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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舉債“贖校”風波
送交者: 江華 2003年08月29日17:41:36 於 [教育學術] 發送悄悄話

  一所鄉村小學的興衰流轉

  一場跨國捐助的花明柳暗

  2003年8月20日早上,河南鹿邑縣穆店鄉徐樓村小學校長宋乃貴敲響了上課鐘聲。徐樓小學秋季學期開學了。

  一年零三個月前的2002年4月,為了從個體戶手中奪回學校的管理權,老師們發動了一個在中國農村學校中罕見的舉動:全體學校老師鼎全體之力,傾全副身家,集體舉債贖買學校。

  截至記者發稿,12名聯合贖買學校的老師,仍然繼續平均身負8340元的債務。

  村支書拿學校“抵賬”

  從2001年底開始,徐樓村村支書的屁股後面就不得安生了——承建學校建設的兩個個體戶整天追着要賬。

  1999年,是中國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關鍵一年,鹿邑縣有關部門介紹,從1999年開始,各個鄉“普九”工作加大力度,本來就不太富裕的鄉村感受到的壓力更大。

  為了早日讓學校達標,徐樓村委向農民剛性集資。全村3300多畝地,85%的家庭悉數上繳了集資攤派,每畝65元。

  多年來,相關部門沒有給學校一分錢的建設費用。徐樓鼎全村之力,建起了一個擁有8畝地、18間磚瓦房教室以及花園、操場的校園。

  建校舍的時候,村里先後找了兩個包工頭魏某和劉某,他們分別墊資蓋了18間校舍,花了12萬。

  教室蓋好了,當包工頭去村里要建築款時,發現農民集資的巨額建校費已經“沒了”。截止到目前,這些款項的去脈尚在未知之中。

  當地政府部門在調查中得知,村支書無奈之下,就想了辦法:錢沒有,把學校作價8萬元“抵賬”,賣給包工頭魏某等人。

  教育部門的官員說,誰知道“半路殺出個程咬金”,卡車司機劉林加入競爭。2002年3月1日,劉“奪標”買到了學校。老師眼睜睜地看着集體的學校變成私有財產。劉林的妻子和侄媳婦、劉林的大哥等家人入駐學校,接管了學校。

  老師的抗爭

  易主的學校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原來嚴謹的校風校紀開始變樣。

  劉林任新校長全面負責學校事務,但他除了收取每個學生100多元的雜費和書本費之外,沒有對學校其他事務進行有效的管理。

  “學校非常混亂,學生們打打鬧鬧,簡直反了。”肖長軍老師說,“孩子們到處跑,上課不認真聽講,種的鮮花也被踐踏毀掉。”

  老師們說,原來校規嚴格,是想讓孩子們習慣將來的文明社會,可劉林的管理像放羊一樣。  宋乃貴說,“我僅有的老師加班或全勤獎的福利也沒有了,錢是新校長的。我說自己有胃病,離開了學校。”

  更要命的是,學生上繳了書本費後,學校沒有及時地為孩子提供應有的練習冊。一、二年級的學生本該有10本左右的練習冊,但到手的只有4冊;上完課後,學生根本沒有作業可做。三、四、五年級的練習冊,也只有三四本。

  學生家長對新校長不信任了。開學不到一個月,50多名小學生流失。

  鹿邑縣一位官員承認說:“我們得知,劉林根本沒有管理學校的經驗。準確地說,村支書把學校賣給他,是害了孩子。”

  讓老師抵制的導火索,因為一位老師討要教師工具書而點燃。

  開學初,學校只給老師課本而沒有工具書,老師找新校長索要的時候,新校長滿口答應,但遲遲沒有動靜。4月初,頗感不便的老師再次向校長索要教案和教學資料時,發生了爭執,新校長和老師爭吵得面紅耳赤。

