸增加，1907年達到高峰，其中千葉醫專由於與學部簽訂招收中國學生辦法，人數最多。據1907年底中國留日醫學生創立的醫藥學團體“中國醫藥學會”的調查，在日本藥科的留學生有95人。另據日本外務省檔案，1907年同仁堂學校的中國留學生為35人。

表3－1 1904、1907、1909年留日醫學生人數學校分布表（單位：人）

學校（簡稱） 1904年 1907年(醫科) 1907年（藥科） 1909年
東京醫科大學（東京醫大）7 4 1
京都醫科大學（京都醫大）2 5 4
千葉醫學專門學校（千葉醫專）1 20 5
金澤醫學專門學校（金澤醫專）5 10 8
仙台醫學專門學校（仙台醫專）4 3
長崎醫學專門學校（長崎醫專）5 1
大阪府立高等醫學校（大阪高等醫校）14 4
京都府立醫學專門學校（京都醫專）7 1 1
熊本私立醫學專門學校（熊本醫專）4 2 10
岡山醫學專門學校（岡山醫專）4 13 4
私立東京藥學校（東京藥校）
私立東京醫學校（東京醫校）
東京女醫學校（東京女醫校）
私立同仁醫學校（同仁醫校） 1

合計 23 76 19 32

資料來源：李喜所：《近代中國的留學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154頁；《留學日本醫藥學校同人姓名調查錄》，《醫藥學報》1907年第6期；沈殿承：《中國人留學日本百年史》上冊，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85－212頁。

從表3－1可以看到，1907年以後，留日高潮逐漸減退，但習醫者仍然不少。據牛亞華統計，1911年以前，有名可考的留日醫學生有163人，實際人數更多。[12]但堅持到畢業的人數並不多，實藤惠秀調查了日本23所醫學專門學校，截至1911年共有51位中國留學生畢業。[13]

留日醫學生在日本求學期間，成立多種醫藥學術團體，出版學術刊物，不斷進行學術交流。1906年，千葉醫專的留日學生組成“中國醫藥學會”，編輯出版《醫藥學報》，鼓吹新學，改良舊習，刊物介紹西醫學、醫藥理論、醫療技術、醫藥政策、醫學史、醫藥新聞及衛生常識。1907年春，金澤醫專的留日學生成立“中國國民衛生會”，出版《衛生世界》。神戶的留學生組織“中國精神研究會”，1917年出版《精神雜誌》。1907年成立的“中華藥學會”，是中國第一個全國性的學術專門協會，1909年在東京召開第一屆年會，通過章程，王煥文被推為會長。協會仿照《日本藥學雜誌》的體例，創辦藥學雜誌。“中華藥學會”由日本到中國，規模日盛，對近代中國藥學事業的發展貢獻良多。

誠然，在20世紀之初，日本醫學模式對中國的影響還沒有歐美醫學體系那麼深遠，但它對中國西醫學發展的趨勢仍然產生了不小的影響。這種影響首先表現在中國近代醫學知識群體的形成。大批留日歸國學生是構成這一群體的最基本部分，因為從留學史角度來看，中國近代留日學生遠遠超出歐美留學生。中國近代醫學知識群體的形成表明中國新醫學事業的正式確立，也“標誌着中國西醫學家、醫學教育家登上新醫學舞台，……自此西醫科學無可爭辯地成為中國醫藥學的一個組成部分，與中醫學並峙於中國醫壇。這表明中國作為被傳播者的地位開始結束，這一知識群體既是西醫學的傳播者，更是專門科學的實踐者和研究者。留日學生和留歐美學生形成了德日派和英美派，在西醫界呈現出流派紛爭的局面。”[14]其次，丁福保先生所開創的翻譯日文醫學書籍揭開了漢譯西醫文獻在華普及推廣的新篇章，這些醫學典籍對中國醫學事業的影響甚至“遠遠超出歐美傳教醫師半個世紀的努力。”[15]

