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腐敗：動搖中國的發展根基

宋趙來 《 書摘 》（ 2010年08月01日）

蔣介石成了“常凱申”

日前，國內外多家媒體披露俄羅斯聖彼得堡國立技術大學博士、清華大學歷史系副主任王奇在一部學術專著中將蔣介石（Chiang Kai-shek）翻譯成“常凱申”。成為中國名校製造的又一起學術笑料。前些時候，有北京大學教授將孟子翻譯成“門修斯”；有著名經濟學家將“aminoacid”直接翻譯成“阿米諾酸”，而這神奇的“阿米諾酸”就是常見的“氨基酸”……學者在譯著甚至用於評職稱的專著中屢屢犯錯，實在讓人覺得不可思議。

由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的《中俄國界東段學術史研究：中國、俄國、西方學者視野中的中俄國界東段問題》書中，僅名字翻譯謬誤就有幾十處，其中最荒唐不過的，當屬蔣介石(Chiang Kai-shek)被改名為“常凱申”。

中央編譯出版社的相關責任編輯承認出版社沒有校對這新增加的第三章，結果就是這15頁的內容出了問題。她說：“當時我覺得清華的牌子那麼硬，王奇的學養也很好，倉促之間沒有深究”，“但這本書引用自俄語的部分，是由我社的專業俄語校對檢校過的”。

現年45歲的王奇上世紀90年代初在俄羅斯聖彼得堡國立技術大學留學，1995年取得博士學位，同年回國到清華大學歷史系任教。任教期間，王奇曾獲北京市高教系統教書育人先進個人和2000年“清華大學青年教師教學優秀獎”等榮譽。2000年，王奇晉升為副教授，現任清華大學歷史系副主任、清華大學中俄文化研究與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國中俄關係史研究會常務理事會副秘書長等。

除將蔣介石翻譯成“常凱申”外，該書還將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翻譯成費爾班德；將民國時期外交關係學者夏晉麟(Hsia Ching-lin)翻譯成林海青；將台灣大學原外文系主任、知名文學家夏濟安(T.A.Hsia)翻譯成赫薩等等。

這次“常凱申門”是“韋氏拼音”所惹的禍!“韋氏拼音”在我國早已不再使用，但在國外仍流傳甚廣。有一些外國學者習慣於用韋氏拼音，而在涉華歷史文獻中，用韋氏拼音拼寫的中國人名、地名更是比比皆是。

業內人士指出，現在的學風浮躁!國內名牌大學的博士畢業論文裡都能把自己導師的名字寫錯，蔣介石變成“常凱申”又有什麼稀奇呢?

武漢大學教授李世洞稱，這類翻譯笑話並不少見，數年前，自己就曾發現《現代史學的挑戰》一書將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翻譯成“布雷頓·伍茲體系”。

學術成果是這樣煉成的

對於學術著作中出現翻譯錯誤鬧笑話的原因，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高全喜稱“學術書的翻譯很多都是教授承包，然後找幾個學生來做，自己審閱一下。出現這種錯誤的原因，最根本的問題在於現在的學術制度”。著名翻譯家藍英年說，“這個人太不認真了，只要翻一下辭典，就絕不會出現這樣的錯誤。我家裡好幾本詞典上，把這個譯名都標註得清清楚楚。”

上海《文匯報》記者王樂和姜澎在對部分大學研究生採訪的過程中了解到，時下某些研究生導師申請到課題項目後，“分包”給門下研究生“集體生產”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這在大學的文科院系中更為常見。

有些學術譯著、甚至學術專著，雖然署着教授的名字，但大部分工作卻是由教授“分包”給自己的學生，讓學生“代勞”的。某些大學的博導一看什麼熱門就跟風，往往是先確立一個大體框架體系，然後組織學生找來相關科目若干本教材、學術雜誌與報紙，拿起“剪刀”與“糨糊”，“攢”出一本書。教授到時稍稍審閱一下文稿，學生也能同時在專著上署名，還有“工作補貼”，何樂而不為呢?

