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風雲變幻、世事無常，人們始終對大學抱有比別的許多事物更為特殊的期望。然而提及現今中國大學狀況，這個話題不輕鬆。

幾十年間，人們看到，當政治風暴來臨，它掙扎、顛簸，然後是一次次地隨浪沉浮；當把一切市場化的非理性狂潮襲來，它幾乎不加抵擋就順潮而行；當一個個彼此矛盾衝突的潮流飛快地迭出，它又帶着眩暈感落入漩渦，在裡面亂轉。大學與自己置身其間的社會實況了無界限，被風浪打得、潮流沖得丟魂落魄。恐怕這就是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大學狀況的基本寫照。

這尊容與人們期待的形象差得太遠。

（一）

大學的形象關乎人們對大學這一事物的認同，也關乎大學的自我身份認同。大學應該呈現什麼形象？還是讓我們從世界上的偉大學府那裡尋求答案吧。

歷史悠久的巴黎大學，稱得上現代大學鼻祖。它在中世紀時期率先打出“師生自治聯合會”的旗幟，並率先以罷課鬥爭確立了自治地位，爭得了結社、罷課的自由特權。從此，大學作為教師和學生自治團體昂然於世，在此後若幹個世紀中，巴黎大學最經常地使用了罷課手段來維護和擴大自治權。這種對外的鬥爭展示出了大學的獨立形象。在校內，這個教會的第一神學院發展出一種自由論辯的傳統，提出各種令人不安的問題，進行最熱烈的討論、最勇敢的探索和最富成果的交流。這又展現出大學的另一基本風貌——對知識和真理的無私追求。它還一開始就以國際性面對世界。即使在當今世界也彌足珍貴的世界主義，早期就從這裡發散出去，但它同時又以“傳播法蘭西精神最活躍的發源地”而著稱。可以說，巴黎市享譽世界的特性——最富世界性，又最具法蘭西的民族性——正是由巴黎大學熔鑄出來的。

歐洲另一所最古老的大學，巴黎大學的姊妹學校博洛尼亞大學是作為法學院開始自己的校史的。誕生之初，就以富於使命感的形象出現於世。早期，她致力於使羅馬法重放光芒，讓古羅馬文明光照人間，這種努力為意大利文藝復興的到來作了準備；當意大利處於豺狼包圍中之時，她又站在鬥爭前沿，正如意大利民族詩人卡爾杜齊所說，“在戰火中，在博洛尼亞爭取自由的鬥爭中，人們聽到了法學教授用拉丁文發出的呼號”；本世紀末葉，歐洲聯合的事業艱難曲折，她又在1988年九百年校慶之際起草和發起了簽署“歐洲大學憲章”，憲章不僅重申大學自治、學術自由的原則，重申大學的崇高使命——維護人類精神文化價值、創造和傳播知識，還高舉歐洲聯合的火炬，呼籲推倒精神壁壘，實現歐洲科學文化一體化，推動歐洲古老的聯合夢向現實邁步。

牛津大學，這個世界頂尖人物的搖籃，詩人馬修·阿諾爾德作了最浪漫但也最確當的描述。他寫道：“牛津以她不可名狀的神韻，在不斷召喚我們走近我們大學的目標，最完善的理想……”，“敬愛的夢想家啊，你的心是這樣羅曼諦克，你這樣慷慨地獻身於人，獻身於非屬於我的事物和英雄，但從不下顧沒有教養的庸人！失敗了的事業，被放棄的信仰、不吃香的名聲，難以置信的忠誠——都在你這裡找到了家！”詩人寥寥數語，便讓人窺見了牛津近千年不易的特質：理想主義、博大、寬容、同情失敗者。

劍橋大學，很少有人準確知道其生辰屬肖，但卻很多人熟知她產生了思想學術史上光彩奪目的璀璨群星，熟知這個學術上常開風氣之先，孕育了許多科學、文化巨人的著名學府事事講傳統。關於劍橋的講傳統，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金耀基先生的《劍橋的三一》一文中有一段動人的引文：“一九一八年當諾貝爾獎得主湯姆遜爵士就任三一院長的那一天，三一的‘偉大之門’是關得深緊的。身穿學袍的湯姆遜莊嚴地用鐵環在大門上敲叩。整條三一街都可聽到那清脆的聲音，門房應聲，呀然開門，有禮貌但很正經地問來客尊姓大名，所為何事？湯姆遜說明來意，把英王的任命書交他手裡。門房即請他稍候，隨即又把大門砰然關上，並疾行過‘偉大方庭’，到院士休息室把證書呈交資深院士。院士煞有介事的驗明證書無誤後，隨即依資歷深淺，魚貫而出，列隊在大門迎迓新院長。”劍橋對傳統的謹守由此可見一斑。但正如金耀基先生所指出的，她的傳統中“一直有變動，在變動中又強勁地維繫着傳統。”無論世事怎樣瞬息萬變，人們如何浮燥地追潮逐浪，她有一種任憑舉世中風狂走，我自卓然獨處的孤傲和鎮定。

