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講 文革之後（II）

·物理學界外事
·物理所所長
·住房問題
·“卡斯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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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今天是二〇〇二年四月十一日，第十二次請管教授錄音，管教授，請。

管：在大慶會議期間，我曾經開玩笑寫過兩首打油詩，把當時參加會議的中央部長的名字穿插在裡面，這當然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後來刊登在會議的小報上。這個詩最主要是人名穿插進去，其實也算不上一首詩，內容是“大慶紅旗飄萬里，油田健兒戰沙風，昔日荒原今谷牧，不忘主席永世恩。”另外一首是“北國邊疆，油海汪洋，保華光亞，鬥志方強”，反正都是部長的名字，登載在會報的花絮上。當時參加會議的人有一小部分是原先被打成走資派，剛剛開始解放出來的人，膽子還很小，因為文革十年都被打在最底層，原本都是很重要的幹部。其中在我們這個組裡，有一個叫武衡，文革以前是國家科委副主任，從運動開始，就被打成走資派，這時剛開始解放，所以雖然他是非常老的幹部，但是他還是小心翼翼的，什麼都要偷偷問我能不能講，該不該講。當時中國經濟情況很差，參加這個會議的人有一些優惠，我們這個組的人可以分配買到一個冰箱，那時大家都沒有冰箱。這個組還可以買一台十二寸的黑白電視機，大家抽籤，但是冰箱就沒有人要抽，因為太貴了，買不起，要八百塊錢的樣子，所以就由武衡包了，他有錢。在會議上提出很多振奮人心的口號，譬如說，在幾年之內中國要發展十個大慶油田，總之要振興經濟，不再像以前一樣政治掛帥，所以還是很激動人心的。當時口號還是繼承毛澤東“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鄧小平、胡耀邦復出以後，批判為洋躍進，以前的大躍進是土躍進，現在這個洋躍進也是不可能實現的，後來華國鋒就不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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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學界外事

我今天集中講跟外事有關的事。在文革期間甚至文革以前，中國除了能跟蘇聯和東歐交往以外，跟西方幾乎完全沒什麼交往。科學研究方面，我們不參加國際的科學學術討論會，中國也不會舉辦任何有外國人參加的學術討論會。中國的研究論文，只能用中文發表在國內的刊物，不能寄到國外去，包括蘇聯。在這種情況下，西方就宣傳說蘇聯有鐵幕，中國有竹幕，中國力量沒有蘇聯那麼強，不過也是不讓外人進入的。我曾經講過的曼德森，他很特殊在文革期間訪問大陸四次，寫過一本通俗的書叫“向絕對零度進軍”，是英國牛津大學的高級講師，實際上早該是教授了。這個人在超導物理及超流液氦的研究方面，都有不少建樹，所以以後可以寫一下他的貢獻及為什麼他要到中國來。

