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二十種具有特定內涵的相對片面傾向或許需要我們給予適當關注併力爭加以扭轉
：

⒈重視傳統較多，重視改革不足。北京大學各方面的傳統無疑需要高度重視，科學弘
揚，但繼續深化改革、以改革促發展的思路一定要始終堅持，認真貫徹。在看得准、有把
握的改革和創新方面，我們既應醒得早，也應起得早。否則會坐失改革良機，影響學校發
展。換個角度說，“常為新的”也是北京大學的重要傳統。

　 ⒉重視發展較多，重視控制不足。發展是硬道理，重視發展理所當然，但受辦學條件
的限制，發展過快會導致學校超負荷運轉，並產生一系列問題，這在北京大學的發展史上
已有過教訓。鑑於北京大學的事業發展規模一定要和辦學條件相適應，所以目前總體說來
，應合理而嚴格地控制學校的事業發展規模。正是基於這種考慮，北京大學成立了規劃委
員會以及所屬的校園規劃委員會、學科規劃委員會、事業規劃委員會等三個分會。也正是
基於這種考慮，同時為了減輕學校領導的正面壓力，貫穿充分論證和嚴格控制原則的《北
京大學關於校屬實體機構設置或調整的申請與審批程序的規定》正式實施。但這一《規定
》實施的效果並不理想，因為在幾種程序並行的情況下，堅持充分論證和嚴格控制原則的
程序，不僅要頂住壓力或受到批評，而且有時會被申請者設法巧妙地避開或繞過。與《北
京大學關於校屬實體機構設置或調整的申請與審批程序的規定》的實施情況相比，《北京
大學關於校園內各項建設項目立項審批程序的規定》實施得相對規範和嚴格些，控制效果
也相對好些。

　 ⒊重視全面較多，重視重點不足。在學校重視發展的情況下，校內許多單位都有比較
強烈的擴展意識，都在強調自身的重要性，而且大多在不同程度上實現了某些方面的擴展
，並得到了與這些擴展相關的增量資源；校外（包括國內、國際）許多單位都有比較強烈
的與北京大學交流與合作的願望，其中不少願望通過各種途徑得以實現。因此，“有所為
，有所不為”以及“控制規模” 、“保證質量” 、“突出重點” 、“優化結構”的戰
略構想難以落實。

⒋重視局部較多，重視全局不足。學校發展規劃工作中出現的某些問題，有時是在重
視局部較多而重視全局不足的情況下產生的，因為在局部看來具有很大合理性和必要性的
某些決定，在全局看來卻具有一定程度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換句話說，有時我們將充滿局
部合理性的事情放在一起，可能會構成一個存在許多不合理性的全局。

　　⒌重視數量較多，重視質量不足。提高教育質量是北京大學始終堅持的首要任務，但
在某些人“沒有數量就沒有質量”的意見中，重視數量成為重視質量的前提之一，同時，
量化指標也是衡量我們工作業績大小的重要標準，所以，以控制數量為前提的質量意識和
精品意識有待加強。

　　⒍重視規模較多，重視效益不足。與上述數量和質量的關係類似，在某些人“沒有規
模就沒有效益”的意見中，重視規模成為重視效益的前提之一，同時，規模的從小到大畢
竟包含了不少人的工作業績和辛勤勞動，所以，以控制規模為前提的效益意識相形見絀。

　　⒎重視經費較多，重視空間不足。我們經常提到辦學經費對學校發展的重要作用，竭
盡全力並千方百計爭取辦學經費，但較少考慮校園空間對學校發展的重要作用，未象爭取
辦學經費那樣竭盡全力並千方百計拓展校園空間。就燕園校區而言，我們數十年間失去了
經過最大限度努力有望拓展校園空間的兩種機遇，而近年來卻接受了從長遠意義上說是縮
小校園空間的兩次選擇。兩種機遇之一是燕園校區力爭向西特別是向六郎莊一帶拓展，兩
種機遇之二是象我們與清華大學成功地申請攜手共建世界一流大學和攜手共建藍旗營住宅
區那樣，力爭在清華大學周圍（清華大學主校區的發展餘地比我們燕園校區要大得多）攜
手共建科技園、學生公寓區或另一片教師住宅區等（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向來親如一家，
如今在攜手共建世界一流大學的進程中，兩校更應優勢互補，資源共享，全面合作，共同
發展）。兩次選擇之一是在燕園校區周圍出售了教師住宅，兩次選擇之二是在燕園校區周
圍建設了科技園。