二、留日學生與近代醫學事業——以湯爾和為例

清末的留日醫學生在完全西化的氛圍里接受現代醫學的薰陶，不論在醫學觀念上還是在實際行為中，已經打上了西方醫學的烙印。中國早期的西醫醫生中，除國內教會醫學校畢業者，幾乎全部是留學海外的歸國學生，其中留學日本的又占絕大多數。這一留學生群體回國以後，在20世紀初承擔起傳播西醫學的職責，成為中西醫學跨文化傳通的中介。他們活躍於教育界、醫院、研究所；並在醫藥衛生知識的普及傳播、醫學教育、醫藥衛生政策、公共衛生事業及醫學學術研究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在推動中國醫學由傳統向現代化的轉變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在官辦的醫療機構施展影響，與歐美體系的西醫派分庭抗禮，各領風騷。湯爾和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湯爾和（1878-1940），原名調鼎，浙江省杭縣（今杭州市）人。1905年留學日本，原習陸軍，後改學醫。1910年畢業於日本金澤醫學專門學校。又游德，獲柏林大學醫學博士學位，歸國後曾兩次出任北京醫學專門學校校長。1915年，他創立中華民國醫藥學會，任會長。1917年，在中華醫學會第二次大會上被選為副會長。1922年後，歷任教育總長、內務總長、財政總長。湯爾和是中國近代醫學事業的拓荒者之一，然而，由於湯爾和晚節不保，後投向日偽，任“議政委員會”委員長等職。長期以來被詬為歷史罪人，“遺譏於醫林”。[16]多少淹沒了他在中國近代醫學事業上的傑出貢獻。以下略述湯爾和作為一個留日醫學生，在回國以後對近代醫學事業的貢獻。

1、領銜創建國立北京醫學專門學校
國立北京醫學專門學校是我國最早的國立醫學校，北京大學醫學部的前身，創建於1912年10月26日。1903年，清政府在京師大學堂設立了醫學實業館，雖然四年後停辦，但在客觀上為創立國立北京醫學專門學校奠定了前提。民國初年，北洋政府開始對西醫在中國的發展予以重視。1912年9月，教育部部長范源濂電邀從日本留學歸來的湯爾和到京，籌劃創立醫學校事宜。此前湯爾和等人在浙江籌建浙江省立醫學專門學校，並擔任病院副院長。湯赴京以後，教育部以價銀10，000兩購買了宣武門外八角琉璃井醫學館舊址，劃撥給國立北京醫學專門學校使用。比湯爾和晚一年畢業於日本金澤醫學專門學校的周頌聲也應邀參與了創建工作。10月16日，中華民國教育部任命湯爾和教授為北京醫學專門學校首任校長，周頌聲出任教務長。1912年10月26日，民國政府頒發校章，正式成立我國第一所國立醫學學校——北京醫學專門學校。至此，中國第一所國立西醫學校正式誕生。湯爾和在第一屆開學典禮上致辭：“醫校目的，自主觀言，在促進社會文化，減少人民痛苦。自客觀言，西來宗教，都籍醫學為前驅，各國的醫學集會以及印刷物中，沒有我們中國人的地位，實在是一件最慚愧不過的事。所以這所學校，不僅給諸位同學一種謀取職業的本領，使你們能掙錢，實在是希望諸位負起促進文明，用學術來和列強競爭的責任……”。[17]他的講話開宗明義，指明在我國建立現代醫學教育的宗旨。學校草創之初，教職工僅9人，首批學生72人。有舊屋數十間，舊顯微鏡一台，中國舊醫書數十本，開辦費800元，每月經費千餘元。然而，湯爾和等人以鍥而不捨的精神，慘澹經營十幾年。該校從小到大，規模日盛，從北京醫學專門學校到北平大學醫學院、國立西北醫學院，直至北京大學醫學院，解放前共為國家培養出1166名畢業生，構成中國現代醫學事業的中堅力量。[18]