據某全國重點大學文科院系一名研究生透露，他就親身經歷過一次“生產過程”。“當時，導師已經立項，要出一本關於社會科學方面的學術譯作。由於工程量浩大，除了僅有的幾個研究生師兄妹外，不少本科生也被組織起來”。此後半個學期，每個學生的課餘生活就基本被“分派”的翻譯任務所占據。本科學生完成分派的章節後，再由研究生代為過目……如此層層審閱，最後匯總起來交到“老闆”——即研究生導師手中。不久之後，該書通過出版社順利出版。

某高校一名教授稱，在很多情況下，導師就像“包工頭”，讓學生分頭完成寫書任務。有點責任心的學生會去翻資料，核對書裡的專業術語和說法，但很多時候學生也就是完成任務而已，都要靠導師事後去細心核對，誰有那麼多時間呢?有些教授一年要寫五六本書，如果都這麼細心，怎麼可能高產!更何況有些學術問題，即使研究生也尚缺乏學養來應對，就更別提尚未系統接受嚴格學術訓練的本科生了。由此，在一些著作中出現低級失誤，也就不難理解了。

現在的不少學術著作和得獎論文，錯誤百出。大家都是把它當做沽名釣譽的工具、賺錢的手段。為了功名利祿，真的很悲哀。

抄襲盛行的學術界

而公然抄襲和剽竊他人的學術成果那就更讓人感到憤慨了，因為這是公然的盜竊，是學術界的小偷。

2009年5月21日中午，一名網友在“天涯社區”論壇發帖曝光“史上最牛碩士論文抄襲事件”。發帖人寫道：“昨晚在期刊網上查資料的時候，無意中下載了這兩篇碩士學位論文，學術造假的新聞、論文抄襲的故事咱也聽多了看多了，但看到這樣抄襲的還是第一次，這可是碩士學位論文啊……”此帖一經發出，在抄襲很普遍的學術界還是引起了軒然大波。

被抄襲的論文來自南京財經大學2006年的一篇碩士學位論文《江蘇省FEEP協調度研究》，作者為該校統計學專業學生曾康寧，答辯日期為2006年12月27日，網絡出版時間為2007年7月16日。

對比兩篇論文可發現，除了地名、統計數據以及一些統計指標的對比排序結果稍微改變之外，兩篇文章基本相同，包括中英文摘要、目錄、文獻綜述、提出的對策等，論文後附的參考文獻內容和順序一模一樣。從答辯時間以及網絡出版時間來看，很顯然是有人抄襲了曾康寧的論文。

在習慣了“過度引用”、“雷同”的今天，人們還是“被雷倒了”，紛紛訝然“抄襲者也太省事兒了，只要動動‘替換鍵’就一切搞定”。發帖人小蕭認為抄襲得太過分了。

東北財經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27日做出決定，抄襲者袁新被撤銷碩士學位，收回已發放的碩士學位證書。

2005年1月10日，南開大學美國歷史與文化研究中心通過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網發布了一條信息：南開大學嚴肅查處張愛民博士論文抄襲問題，宣布“原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2000屆世界史專業(研究方向為美國史)博士畢業生張愛民的博士學位論文《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緣起——論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產生的原因和歷史條件》(以下簡稱張文)存在嚴重的抄襲問題”。“專家對張文進行了兩輪仔細核查，已確認張文有六十餘頁的內容系抄襲而成”。“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學位委員會於2004年12月中旬召開了特別會議”，“建議南開大學學位委員會取消張愛民的博士學位”，“南開大學學位委員會已於2004年12底做出決議，取消張愛民的博士學位”。

現在不僅學生抄襲，連教授也抄襲。上海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陳湛勻是在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優勢及其跨國投資戰略》的過程中，被發現有兩篇論文存在抄襲。根據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的通報，陳湛勻發表在2007年第6期《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學報》上的一篇論文《我國製造業國際競爭力的顯示性指標研究》，全文約9100字，其中抄襲2300字，抄襲率約為25%。發表在2007年5月《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上的一篇論文《四因素模型視角下中國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優勢研究》，全文約5500字，其中抄襲1660字，抄襲率達30%以上。上海大學日前已經免去了陳湛勻上海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職務，並撤銷了其相關行政職務。

2006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常委公布了一個調查，在接受調查的180位博士學位獲得者當中，60%的人承認他們曾經花錢在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相近比例的人承認曾抄襲過其他學者的成果。真正的研究，需要長時間的艱苦努力。但是在成果壓力和經濟利益的雙重驅動下，沒有多少人願意十年寒窗熬出一個成果；也沒有多少大學，給學者這樣的空間去做學問。造假，成了一步登天的手段，而且很顯然，屢試不爽。

被金錢左右的學術刊物

《中國青年報》報道：近年，一份叫《商業現代化》的刊物，每月出版三大本，每期近四百頁，共二百多篇文章，以所謂“旬刊”的形式發行。但是，作者在刊物上發表文章並非是“免費午餐”，更別說有稿費，而是要向刊物繳納版面費，每頁千元上下不等。這麼一家在社會上知名度不大的雜誌，僅2006年就斂財上千萬，4年下來已收穫數千萬元，經濟效益實在“好得很”。