在尼克松打開中美關係以前，我就曾出國參加過第十四屆國際低溫技術會議，會議在荷蘭舉行，之後他又以皇家學會的名義請我到英國訪問，這是第一次我到西方世界。第二次就是我上回講過，尼克松訪問中國以後，我們十三個人的科學代表團訪美。回來以後，我就到五七幹校，又經過批林批孔，一直到七六年文革結束，我自己就沒有任何對外的活動。在四人幫打倒以後，就有比較多機會。鄧二次復出後初期還提出向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學習，認為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在經濟建設方面是成功的，因為文革結束要開始搞經濟了，就以這兩個地方作為榜樣。因為不能以西歐資本主義社會作榜樣，蘇聯又是敵對的，而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一個是公開反對蘇聯，一個和蘇聯有很大歧見。鐵托跟齊奧塞斯庫（編註：Nicolae Ceausescu，1918-1989，1965-1989年間為羅馬尼亞共產黨最高領導人，一九八九年被推翻，十二月二十五日被處死。）這兩個人我都見過，鐵托是在他訪問蘇聯莫斯科大學時，他在大禮堂演講，擠得人山人海，原因是那是很少外國人來蘇聯，而鐵托在斯大林時代又被認為是叛徒，所以很轟動。一九七八年，齊奧塞斯庫跟他的夫人訪問中國時到物理所，因為那時我作為物理所的領導人，所以要去接見他，我們所里也藉此機會向院裡敲了一筆錢，把接待室重新裝潢，因為那時經費很困難。以後不久，齊奧塞斯庫和他的夫人都被民運分子槍斃了。從這以後到八七年我離開大陸以前這段時間，我可能出國過十次左右，多半是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另外有一些是回訪。中國有一個口號，叫做“外事無小事”，就是跟外國人來往沒有小事，都要很認真，我們所里還設有外事科，都必須遵循這一個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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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先講一些比較趣味的事。中外的情況不大一樣，所以剛開始開放時發生一些事情。譬如曾請到美國一位得到諾貝爾物理獎的在Berkeley發現反質子的人，他帶來個女朋友，經過廣州，在旅館安排時就發生問題。他要安排在一起，但是中國法律、規矩是不允許這樣，這樣就有所僵持，後來有人想出比較通融的方法，就是安排兩個房間，但是兩個房間中間有一個門，他們自己可以互通。物理所有一次邀請一位德國康士坦特物理教授伯克，他也是帶着一個女朋友，原來是要帶夫人來，夫人住友誼賓館可以合法住在一起，他帶女朋友，我們就不允許住在一起，所以必須另外安排一個房間，要另外付費，他不願意，說還是要住在一起，他說沒關係，他的太太同意的，而且她女朋友的丈夫，連同他的太太，四個人從小就在一起，所以他們也是同意的，為什麼要安排住在一起呢？因為他有病，夜裡有可能會發病，所以他的太太就安排她來照顧，本來是要帶她的他太太來的，可是她臨時有事，所以才請她（女朋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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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帶隊到大陸訪問的（十三人的華人代表團）科學家任之恭，六四以後，吾爾開希到馬里蘭大學演講舉行一個晚會，發了請帖邀請他，他也想去，但是華盛頓大使館就跟他說，吾爾開希是通緝犯，你是每次國慶宴會上最主要的貴賓，你怎麼能去參加這樣的晚會。據他跟我說，他當時就跟大使館的人說，如果你們覺得我參加這個會以後就不能參加國慶招待會，那就不要請我好了，他還是去參加晚會。他在科技大學訪問時，在校門口看到一張布告，內容是說學校的老師過世，校方安排了一個追悼會。他就說，你們這個校長，比外國校長事情多了。的確是這樣，連生老病死學校都要管，而且學校自己還辦中學、小學、幼兒園，還有食堂，所以校長就像管一個小社會，什麼都要管。

跟我們物理所關係比較密切的美籍華人，一位是Berkely的沈元壤，吳家瑋（現在剛退休的香港科技大學校長，當時是西北大學物理系系主任），他們兩位比較早跟我們打交道，我們也聘請他們為兼職教授。那時就開始安排所里的研究人員到美國進修，或是訪問、交換。開始中國官派的訪問學者每個月國家補助三百塊美元，生活非常困難。居然出現這樣的事情，北大的一個副教授在伊利諾伊大學訪問，國家公費派去進修，所以政府付給他三百美元，可是他的學生在那做研究生，是九百美元一個月。沈元壤、吳家瑋說你們不需要公費，像有些人很優秀，相當於教授、副教授，我們所里的研究員、副研究員，去了完全可以接受美國的待遇，那時教授、副教授去得很少，大多是比較年輕的，但也可以由美方給錢。可是當時科學院的外事局不同意，為這件事爭吵很久，原因是不能接受外援，現在看起來是大笑話，其實是不了解外頭的世界。後來在沈、吳多方解釋及幫助之下，物理所才去了相當多人，也是跟我們領導思想開放有關。有很多人批評我們物理所，說我們出去的人太多了。像上海硅酸鹽所嚴東升，就批評我們，他們規定一年出國頂多不超過六個人，而且都是有目的，選好對象，對口的所，能夠達到目的才去，你們這個就是放任自流。我始終認為我們的做法是對的。當時大陸的科研經費非常緊張，這麼多人擠在一起，實際上沒有條件做實驗。譬如我們做低溫物理實驗要用液氦，液氦一禮拜只用兩次，不能每天做實驗，這兩次還得排隊，不像現在液氦二十四小時都可供應，隨時都可以做。所以實驗受到限制，經費又不夠，這樣一來也騰出空間了。十年文革期間基本上不看外國文獻，跟國外也沒有任何交流，實驗課題可能都很陳舊了，你到外國去薰陶一下，就可以把新的課題帶進來，等於是利用外國的經費作實驗，又可接受新鮮事物，所以後來陸續我們就變成一個潮流了。而那些批評我們的人，所內也是怨聲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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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這時候您已經在負責物理所了嗎？什麼時候開始的？