至於哈佛大學這個後起的世界頂尖大學，本世紀初，哲學家威廉·詹姆斯說：“真正的哈佛”乃是一個“無形的、內在的、精神的哈佛”，這就是“自由的思想”與“思想的創造”。它以超越實用性的長遠眼光致力於文理融合的“通才教育”，致力於喚起對新思想新事物的好奇心，鼓勵自由探索、自由審視、自由創造，並因此而奠定了它的名望和深厚根基。八十年代，哈佛拒絕授與里根總統榮譽博士學位一事便顯示了這個看重自由和創造的偉大學府十足的底氣。……

在上述這些大學通常留給世人眼中的傳統形象之外，去年北京大學百年校慶期間，我們又有幸聽到一些世界著名大學的現任校長談大學。

加州大學的佰克利分校校長說，大學“追求新思想、新知識”，它“總是站在批評的最前沿”，是“一個有創造力的前沿”；牛津大學副校長說，“大學是追求真理的民主機構”；斯坦福大學校長則說，大學是後工業社會的“軸心組織”……。

如果說巴黎大學生氣勃勃的鬥爭精神，博洛尼亞大學高擎理想主義旗幟的使命感，牛津的博大、古典，劍橋的孤傲、恬靜和書院氣息，哈佛的內在精神……，是以各自獨具的特色共同體現了對一種大學理想或者說大學靈魂的執守，那麼，當代那些世界名校校長們的談話則表明，這些大學在對理想的執守中又發展和豐富了它。不論是作為批評和創造的前沿，還是追求真理的“民主機構”，或是後工業社會的“軸心組織”，由它們標示的大學形象都是相當現代的，但內蘊在這些現代形象中的，仍是那不被風暴搖憾、不受時光溶蝕的大學之魂：以超脫於任何潮流，超脫於任何階級、派別和權力機構的獨立精神去保持和發展人類自由知識和人類價值。正是成為大學之魂的獨立精神，使大學在貫穿整個人類歷史的創造與毀滅兩種力量無休止的衝突中始終代表着創造的力量，在人類苦苦追尋理想的過程中，大學則既是人類在意識中進行偉大探險的先鋒，也是世世代代人類賴以支撐的理想和精神價值的守護者。忠於偉大的理想，擔負起傳承偉大遺產的使命，又忠於光榮的探求，去開拓思想和知識的疆域——這是大學之所以為大學的傳統。這傳統是一種自我滋養的創造性源泉，也是大學能在任何外力作用下保持自己穩定流向的力量。開拓者的蓬勃精神就搏動在忠實執守着的傳統中。