　　⒏重視領導較多，重視群眾不足。學校發展規劃中的某些重要問題確實多次徵求了相
關領導的意見，也儘可能徵求了某些知名學者和各階層代表的意見，但受個別訪談、座談
會等傳統方式的局限，我們卻未能充分滿足廣大群眾（包括學生）的參與權和知情權。結
合北京大學校務公開制度的實施，學校發展規劃中的重要問題今後應有選擇地通過校園網
向廣大群眾公開相關信息，充分徵求廣大群眾意見。

　　⒐重視教師較多，重視學生不足。學校發展規劃中對教師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改善的需
求考慮和落實得較多，但對學生的學習和生活條件改善的需求考慮和落實得相對少些。學
校的一切工作都應面向學生，為學生服務，今後有關改善學生學習和生活條件的規劃(如
綜合體育館、學生活動中心等)應儘量優先加以落實。同時，學校的發展規劃也要象經常
徵求教師意見那樣，利用各種方式經常徵求學生的意見。

　　10.重視程序較多，重視論證不足。學校發展規劃中的某些問題確實履行了必要的程
序，但履行必要程序前後的醞釀和論證有時並不充分。而個別程序的履行有時難免匆忙上
會、快走過場之嫌。這使學校發展規劃中某些決策的科學性受到一定影響。換個角度說，
學校發展規劃工作中的某些失誤，不是因為不符合程序，而是因為未充分論證。

　　11.重視議論較多，重視落實不足。在學校發展規劃工作中，許多人十分重視議論，
而且其中不乏正確議論和精闢見解，但有時僅僅限於議論，議完輒止。有的議論可以落實
而無人重視，也有的議論有人重視而無法落實。

　　12.重視投入較多，重視產出不足。一流大學的重要標誌是產出一流的成果，而要產
出一流的成果，必然要保證財力和物力的足夠投入。反過來說，在重視財力和物力足夠投
入的同時，也要儘量保證一流成果的產出。具體而言，投入者應儘量加強對一流成果產出
的督促，被投入者應儘量保證對一流成果產出的落實。但在學校發展規劃的實際工作中，
上述督促和落實都略顯不足。往往是投入分配時，投入者和被投入者都比較積極主動；而
產出統計時，投入者和被投入者有時比較消極被動。

　　13.重視協調較多，重視研究不足。學校發展規劃中的某些重要問題確實在領導層或
其他範圍進行了討論和協調，但由於進行這些討論和協調前後的研究既不系統也不深入，
缺乏高質量的、建設性的、可操作的研究報告或方案設計作為討論和協調的參考，這使某
些決策缺乏科學的研究依據，往往成為相關方面臨時折中或互相讓步的產物，距離客觀上
的最佳結果實在太遠，甚至與最佳結果和長遠目標背道而馳。這無疑增加了下一步調整和
改革的難度。例如，以往在學院命名、機構設置和建築選址等方面的個別決策就是如此。
而要卓有成效、扎紮實實地對學校發展規劃中的某些重要問題進行系統而深入的科學研究
，無論是在體制和機制，還是在財力和物力等方面，都會遇到一定的困難。試以由我任召
集人的北京大學發展規劃專家組為例，為了適應北京大學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需要，我們
於1999年11月向學校鄭重提交了“世界一流大學研究” 課題的詳盡論證報告，申請研究
經費（由24位具有不同學術背景的教授組成的發展規劃專家組，作為研究學校發展規劃的
專家系統，從無任何運轉經費，原本設想以集體承擔學校重要研究課題的方式申請研究經
費）。我們的簡要設想是：創建世界一流大學是北京大學今後“全部工作的重心”，但世
界一流大學的標準有那些？世界一流大學各自的歷史、特點、優勢、人才培養模式、管理
體制、運行機制和發展規律是什麼？它們有何共性與個性、普遍性與特殊性？我們如何學
習和借鑑世界一流大學的成功經驗，並結合中國國情和北京大學校情的實際，把北京大學
早日建成世界一流大學？所有這些問題的回答，都需要我們充分利用北京大學學科齊全的
整體優勢，最大限度地組織各學科一流的專家學者，全面、深入而系統地研究世界一流大
學。我們提出，“世界一流大學研究”課題將建立在統攬改革、發展、穩定全局的基礎上
，緊緊圍繞北京大學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大力突出改革、創新，充分體現科學性、
創造性、綜合性、超前性的研究特色。力爭扎紮實實地搞出幾項對當前學校改革發展起重
要參考作用，並最大限度地包含專家組集體智慧和科學性、創造性勞動的高水平研究成果
來。對於“世界一流大學研究”課題，發展規劃專家組成員的研究積極性很高。但由於研
究經費之事至今仍未落實，所以“世界一流大學研究”課題還無法啟動。