管：對，我正式任命為所長是一九八〇年，再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〇年期間，四人幫打倒以後，我們的所長是施汝為，我是執行所長，名義上他是所長，有四個副所長，裡頭有一個執行所長，他實際上因為年紀大了也不管事了，一九八〇年我正式被任命為所長。所以剛才講的，都是我在主持物理所時候的事。以後我會專門講一下物理所的改革，我認為這個是很重要的事。我們的改革非常有利，而且是走在國家現代改革的前端，現在有很多也是我們那時的做法保留下來，那時的改革可以說是國內第一份。楊振寧還說，就是因為我在物理所的改革做得很好，所以後來升任為科技大學的校長，實際上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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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為了振奮學術界的人心，組織了一次全國的物理年會，實際上不是年會，因為多少年都沒有開了，就是恢復物理年會的制度。在這個年會下面，一共有五六個小會同時召開，聲勢很浩大。大會主席是周培源，我是大會秘書長，實際上是由我布置這個會的，地點在廬山，那次會比較重視，科委主任方毅去了。還鬧了一點糾紛，因為方毅跟周培源都要到，那兩三天就把廬山封起來，不讓遊客上去。

這次會議以後，緊接着我就去法國開會——第十四屆國際低溫物理會議，從第十五屆到第二十屆，我都是這個國際委員會的委員，我們去了五個人，包括我的學生。

李：您在科學院怎麼會有學生？

管：科學院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一開始五六年，那時我還在蘇聯，曾經實行過副博士（候補博士）制度，到五七年就停止，但是可以收研究生，研究生沒有學位，所以我六〇年回國以後，在文革以前，就收了一些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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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研究生是哪裡來的呢？

管：是大學畢業生，中科院招考進來的。另外，中科院已經自己辦了一個中國科技大學了，科大是一九五八年創辦的。周恩來提議的，仿莫斯科的科學技術大學，蘇聯這個學校是保密的，卡皮查兼任物理系的系主任。中國科技大學在北京辦的時候，一共十三個系，都是屬於理工科，理科有物理系、近代物理系、物理教研室。工科並不是傳統的工科，都是和國防有關的。

李：科技大學設在什麼地方？

管：北京的西郊，文革時搬到合肥去，原址就被海軍給占了，鄧小平下令把海軍趕走，特別指示高能物理所占了。

中國當時是由鄧小平管科技，派了一批中學生，到外國去念大學（這其實是不太合適，只派了那一批），到德國、法國、英國都有，一國都是四五十人，出國前先在國內訓練一下外語。這期學生去了以後，由國家付錢。我們去法國開會時就聽學生跟我們講，法國要填表說國家給多少錢，想要了解看學生的生活是不是有保障，政府就要他們多填，不能填原來的數字，太可笑了。但是多填以後，又有問題，學校有規定，如果收入低於某個限度，可以住在比較優惠的宿舍，填多以後就沒有這個優惠了，這是打腫臉充胖子。所以很多學生就發牢騷，生活很苦，因為要繳比較多的房租，自己國家給的錢又很少，結果就傳出去了，登在法國的報紙上，我們去的時候正好鬧了這場笑話。還聽說，有一個學生，他跟一個台灣的女生談戀愛，當時是絕對禁忌的，這個學生很坦率，就跟大使館的人講了，大使館當時就把他扣留下來，台灣的女生就在外面要求法國方面支援，可是人在大使館裡頭，法國方面也沒辦法。後來他們就要把他押回國，在過海關時，法國方面就把他留下來，說要找他談話，實際上是救了他，後來聽說他好像就入了法國籍還去服兵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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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跟中國科學院比較好一點，尤其是北京清華研究人員在國外的收入要繳公，研究人員接受對方給錢，有的就給得很多，在外國來講其實是很平常，但和中國比簡直是大發洋財。所以那時候有人說，知識分子在國內受氣，不如出國去，還可撈點油水回來。後來這些行政人員眼紅，就要求超過多少要上繳，尤其是北京清華。太太一律不能同行，因為怕兩個一起跑掉，德國有個洪堡基金，專門為四十歲以下擁有博士學位的外國人而設，這個基金非常優惠，名額有限。這個洪堡基金先有六個月在德國學德文，然後兩年做研究。年齡一定要四十歲以下，這兩年的待遇相當高，尤其是和中國大陸比非常高。還有很多其它優惠，比如說如果太太一起來，也都是免費。每年還有一個月在德國或歐洲遊覽，完全由基金會招待，兩年回去以後，還把部分儀器送給你，之後年三、四年還可以再回德國一次，也是完全由他們招待，這是終身的。德國人這樣做的目的，是要培養一些親德國的科學家，這些人跟德國一直有聯繫。後來中國也有人選上了，但是給的多餘的錢要上繳，而且太太不讓隨行。德國人知道了，有一次方毅到德國訪問，德國就向他提出來說，以後不接受中國學者，或者接受了但是給另一種低的待遇，因為我們給錢是給學生不是給政府，假如錢要繳給政府，那還不如繳回給我們，同時要允許太太同行，方毅當場就同意了，一般的人都沒有這麼大魄力，這樣就比較好了。我們物理所從來不要你在外面的錢繳回所里，連問都不問，各地方都有一些土政策。還有，如果你到國外接受了禮品，超過一定的金額以上，也要上繳。根據兩院交流的協議，我們派了一個代表團回訪瑞士，一共有五個人，由我帶隊，瑞士是講法文和德文，所以我們還帶了一個翻譯，總共六個人，那個翻譯就是內蒙古的頭頭烏蘭夫的女兒。瑞士有兩個高工，一個是樂山高工，另一個是蘇黎世高工，蘇黎世高工就是愛因斯坦待過的地方。樂山高工有一位教授他跟我講，我看你們有的人沒有戴手錶，有的帶的手錶很簡陋，我想讓我太太選五個手錶送給你們，但是聽說你們回去還要上繳。但是當時按規定不能說回去要繳，怕說出去笑話，所以我們還硬着頭皮說不上繳，他就真的給我們每個人買一個瑞士的表，回去以後我們還是老老實實繳回科學院的外事局。我們回去給錢三強匯報，錢三強還說可以廉價處理給我們，後來外事局又說不行，根據我們的了解，交上去的東西，都是外事局的人自己分了。