  與此同時,老師們閱讀的報紙,也因為新校長覺得支出太多而拒絕訂閱。

  新校長宣布,可以不用公辦教師教書,愛去哪兒讓縣裡鄉里安排,學校和鄉教辦脫鈎,自己找老師。“他情願把‘自己的學校’當做餵牛的牛圈。

  高價贖回學校

  2002年4月中旬,11個老師找到老校長宋乃貴,集體決定:不管付出什麼代價,將學校贖買回來。

  老師們不斷地找村支書,要求贖回學校。“我們像要賬的個體戶,幾乎天天纏着說。”

  村民也反對學校被不懂教育的人管理:“學校是各家各戶的錢蓋的,不能成為個人的搖錢樹。”

  村支書終於同意老師們的要求,他開出了高出劉林近一倍的贖買價格:10萬元。

  “我們認了。”宋乃貴校長說。12個老師人均找錢8340元,各自想門道找錢。

  宋乃貴從老伴弟弟那裡借3000元、老伴的妹妹2500元、女兒2000元;肖長軍從兩個兒子處借8000元;張永才老師從信用社貸款8000多元。張殿幫老師賣小麥3000斤,換回1500元,又借了妻妹的錢。

  2002年5月1日,老師們陸續來到鄉里集市上,避開劉林,將巨款悉數交給村里。村會計給他們打了收據,根據老師和村子裡簽的“合同”,老師管理學校的期限是25年。

  老師們在合同里沒有簽訂如何還掉債務的方式和如何賺取利潤的條款。“我們只想把學校拿回來,別的什麼都沒有想。”2003年8月25日,一位老師解釋。

  當天下午,劉林自動結束了學校的管理者身份。據參與“交易”的老師說:劉林從村子裡拿回了買校款5.3萬外,村子裡又多給了1萬元,他們收取的學生費用剩餘部分,劉林也悉數拿走。

  2003年8月,記者核實買賣學校金額的時候,鹿邑縣有關部門說,劉林買學校的價格和老師贖買學校的價格都是10萬元。

  老師們否認了這種說法:“我們是當事人,應該清楚事實真相。”

  按老師的說法,學校一賣一贖,漲價近一倍。老師很高興:學校復活了。

  “我們不指望學校出多少人才,我們指望徐樓的後代能少些新文盲。”宋乃貴說。

  隨着學校的“贖買”成功,教學質量穩中有升,學生開始回流。在2003年秋季開學典禮上,學生已經增加到390多人。

  幾十年來,從這所農村學校畢業的學生多達3000餘人。儘管考上大學的只有9人,這已經讓老師們感到自豪了。

  老師的贖買行為,在一些村民看來,像傻子一樣。肖老師坦誠地說,我們不是純潔高大的英雄,我們也有私心,“我們不出這筆錢,將會失去更多。”

  老師們為回到習慣的生活工作模式而舒了一口氣,但每人接近5位數的債務,並沒讓他們舒心多少。

  兩個新加坡人的支持

  其實,柳暗曾經花明。曾有一個機會能幫老師們卸下肩頭的債務。

  2003年6月,新加坡一家華文報紙刊載了中國河南農村12名鄉村老師舉債贖校的“感人新聞”,輾轉從北京傳到了徐樓。

  新加坡的讀者為中國農村教師的行為感動。兩名善心人決定捐助人民幣93581元,替中國教師還債,讓這些不富裕的老師一心一意教書,改變徐樓孩子的命運。其中潘彥諺女士捐款人民幣7萬元,並請該報紙將善款直接轉交給老師;陳先生決定捐款新加坡元5000元(合人民幣23581元)。

  潘彥諺夫婦,都是新加坡南洋大學化學系的畢業生。夫妻倆平日生活樸素。2002年潘捐助100萬人民幣給甘肅省敦煌市七里鎮南台堡村的朝翔春蕾小學,以及福建福安市康厝鄉社洋村的春蕾希望小學。