（二）

大學的獨立以及作為獨立標誌的自由特權是通過不屈不撓的鬥爭爭來的。歐洲所有古老大學，沒有哪一所不曾經歷過爭獨立的鬥爭。巴黎大學還在雛型階段就為了取得自治權而聯合和鬥爭。作為教會的神學院，巴黎大學一開始就處於教會的嚴密控制下；作為中世紀歐洲最重要的教學和學術中心，王權和地方行政當局也覬覦着這塊地盤，千方百計要插手和干預它的內部事務。處在教會和世俗勢力雙重夾擊下，巴黎大學爭取自治的道路艱苦而漫長。在與教士進行過無數次爭執和鬥毆後，巴黎大學付出了流血的代價，取得國王特許證書，擺脫了主教們的監督、控制和干涉。接着又是與警察的長期鬥爭。1229年，巴黎主教借學生與市民的衝突對學生提出起訴，攝政王太后下令抓捕學生。在與國王的警察發生激烈衝突中，學生死傷很多。師生憤然罷課，並撤出巴黎。罷課和撤離是一種強有力的武器。因為正如當時一位紅衣主教所指出的，巴黎大學教授學習美文學的潮流“灌溉和肥沃了世界教會的天堂”，但師生的撤離出走使這個一直在巴黎城有力傳播着的潮流“衝出了它的河床即巴黎城”，這個潮流將“因而減弱以至消失，就象一條溢出河床的大河，湧進許多溪流然後乾涸。”1231年，長達兩年的罷課帶來的“大河乾涸”的威脅使得羅馬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出面調停。這位法學家出身的教皇以創異端裁判所和維護教皇特權著稱，但正是他發布了有大學“獨立憲章”之稱的教諭《知識之父》，確認了大學的法權自治和結社權、罷課權、授予學位的專一權這三大特權。並確認只有教皇才是它的最高監護人。這份由教皇親自製訂的獨立憲章使巴黎大學最終徹底擺脫主教控制而取得作為自治團體的法律地位。這一地位也得到國王和王太后承認。從此，就如13世紀另一位教皇亞歷山大四世所說的，巴黎成了“生命之樹”，它吸收了歐洲各國最好的學生和許多來自各國的最優秀教師，巴黎大學則成了“法蘭西國王的大公主”、“教會的第一所學校”，而且還是神學事務中的國際仲裁人。但學生仍然經常罷課、打架。他們既反對教皇的監督，也拒絕國王的監護。在很多時候，不論是主教們還是國王的警察都對巴黎大學無可奈何。這種為了獨立自治而不屈鬥爭的傳統一直延續至今。1968年從法國開始，波及歐美、震驚世界的“五月風暴”就肇始於巴黎大學，這次學運是大學生對僵死、停滯的教育體制和社會不公的抗議，也是這所大學的獨立精神、罷課傳統在現代的一次大展現。它導致了戴高樂政府下台，還結下一個碩果——《富爾法案》在當年11月頒布。這個在法國教育史上影響深遠的法案再次明確重申了大學自治的原則。

當今歐洲最著名的那些大學中，除了由喬治二世出資建於18世紀的格廷根大學由於國王明智，做了該做的事而不去干預不該干預的事，它有幸一開始就不受干預地自主辦學；其他歷史悠久的大學都有着與巴黎大學相似的為獨立自治而鬥爭的經歷。其中，博洛尼亞大學早在12世紀就從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一世那裡取得特許狀，外籍大學生可以不受博洛尼亞市的法律管轄。但市政當局限制教授們在各個城市自由流動，並干預他們的職稱授予。一系列衝突觸發了罷課，引起大學師生遷移出走。當局被迫讓步，1278年，博洛尼亞大學最終獲得獨立。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反對國王干涉的鬥爭得到教皇保護，這打下了獨立自治的基礎。但這兩所大學在維護和擴展自己的自治地位的過程中，不斷發生“學袍”與“市鎮”的爭執、械鬥。幾乎是每斗一次，市鎮就吃一次虧。歷史上，甚至發生過劍橋大學校長把劍橋的市長剔出教會的事。

在所有這些鬥爭中，大學表現出來的社團精神、不受任何派別控制的獨立性和表示異議的傾向，使大學是一種令社會上各種勢力都感到不安的力量，誠如法國著名史學家雅克·勒戈夫在《中世紀的知識分子》一書中所說，無論對教會、國家世俗政權還是地方當局，“它都可能是特洛伊木馬。它是無法歸類的。”大學時而與教會勢力斗，時而與世俗勢力斗，它們利用國王的特許狀反對教會控制，又利用教皇的保護反對國王和其他世俗勢力。大學就在這二權之爭的縫隙中擺脫了教權和王權的控制而獨立，在歐洲成為與教會和世俗政權並駕齊驅的三大勢力。關於歐洲中世紀以來的權力格局，人們常以“上帝的事歸上帝，凱撒的事歸凱撒”的名句來描述。其實這不完整，還應加上一句：“亞里士多德的事歸亞里士多德”。在知識這個廣闊無垠的“國土”中，它的主人是學者。這種三元分立的社會格局保護和激發了歐洲社會的活力，使歐洲在表面的混亂下奔騰着洶湧不息的創造力。而大學，由於其傳統的獨立精神、批判創造精神和理想主義，它既開風氣之先，成為歐洲最重要的創造力源泉，又“樹立標準、展示理想、堅持價值”，為歐洲秩序的建立提供了一種不同於教會和民族國家的精神和文化的整合力。