物理所的黨委書記甘柏，在東北解放戰爭時，他是金縣黨委書記，我當時是在省的教育廳工作。他後來到物理所擔任黨委書記，這個人很不象話，跟我的關係很惡劣。我們物理所有一個研究員叫呂大鈞。人是相當能幹，但是很會吹牛。唐山大地震後，預報地震變成全國很熱門的課題，物理所也有人有興趣做。這個人就趕時髦，他原先是做鐳射（激光）的，他就在北京郊區的山洞裡頭，找到一道縫隙，他用鐳射去測量，監測寬度在二十四小時內的變化，他說他能非常準確地預報地震，因為那時餘震還很多。但是我們科學院還有地震研究所及地球物理研究所，這兩個研究所研究地震當然比我們專門，這兩個研究所的科學家都反對他，認為他是瞎吹，這個人不服氣，就跟他們吵。後來我跟他說，你要預報的話就給我預報，如果正確的話，我出去幫你證明，結果他給我預報都是不準的，所以我當然也不相信他。那時我們物理所有人真地把地殼固體潮測出來了，二十四小時一個周期，但是固體潮有異常是不是跟地震有關係還不一定，這到現在都還是科學上沒有真正解決的問題，如果能準確預報地震那是不得了的事。這個人跟甘柏關係很好，甘柏也相信他的這個東西，因為甘柏的知識水平不高很容易被他騙了，他又跟日本奈良市的市長（也是自認很能預測地震）不知怎麼掛上鈎，那個市長就邀請呂大鈞，到日本交流地震預報的經驗，黨委書記也想要去，原本學術交流黨委書記時不能去的，一方面是他不懂專業，也不會說外文，文化程度也不高。但是呂大鈞幫他聯繫上了，日本奈良市市長，也是個政客，就邀請他們去訪問。我們也無法阻擋，雖然知道他是瞎吹，但是他跟外國聯繫上了，沒受邀請日本是很難去的。去了以後，奈良市長送了很多貴重的禮物，回來以後按規定要上繳，但是黨委書記不繳，呂大鈞當然也跟着不繳，外事科科長就來跟我講，我就批了一個條子，說按照院裡規定一定要繳，甘柏就大發雷霆說我怎麼可以管他，說他去的時候也花了二百塊人民幣帶禮物送給市長。後來他還是不繳，也拿他沒辦法，當然呂大鈞也跟着不繳。還有一件事，科學院那時候開始要照顧知識分子，就分了一間房子給我們的老所長，八十多歲了，他原來住的房子就已經不錯，他自己也要求比較嚴格，就說他不要，這是照顧科學家，並不是照顧黨政幹部的，他（甘柏）又要去了，群眾反彈也很大，但是院裡也就給了。前面的幾位黨委書記雖然有點胡搞，還有點事業心，他就完全是來享受的，其他什麼都不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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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去日本開會，“中日雙邊超導交流會”每兩年一次，中國和日本輪流舉辦。這大概是在一九八六年，我們有五個人，也是我帶隊的到日本仙台開會，會議時聽到大陸東北金屬研究所的學者在日本訪問，訪問期間在日本的咖啡館被台灣的女服務生勾引，而這個台灣服務生是間諜，他回國內還真地給過情報，後來被查出來了，這不知道是真是假。當時只要跟台灣打交道，那是非常危險的事。