　　14.重視眼前較多，重視長遠不足。在學校發展規劃中，將近期內標誌性成果的產生
與學科持續發展能力的增強相結合，是既重視眼前又重視長遠的體現。但也有某些解決眼
前問題或產生眼前利益的決策，是以或多或少制約長遠發展或影響長遠利益為代價的。試
以北京大學科技園的選址為例，從眼前看，北京大學科技園公司作為一級土地開發商在北
京大學燕園校區周圍進行商業性開發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如可促進高新技術成果的商品化
和產品化，可吸引或孵化一批有實力的高新技術企業，還可為企業家們提供廣泛接觸高新
技術成果的場所等。但從長遠看，北京大學科技園公司作為一級土地開發商在北京大學燕
園校區周圍進行商業性開發會產生四方面問題：一是減少了學校教學和科研的預留地，使
本來就十分緊張的教學和科研預留地更加緊張；二是科技園的商業性開發氣息今後在一定
程度上會衝擊學校（尤其是基礎學科）的教學秩序和學術研究；三是科技園中白頤路西側
的建築風格與被評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燕園校區早期建築風格缺乏協調，而二者之
間在地緣上卻緊密相連；四是隨着校辦企業的改制和未來與學校的徹底脫鈎，學校與科技
園公司以及進入科技園的企業之間的矛盾將不斷暴露並日趨複雜。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北京大學燕園校區的發展餘地比清華大學主校區要小得多，而作
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保護範圍比清華大學主校區卻大得多，同時，北京大學以基礎
性學科為主的學校特色與清華大學以應用性學科為主的學校特色也有所不同，所以在大學
科技園選址建設等用地問題上，我們千萬不可與清華大學相提並論，簡單攀比。

　　15.重視事業規劃較多，重視校園規劃不足。雖然在理論上學校既重視事業規劃，也重視
校園規劃，如學校層面設立事業規劃委員會、學科規劃委員會和校園規劃委員會，發展規
劃部層面設立事業規劃辦公室（負責事業規劃、學科規劃）和校園規劃辦公室。但實際上
我們在制定和落實學校整體發展規劃時，往往較多考慮事業規劃、學科規劃對校園規劃的
要求，較少考慮校園規劃對事業規劃、學科規劃的制約。

　　16.重視校園開發較多，重視校園保護不足。北京大學燕園校區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
單位，從這一特定情況出發，我們的校園開發和建設意識似乎有餘，而校園愛護和保護意
識明顯不足。如果我們現在呼籲，希望大家都象愛護和保護自己的眼睛一樣愛護和保護燕
園校區的一景一物，一草一木，也許一點都不過分。在燕園校區的開發和建設方面，今後
對新建的面向社會的公共服務設施及與校外單位合建的教育培訓設施等，應進行特別嚴格
的控制。

　　17.重視被動適應較多，重視主動設計不足。學校發展規劃工作在某些場合下往往是
被動適應，甚至是應急性的拍板或亡羊補牢式的善後，而較少重視事先準備和主動設計，
尤其是戰略性的頂層設計或未雨綢繆式的前瞻性思考。

18.重視職業培訓較多，重視學術培訓不足。職業培訓大多與應用性學科或一般層次
教育相關，主要培養善於解決實際問題的應用型和複合型人才，因社會需求較大、經濟效
益較好而受到相對重視；學術培訓大多與基礎性學科或較高層次教育相關，主要培養長於
基礎和理論的學術研究型人才，因社會需求較小、經濟效益較差而受到的重視相對不足。
但北京大學作為培養高素質創造性人才的搖籃，在控制數量、提高質量的前提下，學術培
訓理應受到足夠的重視。