2、倡導人體解剖、制定《解剖條例》
眾所周知，解剖學被稱為現代醫學基礎的基礎。西方國家的醫學教育普遍開設解剖學課程。然而，在封建傳統十分悠久的中國，人們長期受到封建禮教的束縛，長期形成保全屍體的陳腐觀念。不獨普通百姓，就連中醫界也對解剖屍體持牴觸態度，醫校的解剖課程只是形同虛設。湯爾和認為，學習解剖學不能紙上談兵，僅憑掛圖和書本知識是不夠的。因此，他敢為天下先，親自起草解剖條例，向政府力陳解剖在醫學教育中的重要性。1912年11月24日，湯爾和上書教育部請求公布《解剖條例》。由於封建勢力的禁錮，解剖在當時尚無先例，初次呈請並未獲准。湯爾和又反覆請求，中華民國政府終於1913年11月22日以內務部51號令的形式公布了《解剖條例》，從此中國有了第一部由政府頒布的為醫學研究之目的的解剖法令。這是中國近代醫學史上的里程碑，醫學工作者無不歡呼雀躍，拍手稱快。著名西醫伍連德博士稱“殊為我國醫界前途喜也。”[19]由於湯爾和等人的努力，中國醫校才得以打破舊俗，開設人體解剖學課程。解剖條例十分簡單，共有五條，規定了可供解剖的四種屍體。1914年4月22日，內務部又頒布了《解剖規則施行細則》。[20]充實完善了解剖條例。然而，雖然有了解剖條例，但在實際操作中仍困難重重，阻力很大，“雖有政府明令准許醫校及醫院解剖屍體，而地方官及當事者，每以避世俗攻擊，迄未能實力奉行。”[21]醫學校和醫院只有少量的屍體解剖，有時還不能順利實施，受到非法干涉。湯爾和雖“長北平醫校，以解剖說當道，垂有成議。”也遇到了“乃事聞於步軍統領之夫人，堅決不許”[22]的尷尬情狀。儘管醫學解剖在中國的發展不能一帆風順，但湯爾和等倡導人體解剖，但開風氣敢為先的精神是值得後人稱道的。

3、組織學術團體、推動醫政改革
1915年8月，湯爾和、周頌聲、侯希民等發起成立中華民國醫藥學會,該會主要成員為歸國留日醫學生,也吸收國內醫藥學專家參與。總會設在北京，各大城市均設有分會，每年舉行一次大會，相互交流經驗。1916年8月，該會召開第一次常會，推舉湯爾和為會長，1917年編輯出版《中華民國醫藥學會會報》。該會的章程為：研究日新之醫藥學，力求進步，以期學術之獨立；聯合海內外同志交換智識，以期同軌之進行；扶植我國醫藥教育；建議衛生行政法案，請願政府，以促衛生行政之進行。該學會定期舉辦學術研討會，調查寄生蟲病，研究中醫中藥。1916年受教育部的委託，湯爾和聯合中華民國醫藥學會、博醫會、江蘇教育會共同審定醫學名詞，為統一中國醫學名詞做出了貢獻。有人認為“在北洋政府時代，該會對政府衛生行政方針的影響大於中華醫學會。”[23]湯爾和重視醫學基礎理論的研究，在他任北京醫學專門學校校長期間，每年派出優秀畢業生赴德國留學，學習醫學基礎學科的知識，不僅壯大了師資隊伍，培養了大批知名專家，也為學校幾十年重視基礎醫學教學和研究的傳統奠定了基礎。1922年後曾擔任過中華民國教育總長，並編著或編譯了一系列我國自己的醫學教材。他本人不僅擔任領導工作，也不斷從事醫學研究。1921年，他被派往歐洲考察醫學教育，曾在柏林大學解剖學及生物學院做訪問研究，在德國著名學術刊物Anat.Anz.Bd.（1922，55）和Arch.f.mikr.Bd.（1922，96）發表兩篇論文，很快即被組織學名家所引用。[24]

湯爾和十分注重醫藥管理和醫師培訓工作。辛亥革命以後，一些中醫呼籲國家應實行統一的醫藥管理。1915年，固安縣中醫張治河及前清太醫院醫生趙存仁先後呈文教育部要求立即組織醫生考試。北洋政府並未採納他們的建議，而是去徵詢中華民國醫藥學會的意見。該會創始人湯爾和不久呈文教育部建議照朝鮮的辦法實施。他認為，應“博採東西成法制定規程，限以科目，公布海內，俾眾周知，凡非學校出身必須此種試驗。”[25]湯氏的建議比明治早期日本的漢醫政策還要嚴厲。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北洋政府開始進行第一次全國衛生調查。主要是調查醫生。雖然這次調查因為阻力重重而失敗，但無疑是北洋政府力圖醫政改革的一次嘗試。