（三）

說到大學的“樹立標準、展示理想、堅持價值”，當然會令人想起牛津、劍橋不為世風所撼的古典神韻。這一對大學中的孿生子以對人生中永恆因素——心智和精神——的持久關注對抗工業文明時代的物質主義，以對失敗者的同情和充當忠誠、信仰等一切被冷落但有價值的東西的家園和庇護所的姿態傲視炎涼世態和短見的實利主義；也會令人想起懷抱偉大夢想的博洛尼亞大學，它致力於在意大利重現古羅馬文明的輝煌，致力於喚醒由這個古老文明傳播的世界公民理想，在飽經戰亂和民族仇恨之苦的歐洲推動民族和解和超越民族國家的聯合；還令人想起“不平則鳴”的巴黎大學。葉芝有一句詩，大概是“一陣瘋勁來了，連穿緇衣的死人也會搖醒”，把這用於巴黎大學，非常傳神；尤其會令人想起所有這些大學堅持把自己作為人類對話基地，頑強地堅守着真正知識生活的條件：自由、自治、超然、獨立……。

所有這一切，無不閃現着理想主義的光輝。在這光輝映照下，人類在數世紀中追求的自由、寬容等基本價值猶如亙古長明的燈塔，激流漩渦不能吞沒，狂風暴雨不能熄滅。而大學本身，在世界還並不寬容並不自由的情況下，它就是自由和寬容這一人類理想的象徵。大學自誕生以來，一直張開雙臂接納來自四面八方的學者和青年學生。在這裡，學者們獨立地提出問題，異常活躍地進行思想交流和學術探索；青年學生們則從這裡學會如何思考、如何對話和進行思想交鋒，並從這裡獲得廣闊的視野去觀察世界。大學的寬容和自由還使人們的精神可以往很多方面去發展。無論對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熱情，還是對內心生活的專注、思考和默想，都受到鼓勵和包容。這裡也醞釀和容納各種見解，不論這些見解是傳統的、守舊的，還是新奇的、怪異的，都有立腳之地。四十年代兩度到過劍橋的肖乾先生在《負笈劍橋》一文中記敘了他當時的所見所聞。他驚異地發現，在這個孕育和催生劃時代科學思想的基地竟有一位心理學教授專注於鬼學研究，曾對他大談人鬼之間可以互遞信息。更令人驚異的是，雖然偌大個劍橋，除了此公，無人信鬼，雖然不是沒人對此公有非議，但鬼學家既沒有被大學評議會除名，也沒有遭同僚們孤立、歧視或鄙夷，當然，更沒有被討伐。鬼學家在劍橋安然無恙地存在着，安然無恙地繼續着鬼學研究。這樣的現象，在中國大學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正是這種連鬼學都可以容忍的學術自由，可以解釋牛頓萬有引力定律和達爾文進化論這些驚世駭俗的理論何以能相繼在劍橋問世。

關於學生的自由，裘克安編著的《牛津大學》一書中有很有意思的記敘。牛津的學生有許多社團、學會俱樂部供他們自由選擇。創立於1826年的“牛津協會”是牛津眾多學生社團中的一個。這個協會每周舉行一次辯論。題目一般預先確定，發言人各擇贊成的或反對的一方，力陳己見，駁斥對方。最後進行表決，以觀聽眾傾向。最有名的一次辯論是在1933年2月9日舉行的。題目是“本會在任何情況下將不為國王和國家去打仗”。如此怪論，經過辯論，竟以275比153票通過。當時輿論譁然，視之為青年墮落的證據。其實，當“二戰”爆發後，大學生慷慨奔赴反法西斯戰場，為國損軀者極多。然而，牛津對怪論的包容給了學生不受拘束地發展自己思想的最佳條件，學生得以在各種觀點和見解和交鋒中去形成真正屬於自己的思想，並使自己的思想因受到砥礪而成熟。而眾多學生社團的存在則不僅折射出學生課外生活的豐富和自由，還體現出牛津大學的一個基本的教育思想，這就是牛津大學副校長盧卡斯教授去年在北京接受記者採訪時所談的、也是牛津在傳統上一直奉行的“自學、獨立思考、觸類旁通、全面發展”。