如果學術刊物粘上了金錢，而且是大額金錢，學術腐敗就難以避免了，因為刊物一旦唯“錢”是圖，是非便沒了標準，在金錢的驅使下，沒有資格的論文卻發表了，而有真見解、高水平的論文卻得不到機會發表，評委會也被金錢所左右，長此以往，刊物上肯定會充斥大量平庸的“學術論文”。

根據全國高校資料中心的統計，高校文科學報數量已達到一千一百三十多家。學術期刊數量的增長並沒有帶來質量的提高，甚至有學者提出，在精神產品方面，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垃圾產地，而學報可能就是最大的生產基地。

清華大學教授李伯重直言不諱地指出：“全國一千多份學報，大部分學校都是為本校的學術職務晉升或者是種種關係發表文章，連基本的學術規範、學術標準都談不上。造成了極大的社會浪費，而且造成了我們國家文科學術產品質量非常惡劣的聲名。”他毫不留情地說：“在精神產品方面，現在可以說，中國至少在文科方面恐怕是世界最大的垃圾產地，在這個方面，學報可能就是最大的生產基地。”

“學報的兩極分化特別厲害，說句不客氣的話，真正辦好的學報，我想不會超過30家，在這之外，可能也會發一些好的文章，但是大多數文章我覺得都是垃圾。”《清華大學學報》常務副主編仲偉民對於學報的現狀也憂心忡忡。

而且，學報往往成為本校教師的自留地。四川某高校青年教師王芳(化名)讀在職博士已是第四年，目前正忙着博士畢業，按照規定，還需要發表一篇論文。情急之下，她把文章送給了自己所在學校的學報，學報編委已經答應發表，只是要排大概兩期的時間，因為前邊已經有很多教師在等着發論文了。大學學報可以為本校教師發表論文提供便利，似乎已經是一個慣例。本校教師在外發不出去的文章往往在本校的學報上發表，學報的質量因此受到影響。

中國學術發展之憂

著名數學家丘成桐曾說過，我曾經跟北京的幾個教授建議過做“龐加萊猜想”，它有價值，值得付出學術努力。但他們一直不做，原因很簡單，這是基礎命題，費時、費力，而且賺不了什麼錢。所以現在中國，教授都跑去做應用課題，基礎科學無人問津，這對中國未來的學術發展有極壞的影響。很多教授都忙於走穴和做些功利性很強的項目。

對於院士制度，丘成桐說：“院士的選舉本身就不是公開的，院士選出後，他們的權力極大，又絕對缺乏監督。一個學者，從申請經費做項目，到項目完成參加評審，全都是由院士們掌控。腐敗就是從這裡滋生的。”上海交大的一名教授說：“怎麼評價教授實力?怎麼評價這個人有沒有資格獲得基金?怎麼評價他能不能評上院士?怎麼評價這個獎項該給哪位科學家?所有這些評價機制，在多數情況下，都是不透明的。學術風氣敗壞，跟這個不透明的評價體系，關係太大了。”

著名教育家、前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認為：“現在培養的十多萬基本上不合格和學風不佳的博士，他們有一個博士的桂冠，所以他們將會充實到大學和科學研究機構，由這些不合格的博士再培養出更多不合格的博士，這就是一個惡性循環的怪圈。所以，我預計20年以後，我國的教育和科學水平還要下降，與世界先進水平的距離還要拉大。”

中國數學家朱熹平和曹懷東有關“龐加萊猜想”的證明公布之後。網絡上曾很快出現質疑聲。對此，丘成桐表示，這些人的姿態根本不是學術討論，因為整篇論文長三百多頁，一般的數學教授也需要至少半年的時間才能理解當中的內容。中國內地學術界對一個重大的學術議題一致反應冷淡，甚至排斥朱熹平，說穿了是中國學術界中的一些既得利益者擔心這個成果動搖他們的地位，刻意把朱教授他們的研究成果壓下去。

2002年，國際數學聯盟在北京召開年會，中國數學會出面，負責安排中國的數學家在會上發表演講。國際數學家年會的演講人是對學術成就的很高肯定，但結果八個演講人里，七個都是北京的。其他成就遠遠高於演講者的數學家都沒有機會發言。“朱熹平教授是中國國內最好的數學家之一，後來被哈佛大學用最禮遇的方式邀請做訪問學者，但當時，竟然連年會的邀請也沒有收到”。

學霸橫行，權力壓制學術，嫉賢妒能，雖然並不是學界的主流，但也埋沒了很多人才，極大地毒害了學術環境。