4、翻譯、介紹西方醫學著作
湯爾和在翻譯和傳輸西方尤其日本醫學專著上卓有建樹。他傾其所學，翻譯了大量日本醫學名著。1915年他翻譯的石川喜直著《局部解剖學》二冊，由日本吐鳳堂出版。其後，他又翻譯了下平用彩著《診斷學》（1919年，商務印書館）、志賀浩的《近世病原微生物學及免疫學》（1928年,商務印書館）、木下正中、清水由隆的《近世婦人科學》（1928年，商務印書館）、西成甫的《精撰解剖學》（1938年，同仁會）、宮原虎的《牙齒的病理及療法》（1934年，同仁會）、永井潛的《醫學與哲學》（1926年，商務印書館）、《生物學與哲學之境界》（1926年，商務印書館）、岡村周諦的《生物學精義》（1926年，商務印書館）長谷部言人的《自然人類學概論》（1930年，商務印書館）等，及德國學者L.Michaelis的《胎生學》（1919年，京華印書館）、Gegenbauer等的《解剖學提綱》、F.Claty的《青年心理學》。其中《解剖學提綱》和湯爾和自著的《組織學》（1914年，東京吐鳳堂）是北洋政府時期醫學院校主要的教材和參考書，《近世婦人科學》和《生物學精義》被收入在當時影響很大的《大學叢書》。[26] 毫無疑問,湯爾和對中國現代醫學事業的發展不遺餘力，貢獻良多。他的生平及經歷反映了大部分留日醫學生相同的人生履歷。

三、由日本模式侈言廢止中醫

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對中國留日學生的思想轉變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日本廢除漢醫同樣給中國醫界帶來不小的衝擊，並由此引發一場關於陰陽五行存廢的論爭和海歸派廢止中醫傾向的確立，這場論爭是民國時期大規模中西醫論戰的前奏和預演，而廢止中醫思想的出爐，極大地影響了中國近代醫學演變的主題和走向。

早在1900年左右，否定陰陽五行的思想在中國學界和醫界已成為時髦之語。嚴復、梁啓超雖然沒有留學日本的經歷，但對日本明治維新中廢除漢醫的做法極為認同，他們都曾有否定陰陽五行的論說。嚴復在《原富》中言及五行干支，把中國的醫藥歸為風水、星象、算命一類的方術，缺乏實際觀察和邏輯推理，是純屬臆造的一套似是而非的虛玄話語：“中國九流之學，如堪輿、如醫藥、如星卜，若五行支幹之所分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有主，則雖極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無他，其例立根於臆造，而非實測之所會通故也。”[27]嚴復曾寫信告誡其甥女：“聽中醫之言，十有九誤，切記切記”[28]

梁啓超更進一步，把陰陽五行同時否定。他在《陰陽五行說之來歷》一文中率先發難，認為“陰陽五行說為二千年來迷信之大本營，直至今日在社會上猶有莫大勢力，今當辭而辟之。”[29]，對漢代以後的陰陽五行說，梁啓超尤為痛絕，指出醫家經典深受其害，“吾輩生死關係之醫藥，皆此種觀念之產物！”[30]他估算《內經》中沾染陰陽五行氣息的內容占全書四分之一，因此責難“學術界之恥辱，莫此為甚矣！”[31]梁啓超向來否定中醫、推崇西醫在思想界是出名的，他甚至不惜迴避自己的遭遇，強忍委屈，為西醫作辯護。[32]