我們到法國開會期間，他們告訴我們有個地方是貧民窟，但是我們看了以後，比我們大部分知識分子，包括物理所的研究人員都要好得多，因為那是物理所的助理研究員就住在用石棉瓦蓋起來的，不是真正的房子，也沒有衛生設備。所以和人家貧民窟一比，我們還寧願住在貧民窟。

·住房問題

李：四九年以後一直都這樣嗎？還是文革以後不同？

管：文革以後還有兩三年，有一部分人一直住在這種房子。

李：文革以前是不是比較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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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文革前也有一部分人住在裡頭，新畢業剛結婚的大學生，沒房子住，就住在這裡頭，如果沒結婚就住在集體宿舍，六個人一間。科學院在物理所旁邊有一集體宿舍，剛畢業的分配到科學院，就住在集體宿舍。

李：向你們這種領導幹部，是不是可以住得稍微好一點？

管：我剛去的時候，有兩三個月住在旅館裡頭，因為那時還沒有分定，國家科委還想爭取我到大使館工作。像我這樣從蘇聯回來就比較特殊，就分配給我一間房子。

這份資料是國內有人已經為我寫過一本傳記，是王新榮和劉兵合寫的。劉兵是研究物理學史，現任北京清華大學理學院副院長，曾經是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這個稿子本來已經在雲南找到出版社願意出版，已經都談妥定稿了，後來政府沒讓出版，這個是他們的原稿（編註：只有部分影印的原稿），他們兩個人從來沒有訪問過我，過去跟他們也很少接觸，他們全靠回我家鄉找我弟弟、我愛人，到科技大學等等地方找資料寫出來的，我到美國時就看過原稿，其中有一篇是講“我的大學——戰爭與土改”，這句話他打了引號，可能是確實我自己講過。之前曾經把稿子寄給我修改，現在我也搞不清楚。我當時看了以後，他們要求看我能不能改，後來改了一段以後，我想與其修改，還不如我自己寫，修改更費事，所以我就停止了，後來我估計大概也出版不了，就算了。這些稿子也可以當作參考，當時後面這個部分我完全沒有看，前面因為要改所以我看過，有些事情可以幫助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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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國以後，分配住房也相當不容易，分配在一個套間的內室，和人合住，我出去的話要經過另一家，房子面積大概跟我現在的研究室差不多（編註：大約六坪左右）。外面住的就是陳春先一家，陳估計我回國以後一定是個重要人物，在物理所一定不簡單，就主動把我拉到他住的地方合住，後來房子稍微寬裕以後，他們就搬出去了，變成我自己住，就比較寬裕了。當時住房相當緊張，我們住在三樓，但是我太太在郊區工作，她每個禮拜六才回來，曾請過保姆來帶女兒，一個月後我女兒生病了，我看不是辦法，就把我女兒托給岳家，在北京市內，每個禮拜到我岳家聚會。這時就變成我一個人住兩間房子，按理也不算多，但是後來又一家人口比較多，我就主動把這房子讓給他們，我搬到一個四樓，很小的一個房子，而且是兩家合用一個廁所。由於這件事物理所員工對我印象比較好，因為一般人不會這樣做，而且管房子的人都勸我不要這樣做，以後再爭取這樣的機會不可能了，但是我還是把它讓了。當時比較困難的是，我太太在外地，不能餵奶，只能給小孩喝牛奶，當時在城裡買不到牛奶。我在一九六〇年困難時期回來以後，我雖然是助理研究員，但是七級以上，一般的大學畢業生是十三級，所以在困難時期有一點特殊供應，所謂特殊供應是，一個禮拜有幾瓶牛奶，一個月有半斤肉，兩斤黃豆，二十個雞蛋，兩條煙。我還記得當時我不抽煙，管這事的人就幫我寫抽煙，正好我的岳父就占了這個便宜，當然我把這些特殊供應送到我岳家，給我的女兒。這樣的情況大概有兩年，從六一年到六二年。到六三、六四年因為陳雲主持經濟有了所謂高級糖、高級菜出現，困難逐漸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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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您的女生是哪一年生的？