　　19.重視行政管理較多，重視學術管理不足。在許多美國一流大學的具體運行過程中
，行政管理與學術管理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既有區別又有聯繫。就分工和區別方面說，行
政管理主要靠政策、制度與規範（許多重要政策、制度與規範的制定者是各類委員會，學
校職能部門只是這些重要政策、制度與規範的執行者），由校長和其他行政主管具體負責
；學術管理主要靠教授（包括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教授一般通過參加與學術有關
的委員會的形式發揮作用。但從美國教授參與管理的角度看，他們不僅在學術管理方面發
揮很大作用，而且通過兼任行政管理方面的職務（如行政主管或行政管理方面的委員會成
員），也在行政管理方面發揮很大作用。

　　從北京大學目前的情況看，北京大學通過教代會以及各種委員會或專家組、研究組的
形式，已使部分教授（包括教授、副教授）參與了管理，但從美國一流大學的運行機制、
世界高等教育的發展趨勢和北京大學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需要看，北京大學似應逐漸建立
更多的委員會或專家組、研究組，使更多的教授參與管理。不僅在學術管理方面應儘量發
揮教授的作用，而且在行政管理方面，特別是某些重要政策的研究、討論和論證，也應盡
量發揮更多教授的作用。這不僅可使學校領導騰出時間抓大事，可使某些付出太多時間和
精力參與管理的“雙肩挑”教授增加點從事教學和科研的時間，可使更多的教授關心學校
、了解學校、增強緊迫感和主人翁感，充分調動更多教授的積極性，同時還有助於學校的
科學決策，有助於教授和管理者的成功合作、有效磋商、彼此信任和相互尊重。

　　從長遠說，以後隨着北京大學臨時的或固定的委員會或專家組、研究組的逐漸增加，
其負責人由知名教授（而不是由學校領導、職能部門領導或院系領導）擔任者應逐漸增多
（主要指與學術有關的委員會或專家組、研究組）；其成員包括校外和社會專家的也應逐
漸增多。因為隨着大學和社會關係的日益密切，大學的決策過程最好有一種社會的參與機
制（美國許多大學的董事會和某些委員會，都有校外和社會力量的參與）。所以在北京大
學黨委的領導下，不僅學校的行政力量和學術力量要參與決策，而且社會力量最好也參與
學校的某些決策。這樣會使北京大學的決策更加集中和體現學校和社會各方面的意願，提
高學校決策的科學性和適應性。

　　同時，學校職能部門制定政策和管理院系的功能應逐漸弱化，而宏觀協調、執行政策、提
供信息和優質服務的功能應逐漸強化。在學校某些重要政策的制定方面，以後最好隨着時
間的推移能逐步做到：委員會或專家組、研究組論證政策，學校黨政領導決定政策，學校
職能部門執行政策。即某項重要政策，先由委員會或專家組、研究組認真研究、充分討論
和科學論證，再由學校黨政領導決定，然後由學校職能部門執行。

　　20.重視社會服務較多，重視教學科研不足。為社會服務是大學的重要功能，當然需
要高度重視。但為社會服務應以不影響教學和科研為前提，因為教學和科研畢竟是北京大
學最重要的兩項功能。再說提高教學質量和科研水平本身，也是北京大學為社會提供優質
服務的重要體現。北京大學為社會服務時，既要重視某些科研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
又要重視某些科研成果向政府決策科學依據的轉化。北京大學在與某些省市、企業或國內
外其他機構進行合作過程中出現的所謂 “簽約能力強而履約能力弱”現象，是否從一個
角度說明北京大學在為社會服務方面也應“有所為，有所不為”？也應避免攤子鋪得太大
，戰線拉得太長？與此相關的是，多年來我們相對重視利用學校的土地資源為社會服務，
而相對忽視利用社會的土地資源為學校服務，特別是為學校的教學科研服務。北京大學是
兼具“社會化”與“學術化”雙重性格的著名大學，學校土地上“社會空間”的安排不能
過多地影響“學術空間”。

　　當然，以上二十種相對片面傾向，只是就我個人的膚淺認識、不同的具體情況及某些
特定內涵相對而言，難免存在局限性。而如果從理論上絕對而言，則二十個方面中每一方
面的前後兩者不可偏廢，都要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