20世紀初，廢中醫的言論更加高漲,也出現極端主義者，他們甚至毫不吝嗇地將攻擊謾罵之辭統統塞給了中醫。1903年虞和欽在《理學與漢醫》一文中，視中醫為亡國滅種的“怪物”，對其進行了全面的否定。指出：“漢醫之足以亡種，蔽其罪曰不明理學而已。有理學以發達之，則一切解剖、針灸、冰凍、醫治之術無不及其精妙，行見吾黃種之強將橫絕於歐亞間。譬之理學之於中國，一齧髓噬肉之野獸，馴養之可為家乘。吾漢醫之於吾種，一蔽精喪神之鴉片，必補益之，始除蠱疾，是知欲禁吾漢醫之怪術，不可不發明理學以消長之。”[33]

朱笏雲在《中國急宜改良醫學說》中更是對中醫深惡痛絕：“今世最可痛、最可惡、不能生人適能殺人者，非吾中國之醫乎？吾中國之醫，不知解剖，不辨物性，不諳生理及病理……。”[34]

另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桐城派最後一位大師吳汝綸。吳汝綸早年考察過日本，對西洋醫學有所認識。他雖沒有梁啓超等人那樣組織醫學善會以倡西醫的實際行動，但對中醫的鄙薄和對西醫的崇尚是十分堅決的。他對中西醫的言論主要通過書信的方式表達出來，他在給何豹臣的信中稱“醫學西人精絕，讀過西書，乃知吾國醫家殆自古妄說”，“中醫之不如西醫，若賁育之於童子。故河間、舟溪、冬垣、景、岳諸書，盡可付之一炬。”[35]肖敬甫、吳季白等人的信中認為中醫是“含混謬誤之舊說，早已一錢不值”、“於中醫之一筆抹殺”。[36]吳汝綸對中醫的態度十分偏執，以至於臨終死身患重病也拒絕中醫。[37]

在政界和醫界，受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廢除漢醫影響最深的人物要數汪大燮、汪精衛、褚民誼、余雲岫和汪企張。這些人物都是海歸派出身，在北洋政府及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擔任中央和地方衛生部門的要職，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國的衛生行政。[38]

汪大燮1903年（光緒29年）曾任留日學生監督，1907年回國。民元前曾出使英國、日本，後擔任教育總長，他有強烈的廢棄中醫傾向，其對中醫的消滅政策與日本明治政府實出一轍。1912年民國肇建，醫學教育制度首先被列入議事日程，在7月舉行的臨時教育會議上，訂立多種學校令，陸續頒布以後，唯獨沒有中醫教育的內容，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統漏列中醫”。這次制訂學制就是以日本體制為藍本完全照抄的，其不列中醫的意圖十分明顯的。1914年北京開業醫代表向北洋政府教育部申請北京中醫學會註冊，教育總長汪大燮以“吾國醫學毫無科學根據”為由，決定禁止中醫開業，廢止中藥，並仿效日本《壬子癸丑學制》將中醫學排除在醫學教育之外，引發了全國性的救亡運動。

汪精衛1903年官費赴日本留學。國民伊始，汪精衛更是春風得意，每以革新派領袖自居，“到處遊說日本明治維新，第一件事是廢止漢醫”。[39]意欲仿效日本，一舉消滅漢醫。汪精衛是民國時期主張廢止中醫派人士的總後台，不但自己有大量貶斥中醫、廢止中醫的言論，而且把持行政院百般阻撓“中醫條例”的頒布。汪氏早年留學日本法政大學，其對中醫的敵視態度，不能不說受到了日本對漢醫政策及西方科學的影響。

褚民誼雖然沒有留學日本，但同樣具有西學背景，早年留學法國，後入史太堡醫科大學。歸國後先後但任廣東大學醫學院院長，國民黨候補中央執委，行政院秘書長等職。他極力主張廢止中醫，論點與汪精衛相同，也是汪精衛最親密的同僚，其人是國民政府衛生政策的重要決策人。