其他大學也有同樣的風範。是自由和寬容使置身於大學中的師生去掉了心靈的鐐銬，讓思想和精神自由生長；是自由和寬容，使大學具有一種朝向未來的張力。記不清是誰曾把歐洲的中世紀喻為一條很長很長的神秘隧道，走進去的是正統基督教，走出來的卻是羅馬天主教。可以套用這個有趣的比喻換個說法：走進去時沉寂無聲、了無生氣，出來時卻喧鬧沸騰、攝人心魄。無疑，正是作為中世紀最重要發明物的大學，在促成這神秘變化中起了重要作用。是大學擁有的自治地位和自由特權在“無聲的中世紀”孕育了使歐洲大放異彩的文藝復興知識精英，推動了風靡全歐的新知運動；在此之後，同樣是大學推動了知識向廣闊領域開拓，向縱深地帶挺進。即使在謊言可以任意傳播，真理被當作異端搜索和鎮壓的專制暗夜中，大學仍是一塊自由的綠洲，由這裡點燃的思考的火炬，早晚要燒掉謊言編織的帷幕。

在由大學展示的理想和堅守的價值中，世界主義和民主性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知識無國界，真理無國界。大學作為知識聖殿和追求真理的場所天然地傾向於人類合作和世界一體。在歐洲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基督教的普遍性呼喚和由各個大學來體現和傳輸的世界精神與正在崛起的民族精神構成了一種建設性關係，成為一種使覺醒中的民族精神免於狹隘的平衡力；在民族主義狂熱一再威脅人類的當代，大學傳統的世界主義精神更是一付解毒劑，它突破由民族主義和意識形態樹起的藩籬，注目於被種種誇大了的差異所掩蓋的人類共同特性，透過多樣性來揭示人類的統一性，通過對生態危機、人口爆炸、核威脅等越來越多的全球性問題的研究來揭示人類共同命運。而大學在科學、文化領域進行的越來越廣泛的國際合作則展示了一種人類團結的可能前景。

說到大學的民主性，誠然人們也許會根據部分大學，例如牛津、劍橋曾在歷史上長期作為貴族學校而存在的事實提出異議。然而，在等級分明的中世紀歐洲，是多數大學首先突破等級的界線而面向一切有才華的人。牛津、劍橋這樣的貴族大學以另一種獨特方式體現出民主性，譬如，它們共同奉行的“自學、獨立思考”的教育方針，校長的選舉制，重大問題通過投票決定，等等。至於前面提到的“牛津協會”辯論，其實就是作為現代民主國家一大特徵的議會辯論的預演，青年學生在這類活動中得到的是民主素質的最好訓練。最重要的是，在近幾個世紀人類爭取平等的鬥爭中，大學以對教育民主化的追求站在了前列。建於18世紀的格廷根大學當時在收費上就有一條規定：貴族生註冊費是平民生的六們。這種“不平等”的收費規定體現了處於專制社會中的格廷根大學稟持着一種不分貧富、人人享有平等學習權利的教育民主化理想。把教育民主化運動推向高潮的，首推美國的大學，不論它們是建於殖民地時期還是獨立戰爭之後。這些大學致力於打破部分人對高等教育的壟斷，致力於使學校成為擴散學問的地方。而且，大學遍布各個社區的條件，也在事實上使大學向每個公民打開了大門。而在歐洲，發生在1968年的巴黎學潮對歐洲教育民主化作了強有力的推動。在巴黎學潮前，歐洲高等教育比較落後。當時，蘇聯大學生人數三倍於歐洲共同體，美國則五倍於歐洲共同體。“五月風暴”中的大學生受正義感引導，激烈反對僅能接納少數人進大學、導致許多優秀人才被埋沒的法國教育制度。學潮後經過改組而大大擴展了的巴黎大學提出的教育主張是：大學應該通過教育民主化與社會不平等作鬥爭。還提出殘疾人、婦女、老年人、移民等弱勢群體都應有權接受大學教育。基於教育民主化的理想，歐美大學還逐漸承擔起終身教育的新職能。

這些大學在教育民主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再次表明，它們不僅有堅如磐石的信念，而且最敏銳地反映了時代的需要，並始終站在變革最前沿。

獨立自治、開放、容忍、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稟持理想以及在執守這些傳統理念與作為變革前沿之間保持張力，是大學在數世紀中展示出來的形象，也是大學之為大學的基本特質。比照比照這些特質，時下中國大學從中可否認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