  2003年7月8日,來自陳先生的善款2萬多元人民幣來到中國,宋乃貴們取到了現金。

  事情的發展卻讓老師們無法控制。他們樸素而“自私”的行為,因為新加坡媒體的報道,變得複雜起來。

  2003年7月上旬,在政府高層的重視下,省、市聯合調查組前來調查,逐字逐句地核實報道的事實。

  “學校賣給個人和老師贖買學校的事實是千真萬確的。”2003年8月25日,鹿邑縣官員證實。

  8月初,老師們得到一個壞消息———有關部門告知新加坡方面,當地政府非常重視徐樓學校事件,能夠“妥善解決”。

  既然能夠解決,潘彥諺打消了資助老師還債的計劃。在中國有關方面的引導下,將資金捐助給雲南的鄉村學校。

  徐樓,從2003年7月份以來,因為有關方面聲稱已“妥善解決”了問題,除了5000新加坡元的資助外,再也沒有得到資助。

  善後處理

  2003年8月19日,按照上級指示,解決“徐樓學校老師負債贖買學校一事”的指令下達。“有關部門責成鄉里解決。”鹿邑縣參與處理此事的官員說。

  這天,老師們被要求和村支書籤訂一份欠款合同,即村子欠老師10萬人民幣。村支書告訴老師,村里沒有錢,最好和鄉里簽。而老師們也集體決定拒簽:村子應該給農民一個交代。

  老師們相信身上的債務不到25年就可以還完。“我們一定用好新加坡的2萬多元錢,這些善錢不善用,是要招報應的。”肖長軍說。他們不想把2萬多元繳出去,也不想拿善款頂債。他們已經定貨,準備買7台性能不錯的電腦給學生用。

  2003年8月6日,農村信用社找貸款的張永才老師要貸款,張老師和信用社的人還吵了架。“人家說,再不還貸款,就扒房子抵。沒有錢磚頭也算數吧。”肖長軍調侃說。

  8月25日當地官員坦率地對記者說,“我們沒有很好利用這個好事——只要是為了我們的孩子,老師和慈善人士做的都無可厚非。我們有些大驚小怪。”

  當地的一些官員認為,徐樓老師的做法應該肯定和表揚。

  “徐樓村委會不應該隱瞞上級部門私下出賣集體所有的學校,沒有向當地黨委政府、教育主管部門和縣教育局匯報。他們犯了錯誤。”參與調查的縣教育局副局長劉景帝說。

  穆店鄉黨委對徐樓村支書給予黨內警告處分;縣委責成鄉黨委、政府“妥善解決老師負債贖買”學校事件的善後工作。

  據鹿邑官方證實,穆店鄉接到上級部門的解決方案後,鄉黨委書記已經抵押了自己的房產,貸款3萬餘元,積極籌措資金替老師還債,將學校收歸集體。

  “不論如何,必須有個真實的交代。”一位當地官員對記者說,“也許老師贖買學校,在全國我們占了第一,但我不希望中國農村的學校步此後塵。”

  新加坡:潘彥諺的希望

  2003年8月25日下午4時。國際長途電話里,遠在新加坡的潘彥諺女士聲音哽咽,她承認自己哭了。潘女士20多年來,每年都要到中國數次。

  潘女士希望自己的善款直接下到學校手中。在她的經歷中,曾經有一筆善款不知去向。“我沒有能力幫助成年人,我只為孩子創造機會,我願意我掙的錢從一個學校的地基開始,從它的改造和擴建開始,讓錢花到實處我才開心。”

  “在中國和新加坡,比我有錢的滿大街都是。”潘女士說,“我少吃20新加坡元的一餐飯,就是一個農村孩子一個學期接受教育的錢。我希望有錢人能夠善待自己的財富。”

  潘女士非常關注河南當地政府的承諾,“我真心希望,老師舉債的事件能夠真正地解決。”“如果中國河南徐樓學校需要資助,我就會出錢幫助他們。”潘彥諺女士在給本報的傳真文件中表達了她的執著。

  “我們希望悄悄地改變徐樓學校的現實,沒有想到讓政府承擔什麼。”8月26日,徐樓村小學的老師說。

  “我們希望為好心人立個紀念碑,讓徐樓後代知道,徐樓人得到過異國的關注和幫助。”

  “現在所做的事情,面子都不重要,我們必須改變觀念。”當地政府部門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說。發生在中國農村罕見的老師集體贖買學校的事件,等待一個紮實的結局。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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