余雲岫被認為是民國時期廢止中醫派的領袖，他1905留日攻讀物理，1908年改醫學，1916年畢業於大阪醫學院回國，曾任中央衛生委員，是最堅決的中醫消滅論者。早在1914年留日期間，余雲岫就作《靈素商兌》，並於1916年發表，開近代廢止中醫之先聲。其後，又陸續發表《六氣論》、《我國醫學革命之破壞與建設》等文章，極力主張醫學革命，把中醫視為我國近代醫藥衛生事業發展的障礙。他欽羨明治維新廢止漢醫全盤西化，主張“倡科學之新醫，而棄不根之舊醫”。[40]高喊醫學教育必須仿效日本，而後來所提《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中所列中醫考試復訓、禁止辦校、禁止宣傳中醫等六條措施全系抄自日本。[41]

汪企張是余雲岫在日本留學時的同學，更是主張廢止中醫的急先鋒。任上海公立醫院院長，1925年發起上海醫師公會並任書記。著有《二十年來中國醫事芻議》，鼓譟“用政治手段，仿照日本當時取締漢方醫辦法”，將中醫“拼絕消滅”。[42]1928年，國民政府召開全國教育會議，他即提出廢止中醫案，雖遭否決，但實際上成為次年全國衛生會議廢止中醫案的先兆。

不難看出，日本廢止漢醫模式對中國留學生的影響是極為深刻的。這些學生回國後，或成為政府高官顯要，或成為西醫界的頭面人物。他們廢止中醫的主張一脈相承，具有同樣的西化淵源。無疑，這是蘊育民國時期大規模中西醫論爭的一個重要的思想背景。