管：她是一九六二年生的。當時生活條件確實很困難。後來一旦到了外國，如果不是公費而是別人供應的話，那就很了不起。有一個笑話，就是黃昆，美國方面邀請他參加“三月會議”，告訴他除了來回機票以外，到了美國以後全由美方招待，外事局一看，既然全包的話，就給你二十塊美金，他就有點害怕說他不想去了，如果美方無人接機，二十塊美金到不了會場，後來我們物理所有點外匯，就說借給他，之後科學院覺得不太對頭，才多給他一些。我們當時出去開會也都是這樣，一個人身上只有二十塊美金，像我們去巴黎，中間經過沙巴停留，連喝點水都不敢，因為就只有那一點錢。後來就好一點，像我們出去開會，不是大使館全程陪同，而是發給錢，一天多少錢這樣，當然也是很少。錢是稍微多一點，但是和中國工資就不能比了，就捨不得花這些零用錢，所以很多人都會帶泡麵這類的東西，儘量把錢省下來，買別的東西。還有很多留學生也是這樣，就到窮人商店買東西，有的甚至只買一點麵粉做麵團吃，反正就是儘量把錢省下來，賣五大件，因為當時買進口的東西要加稅，價錢非常高。在國內我曾經有資格買過一台十九英寸的彩色電視，那是很特殊的，因為我是所長才有票可以買的，我二十年的儲蓄大概五、六千元，買電視就花掉三千多元。所以如果能直接在國外買就比較便宜，但是規定只能帶一件回國，所以千方百計要省錢來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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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你們到法國開會感覺怎樣？

管：格蘭諾布爾是除了巴黎以外的法國第二科研中心，那裡有名的有一個勞埃-郎之萬研究所，勞埃（編註：Max von Laue，1879-1960，德國物理學家，獲得一九一四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是德國人，郎之萬（編註：Paul Langevin，1872-1946，法國物理學家）是法國人，實際上是德、法、英三國集資，建立這個研究所，因為英國後參加所以只有以德、法科學家命名，這個研究所主要是有一個高通量中子堆，當時是世界上最好的，通量是10的14次方，主要應用的對象是研究凝聚態物理。中子的散射分兩種，一種彈性散射，另一種非彈性散射，彈性散射是做結構分析，非彈性散射是做能譜，進去的中子和出來的中子不一樣，那裡頭有所謂的冷中子，把中子冷卻到4K。這樣的能量，才跟固體裡的准粒子能量相當。中子本來在核物理是很重要的武器，中子發現以後，核物理就解決大問題，原來要研究原子核只能用加速器，要撞原子核必須用非常高的能量，所以後來重心就到了美國，原來英國是物理中心。而中子不需要能量就能進去，但到現在來講研究核物理已經完成它的歷史（鄭宗爽就是研究中子物理的），轉向應用來研究凝聚態物理，開闢了它的第二春。我在這個研究所停留三個月。因為認識他們的所長Turner，那年我們在他家過聖誕節，他的女兒跟那朋友同居還沒有結婚，這在中國肯定是不允許的，聖誕節就在一起過，還有另外一個中國人跟我一起去，我們兩個和他們夫婦四個人玩一個遊戲，把某個東西放在我們四個後面，他的女兒在另外一個房間猜，看是在哪個人的後面，他的女生每次都猜對，後來才知道是作假，他跟女兒約好了暗號。在我們離開法國不久以後，他的老婆就跟別人私奔到巴黎，他有段時間心情很不高興。後來他的老婆又回來找他，他竟然還接納了，在中國來看是不可理解的事。朗道的學生阿比里寇索夫，他解朗道-金茲堡方程，得出第二類超導體非常成功，而且預言第二類超導體會出現阿比里寇索夫點陣（磁通點陣）。這個人在法國拐走一個科學家的太太，到蘇聯去，但是不久以後那個太太受不了蘇聯的苦日子，又跑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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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如果你能夠出國，而且待相當長的時間你就成為富翁了，中間也有很多不幸的事。化學所有一個人在外國待了兩三年，帶了好幾大件很高興，可是回來後才發現他的太太在這期間有外遇，他就很生氣把這幾大件從窗戶扔下去，自己也跟着跳樓。

李：從國外買得幾大件要自己提回去嗎？

管：不用，在外國買了以後，在國內提貨，有專門這樣做中國人生意的，透過大使館，在紐約或其他國家都有，專門做駐外人員要回國買幾大件生意的。一般駐外人員包括大使館的待遇都很低，比不上在國外拿錢的訪問學者，所以他們對這些人的態度都很不好，因為很嫉妒。在國外上廁所可以不帶衛生紙，到處都是這樣，但你如果到大使館上廁所，就不供應衛生紙，因為我們都習慣了，在外面不會隨身帶衛生紙，大使館的人就說，我們不能放衛生紙在裡面，因為如果放的話，你們都偷走了。留學生真的是這樣，因為千方百計要把錢省下來買幾大件。