郝先中，歷史學博士，皖西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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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作人：《日本新舊醫學的興廢》，《周作人人文類編》第四卷，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548～553頁。
[2] 黃遵憲：《日本國志》卷四，匯文書局光緒戊戌（1898）年刊刻，第2頁。
[3] 富士川游：《日本醫學史》決定版，日新書院1947年版，第60～66頁。
[4] 羅嵩翰：《日本近世醫學教育之沿革》，《醫育》1936年第1期。
[5] 董壽慈：《論歐化主義》，《寰球中國學生報》1907年3月第4期。
[6] 《論中國與日本歐化速率之比例》，《東方雜誌》社說，1904年10月第10期。
[7] 康有為：《請廣譯日本書派遊學折》，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第二冊，第222～225頁。
[8] 清廷大量派遣留學生東渡日本的其它原因，張之洞在《勸學篇·外篇·遊學》中說得清清楚楚：“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費省，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觀察。一東文近於中國，易通曉。一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康有為在上《請廣譯日本書派遊學折》中亦稱：“日本道近而費省，廣勵東遊，速成尤易。”光緒帝其後在諭軍機大臣等人時也認為：“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誠以路近費省，文字相近，易於通曉，且一切西書，均經日本擇要翻譯，刊有定本，何患不事半功倍。……著即擬定章程，妥速具奏，一面咨催各該省迅即選定學生，開具銜名，陸續咨送；並諮詢各部院，如有講求時務，願往遊學人員，出具切實考語，一併咨送，均毋延緩。”以上均參見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第二冊，第222～225頁。
[9] 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啟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譯序，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年版。
[10] 陳學恂、田正平：《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留學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74頁。
[11]魯迅：《吶喊》自序，《魯迅作品集·魯迅雜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頁。
[12] 牛亞華《清末留日醫學生及其對中國近代醫學事業的貢獻》，《中國科技史料》2003年第3期。牛亞華認為，實際人數遠不止163人，例如，據呂順長統計，僅浙江省1897－1911年在日本學習西醫的就在68人以上，而牛亞華統計的浙江籍為42人。參見呂順長：《清末浙江與日本》，《中日文化研究文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124頁。
[13] 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啟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第113頁。有些學生儘管半途而廢，但是在接受西醫學的浸潤以後，不免產生了歐化思想，回國以後也會通過自己的言論表達出來。魯迅就是典型的例子。
[14] 馬伯英等著：《中外醫學交流文化史》，第457頁。
[15] 同上，第457頁。
[16] 趙洪鈞：《近代中西醫論爭史》，第114頁。
[17] 鮑鑒清：《悼念恩師湯爾和先生》，《國立北京大學醫學院論文集》，1940年，第2卷。
[18] 同上。
[19] 伍連德：《上政府擬改組全國醫學教育之條陳》，《中西醫學報》1914年第12期。
[20]《解剖規則施行細則》，《中西醫學報》1915年第8期。
[21] 史志元：《中國解剖學狀況及屍體解剖方法》，《醫學評論》1931年第13卷。
[22] 朱內光：《余子維先生遺囑解剖敬書數語》，《醫事彙刊》1935年第7卷4期。
[23] 牛亞華：《清末留日醫學生及其對中國近代醫學事業的貢獻》。
[24] 同上。
[25] 湯爾和：《呈教育部請整頓醫師予備開業實驗由》，《中華民國醫藥學會會報》1917年第1期。
[26] 牛亞華：《清末留日醫學生及其對中國近代醫學事業的貢獻》。
[27] 嚴復譯：《穆勒名學·嚴復按語》，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70頁。
[28] 嚴復：《嚴復家書》，遼寧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頁。
[29] 梁啓超：《飲冰室合集》第十三冊，上海中華書局1941年版，第47頁。
[30] 同上，第49頁。
[31] 同上，第50頁。
[32] 1926年3月，因患血尿久治不愈，梁啓超入住協和醫院做手術切除壞腎，結果被錯誤地割掉了好腎。此事引起了社會輿論對西醫的攻擊，北京好幾家報紙都參與其中。面對這樣的醫療事故，梁啓超本人還是很寬容地為協和醫院辯解，他在6月2日的《晨報》副刊上發表了《我的病與協和醫院》，對協和“帶半辯解的性質”，要求輿論界常常對協和取獎進的態度，不可取摧毀的態度。他說：“科學呢，本來是無涯的。……我們不能因為現代人科學智識還幼稚，便根本懷疑到科學這樣的東西。即如我這點小小的病，雖然診斷的結果不如醫生所預期，也許不過偶然例外。……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1929年6月2日北京《晨報》副刊）。另一位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面對輿論界對西醫的攻擊也表現出不滿，撰文加以譏諷：“自西醫割掉了梁啓超的一個腰子以後，責難之聲就風起雲湧了，連對於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學家也都‘仗義執言’。同時，‘中醫了不得’論也就應運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黃芪歟？什麼有病，何不吃鹿茸歟？但西醫的病院裡卻也常有死屍抬出。我曾告訴過G先生：你要開醫院，萬不可收留些看來無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沒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轟動一時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參見魯迅：《馬上日記》，《華蓋集續編》。
[33] 轉引自鄒振環《西醫譯著與近代中醫界的反省》，《華東師大學報》1986年第1期。
[34] 轉引自馬伯英等《中外醫學文化交流史》，第538頁。
[35] 《吳汝綸全書尺牘一》，“答何豹臣”。
[36] 徐一士編著：《一士類稿》，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頁。
[37] 吳汝綸（1840～1903）桐城派文學後期代表。同治進士，官至冀州知州。先後入曾國藩和李鴻章幕府，晚年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臨終前身患重病仍拒斥中醫。參見徐一士：《吳汝綸論醫》，《一士類稿》。
[38] 這些人物本來就受科學救國思想的影響，用西方科學評判中醫，本身已形成了偏執的中醫觀，加之又親眼目睹了日本消滅漢醫的結局，進而形成了在中國廢止中醫發展西醫的思想，這種對日本的刻意模仿，陷入了某種程度的盲從。的確，他們的思想在當時社會上也有一定的市場，甚至在許多人中形成了共識，即中國也可以嘗試照搬日本全盤西化的模式，以擺脫積貧積弱的國勢。在醫學方面，只有效仿日本對待漢醫的政策，消滅中醫，才能在中國全面發展現代醫學。
[39] 陳存仁：《銀元時代生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頁。
[40] 余雲岫：《醫學革命論》二集，上海社會醫報館1932年版，第282頁。
[41] 余雲岫作為廢止中醫派的代表人物，將在本章第三節作為個案重點闡發，這裡不再贅述。
[42] 汪企張：《喚起習舊醫的青年子弟聽此午夜警鐘第一聲》，《二十年來中國醫事芻議》，診療醫報社1935年1月出版，第20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