蘇紹智（馬列主義研究所所長）曾經總結從開國到那時候為止，一共搞四十二次政治運動，這四十二次運動主要的內容都是要整一部分人，所以把人際關係搞得很緊張。我們第一次到日本就有種不一樣的感覺，我們三個參觀京都大學的研究所以後，晚間一起在一個小胡同里散步，一字排開邊說邊走，後來我們才發現，因為我們走得很慢，又一字排開，有一個日本女孩騎着自行車被我們擋住了，但是她也不聲張，就下來推車在我們後頭慢走，我們回頭一看，就趕緊讓開一條路，她並沒馬上騎車，牽車通過我們，還回頭跟我們鞠躬表示感謝，然後才騎車離開，當時我們覺得很有感觸，因為在國內決不會有這樣的事。文革以後我到合肥去，從北京坐火車到合肥，天津是個大站，停留十多分鐘，我就下來到月台看看。有人買栗羊羹，是天津特產，我就問“同志這栗羊羹多少錢一個”，他瞪眼說：“你沒長眼睛？”態度非常惡劣，後來仔細看是有價錢在上面，因為當時是傍晚，我的老花眼鏡放在車上，所以看不清楚，就不敢再問他了。這種人際關係的對比，確實是不一樣。我剛到台灣時，有一次到中壢看話劇，我就坐火車到中壢，下了火車我就問路旁的人打聽劇院在哪裡，那個男生騎着摩托車，後頭載的可能是他的女朋友，正在等紅燈，他就跟我比劃老半天以後，他覺得太複雜了，我一定找不到，就說乾脆他帶我去，讓他的女朋友在旁邊等，他先把我送到劇院。我想，經過文革，大陸絕對不可能有這樣的事，後來我跟我開玩笑，就說這樣會不會得罪你的女朋友，他說不會。所以這個人跟人之間的關係，在大陸是徹底被毀掉了，現在情況不知道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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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的時候，想到俄國東北那邊，就覺得天應該是黑的，像德國，天也應該是黑的，因為有希特勒，殺人魔鬼。可是我們到西德看，並不是這樣。心裡有這種印象，當時以為外國好像是很糟糕。我第一次到美國是經過大西洋，先到法國，剛好是星期天的早晨，從機場坐巴士經過市區到大使館，看到巴黎街上一個人也沒有，感覺特別安靜，跟中國每天敲鑼打鼓要搞運動，差別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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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您最近又有機會回到大陸去，感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有沒有好一點？

·卡斯比亞

管：因為接觸時間很短，所以還不清楚。李政道他是比較熱心幫助中國大陸，他組織了一個“卡斯比亞”（編註：卡斯比亞是Chinese-United State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簡稱CUSPEA）招考大陸物理系的留學生，每年一百個名額，派美國兩位教授大陸來面試，由各個學校推薦人選，最後由這兩個教授一個個面試的。一共維持了十年，大約一千人，最近有人跟我講，一千人裡頭只有二十六個人回去。每年一百個名額裡頭，當年我在大陸期間，科技大學占三十幾個名額，北大只是科大的一半，清華一開始沒有物理系所以比較少，科大學生占的比重相當大。科大學生質量是很好的，科大物理系畢業生，有百分之八十進了研究所，而且有很多在國外研究所，另外百分之一二十是分配在科學院，所以良性循環，雖然科大比別人晚一年畢業，而且合肥的地點不好，不如北京、上海，老師很難維持得住,學生則不請自來，因為學生在乎得是出路。另外科大也比較注意到外面招學生，每年都要到各省去宣傳，科大還有少年班，最小有十一歲的學生，各省將近二分之一的狀元都在科大，現在沒有了，最近方榮川（原科大物理系系主任，現在中央大學）來訪，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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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做的第二個貢獻是，建立了一個高能加速器，雖然是高能加速器里能量最低的。建這個加速器時，鄧小平親自挖第一鍬，我還參加這個典禮。當時國家科委主任是宋健，原本在哈工大時他當過我的學生，他跟我的出身差不多，都是早期參加革命，念哈工大，到蘇聯時我在莫斯科大學，他在波曼高工，也是差不多七年，他也是念完研究生才回來，回來以後他就在七機部，跟錢學森在一起合作寫了一本書。我還記得鄧小平去挖鍬時，不認識他，還問人說他是誰，可見鄧小平不會管那麼細。李政道後來發現他的“卡斯比亞”實際上幫助美國了，中國很好優秀的學生，前期的訓練都在中國，美國等於是撿了便宜，再加上六四以後，他們都拿了綠卡。他後來就想怎樣幫助動員這些人回國，建議成立一個博士後流動站，現在大陸很多單位都還有，當時的目的就是吸引在海外的留學生回國。這個博士後流動站有什麼好處？本來大陸都是由國家分配，這個你可自己找單位，第二，馬上就有房子住，而且馬上解決兩地關係的問題，這在大陸是很大的問題，像我跟鄭宗爽在同一城市，只是一個在郊區，一個禮拜見一次面，有的人甚至一年才能見一次面，在流動站這個問題馬上解決。以三年為期，三年以後還可換地方。儘管這樣，還是沒有很多人回國，現在變成國內的博士流動站。

李：我看那個新聞我不太懂，像在台灣拿到博士學位，可以申請教授的職位，這個只是博士後研究員的話，出路是不是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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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如果優秀的話就可以變成正式的研究員。

李：假如在台灣來講可能就不是那麼有吸引力，因為你到一個地方只是暫時的工作。

管：不過可以當作你永久工作的前提。物理所後來楊國禎當所長還規定年齡超過三十五歲不要。李政道就主要搞這三件事，楊振寧當時也幫了忙，把中國物理學會跟美國物理學會掛上鈎（他當時要籌一百萬美元的基金，後來好像沒有成功）接待中國的中、高級學者，到美國非常優秀的大學進修，由美國物理學會負責推薦，像甘子釗、物理所所長楊國禎都曾參加過這個計劃，楊在我之後接任所長十四年，在沒當所長之前也參加過這個計劃。楊振寧當時的意思，希望他們一方面在外國進修兩年，培養領導人才，後來也真的都是領導。先後大概有二十多人去，一年兩三個人。另外有一個計劃沒有成功，這個計劃是希望他們在這段期間跟卡斯比亞的學生組織討論會，中國人自己的學術交流會，這樣的話等於母雞帶小雞，互相有些影響。有一次我到美國，他請我吃飯，跟我討論一件事，他建議能不能在昆明中美合辦一個研究所，他對那個地方有感情（西南聯大舊址），另外是他也知道中國政治干擾科學太厲害，遠離政治中心，在那個地方可以比較安心作研究。他說成立一個董事會，五個中國人，五個美國人，這樣就可以減少政治干擾。我說這個可能很難，大陸重視黨的領導，這樣讓外國人參與領導，黨怎麼領導，這個事情當然也不會辦成。我們第一次訪問美國時，美國物理學會曾經想把一台加速器送給中國，不用花錢，只要中國自己拆裝，自己付運費就可以。這個加速器能量是7GeV電子同步加速器，在美國的坎布里奇（Cambridge），那時毛澤東還活着，一九七三年時，當然不能接受外援。當時美國覺得7GeV已經沒有用，因為那時同步輻射還沒有那麼吃香，其實那是如果要過來的話，7GeV做同步輻射非常好，雖然做高能加速器可能沒什麼用。李政道在外面民運人士給他起了外號叫“李政委”，原因是六四時，國際很多科學家正在香山開一個會，後來弄得非常緊張，他（李政道）去聯繫派了專門車子，把他們送到機場，那時很危險，這件事倒沒有什麼。後來主要有一次他見了李鵬，很長時間很多人都不願意見李鵬。六四以後有一次我在紐約，袁家騮跟吳健雄家裡，吳健雄說以後如果到大陸的話，只到南京，不去北京，因為南京中央大學是她的母校，所以她不能不去，而且南大還建立她的銅像，中國物理學會也有吳健雄獎。李政道回來以後，就說他通過e-mail的方式，跟海外華人的頭頭聯繫，說他見李鵬是有條件的，要求公布六四被害人的名單，還有其他三個條件，後來實際上也沒那麼回事，所以留學生對他有意見，就是覺得他不應該去見李鵬。

一九八〇年時，我去參加UCLA開的第十五屆國際低溫物理會議，這時我已經是國際委員會的委員，有一個邀請報告，主要是介紹二十年大陸的低溫物理。我是經過香港到洛杉磯去，海關就問我身上有多少錢，我告訴他一個數目很少，他說，你憑這些錢，哪能開會待七天（後來實際上待了一個多月，因為接着有很多人邀請）。後來我拿出會議邀請函，主辦單位會付我一千美元，這樣才勉強進去了。第十九屆是在英國劍橋開的，那是在一九九〇年九月份。我開會期間正好方勵之剛從國內放出來，在劍橋的天文研究所，開完會以後我就去找他，還到了蘇格蘭，我弟弟那時正好從大陸到那裡訪問，他當初跟我一起離開家，那時他只有十五歲，所以沒有到東北，他就留在蘇北進了華中軍政大學學醫了，現在是第二軍醫大學的教授，當時他在蘇格蘭的首府愛丁堡。

（第十二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